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對毛澤東，很多年保持沉默，與毛澤東若即若離，是隨波逐流高官當今最佳權術選擇。保留這塊招牌，除了昭示中共正統，還可以安撫些毛派勢力。黨內改革派反對專製獨裁，遲早會與毛澤東決裂，隻是時機問題，而最佳時機是，民族普遍客觀評價近三十年，體諒專製體製下主持正義的特殊性；不過安撫*****而失去民主力量支持，顯然越發得不償失。另外不排除黨內存在保守勢力，又想借助招牌維護專製，又怕忽悠*****過火，讓階級鬥爭情緒複活，傷害既得利益權貴。
多年來無論哪裏，隻要一涉及毛澤東，肯定會引起一番激烈爭論，而且時常升級為彼此漫罵詛咒。辯論本來正常，可是缺少真實史料，是非觀念錯亂，隻能無休止打口水戰。評價毛澤東，關係到中國能否確立正確是非輕裝前進，三十年來摸著石頭過河，誘發了諸多社會矛盾，內耗隨時引發社會動蕩，讓國家無法保證可持續發展。長期不能給毛澤東定位，民族被割裂，嚴重製約著民主進程，人群割裂背景下即使民主也是沒有效率，而*****超出百分之五十時民主則意味著文革複辟。
當下中國不乏聰明之人，可是大多忙著發財，另外顧忌專製環境，所以把熱情都悄悄埋在了心底。公開活躍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雖在增多，可是無論左右，多是受利益或情緒牽製，觀點和表現都暴露出政治上幼稚，基本與民意格格不入，甚至民主隊伍中也不乏毛澤東殘酷鬥爭情結。由於*****勢力意願單一，處處顯示出團結，其表現氣勢磅礴，但是毛澤東去世已久，很多人都在人雲亦雲，早沒了昔日忠誠及敏感；一旦公布真實曆史，民眾經曆過了改革開放，足以接受任何結論。
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發展，放大了專製體製下腐敗，政治體製改革停滯，福利保障沒能及時適度跟進，導致很多民眾精神壓力過大，讓人錯覺毛澤東時代公平，而“為人民服務”等絢麗口號，模糊了那個時代摧殘人權的邪惡。經濟蕭條，生活必需品都需憑票供應，貪汙了錢也難有東西可買，所以當時腐敗主要表現在權權交易。再加上高度新聞管製信息封鎖，輿論單一洗腦，“帝國主義國家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等著社會主義陣營去解救”，因此當時心理落差很小。
專製體製下發達的新富豪，在想象中都或多或少存在違法，有人擔心進入民主法治社會，違法證據難覓，會存在很多漏網之魚，不甘心這些人民主後依然逍遙。其實所有國家從專製到民主，都會經曆這麽一個尷尬時期，*****等堅持一刀切階級清算，好似眼睛裏不容沙子，客觀上在阻撓民主破壞法治，拖延專製時間以及基層民眾苦難。務實分析，即使存在漏網之魚，這些人大多腦子活泛，善於資本運作，會給社會製造大量就業機會，愚蠢之人會很快被法治或市場所淘汰，何懼之有。
毛澤東效仿斯大林玩弄權術，帶領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在黨內贏得了曆次權力鬥爭，最終自己走上了神壇。其手段也很簡單，迎合利用加劇愚昧，拉幫結派，模糊是非，言而無信，心狠手辣；晚年為穩固既得權利，人為扶持派性，相互牽製，導致後患無窮。持續“以階級鬥爭為綱”，總讓“少數人”處於血腥恐怖之中，隻是多數人對“多數人暴政”的邪惡缺少切身體會。無休止的鬥爭哲學，隨時調整敵人範圍，在運動中給鬥爭對象定比例和任務，倡導“大義滅親”製造了紅色恐怖。
城鄉、單位、職務、等級工資等差異，時刻培植著尊卑，那時身為國營職工，是整個家庭的榮耀，而農民連到城裏自由打工的權力都沒有，更沒有國營職工的醫療保險，隻能享受赤腳醫生服務；很多城裏人因為第一時間沒能進入國營集體，注定了一輩子臨時工命運；文革後為掩飾經濟崩潰緩解就業，毛澤東此時則忽視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和“領導地位”，破壞城市引領鄉村的規律，變異知識下鄉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客觀上削弱了工人階級後備力量。
毛澤東一直標榜自己是農民，還讓陳永貴當了副總理，輿論導向因此誤導農民當了家做了主，殊不知自從他們登上權利寶座，早就自然脫離了農民階層，其典型個例榮辱代表不了廣大農民階層。在毛澤東心中，國家管理隻有權利，無需專業知識，恩賜給誰都可以勝任，隻要聽話就行。其出身學說和實踐也很邪惡，讓一些人自打出生就失去了尊嚴；隻有“反革命”罪名例外，束縛所有人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人越窮越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導致人民幹勁衝天卻始終食不果腹。
如今很多*****苛求人民代表大會按照階級比例分配名額，此舉隻能讓政府臃腫笨拙，將中國複辟到毛澤東共同貧窮時代。政府公務人員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但是國家管理偏偏需要專業人才，而這些精英頭腦靈活，處事態度務實，基本躋身富豪群體。如何從少數精英群體選拔出公務人員，使其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確是令人類困擾的難題，沒有最好辦法，隻能通過民主，以選票精選覺悟的精英，盡管不能確保最好，但是可以有效製約庸腐，以言論自由充分行使監督。
很多弱勢群體雖然也不喜歡共同貧窮，但是更忍受不了分化讓自己遭受的白眼，所以寧願站在文革複辟旗幟下，不惜國家倒退到共同貧窮。殊不知“為富不仁”是中國變革時期必然存在的現象，很多人因此傷害了個人利益，堅持正義也付出了諸多犧牲，中國如果想擺脫幾千年的惡性循環，脫胎換骨更上一層樓，經濟上順利趕超發達國家，中國隻有在政治上前進，而不是文革複辟，否則人民群眾如今的犧牲非但打了水漂，今後中國還會因為再次崛起分化，讓人民重受二茬罪。
毛澤東不惜以誌願軍陣亡十萬計為代價，力促中國在朝鮮戰場抗衡了美國，後來又費盡心機擁有核武器，把愚昧緊密團結在自己周圍，因為建國後沒有遭受過外侵，文革時期又出現民整官，所以造成人民站起來的錯覺。毛澤東是站起來了，而且還高高在上，而所謂人民當家做主的現實是，和平時期民不聊生，國內不能存在任何反毛聲音，收音機短波波段旋鈕都是擺設，幫助過毛澤東的功臣，包括文革中造反的學生，幾乎沒有好下場。沒有人權國度，主權也隻能保護獨裁者的利益。
建國後毛澤東的確展示了強大國威，把狂熱民眾凝聚起來，讓西方世界無所適從；毛澤東敢於豪賭，根本不在意軍人和百姓性命，無視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利用矛盾又是毛澤東的拿手功夫，巧妙利用蘇美兩大陣營對立，在二強之間以平衡獲得生存；對外示弱的時候，回避或篡改背景真相，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做掩飾。斯大林促使外蒙獨立，搞個人崇拜和血腥清洗時，毛澤東或裝聾作啞，或唯唯諾諾，偏偏在前蘇聯否定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斷絕了與蘇聯正常往來。
否定毛澤東的理由，不該是傳說中他婚外玩弄女人，不該是楊開慧還在監獄，就與賀子珍重婚；而是以脫離人性的標準要求他人，隻許自己放火，不許群眾點燈；百姓如果暴露生活作風問題，文革時期將會生不如死。毛澤東時代共同貧窮，破壞了色情行業土壤，其中多數人暴政功不可沒。色情行業興衰反映著文明程度，但是綜合疏導的結果才作數。盡管政策法律道德醜化壓抑著性欲，可是那時強奸殺人犯卻是屢見不鮮，百般限製婚姻自由，導致時常耳聞情欲誘發的惡性案件。
毛澤東生前以多位親屬的犧牲，來標榜自己品格高尚，使用出身理論神化自己，本身就是無恥表現。首先意外陣亡與慷慨赴義，犧牲方式不同，都折射出對信仰的忠誠差異；而且在正義戰爭中陣亡的人，都不能確保所有人品格百分百高尚，更何況張冠李戴。從毛澤東畢生追求分析，為了實現獨裁，他可以拿江青做槍手，寧可親人犧牲，也不肯放棄權利，就可對其人性略見一斑。借花獻佛是毛澤東騙取人民信任的一貫手法，以“為人民服務”口號和雷鋒等標杆來昭示自己偉大。
評價曆史人物，需要評論者首先跳出三界外，以當時世界文明為背景，國內政治環境為依據；除了根據其言行鑒定其功過是非，還要透過表麵現象去挖掘其動機，才能準確定位曆史人物；盡管挖掘動機很難，可又無法回避，因為做事動機決定著一個人的品性。人都具有兩麵性，不可能一輩子隻做好事，或者隻做壞事，但是在生命沒有受到威脅的前提下，毛澤東為了一己私利，神化自己，不惜犧牲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可以作為世界現代文明背景下一票否決毛澤東的理由。
探討三年大饑荒，不必把精力消耗在大饑荒死亡數字上，因為無論餓死幾萬，還是餓死幾千萬，都影響不了我們對毛澤東邪惡本質的定性。經曆過那個時代的，健在的人還很多，目前很容易了解到真相，隻要激發了年輕人求知欲，由不得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信口雌黃。據說大饑荒頭一年中國農業大豐收，當時吃大食堂，不允許把糧食收到個人家，而由於集體儲存能力不足，導致大量糧食爛在了農田，次年百姓沒有糧食吃，隻能搶吃野菜、樹皮、樹葉，很多人因此出現浮腫。
最新解密資料表明，前蘇聯知道中國大饑荒後，主動提出支援中國，可是被毛澤東拒絕，而且主動承諾按時償還債務。退一步講即使上麵資料是假的，麵對大饑荒民不聊生，作為領袖的毛澤東，應該進行外交斡旋，不惜委曲求全，也要嚐試國際社會人道主義援助。可是毛澤東卻背道而馳，謊報蘇聯逼債與自然災害，寧可人民饑餓與死亡，也不能阻止塑造毛澤東偉大氣魄。不是毛澤東不會賴帳，而是他不想為人民賴帳，他害怕因此否定大躍進和大鍋飯，頑固閉關鎖國政策。
三年大饑荒證明了大躍進失敗，證明了毛澤東在經濟領域的無能。迫於黨內壓力，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蜻蜓點水，做了自我批評，經濟領域靠邊站，給了中國經濟幾年喘息機會。以那時毛澤東威望，如果致力於完善民主集中製，應該也能名垂青史，可是本性決定了他不能漠視權力旁落，悄悄醞釀文革政變。毛澤東以林彪軍界為後盾，以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旗號發動文革，借助民主暴政土壤，迎合利用愚昧，實現個人最高指示王國，而群眾隻能隔三差五享受“憶苦思甜”。
毛澤東之所以膽敢如此，就是迎合、利用民族的愚昧，洗腦與利益誘惑加劇是非錯亂，以便自己渾水摸魚。現在想起來不可思議，毛澤東拿著“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荒唐口號，竟然招搖了一個時代。群眾愚昧，官員也迷糊，可是經過文革洗禮高官開始反思，有人隨波逐流助紂為虐，有人開始覺醒，可是迫於毛澤東淫威而委曲求全。直至毛澤東去世，葉劍英力挽狂瀾，救共產黨告別邪惡，重新確立了鄧小平在黨內的總設計師地位，並與其共同推動了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
經過近半個世紀戰亂，中共建國時經濟接近一窮二白，前三十年經濟絕非一無是處，和平時期總要有所建樹，但這絕對不是毛澤東的功勞。從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業的起落，從前三十年國民始終在溫飽線下掙紮，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對經濟的破壞。前三十年曆史充分證明，每當毛澤東消停時，國家有了喘息，經濟就有生機。鄧小平農村經濟改革以後，中國人民迅速解決了溫飽，跳出了前三十年農業的惡性循環，說明改革開放成就並非毛澤東確立的基礎。
筆者經曆的文革晚期，祖籍隻能按照計劃種植玉米高粱，鄉親能吃上白麵就是享受，吃上餃子就是過年。北方的居民家家都挖菜窖，冬天隻能儲存蘿卜、白菜、土豆等幾樣蔬菜，政府不參與南菜北運和大篷種植，也不允許個人參與，那時投機倒把還屬違法。城市裏居委會隔三差五檢查居民是否私自養雞，不給小資產階級留任何尾巴。想起少年鑽到床下學雞叫戲弄檢查人員情景甚是好笑，想起居民發泄不滿當眾砍斷雞脖子，雞身拖著耷拉著的雞頭滿院子狂奔的情景甚是恐怖。
有人拿現今尖銳社會矛盾，反推文革初期毛澤東料事如神，證明文革完全正確。其實毛澤東絕頂聰明，知道斯大林模式和西方文明孰優孰劣，可“十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說明他壓根沒信心實現和諧社會，威望盡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想消滅人類私欲也隻能是螳螂擋車，充其量成為他實現個人獨裁的幌子，不可能兼顧到群眾利益。中共前三十年“權權交易”玩人，後三十年“權錢交易”玩錢，都是毛澤東畢生追求的專製體製下必然，如今貪官汙吏都是專製弄權的受益者。
在史實模糊錯亂的時期，應該側重於定性分析，已經能夠定性的事件就少糾纏於量化分析，正義人士更不該因為量化偏差而內耗不休。其實根據中共發布的史實，甚至毛澤東生前自己炫耀的重大事件，結合現代文明是非標準去剖析，不失為當前行之有效的定性策略。過去教科書一直認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是破壞北伐戰爭、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罪魁，其實隻要留心《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作日期，是在“四一二”之前，就可以澄清曆史，毛澤東才是真正罪魁。
因為國共精誠團結，孫中山製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深得民心，北伐勢如破竹。而毛澤東深知亂中奪權道理，擔心進入和平局麵後難於混水摸魚，因此無視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土地改良政策，迫不及待在湖南掀起土地革命。土地改良政策意味著向地主購買土地分給農民，但是需要合法政府做後盾，落實起來還需要時間。毛澤東以無政府土匪方式鬥殺地主，玩的就是時間差，畢竟土地革命可以立杆見影迎合一些農民需要，表麵很正義，其實就是血腥的民主暴政。
毛澤東生前一直讚譽北伐戰爭，可明知被殺土豪不少是北伐軍官家屬，此舉勢必引發國民黨各個方麵恐慌，激化國共矛盾，毛澤東不惜違抗中共中央，仍然堅持土地革命，要的就是國共分裂這個效果。遺憾蔣介石也落入了毛澤東圈套，針對所有共產黨人發動“四一二”政變，把主張國共合作的共產黨人也推向了絕路，引發中共中央頻繁發生改組，國家和國共混亂都給了毛澤東機會。土地革命初步顯示了毛澤東弄權的手段，也說明他十分自信，未來能夠駕禦中共，駕禦中國。
曆次土地政策變革顯示，毛澤東是地道的機會主義者，決策從不根據是非曲直，隨時根據革命鬥爭需要而變化。湖南土地革命，實現了國共及中國混亂；延安時期作為政府首腦，毛澤東推行的土地政策卻是改良，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各個階層；而建國初期，毛澤東又將土地政策恢複成革命，表明他將確立鐵腕政權，保持中共革命黨本色。這種革命思想，在建國後前三十年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抑製了經濟領域主觀能動性；在後三十年民眾無法接受新分化，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毛澤東一直借助媒體痛批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也絕不能漏掉一個”，可是中共曆次運動擴大化，民眾麵對如今諸多尖銳矛盾的情結，又何嚐不是如此。現代文明需要民眾擺脫愚昧，理性遵循法治，“寧可漏掉一千，也不能錯殺一個”。毛澤東迎合、利用愚昧，務實創建中共武裝，本也無可厚非，戰亂時期需要實力說話，抵製迎合就很難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民情愚昧，戰亂又讓人民水深火熱，民眾受到利益驅動，選擇毛澤東也是必然，而毛澤東不該和平時期加劇愚民。
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再次聯手抗日，由於攘外前沒能安內，國共都顧忌著後院著火，潛意識裏仍然處於敵對狀態，而消極對日正麵作戰。毛澤東遊擊策略，宣傳上是騷擾打擊日寇，客觀上是以壯大共產黨武裝為主，騷擾日寇為輔；平型關和百團兩次對日正麵作戰，還被毛澤東批評暴露了實力；而敵後遊擊戰，非但不能有效消滅日本軍事力量，反而拖累敵後群眾遭受損失。遊擊策略也隻能仰仗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援手，日本宣布投降前後，國共兩黨軍隊才開始積極搶占地盤和槍械。
毛澤東不該抹殺國軍在正麵戰場的表現，不該無視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決定性作用與恩情，不該把抗日勝利的功勞據為己有。之後國共內戰是民族愚昧的必然結果，中華民族當時那片土壤，產生不了貼近群眾的民主力量，來引領中國實現民主。電視劇中可以看到，美國調停人馬歇爾不辭辛勞往返國共雙方，認真從中斡旋，希望中國建立民主政府，而國共兩黨卻把馬歇爾當猴耍，利用他拖延時間積極備戰。民主對當時的工農來說，屬於奢侈品，所以中國很少有人感念馬歇爾。
實踐證明毛澤東的諸麵旗幟，更加迎合了民族的樸素追求，盡管建國後證明有些旗幟隻是權宜之計。這些旗幟吸引了眾多有識之士，壯大了共產黨隊伍，使得共產黨多了很多善良和智慧，正是因為這些力量，積極影響著共產黨整體素質，最終瓦解了毛澤東畢生經營的個人崇拜。無論如何，都無法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借助思想高度控製，最終實現對軍隊的絕對掌控，以運動戰和軍人堅強的意誌徹底擊潰了鬆散管理的國民黨軍隊，把他親手砸碎的“舊世界”重新統一起來。
從作戰角度分析，運動戰以軍隊良好作風做支持，可以有效實現以弱打強。可是運動戰和遊擊戰具有同樣缺陷，時常拖累支持自己的群眾遭受損失。國共內戰初始，為了戰爭需要，毛澤東就把老根據地延安拋棄了，聲稱不惜壇壇罐罐被打爛。而運動戰與土地革命相結合，非但對農民缺少責任感，還脅迫民眾不得不參與革命。其實早在土地革命之時，毛澤東就有終極目標，在農村實現合作社，之所以熱衷於打土豪分田地，不惜合作化時對農民背信棄義，無非有利於招兵買馬。
毛選首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充滿敵視知識精英，迎合利用愚昧的觀點。毛把所謂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列為主要敵人，因為他們極端反對革命，主張資本私有經濟，與西方列強往來；不以善惡來甄別敵友，反對革命或者想生活比大家好，都被當成罪過，中國也隻能血腥與貧窮了。他文中認為，無產階級是最進步階級，是革命運動領導力量，可從其畢生理論或者實踐，不知這個結論由何而來，文中所列舉理由，不外乎無產階級和貧雇農受到利益驅動，最容易被當槍使。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政府傾向十足，通篇充斥著民主暴政思想，崇尚城裏人怕鄉裏人，淡忘了工人階級領導地位，證明毛澤東隻是冒牌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封建時代以農業為主，一旦遭遇天災或戰亂，基層民眾就淪落在生死線上，再由於傳統等級文化束縛，以及個別為富不仁現象，讓基層民眾沒有尊嚴。可毛澤東聲稱矯枉必須過正，寬容痞子現象，以基層民眾報複心理驅動，以新的不公摧毀舊的不平，最終隻能以新權貴取代舊權貴，將永遠無法確保所有人尊嚴。
將近百年後，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活躍力量，依舊時尚痞子政治，理性民主力量遲遲不成氣候，廣大民眾因此對前途沒有信心，始終成為中國民主進程尷尬。西方世界盡早結束中國專製的初衷毋庸質疑，可是扶持政治勢力原則，隻要反共就行，對待中國民主進程，隻要中共倒台就行，好似中共以外的政治勢力都比中共強。瓦解專製確保世界進步安全的動機可以大肆宣揚，可萬一中國變革導致經濟崩潰，還符合發達國家經濟利益，估計明白的西方人不敢點透這層關係。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標誌著毛澤東對紅軍洗腦，他批駁軍閥的觀點正確，可在後期實踐中卻一直致力於軍閥政權，借助軍事表現逐步攫取了中共和國家領導權。他把紅軍定位為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意味著毛澤東要從黨家軍開始，打造中國最大的軍閥政權；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運用於軍隊管理，可以確保軍令暢通，強化軍隊戰鬥力。毛澤東陰險之處，回避治國與治軍不同，建國後治軍原則運用於各個領域，軍人影響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走向。
中國習慣了勝者為王敗者寇，評價名人也是一好百好。毛澤東具有軍事才能，在戰爭時期受到器重無可厚非，但不該因此推論其勝任黨務；很多學者因為某一學科而成名，現今偶爾就時事牢騷幾句，輿論都會盲目追捧，而怠慢理性務實正義言論，甚至以哲學文學水平作為批駁民主人士依據；美國民主實踐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很多人就把現今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民主策略想當然確定為正確法則，殊不知在專製國家推行民主，與民主國家維護民主，手段存在很大差異。
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毛澤東指出，“隻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由此可見他清楚凡事都需循序漸進，不能冒進。可是建國後為了獨裁，迫切想在經濟領域立腕，以運動強力推行合作社，失敗後也隻能以政治鬥爭解嘲。毛澤東晚年理論更是泛濫，自相矛盾之處很多，影響在文革，同是忠誠他的群眾，武鬥中都以毛主席語錄攻擊對手。
盡管毛澤東沒有認錯，《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否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重新定位“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長征後的毛澤東，深知單純依靠農工，烏合之眾成不了氣候，在反對日本侵略之機，舉起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籌劃吸收知識分子充實中共領導力量。可是毛澤東無視斯大林獨裁，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一刀切醜化，還給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知識精英套上“小資產階級”的緊箍咒，明確與資產階級合作隻是權宜之計。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正義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受摧殘”。可如果反革命就是非正義成立，正義旗幟下潛藏濫殺無辜，人類因內耗則沒有寧日。“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曆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梁”。可既然真理時常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才要堤防多數人戰爭衍變成暴政。
“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隻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於自己的事業”。所有人都喜歡被讚美，工農更不例外，政客們因此都擺脫不了迎合，無論實踐中工作做的如何，都要把話說的漂亮。毛澤東迎合工農，一刀切本已錯誤，而讚美言辭如此肉麻，還把共產黨捆綁進去，可以預見，捆綁他自己，那是遲早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重新調整了對待西方國家的態度與政策，放棄了一刀切，可是仍然以“帝國主義”學說醜化國家之間競爭；文中首次提出“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那麽“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經濟建設同樣需要民主、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是否嗬護民主、和平與團結，考核著每個政黨本質，也是伸張正義與公正的基礎。
毛澤東呼籲“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在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解讀孫中山“三民主義”大體正確，還真有點象民主人士。可是“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同時，拒不承認土地革命錯誤，掩蓋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根本衝突，強調“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毛澤東此時雖然充滿忽悠，但是奠定了延安時期實現相對“民主的模範區”理論。
姑且不論《實踐論》的哲學水平，單從哲學研究運用效果來看，製造了太多導師，可並沒有指明人類前進道路。“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屁股決定腦袋，正義也隻能滯留在嘴上。毛澤東把階級鬥爭作為人類重要社會實踐，緣於他對社會陰暗麵以及斯大林殘酷清洗的耿耿於懷，迷失了人性，導致他沒有交心的朋友，至死沒有信任的人。正義必須讓人類明白，所支持的領袖或組織，必須尊重人權，性格開朗率真。
《矛盾論》演繹出的辯證法，在實踐中隻能讓人無所適從，隨便給個結論，都可以辨證出道理，而根據辯證法卻很難敲定伸張正義的道路。“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我們黨內許多同誌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麵對所有世間矛盾，應該時刻捕捉以雙方最小代價來化解危機的時機。
毛澤東一直想人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為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卻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革命會使一些人角色轉變，而且注定是少數人，造福大多數人隻能依靠尊重人權的民主體製結合紮實的國民經濟，否則也隻能在封建皇權革命中惡性循環。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製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製度的條件”。從此分析毛澤東思想，始終在相互對立的專政和無政府之間徘徊。科學認知權力結構，也隻能是寶塔結構，無產階級專政就類似於把寶塔倒過來，導致他畢生事業一場空。拉幫結派勢必造就腐敗，現代社會也不允許無政府，所以隻能通過提高人類素質，科學遏製黨團中的無原則沒是非的人或事。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這個給宣傳定調的習慣沿襲至今，成為中共體製中的嚴重弊端。而提綱解釋公然出現在毛選，可見中國這幾十年國民素質，是非已經錯亂到何等程度。從毛澤東在此文和《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刻意渲染中共早於蔣介石發表對日抗戰的聲明，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喜歡文字表麵功夫；從毛澤東詆毀蔣介石與日本的外交斡旋，可見他蔑視規避戰爭的努力。
難得《反對自由主義》通俗易懂，“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毛澤東依據西方民主尊重人類私欲，給群眾錯覺西方民主縱容私欲泛濫，順理成章就可以批西方民主了。反對自由主義，強化了中共紀律，確保了軍隊戰鬥力，同樣隻適合戰時治軍。毛澤東封殺知識分子言論時，*****就助紂為虐；如今*****言論時常享受同等待遇，*****還在崇尚人民專政，反映出他們私字當頭，無知如何跳出惡性循環。
《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倡導軍隊“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中共官兵此方麵努力的確難能可貴；畢竟在偏激麻木環境，如果不以利益誘惑，極端手段忽悠，想實現這個目標談何容易，不過後來還是證明共貧窮易，共富貴難。此文對三民主義解讀顯然倒退，“工農民主專政製度也不是別的，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則是徹底的民生主義”，荒唐地把對立的專政和共和捆綁到一起。“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可是沒有帝國主義標準，也沒見行動。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導言揭示了一個史實，“在抗日時期內，在一九三七年隻有四萬餘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就發展成為一百多萬人的大軍”，而且該統計還不包括大量遊擊隊，但沒以史實或數字說明，該武裝“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怎樣的偉大作用。而且“使蔣介石在抗日時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推論荒謬，“而到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時，由八路軍新四軍編成的人民解放軍就有力量對付蔣介石的進攻了”。
《論持久戰》夠冗長，建國後為毛澤東增添不少稿費，歸根結底持久戰就是拖延時間。“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後麵這段文字不慎泄露權術，“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可惜人民搞不清楚何為人民軍隊。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表達了正確的愛國主義觀，“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越徹底，就越好”。可惜在民主相關大是大非問題上，隻要有人主張學習美國民主和人權價值觀，很多*****就漫罵這些人是漢奸，顯然背離了毛澤東這一愛國主義觀，沒學好毛選還想做*****。
張國燾“投入國民黨的懷抱的時候，黨就不得不堅決地開除他的黨籍”，“共產國際也批準了這一處分”，中國事務一旦涉及外來幹涉，猶如清官難斷家務事。“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正確的論斷可惜隻是權宜之計，而且兩個黨軍都維係各自獨立性，遲早是國家的災難。
關於防止奸細混入，“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在同時，對於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麵目，混入我們的黨裏來”。無論如何，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主義方麵，強調廢除官僚專製，對工人運動還是具有進步意義，充其量與斯大林隻是路線之爭。可是文中把托派和投機分子列為打擊對象，顯然隻是為了方便排斥異己，同時給斯大林獻媚。
分析毛澤東製訂的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粗略推敲四條並無明顯錯誤，可是為何偏偏打造出專製的係列體製，問題出在忽視了民主的科學性，小範圍的少數服從多數與拉幫結派沒有太大差異。“但是軍隊黨組織的民主應少於地方黨組織的民主。無論在軍隊或在地方，黨內民主都應是為著鞏固紀律和增強戰鬥力，而不是削弱這種紀律和戰鬥力”，治軍經驗一旦延伸到治黨，還有民主味道才怪。
《必須製裁反動派》展現了毛澤東文字權術功夫，“但是現在殺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漢奸占領的地方，而是在平江這個地方，在抗戰的後方，被殺死的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誌塗正坤、羅梓銘等。很明顯，是那班中國反動派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來殺人的。這些反動派，他們是準備投降的”，明眼人都知道反動派指的是蔣介石，不點名意味給合作留有餘地，把他與日本人聯係起來，盡管沒有依據，在中國還是蠻有殺傷力。
《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是蘇聯社會主義力量增長和蘇聯政府堅持和平政策的結果”，“在東方，則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增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中國的投降派。在這一切上麵，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基礎”，“從現時起，全國應以‘準備反攻’為抗戰的總任務”。此文隱形否定了持久戰，充分表現出毛澤東的兩頭賭，由於希特勒很快撕毀協定，導致《論持久戰》最終成為神話毛澤東的經典著作。
《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顯示，毛澤東在二戰初期目光短淺，“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交戰各國，中國應該嚴守中立，不參加任何的一方。那種主張中國應該參加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意見，乃是投降派的意見”，後來蘇聯和中共也加入反法西斯戰線，投降派帽子顯然發錯了。英美法“拒絕同蘇聯妥協，拒絕同蘇聯訂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之上的互助條約，這就證明它們隻願意戰爭，不願意和平”，沒有英法拒絕簽定互助條約的具體借口，顯然推論也站不住腳。
《共產黨人》發刊詞，“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值得中華民族深刻反思，如果中國無法協調階級矛盾，不能在理性鬥爭中建立平衡，而狂熱極端血腥手段，那麽就不配擁有光明的前途。“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可惜這隻是內耗環境中個人或團體成功的法寶，國家進步需要人民的覺悟，不計個人得失的堅持正義才更難能可貴。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首提新民主主義革命，“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隻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現今*****甚至毛澤東都不明白，民主社會尊重富豪權益，更務實尊重基層民眾。在實現民主之前社會主義革命，顯然背離了早期宏偉藍圖，何況子孫後代普遍比古人智慧，任何人都不必為後代指手畫腳。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隻能讓人聯想到搖尾乞憐，“我們中國人民，是處在曆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那個時期，毛澤東一直強調民族解放，可是麵對把外蒙獨立出去的斯大林，便忘卻了民族大義，無非妄想斯大林援助。而毛澤東在階級分析中，與中共並肩抗日的蔣介石，被公然列為買辦階級代表，未來革命的對象，還滑稽地譴責蔣介石破壞統一戰線。可憐蔣公，為了民族大義，不得不與日思夜想革他命的人合作，還真難為了他。
白求恩“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說明他富有正義感品格高尚，可經《紀念白求恩》渲染，“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脫離人性的標準，引導著中共黨員甚至全國人民，開始了虛偽的政治人生。反正到不了毫不利己境界，一個人好與不好，關鍵成了別人如何評價，在政治生活中隻能都遮掩各自私欲而言不由衷。其實高尚的人，是把榮譽看的比生命還重而堅持正義的人，至於榮譽感背後的私心無關緊要。
在毛澤東與華國鋒時代，學毛選，成為全國人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因為那時高壓的政治環境，盲目崇拜，以固化的階級鬥爭是非觀分析問題，所以心得都是別人聽著舒服的讚美之詞，當時筆者也沒想到如今的毛選心得如此叛逆。其實毛選中錯誤的曆史、觀念，遠不止文中陳列的這些，隻是為了防止文章臃腫，不想跟著毛澤東的反複嘮叨而繼續，本文隻是希望把毛澤東從*****心中請下神壇，防止*****成為民主進程中的障礙以及官僚資本體製的幫凶，加劇基層民眾的苦難。
否定毛澤東，不意味著無視基層民眾的權益，畢竟他們從事著人類多不喜歡的體力勞動，保障著人類基本需要，因此必須確保發展與公平的平衡。維護基層民眾的利益，需要首先推進類似西方的民主體製，務實確保基層民眾當家做主的基本權利。無論如何，大鍋飯勢必共同貧窮，多數人暴政和少數人掠奪同樣邪惡，西方民主總比專製獨裁和官僚資本體製進步的多。當然西方民主並不完美，市場經濟還有馬太效應，強者恒強，這就需要人類在文明的鬥爭中，逐步完善現代文明。
否定毛澤東，也不意味著清算，因為毛澤東的成功與中華民族的愚昧土壤密切相關。毛澤東與華盛頓對比，所處的曆史位置，個人威望都很相似，可惜二人覺悟天壤之別，做法背道而馳。毛澤東加劇了民族愚昧，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災難，但是民族不該以其邪惡出身理論報複他的後代，也不該否定中共還是存在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特別是為民主自由獻身的先烈。否定毛澤東的現實意義，在共產黨內外弘揚正氣，重新樹立正確是非觀，教育*****迷途知返，務實維護自身權益。
莊民
2010年5月24日 2012年4月8日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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