方勵之說鄧要起訴他 ZT

轉自多維

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方勵之談誹謗鄧小平始末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民運人士方勵之去世，引發了新一輪的關注潮。想起去年看到他談“誹謗鄧小平”的文章，現全文呈現給大家。

1987年初我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當局整肅。之後，當局對我的所有活動，包括國內外的學術活動，一直有緊密監視。每次在國內大學作學術演講，坐在前排的，就有監視人員。任何當過多年教師的人，很容易識別，哪些聽眾是學生或同行，哪些是外來客。後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終是呆呆的。

在國外，也可能辨別中國派出的特殊任務者。早在1981年夏，我在巴基斯坦Nathiagali國家暑期物理學校（現稱暑期物理學院）講幾次天體物理。來了一位光明日報記者，其作風不太像職業記者。北京的許多人知道，光明日報的外派記者中，摻有總參二部的情報人員。Nathiagali是吸引情報人員的地方，因為它是巴基斯坦核設施所在地。本?拉登被美軍突襲擊斃的地點Abbottabad距Nathiagali 約20英裏。有一次在休息時間，我冷不防突襲光明日報記者：“你是總參二部的吧？”。該人竟一時愣住，不自覺地點了頭。我臨走時，該“記者”還托我給他家帶回去一點外國貨。總參二部有一個家屬區在頤和園北，距北大不遠。

1988年8月8～29日，李淑嫻和我去澳大利亞，先在Perth參加第五屆Marcel Grossmann廣義相對論會議。我講的題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撲孤子，隨後我們又到堪培拉、悉尼，墨爾本等地訪問。除學術活動外，中國留學生還邀我介紹國內的情況。有的學生特別問起北大的小字報。我如實作了介紹，說，有小字報提到，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

我還沒有離開澳大利亞，北京的朋友就緊急傳話來：鄧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亞說的話了（果然線人無處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學人員中發展的）。鄧小平說，方勵之在國外的言論，“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是對他的誹謗。他要訴諸法律，起訴方勵之。

我當時想，這可能是謠言。第一，凡在國外的中國學生學者，大都開有國外銀行賬號，有存款。這是很正常的事，哪裏談得上誹謗？第二，如果鄧小平要整肅我，根本不必訴諸法律。他是最高領導人，辦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費時費力。

8月29日，我們飛新加坡，去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WSPC）談出版事宜，同WSPC的老板潘國駒教授喝了一次功夫茶，沒有非業務活動。在新加坡，沒有“誹謗”案的消息。有記者透露，新加坡當局告訴他們，方勵之在新加坡期間，不得報導方的消息，隻有等方離境後才可見報。果然，在我們離新加坡去香港的飛機上，才看到新加坡報紙的報導。在香港，我還恭維了幾句新加坡，說“新加坡還是有民主的”。

香港眾男女記者聽後，哄然大笑 ，不以為然。不難理解，那時候香港尚未回歸，香港記者還沒有體嚐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滋味。

9月1日到香港，主要活動是應“黃林秀蓮訪問學人基金會”邀請，在中文大學講學訪問一個月，但我們隻停留了一周，9月8日就離境了。在一個歡迎會上，我曾說，物理學家（如牛頓，麥克斯韋等）常常是從錯誤的基本假定出發，得到正確的結果（動力學方程），而政治家們常常是從正確的基本假定出發得到錯誤的結果。又令一些人不高興。

在香港，我們多次被記者圍住。沒有記者提到“誹謗案”，可見，消息還沒有傳到香港。“誹謗案”真的是謠言？香港新華社“記者”的行為證明，不是謠言。9月8日晚，在香港碼頭等噴射船去澳門。在開船前數分鍾，突然有兩個自稱香港新華社“記者”要求采訪。手裏拿著錄音機。劈頭就問：你在澳洲是不是講過“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銀行有帳號，有存款”？我答：“有啊”。采訪立即結束，轉身就走，也沒有說一聲謝謝。顯然不是“記者”采訪，而是取證。

訪問澳門的目的之一，是想去看看四百多年前，給中國帶來歐幾裏德幾何學的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澳門的遺跡，很遺憾，蕩然無存。有的澳門人甚至不知道利瑪竇或耶穌會士是何年代來澳門的。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驚奇；“你們還敢回來！”“我們都以為這一次你們不會回來了。”顯然，“誹謗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經傳開。有的朋友不解，“你們何必回來引頸就戮？”當時，從出國訪問轉而滯留國外的學者已不少。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滯留不歸。我們之所以按時返國，是相信在“誹謗案”上，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舉證。現在想來，不免後怕，充足理由律還不能普適到北京的法庭。

法學界朋友於浩成先生來我家簡報“誹謗”案的現狀（不是小道消息）：鄧小平已在找律師谘詢誹謗案。黨內高層已傳達，要對我的誹謗言論予以法律解決。

9月25日，夏偉（Orville Schell）和劉白方夫婦，以及林培瑞（Perry Link），邀請李和我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吃晚飯。我們不認識章，不知為何要請我們去吃飯。我對史家胡同倒很熟悉，因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在那一帶住。那一帶是北京的大宅門的密度最高的地段，紅的，黑的，新的，舊的，破敗的，都有，章家的大宅門是紅的，不算很新，但還可以。門麵的大小新舊，標誌等級地位。按我同學的說法，他知道“每個大宅門裏住著什麽蛐蛐兒（蟋蟀）”。

吃的什麽蛐蛐兒飯，忘了。請我們去的原因，是章含之向我們證實，誹謗案要正式檢控了，已通知外交部了。外交部發言人在準備應對外國記者的提問。

外交部知道的事，國外媒體也就知道了，這就到了本文一開始引用的新聞“9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以誹謗罪檢控方勵之。”

隨後，全國發行的“參考消息”，也注銷文章，點名說方的言論已屬誹謗雲雲。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非常興奮。方勵之和鄧小平要對簿公堂了。這是中國沒見過的事件。“在國外銀行有賬號有存款”的言論在中國要被起訴，而且是由“中央軍委主席下令”。

10月初，一度盛傳，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即將向我發出傳票。一時相當緊張。法學界朋友立即幫我延聘律師，組織律師團。有人來信提供法庭辯護論據，也有人準備認真收集領導人及其子女在國外存款的證據。一般情況下，銀行賬戶和存款，是隱私，銀行是不讓外人調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賬戶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調查的，甚至可以凍結。加之，方的言論是在國外，可否調查要引用所在國法律，不全依賴於中國當局的意願，問題變得複雜。

美國馬利蘭大學國際法教授丘宏達（他的哥哥丘宏義，是我同行，在美國宇航局工作，認識多年）當時曾對此案涉及的法律問題作過分析：

“中共對誹謗罪的規則列在刑法一百四十五條上，條文是：“以暴力和其它方法，包括大字報或小字報，公然侮辱他人，或是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剝奪政治權力。”前款犯罪，告訴乃論，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者除外。

“由方勵之的狀況判斷，中共當局可能會以公訴方式，以“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為由，將他起訴。一旦被正式提起公訴，按過去案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會被判刑。至於會不會公開審判，中共規定比較彈性。在誹謗罪審判上如果認為對當事人名譽有嚴重傷害時，可以不公開審判。但是方勵之案中，不能適用這種規定。中共會不會引用對國家名譽有重大損害的理由，而不公開審判，就不知道了。

“方勵之是在國外發言，即使罪名成立，本刑在三年以下，按中共刑法規定公民在國外犯罪，本刑在三年以上才追訴。所以中共當局勢必援引另外一條規定：“公民的犯罪行為或結果，其中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就可以算在域內犯罪。

“這個案子若繼續發展下去，在中共是首次創例，一定有特別用意和效果，值得注意。”

然而，等了一個月，傳票始終沒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六局（知識分子局）副局長陶斯亮來我家家訪。正式告知，誹謗案撤訴了，警報解除，但沒有解釋原因。

後來得知的內情是，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法律顧問告訴鄧小平，方的言論構不成誹謗罪，因為方的言論沒有點名鄧小平，或任何其它人，而隻說“一些領導人及其子女”。這不能用作誹謗言論。謗言罪是“告訴乃論”，即必須有明確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領導人及其子女”，這原告“一些”將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員以上？當時，鄧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員。

為什麽鄧小平對“領導人及其子女在國外存款”一語大動肝火，而且要用起訴方式整肅？對比1976年春的另一個故事。那時，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準備點名“批鄧”，鄧小平聽後淡然一笑：“那就點名好了，我早就說過，我是聾子不怕響雷打，死豬不怕開水燙” 。1988年，“國外存款”傳聞沸沸揚揚（北大小字報不是唯一的），並沒有點名，怎麽就燙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報無非暗指，在“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產黨內的最高層領導，及他們的家屬。鄧小平當然懂得“不言自明”對他的殺傷力。務必盡除而後快。為此，顯然不能發一個紅頭文件，標題為“領導人及其子女無外國銀行賬號及存款之說明”。以誹謗案法律起訴，是最容易引起公眾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殺一儆百。

所以，誹謗案的撤訴，並非鄧小平的失算。甚至，鄧小平原來就沒有準備真上法庭，而是盡量傳播“鄧小平告方勵之誹謗”的消息。因為，無論上不上法庭，“鄧小平告方勵之誹謗”的消息一徑傳開，“殺一儆百”的效果，就達到了。這就是丘宏達所關心的此案“特別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時，日本產經新聞駐華盛頓記者（曾在北大念書）采訪我，他說他看過鄧小平在各種大小場合的講話（當然包括誹謗案）。他說，“我感覺鄧小平老盯住你，特別恨你個人，你們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沒有私仇，很難解釋：“海外存款傳聞傳者極多，鄧小平怎麽隻辦方勵之的海外談話？”（劉賓雁語）。不過，我確實與鄧無私人恩怨，斷然否定日本記者的推測：“沒有，沒有，絕對沒有。我同鄧小平先生沒有任何個人接觸，談何私仇？”

不僅無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還公開感謝過鄧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學的通俗報告時，突然有人問我對鄧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謝呀，感謝鄧先生義務地幫我宣傳和推銷，感謝鄧先生免費收集整理1985-1986年間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興講話，感謝鄧先生免費編輯這些講話並印刷成冊，感謝鄧先生免費發行15萬冊到全國，平均每個黨支部一本……”這應當不算是誹謗言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