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蘋果日報
從“薄熙來事件”事發至今，中共高層對於這位政治局同僚始終未能拿出一個公開的處理解決方案，坊間種種猜測伴隨著官方的言語不詳讓整個事件目前看來仍如同迷局。脫離薄熙來事件本身，在他主政重慶的5年時間裏大力推行的以“唱紅打黑”為普遍公眾印象、公租房規劃與戶籍製度改革為實際內容、“五個重慶”政策為主體的重慶模式將走向何方，也成為目前擺在中國政治討論中的重要命題之一。
所謂重慶模式是在中國現階段怎樣一個階段大背景下產生的?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取得發展成果的重慶經驗能否與重慶模式劃上等號?重慶模式能否成為處於社會轉型期中國尋找出路的一種方式?薄熙來在這個重慶模式中又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他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是否是重慶模式得以施行的關鍵?麵對種種疑問，本文將從六個角度進行梳理。
1、中國探索進入迷茫期 薄熙來借機炒作概念
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再次進入迷茫階段。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征兆開始出現，在國家治理方麵，如何重啟社會活力和經濟動力，成為擺在執政黨麵前的重大課題。“摸著石頭過河”再次成為中共解決此類問題的主要方式。摸索過程中，逐步誕生了浙江模式、廣東模式等種種地方改革和發展經驗，“模式”開始成為現象。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作為中共大員中唯一一個新聞專業出身的地方領導人，薄熙來敏銳的政治嗅覺察覺到了這一點，並“為我所用”，靈活的將自己主政重慶期間所取得一係列發展經驗框如一個大的框架之內，進行重新整合、包裝、炒作，最終冠以“重慶模式”的名號推到世人麵前。
薄熙來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在中共的政治生態裏，曆來的最高領導人除了需要法理上的支持外，還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需有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才能在黨內的權力架構上享有最終的實際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中共當時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正是脫離蘇共的控製，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並在“整風運動”中將這套思想統一為黨內共識，隨確立了其最高領導人的地位。而這種方式也一脈相承，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直至今天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然薄熙來今天尚未到達那個政治地位，但是“太子黨”出身的他必然深諳此道、而他政治野心家的特點也促使他需要在自己的地方執政履曆中有這樣一套成型的模式或經驗提出，為將來晉級更高地位打下基礎。
2、中央政策扶持 重慶模式方能成“勢”
重慶模式自提出之時，便得到了大陸左派的普遍擁護，除了引人注目的司馬南和孔慶東，還包括《環球時報》的編輯王文與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王文強調的是重慶人對薄的高滿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殺”，並公開呼籲“6個月後的九個位子應該容下他”。而林治波這位宣傳係統局級幹部公開表示：“在這個時刻，本人公開地說一句心裏話：薄熙來是個好幹部!”這部分人認為，“重慶模式”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公平與市場經濟效率的結合，這應該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方向。
但是這些論調都忽視了一個關鍵因素，雖然重慶過去幾年取得的成績有其地方上的獨特性，但是從宏觀角度來看，重慶模式仍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框架之內，響應胡錦濤科學發展觀和“三一四講話”，並結合重慶當地實際情況而產生的經驗。
更是中國高速發展的客觀軌跡所致，是當局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推進和中國整體社會變革的成果之一。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將重慶設立為西部唯一一個直轄市，將政策、資金大力向此傾斜，重慶不會成為今天西部經濟中的領頭羊。這並非是薄熙來一人一力之功，而是重慶的“勢”已經產生，時勢造英雄，假如沒有這個勢，薄熙來即使有再大的抱負和野心，也難以施展身手。因此，如果拋開這個大前提，重慶的經驗能否成為一個“模式”的議題根本沒有成立基礎。
3、敏銳抓住中國現階段主要矛盾 自下而上推動
如果重慶所取得的成就僅僅是一種經驗，那它被人為推升到模式的另一個現實因素，就是薄熙來敏銳的抓住了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所在----大陸民眾普遍存在的對貧富差距拉大的不滿和對官員貪汙腐敗的痛恨。因此，一方麵薄熙來上任重慶後即展開的“打黑風暴”中，將原重慶司法局局長文強作為“黑社會保護傘”打掉，在民眾心中初步確立他敢於叫板中共官僚體係中既得利益團體的印象。隨後又豎起“共同富裕”的大旗，重回共產黨原旨教義，將重慶經驗以意識形態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動，從而產生重慶模式的概念。
這種推動目前看來是薄熙來有計劃、有組織的開展的。從2010年在上海舉行“重慶模式研討會”開始，到近日爆出有200多名大陸知名專家學者接受重慶的所謂“專題資金”為重慶模式搖旗呐喊，提供理論依據和宣傳聲勢，都可以看出薄熙來已是處心積慮、操盤已久，將這個重慶經驗披上“皇帝的新衣”變成重慶模式。
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無論其後期怎麽發展，其成立和存在的基礎都拋不開其成立時的初衷和目的。而中共黨綱中規定的無產階級屬性、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原則，也是中共在能夠在大陸進行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基礎。在這個情況下，薄熙來迎合民意，大推“共同富裕”口號，滿足百姓的安全需求與基本利益需求，收獲民眾的好感，提升當政者的滿意度，這甚至讓他在與被稱之為“一時瑜亮”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關於“分蛋糕”還是“做蛋糕”的爭鳴中拿下一城。
在這個過程裏，薄熙來巧妙借助了中共黨性、教義上的宗旨，大打民生牌，如果不是因為王立軍事發，中央想拿下他也會師出無名，無法對這個近乎於“借祖宗家法犯上作亂者”進行全盤推到。因為在重慶模式中，包含著兩個因素，一個是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因素，另一個是重慶老百姓從中受益的民生因素。這個問題如果中央處理不好，很容易導致否定前一個因素的民眾與擁護後一個因素民眾產生激烈的對立。
4、重慶模式爭議開啟大討論序幕
今天對於重慶模式的討論也可以看作是新的一場關於中國未來發展方向大討論中的序幕。這個大討論緣於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客觀現實，又是當局近幾年來有目的的對輿論進行放鬆而產生的慣性結果。上承上世紀80年代大討論的餘音，重新開啟新一次初級階段的百家爭鳴情況。
雖然目前尚無法確定薄熙來事件對中國政治討論氣氛和輿論生態產生的作用，以及隨後大陸左、右兩派將出現怎樣的新態勢。但是可以從這一階段的現象看出，盡管外界一直在詬病中共的輿論管製措施，不得不承認在近十年來，中國的輿論環境實際上是在逐步放開的。
例如此次薄熙來事件從一開始王立軍滯留美領館開始，大陸網絡上的各種傳聞、謠言也是紛紛四起，當局開始並沒有進行全麵的封鎖，僅僅是將部分過分的謠言進行了屏蔽。而在媒體方麵，胡錫進的《環球時報》一周內連出三篇社評倒逼中央給出說法;左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被短暫關閉5日，但得到解禁後仍然暗挺薄熙來，並以“開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議;大陸網絡上，對當局一直持保留態度的趙紫陽的搜索也進行了解禁。這種情況，當局並不是能管，而是的確在有目的的進行試探性放鬆。
這種放鬆在目前看來出現了三個階段性的結果，一是媒體頻頻試探中共紅線，試圖主動拉大輿論空間。正如近年來《環球時報》在報道群體事件、陳光誠以及薄熙來事件上所作的嚐試。二是當中共感覺媒體試探已經超越自己忍耐度的時候，會進行有條理的收縮。這種情況即如同薄熙來事件後麵對烏有之鄉可能存在的挺薄勢頭而短暫關閉了5日。第三個後果就如同此前的薄熙來，利用這種放鬆產生的空隙，通過“課題資助”的方式讓大批專家、學者公開推動重慶模式，為自己謀求政治資本。
5、沒有薄熙來就沒有重慶模式
假如重慶沒有薄熙來，其發展經驗是否也會被抬到今天“模式”的地位，作為一個現象供學界討論?答案是否定的。顯而易見，雖然中央一直試圖在將薄熙來與重慶近幾年取得的成績進行切割，但假如沒有薄熙來以及其這幾年在重慶的長袖善舞，苦心運作，重慶經驗僅僅會作為中國數個經濟迅速發展地區的普遍現象而存在，並不會有今天這樣特殊的地位。這要從薄熙來本人的性格、背景及從政野心說起。
作為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外界認為的“太子黨”，薄熙來憑借著父輩的聲望、資源，自己數十年的從政經驗，以及其個人性格中鋒芒畢露、難容異端的性格，多年處心積慮、步步為營的政治策略，才最終將重慶這個位處西南邊陲的直轄市風風火火的搞成了引領中國政治潮端數年的典型。如果說這種經營在張高麗、張德江等地方大員自身看來屬於分內之事，理所應當。那在薄熙來眼裏就是另一番景象，他已將重慶變為自己囊中之物，大有建立“獨立王國”的動作。
以薄熙來在重慶主導的“唱紅運動”為例，雖然在中共對於民眾的教育方式和觀念裏，進行革命主義教育，例如播放愛國影片、學唱紅歌一直是重要一項。但是薄熙來以其高調、張揚的作風在重慶進行的唱紅運動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認作是在借此挾持民意，證明自己的紅色正統地位，甚至不排除中央政府核心地位的可能性。紅歌在重慶也變成了一種基於個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傳造勢。它機會主義的方式凸顯出薄熙來在大力推行這一舉措時不求紅色的革命純粹性，但求紅色的政治宣傳效果，中央完全可以借此將薄劃入“野心家”的隊列之中。正如孔子評價少正卯時所說的“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撮徒成黨，談說飾褒榮眾”，“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那麵對這樣一個中共政治生態中的異端，中央政府為何不趁早拿下呢?除了薄熙來的家庭背景和政治資源身後外，現階段中共執政政策上不折騰的原則以及現階段最高領導人胡錦濤隱忍的性格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共自建黨之日起，對外就麵臨各種勢力的壓製，外在因素決定中共曆屆領導人都清楚必須要保持團結，才能在殘酷的環境下存活下去。而自毛澤東掌權之後，曆次的路線鬥爭也讓中共飽受其苦，導致的最直接結果就是在文革之後黨內達成共識，不再折騰，一心一意搞建設，直至今日，幾乎成了中共新的黨性。
一方麵現任中共領袖胡錦濤在性格上又被外界認為是低調、內斂之人，無論從地位還是性格上，都不便或者不屑於與薄熙來麵對麵“交鋒”，這也讓薄熙來產生了一種“中央奈我何”的錯覺。
對於外界有聲音認為薄熙來事件是中共新一次路線鬥爭的看法也是不準確的。因為路線問題一定是人的問題，薄熙來這位“太子黨”的能力和謀略遠沒有達到那個境地。而且在大環境下，中共已經走出了草創初期群雄並立的情況，強人政治在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存在的土壤。即使落實到具體事件上，與王明、高崗等不同，薄熙來個人沒有經曆過對外戰爭、黨內鬥爭的年代，他完全是憑借其父深厚的政治資源才能夠在中國政壇上大展拳腳的，他可能會比同時期的一些官員在某些方麵要傑出，但是這種傑出從另一種角度來說也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感歎。
6、政治局委員身份讓薄抓住製度漏洞
如果說重慶模式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緣於外部環境裏中央對重慶的扶持和薄熙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那讓重慶模式能夠一路暢通，不斷坐大的另一原因就是在中共獨特的官僚製度上，現階段黨建與政務方麵存在的漏洞讓薄熙來鑽了空隙。
在中共“黨臨政上“的官僚製度中，能夠進行中央決策的是由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了身處中南海，分管各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及委員之外，還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個直轄市市委書記和廣東省委書記，設立初衷是為了讓這些地方官員能夠直接介入高層決策。但是這種設置與這幾位地方大員的政務方麵產生了天然的衝突。例如理論上薄熙來作為重慶市委書記，與公安部長同屬省部級官員。可是他政治局委員，“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黨務身份卻高於公安部部長。這就導致了一個現狀，公安部無法直接插手重慶的人事任命，正如此次公安局長王立軍免職就根本沒有走公安部程序，全憑薄熙來個人好惡。如果說其他政治局委員出於黨內傳統並沒有利用這個製度上的漏洞擴充個人權力，那“天生反骨”的薄熙來則將這個漏洞撕裂到了最大。
結合以上6點來看，重慶模式中值得借鑒的部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下，由中央政策扶持，結合重慶自身特點進行經濟發展而取得的成績和經驗。需要摒棄的部分是薄熙來因政治野心而強加於其上的個人因素。在這方麵，中共高層也已經認識到了，並在張德江、李源潮的表態中表達了強烈切割意願!唱紅沒問題，運動式唱紅有問題;打黑沒問題，黑打有問題;重慶經驗沒問題，重慶模式有問題;重慶沒問題，薄熙來有問題。逐步細切，將外界所有猜疑納入到這個框架之內，以理論的方式對薄熙來進行批判，從而也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中共一直以來以“運動打倒運動，形式批判形式”的弊端。而在中國政壇上“璀璨”了近3年的重慶模式，作為中國改革將走向何方的重要課題，討論才剛剛開始，遠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