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襄陽 博客（2012-03-30）
希望能夠用我自己親身的經曆，告訴我的同胞們，美國的民主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也好在我們自家的國土上，有個實踐運用中的借鑒作用。我聲明在先，我覺得搞點民主的過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複雜，文化多元的國家，可以讓百姓多一點參與決定自己命運的過程，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那麽我們的國家就要動亂，我們的民族矛盾就會急劇上升，我們的生產就會停頓，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就要滅絕，這個國家就要滅亡。
一、開頭的話
朋友向我提過數次，希望我能根據在美國多年生活的經曆，談談美國的民主以及相關的熱點問題。壬辰年春節，我們倆又談及近來多見諸於報章的有關民主問題的言論，尤其是現在還有些頗有名氣的人物，也把在中國實現民主，尤其是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決當前中國諸多危機的唯一方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做著美國民主夢。
盡管我承認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均存在不少問題，但是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上，我不敢認同非得走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這條路。
關於民主的議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紛紛揚揚也談了一百多年，對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過談起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畢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說得不好，也許我的意見也會遭罵。我發表我的看法的意圖是，國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為何物的話，懵裏懵懂跟著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許真的會鬧出一點事來，於國家，於民族，於子孫，均沒有好處。我觀中國今天的知識界，對於當代西方民主大發讚詞的，多半沒有在西方那個社會中，長期體驗過那裏的生活，潛心研究過民主到底是怎麽回事。有過那麽一段短短時間作為訪問學者或留學生，或者作為一般遊客走馬觀花經曆的，大都因為一時一事大發議論，完全沒有辦法進入美國人的決策核心和主流社會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國內的輿論界和媒體人物，因為同樣缺乏深入的體驗，人雲亦雲，聽風便是雨，鬧得年輕人也來大喊中國若不引進美國的民主製度，便沒有出路之類的幼稚言論。近代中國的多次政治風波，其起因和結果均為對民主了解泛泛而導致的悲劇。民主不是一篇學術文章，也不是有閑階級飯餘茶後聊天的話題。民主政治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製度，同我們的一日三餐飯一樣，非常實際同時又需要正確理解的東西。民主製度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千年文明古國，到底能不能適用，還遠遠沒有定論。而今西風漸盛，現在似乎不說民主一詞便不可得民心，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這也難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國看齊的日子裏，萬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風氣是很不好對付的。
唐末詩人司空圖，麵對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敗和五代亂象的肆虐，寫過一首詩《河湟有感》，詩中說：“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說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幾十年來，中華民族也有一幫學得西方名詞和言語的時代寵兒，沒了解太多西方政權和體係運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國的土地上胡言亂語自毀長城。
據此，我也鬥膽發一些議論，希望能夠用我自己親身的經曆，告訴我的同胞們，美國的民主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也好在我們自家的國土上，有個實踐運用中的借鑒作用。我聲明在先，我覺得搞點民主的過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複雜，文化多元的國家，可以讓百姓多一點參與決定自己命運的過程，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如果要把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那麽我們的國家就要動亂，我們的民族矛盾就會急劇上升，我們的生產就會停頓，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就要滅絕，這個國家就要滅亡。
二、先談點哲學
民主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而政治學卻是一門非常古老的來自西方的學問。既然民主這兩個字是從西方引進的，其本源和內容應該是帶有西方文化和哲學思想的根本色彩。不過，在當今的中國，平民老百姓統統都望文生義，按照“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會對政府的政策，對決策者的方針提出種種意見，發出各種牢騷，甚至於鬧出一些過激的行為，而且又統統放在實行民主的旗號下，自己覺得義正詞嚴。不過，以“人民當家作主”來理解則完全不是民主的本義。以今天的概念來說人民當家作主，從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義上講，也不算錯。隻不過這個問題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談，不能掛在民主這個政治製度特定意義上來講。
人類社會，單單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就已經演繹了幾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記載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記錄之後，人類的一切活動，總是在試圖了解宇宙的奧秘（對外的物質的世界和生命的來源）和生命的玄妙（對內的物質和心靈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爭論，都是為了尋求身外世界與自身相互關係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學，都是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奧秘而做出的探索與解釋之一。或全，或偏，萬變不離其宗，都逃脫不了人類渴求了解生存環境，以及人與環境關係這個深刻目標。為了更好的生存，人類有必要規範互相之間的交往。這個規則，雖然也是從自然界弱肉強食的法則中提煉出來的。但是人類與動物的主要區別在於，弱肉強食的法則不是簡單適用於人類的生存法則。人類有思想，便有各自對於這個所生存空間的解釋。有一個個體的觀察和解釋，便有了多個個體觀察的異同，於是便有了群體的辯論和共識。有了群體的辯論和共識，便又有了群體內行事的準則。推而廣之，群體之間對於共同生存的空間，又有了共識與分歧。尤其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應當按照什麽規則生活，應當按照什麽規則與人交往，應當如何看待一個個體的生存與生死的問題，人們對這些問題探索了幾千年，而至今還在希求能有一個更好的製度，更好的生活方法，來保證人民的安居樂業。出於對於一個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會有宗教，有文化，有語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語言、文字、乃至於音樂歌唱，統統有基於不同地理空間，生存環境，不同曆史基礎，而演變來的特有生存規則和方法。人們為了認識這個外部的物質世界和理解人類本身的存在意義，經過了幾千年的犧牲和奉獻。但是如果不是從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傳承的限製。也許惟有人類這種有思想的動物(唯物的)，對人類為什麽會來到這個世界，以及為什麽會生存於這個世界，而後最終離開這個世界，進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諸多讚譽，諸多批評，不過是過眼煙雲，不值得什麽大驚小怪。如果跳開了對於這種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對現今製度和社會現象的批評，隻不過是茶餘飯後的無病呻吟而已。任何製度，都是基於一個有形的社會的影響和需要，而衍生發展設計出來的。一切有形的社會製度，都會生成與之相匹配的物質文明和物質文化，反之亦然。而當這種物質的生活基礎發生了變化，這種社會的製度也就相應地發生了變化。這是辯證的邏輯。但是，辯證邏輯解決不了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即使有了物質生活的保障，人照樣有煩惱，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這就是任何所謂設計的製度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因為，人們常常忘記一個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一切，都會改變，會在某一時刻，某一階段消失毀滅殆盡。這個世界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動。這個社會也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化。即使是作為這個社會中的主角的人類，也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生、老、病、死。當一個社會發生變化的時候，與這個社會相匹配的社會製度，也就同時發生變化。一切來自於虛空，一切也消失於虛空。
同時，人類對自己的了解同對世界的了解一樣，都還很少。每個人對自己的內心深處有多少認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緒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得了別人？人們對一件事物的認知，又有多少準確度？其實，量子物理學的測不準原理，同樣適用於人文科學，適用於認知科學。人類認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過《易經？係辭》所講“象其物宜”的範圍，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個現象、事物，也可以說是刻舟求劍、盲人摸象。總之，不管什麽製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點麵前，都會捉襟見肘，困惑而無奈。
懂得了這個道理，我以為今日的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等現代時髦概念的議論，隻不過是人類曆史演變千萬年長河之中，短暫的浪花而已。近現代所謂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概念，充其量在我們所知道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不過存在了數百年。而今日社會中“民主”“人權”的喊聲喧囂塵上，扳扳手指，還沒有超過一個甲子的六十年。與人類生存的真正目標和宇宙變易的宏觀真理相比，實在是稱不上什麽普世價值觀。從曆史的長河來看這個問題，我們還遠遠沒有到達可以下一點點結論的階段。
三、在中國，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怎麽就變成了民主？
中國在剛剛開始引進西方的民主製度和民主概念的時候，因為中文裏麵的詞不達意，最初僅僅把這種製度稱之為“德謨克拉西”。西方政治製度中的民主概念，是嚴格地限定在某一種特定製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會製度中的民主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來源於宗教體係中的平等相處，匿名投票選舉神職人員的過程。修道院中的修士們早就在執行這樣一種“民主”製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謂的無記名投票）、“少數服從多數”等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羅馬教廷選舉教皇的製度裏。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據學者們公認的考察，起源於雅典這樣的城邦國家。古希臘城邦在當初被稱之為國家，其實與我們今天國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參與的這種民主政治製度，同我們今天所談的民主政治有著巨大的不同。當時的雅典公民，隻包含出生於雅典的居民。婦女、奴隸、外國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參與政治的群體之內。當時的雅典，是一個隻有二十萬人口的國家，其中不到六萬人是出生於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數遠遠少於城邦內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實都是有產階級）可以參與直接議政，並且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決，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臘的城邦國家中，除了選舉這樣的民主製度外，許多重要的行政職務，通常是以抽簽和輪流的方式選出的。因此，作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過選舉擔任軍事領袖等貴族職務之外，還可以通過輪流抽簽等方法，擔任城邦中的重要職務，甚至擔任城邦的最高領袖。這個是當代人們完全無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論，也就是說古希臘的民主製度的嚐試，是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的。
這也難怪，當時的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這樣的偉大哲人，也對民主製度有過相當嚴格的批判。他們並不認為民主政治的製度就是一個完美的製度。隻是比較獨裁政治或寡頭政治而言，相對要好一點。更重要的是，民主製度中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很多情況下，並不能產生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決策。柏拉圖認為，真理可能在少數人一邊。亞裏斯多德則認為，以簡單的多數和少數對比來決定真理，並不完全鼓勵人們對“德”的培養和追求，充其量不過比獨裁政治和寡頭政治稍微好一點。
雅典城邦製滅亡後兩千多年，這種民主政治製度從來就沒有被重新使用過。中間有過短暫的羅馬共和時期（公元前一、二世紀），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羅倫薩、威尼斯），但是以共和製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體係，也就是以代議製為代表的民主政治體係，一直到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大革命和美國的立國之後，所謂的現代民主政治，才逐漸顯示出一些特色來，而至今也不過近三百年的時間。現在為人們津津樂道掛在嘴上的美國民主製度，從一開始就不是以民主作為主要特色提出來的，而是以共和----即以選舉出來的參政代表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至於所謂的選舉權平等問題，美國人到二十世紀，才剛剛著手解決婦女和有色人種的選舉權問題。
中國的現代民主翻譯，是直接從日本語的翻譯中借過來的。最早用民主這個詞的人，或許是嚴複（幾道）做的嚐試。嚴複在翻譯法國人孟德斯鳩《法意》（現名《論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譯方法。不過由於日語和漢語之間，有著動賓倒置的語法區別，李大釗就曾經評論說“把德謨克拉西翻譯成民主主義，則嫌他治意味過重，所能表達的範圍，倒把本來的內容弄窄了。”因為日本在選擇民主主義的概念的時候，主要是針對“主權在君主”的概念，引進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權在民”的意思。正因為如此，中國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謨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歡使用民主這樣一個簡單詞語。因為德謨克拉西一詞，比較全麵的反映了從西方引入的一種政治製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詞的簡單使用，則更有可能引起諸多歧義，可能走入無政府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混亂之中。不過，百年來中國的曆史，一直是處於動蕩和戰亂之中，出於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製度當成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概念來宣傳，實在是動員民眾的一種方法。將錯就錯，我們今天也隻好以簡單的民主二字，來替代很多嚴謹的複雜的政治內容了。也正因如此，社會上才出現如此眾多的對於民主理解的歧義，也影響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這種基於平等人權概念上的選舉平等的民主思想與製度，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從堯舜禹三代推選賢者為天子的禪讓，到《禮記》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仁人愛物，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政治理想，乃至漢代的詔舉賢良方正，到隋唐開創的考試選賢製度，都是推舉賢人共治天下的理想與實踐。隋唐開創的考試製度，後來被西方學去並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國戰國早期的墨子，提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的思想，不僅比西方亞裏斯多德更早提出了平等的觀念，而且提出人人自以為是，自私自利，爭來鬥去，正是亂源。因而主張選舉賢者做天子、為官吏，想辦法使上下順暢，溝通情況，溝通意見、諫議，在此基礎上，為使政令暢達，下級須服從上級，全體須服從天道、天理。墨家影響下的秘密結社團體中，天下兄弟一家，人人權利平等，以平權推舉社團領袖的方法，也不是西方的獨家發明。
後來的孟子，則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使被現代所詬病的所謂中國封建專製製度，也大有商榷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事實上，從秦始皇結束了封建製，用中央集權的郡縣製來治理這個大洲級的國家，兩千年以來，曆史文化道統、相權與文官製度、獨立的士人階層，無不是對君權與專製的有效製約，這是歐洲過去的專製製度根本無法相提並論的。也正因如此，中國從秦漢到滿清的兩千年來，在基本體製不變的情況下，而有多朝數代的繁榮昌盛，且長期領先世界。而近現代的英國文官製度，也是借鑒中國古代文官製度而來。但與此同時，兩千幾百年前，老子就有“智慧出，有大偽……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等等忠告，指出萬事萬物利弊無定法，得失無定則。而希臘當年參與所謂民主製度的人口規模，也並不超過老子所說“小國寡民”的規模。所以說，其實中國文化與曆史不是缺乏民主思想與製度，而是中國人民自己不知道現代所謂的“民主”為何物，也不知道如何回過頭來仔細看看我們自己的曆史。而自滿清王朝後，中國在領先世界的時候，輕視並忽視了世界，不了解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巨變，失去了知己知彼，及時因應自強的機會，導致被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打得失去自信，茫然失措，從而病急亂投醫，非得到有堅船利炮的西方國家尋求各種藥方，反而以洋人的說法唯是而已。
再者，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形態，與西方的社會形態有很大的不同。基於農耕為主的生存形態上的中國人民，幾千年來，是一個以家庭、家族、姓氏、村落為主體群落的，以傳統文化自律，以宗族文化自治的社會形態，完全不同於西方以遊牧、狩獵為主體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的政治製度延續了幾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以從西方引進的共和製度所替代。這個幾千年的曆史過程，除了掌權者的家族姓氏發生過變化以外，其統治的製度和方法幾乎沒有怎麽變更過。在這個幾千年的過程中，君與民的關係，君與臣的關係，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君權與文官係統的關係，中央政府和地方諸侯的關係，完全值得做深入的研究，從而了解中國的民與官的製度，應當如何正確地執行。一個政治製度的優劣，在於如何為民謀福利，在於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理順各種人倫社會關係、利益關係、人群與環境的關係。所謂政者正也，權者使衡平也。政治在平衡利益關係的同時，負有垂範與教化的責任。而權力的運用，則如秤砣在秤杆（衡）上，根據所稱重量的變化而移動，使秤杆達到平衡。我們對中國自己的曆史經驗與現實情形，還遠遠沒有研究透徹，不過也不妨礙借鑒對美國民主政治製度的研究和批判，為我們的改革提供一點參考。
四、美國人相信民主嗎？
以我對美國社會的觀察，美國人是既相信民主，又懷疑民主。美國的政治製度，是按照代議製的民主政治方法，實行少數人控製多數人的製度；美國的整個社會價值觀念，是崇尚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由放任；而美國的經濟體係，則是完全拋棄民主概念的獨裁手段。這是我在美國生活多年，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
在美國普通人的眼裏，民主是個十分昂貴的玩意兒，是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的政治遊戲和政治賭博。因此，美國人痛恨這種為錢而參與的政治遊戲，但是又不得不通過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來發泄自己對政治和生活中不平等的不滿。
參與美國的民主政治，是需要花費很多金錢的。
舉例來說，要當選為一個眾議院的議員，首要的事情，是算算自己能夠籌措多少錢。一般來說，在根據人口劃分的眾議院選區內，一個議員需要上百萬美金的經費。而作為美國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來說，如何在議會中占據多數，從而對法律和政策的決定，具有充分的發言權，則需要更多的金錢來購買廣告，動員選民出來投票。美國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從本質上無根本區別。輪流執政的要務，是根據黨派的執政綱領，對執政方向進行調整。美國的老百姓，幾乎統統都是通過廣告和電視上的人物形象，來主觀判定對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傾向。競選人物還會請電影導演來，策劃指導其競選表演。其因此，用輿論和媒體控製選舉結果，幾乎成為美國政黨選舉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每次大選之前，都要像打仗一樣，首先要計算國會中有多少席位需要變更。然後要選定可能在特定選區勝選的候選人。在關鍵的選區裏，有的時候當地的候選人可能處於劣勢，因此就有州的或者是全國的選舉委員會，投入金錢購買廣告在當地為候選人造勢。最為突出的是美國總統的選舉。2000年，時任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與當時即將卸任的克林頓的副總統戈爾，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分別花了1.8億美元和1.2億美元；2004年，小布什和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裏競選總統，分別花了3.5億美元和3.1億美元；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總統的時候，總共花了7.5億美元，光是和希拉裏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就分別花了1.5億美元和1.2億美元。一直打到希拉裏“彈盡糧絕”收手，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位置讓給了奧巴馬。但是，為了爭取本來支持希拉裏的選民在全國大選的時候把票投給奧巴馬，奧巴馬不僅把未來內閣成員中最重要的位置----國務卿一職讓給希拉裏，允許她對國務院成員名單有獨斷權，而且還私下替希拉裏償還因為競選而欠下的債務。
我的一位從大陸到美國的朋友，後來成為美國民主黨政治圈子裏很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1989年以後，他一直在美國為中國留學生的綠卡奔走，在美國的政治界頗有人脈關係，由此還結識了後來擔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國會議員。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期間，他還被指定為民主黨關於中國問題的顧問，專門到哈佛大學，給克林頓本人和克林頓的競選班子，談對中國的政策問題。他是我見過的很少數幾個沒有多少錢，也在參與美國政治的華人之一。但是，他自己內心的壓力非常大。因為那些黨派的大佬，總是希望他能夠聯絡那些有錢的華人富商，要他們多出點錢，幫助美國政客的競選活動。有一次，他想邀請美國東北部民主黨的幾位大佬到中國訪問，借此加深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同時，進一步提高他本人在民主黨內相關的地位，就通過我在國內找了好幾位商人朋友，為那些客人買了頭等艙的機票，另外還送了好多價格不菲的中國的工藝品。他對我說過一段非常中肯的評論。他說，你在美國，沒錢別想玩政治。你有了錢，進入到那個圈子裏，大家都是有錢的，都有背景，因此，那個圈子內的交往過程，也許是比較公平的，也是比較有序的。換句中國民間的話來說，“衙門朝南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可以十分貼切地描繪美國的民主政治進程。
五、買票賭馬的民主政治
美國的民主政治，從法律上有一個十分實用的遊戲規則，那就是隻要你有錢，而且把錢放在賭博台子上，你就可以玩一把操控民主政治的遊戲。賭局是公開的，而方法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
操控美國民主進程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公關公司對政府的決策部門施加壓力和影響，促使政府部門或者立法機關的決定有利於出錢的雇主，也就是客戶的利益。
而那些出錢雇傭公關公司的，有美國的大公司，也有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團，他們都希望通過公關公司的運作，在美國的政治進程中獲得自己期望的利益。換句話講，美國的民主政治，是讓來自各方的賭徒，在賭盤上下自己的利益賭注。
1994年，當時美國最大的公關公司卡西迪公關公司，收到來自台灣的一個大訂單。李登輝政府通過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與卡西迪公司，簽訂了三年450萬美金的公關合同。其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促進美國政府，批準李登輝以“個人”名義到美國訪問。當時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是卡西迪公司的法律顧問。傑瑞卡西迪先生又是我老板的好朋友。因此，他們在我的麵前談此事也毫不顧忌。卡西迪公司動用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大佬，包括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等重要人物，遊說了美國白宮、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又買通了美國國會76名參議員，37名眾議員，以民主、自由、人道的名義，聯名寫信要求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批準李登輝以康奈爾大學校友的名義，參加校友返校日的聚會。同時又通過兩項不具約束性的國會議案，要求克林頓行政當局，關注台灣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聯合國的地位。盡管當時克林頓政府，已經向中國外交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證過，不會考慮李登輝的簽證申請，不過，克林頓政府當時確實處在內政立法的四麵楚歌包圍之中。1993-1994年間，以希拉裏克.林頓為首推出的美國健康保障法案，沒有獲得美國國會的支持。克林頓的其它政治改革要求，在國會遇到多重障礙。也許是為了保住他在國內政治中的地位，克林頓宣布批準李登輝以個人的名義，訪問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從而造成中美關係的大幅度倒退。
十年之後，媒體開始披露當年卡西迪公關公司，是如何通過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之間的權力人物，造成李登輝訪美事件的全過程。又過了將近十年，我通過直接的關係了解到，當時卡西迪公司的副董事長本人，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成員。當時就是這位老兄親自到台灣，遊說李登輝簽下這個大單子的。現在，由於台灣在美國的地位慢慢失勢，那位美國中情局的老兄，又轉向服務於中國駐美大使館。卡西迪公司和台灣這個單子的鬧劇，從一開始，就是那家公關公司配合CIA，利用美國的民主政治過程中的可操控性，為了自己和那些政客牟利的典型案例。
在美國，像卡西迪公關公司這樣，在政府直接注冊的院外活動機構，有好幾千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除了專門的公關公司之外，如果一個律師事務所中，有代表某些集團利益的，需要在提供法律服務之外，對特定的國會或者政府部門進行遊說的，也可以向政府部門進行登記。美國上百萬名律師，幾萬家律師事務所，每天其實有大量的時間，是在和政府、政客進行溝通交流。利益集團對每個政策法律的通過都會有著不同的想法。以麥當勞公司為例，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一家賣漢堡包的食品公司與國會、政府有什麽關係。直到我有個熟人進入了麥當勞公司的公關部門，我才知道麥當勞公司每年花在公關上的費用，是以百萬美元計算的。為什麽？因為麥當勞不僅僅是一個食品公司，同時又是美國最大的地產公司。作為地產公司，麥當勞在美國鄉鎮城市，有許許多多物業需要管理，對稅收的敏感度很高，所以需要時刻關注國會和政府對這個方麵的立法進程。作為食品公司，麥當勞在用人的問題上有勞工法的問題，有少數民族政策問題，因為在麥當勞快餐店打工的，有很高比例的工人是來自墨西哥的移民。也有移民政策問題，因為這些墨西哥移民的來曆，是否符合現行的移民法，是一個大問題。麥當勞希望有更多來自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希望放鬆移民政策。
同時又不希望勞工法強製建立工會，影響最低工資的談判。因此麥當勞還專門用美國國會勞工委員會，招聘了資深工作人員為其服務。另外，麥當勞還有采購食品的方方麵麵問題，比如牛肉的問題，玉米和小麥的問題，政府對農業補貼的問題，甚至食品安全監察的問題，等等。為了確保麥當勞公司在美國輪流掌權的兩黨中，都有自己人替麥當勞的利益說話，麥當勞公司每年捐贈給兩黨的政治捐助，都有幾十萬美元。其中還不包括動用公關公司另外花費的百萬美元。
六、笙歌豪宴中被吞噬的靈魂
院外活動集團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國的院外活動集團，幾乎參與了美國所有立法程序的製訂，參與了對行政當局所有重要決策的過程。而院外活動集團的腐敗和奢侈，也是出名的。根據我在美國首都實際生活的經曆，幾乎所有的私人會所，高級餐廳，都有院外活動集團的座席。所謂公關公司的影響力，首先就是在笙歌豔舞中，悄悄地開始進行的。美國有一個叫“大都會俱樂部”的私人會所，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主要大城市，都有會所設施。進入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非富即貴，等待入會的名單排了好幾年。一般要等到一個現任會員去世，才會有空缺騰出來。而入會的程序，又需要兩名以上的現任會員推薦介紹。美國華盛頓最出名的餐廳，一個叫國會山燒烤，另外一個是公關公司老板傑克亞伯拉罕自己開設的。亞伯拉罕後來被控利用他那個高級餐館，向美國的政客行賄，操縱國會運作。在美國，有錢階層最大虛榮心的體現，就是和政治人物同桌進餐。在和政治人物同桌進餐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政治需求，直截了當地向那些有權勢的政治人物提出來。我的一位朋友，曾經是美國南方一個州的參議員，又當過駐華大使。幾乎每次我去華盛頓，他總是說要和我一起吃飯。吃飯的地方，一般都是安排在國會山燒烤店裏。當然，雖然是他請客，買單的總是我或是其它在場的朋友。吃飯聊天，會非常自然地聊起美國政治。因為我沒有什麽特別的政治訴求，所以他和我吃飯沒有什麽心理負擔。他說，如果是其它的什麽社會團體來請他吃飯，他就得好好想想該怎麽對付。
當進入選舉年的時候，政治人物的募款活動也就頻繁起來。和這些政治人物的聚會是有明碼標價的。克林頓籌款宴會，兩千美金買個入場票，坐在邊上的桌子。五千美金買個前場座位，可以和他握個手。一萬美金買個主桌的席位，還可以與總統一起照相。所以，我回國以後，每次看到某個商人給我看他在美國訪問期間，和一些著名政治人物的合影，我心裏總是在琢磨，不知他是花了多少錢買到這張合影的。
在美國，那些著名的城市，著名的旅遊景點，著名的高爾夫球場，都是美國政客做場外交易的理想地點。美國大公司開年會，一般都安排到佛羅裏達的邁阿密，加利福尼亞的洛杉磯郊外的球場，洛基山脈中的太陽峽穀高山度假村，等等地方。由公關公司邀請美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私人飛機，美女陪伴，高度私密，場外交易。這些情景，在電影中都有拍過，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
2008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我的一個朋友邀集了一批在哈佛畢業，在美國各個大律師事務所和投資銀行工作的同學，一共湊集了2百萬美元捐給奧巴馬陣營。條件就是如果奧巴馬當選之後，一定要安排一些捐款人到相關經濟政策的部門去任職。
小布什總統當年競選的時候，德克薩斯州有一個富人俱樂部，其中有幾十個人平均每人捐出來十萬美元。後來，小布什當選後，在那批捐錢的朋友中任命了一大批部長和大使，大約有四十多人。
2010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否決了對美國公司政治捐款的限製。此後美國公司的政治捐款沒有了上限，權錢交易已經市場化自由化。
七、無知者無畏的美國民主政治
美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是，美國民主政治體製是由從普選而產生的議員代表，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成員，以及以全國選舉產生的總統製度，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但是這些成員到了美國國會之後，恰恰是由一批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為他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美國的議員們，如果離開了國會山的工作人員，基本什麽事情也幹不成。但是，這批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的富有激情的國會工作人員，恰恰又是涉世甚淺，對美國實際經濟狀況和國際事務知之甚少的人。美國國會和主要服務機構中，有大約三萬名年輕人為各個議員工作。其中，每個議員都有自己的辦公廳主任。這些辦公廳主任絕大多數，是這些議員政治上的長期盟友。議員當選了之後，他們就陪伴議員到華盛頓上任。如果議員落選了，他們也就丟失了飯碗。不過，為這些辦公廳主任服務的，就是那些年輕人了。議員辦公廳主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協調議員的日程，根據議題的輕重緩急，提示重要事務，等等。根據美國國會發布的數據，在美國國會和相應服務機構工作的年輕人中，92%是大學本科畢業，基本沒有研究生畢業，70%是女性，97%是白人，70%以上未婚。美國議員都有若幹名立法助理，主要負責起草法律條文，協調各議員提議的法案情況，了解法案修改和通過的進程。在這些人中45%是大學本科，26%是碩士生，60%是女性，90%是白人，67%是未婚。選區選民通訊專員（替議員給選民寫回信的人），26%隻有高中學曆，基本沒有研究生學曆。
這些年輕人在美國國會中工作，掌握了所有美國議員，包括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事日程，法律法案的起草以及談判的進程。我在美國的時候，常有機會和那些在國會工作的年輕人接觸。有的時候是工作場合，有的時候是私人會麵。我總的印象是，這些人對工作都帶有激情。很多人還因為大學畢業之後找不到方向，到國會山工作是為了編織自己的關係網絡，以便將來有所收益。也有相當一部份人是因為自己的父母有錢，是那些國會議員的主要捐款人，而那些父母又通過自己的影響力，讓自己那些子女直接到美國國會去工作。好多人除了暑假可能到歐洲或者什麽地方去旅遊過，基本上完全沒有國際交往的經驗。美國的國會議員中，有一半以上的議員從來沒有辦理過護照，沒有出國考察和旅行的經曆。正是這些人，可以振振有詞地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發出最為“慷慨激昂”的指責。最突出的例子，是國會山上那些選民通訊專員。這些人的名頭很大，實際上就是專門負責給選民寫回信的那些年輕人。我的一個親戚是當地國會議員最大的捐款人。他家的女兒在讀大學的時候，成績平平，主要的時間都是用來和那些籃球明星約會。畢業以後不知道幹什麽，所以就通過那位國會議員在國會山找到了工作。她平時就是按照這個國會議員對一般政策的口徑，給當地選民寫信。有的是爭取捐款，有的是解釋這位議員的立場。基本上，都是按照格式的信件填寫了抬頭和相關內容後，用電腦打印這位國會議員的個人簽名。看上去好像是這位議員親自回信一樣。這樣一套別人代筆，電腦操作的程序，在美國各個政治機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因此有人在中國說，美國的某某大人物給一個學生回信啦，某某大人物關心什麽事件啦，在我的眼中，說不定都是通過那些大學剛剛畢業的年輕人，經過電腦處理後發出來的標準信件。
我有的時候看到那些年輕人，振振有詞地為美國利益辯護的時候，心裏總是捏著一把汗。因為我知道，正是這些無知且無畏的年輕人，給決定政策的人物提供了各種信息，提出了各種政治解決的方案。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現在已經淪落到靠機器來運作，靠一批未經涉世的年輕人提供決策意見，這樣的製度怎麽能夠讓人信賴。
八、“旋轉門”後麵的美國民主政治
到美國政府或者美國國會工作，薪水會比在私有企業裏工作大大減少。不過，經過美國政府內部的官位之後，這些人的身價則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參與政治，是為了在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分到一杯羹。與中國人的理解不同，美國人相信在政府中做事是為了“奉獻”，而“奉獻”之後的回報，則是在退出政界之後的財務收入。
以克林頓總統為例。克林頓在當總統的時候，每年的薪水隻有二十多萬美金。在他的白宮歲月的後期，因為受性騷擾指控和國會彈劾的威脅，克林頓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律師費來應付這些事件。在他離開白宮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負債累累。但是，他一旦離開白宮，首先得到的一筆巨款，就是他受約撰寫回憶錄的預付款，超過一千萬美元。克林頓總統離開白宮之後，每次演講的收費不低於三十五萬美元。根據克林頓夫婦的報稅單，克林頓夫婦從2000年到2006年六年間，共收入一億零九百萬美金，其中克林頓作為離職總統的收入，僅為十二萬美元多一點。
我認識兩位美國律師，原先是美國貿易代表處的首席代表和首席律師，在任的時候，年薪不過十幾萬美元。這兩位官員離開政府之後，到我們的律師事務所，主持有關美國貿易法律方麵的事務，年薪立刻就漲到了每年三十多萬美元。而他們的客戶，是來自韓國的鋼鐵公司和來自日本的電子公司和汽車公司。原來他們在位的時候，是他們主持了對日本韓國企業在鋼鐵、汽車、電子工業上的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而他們一旦離開了政府部門，則立刻為美國利益的對手服務。旋轉門的效應立刻體現。這裏麵沒有原則，隻有利益。像這種通過“旋轉門”出來的官員，在美國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實。盡管美國的輿論對“旋轉門”現象進行了持續的抨擊，盡管國會也想通過法律對這樣的現象進行限製，不過由於起草法律的人和執行法律的人，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相關的立場，所以每次出台這樣的規定，都是流於形式的。
九、半數不到的選民決定全體人民的命運
美國人一直說，他們的民主製度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國家仿效的。他們說，根據普選原則選出來的議員，是代表了多數美國人的利益而行事的。不過，即使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現今人們最為吹捧的美國民主政治製度，也很難作為一個典範去追隨。美國老百姓是非常厭惡政治的。普通的美國人寧願去看棒球賽，或者是看美式足球，而不願意出門去投票選舉一批他們認為不可能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狀態的政客。因此，每當選舉投票之前，候選人花的最多的精力，是動員大量的誌願者，挨家挨戶動員老百姓出來投票。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尤其是美國的大選日都是定在十一月份，美國北方的城市和農村早已是大雪冰封，是人們躲在屋子裏取暖喝啤酒的時候。誌願者上門動員投票，經常要遭到那些對生活不滿的人們的抱怨和譏諷。我的一個律師朋友，出生於名門之家，畢業於普林斯頓和哈佛大學，在一家美國基金中有高薪的位置。
在奧巴馬出來競選的時候，他就對我說，他要賭奧巴馬勝選。為此，他辭去了工作，在幾個州的鄉村裏動員選票。大雪紛飛，他還得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皮鞋在雪地上一滑一跌的踉蹌而行，到一家家選民動員他們出來投票，而且還為此受了傷。他後來告訴我說，正是由於這樣的表現，他才能向後來當選的奧巴馬總統要一份政治任命，出任美國派駐非洲開發銀行的大使級執行董事，在非洲代表美國的利益。
在美國，隻有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才能吸引半數的選民出來投票。從1960年到2010年五十年間，隻有1960年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和1964年肯尼迪被暗殺後約翰遜當選美國總統的這兩次，美國選民的投票人數，超過了美國合乎選民資格人口的60%。而那兩次的選舉的背景，是美國人感到自己的國家進入危機。當時美國在國際上和蘇聯冷戰對壘，對越南發動戰爭，直至1968年約翰遜總統，因為國內反戰情緒高漲而黯淡下台。老百姓覺得那個時候，應當出來支持自己的總統。1992年，雖然美國人取得了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決定性勝利，但是美國老百姓對老布什總統的經濟政策還是大為不滿，把主張在國內平衡財政赤字的克林頓，推上了總統寶座，當時美國選民的投票率，占美國夠年齡選民總數的55%。到了1996年，克林頓的健康法案遭到巨大反對，其經濟政策並無長進，僅有49%選民參與了投票。又過了四年，小布什以微弱多數上台之後，幹了政績平平的四年。如果沒有2001年的“9.11事件”，小布什根本沒有連選連任的可能。正是在小布什掌權的八年中，美國更變本加厲地把全民教育、醫療保險、甚至國防係統更進一步市場化，造成整個美國經濟加速墜入危機的軌道。2008年，美國人終於由於在國際上搞“反恐戰爭”而眾叛親離，在國內遭遇金融危機而民不聊生，從而投票把一個黑人送到了白宮。那一年，選民的投票率超過了58%。在過去的五十年中，除了每隔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之外，每隔兩年是美國的眾議院選舉和參議院的換屆選舉，稱之為中期選舉。而這五十年中的二十五次中期選舉，沒有一次選民人數超過50%，都是在30%至40%之間徘徊。由此可見，被不了解內情的人趨之若鶩的美國民主政治體製，是連美國人民的一半以上都不信任，不願意參與的政治體製。
十、美國民主政治的路怎麽走
以我的觀察，美國的民主政治體係的發展，起碼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其一是被稱之為“美利堅公司”的龐大美國資本社會。英語中有一個詞叫做“CorporateAmerica”。用中文直譯，稱為“公司美利堅”。按照中文的意譯，前後次序要顛倒過來，稱為美利堅公司。美國人創造了這個詞，是說美國社會的實際生活，是受美利堅公司主導的，而不是所謂的美國民主政治製度。整個美國就是一家龐大的公司，是為著掌控著這家公司的股東，尤其是那些大股東的利益服務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就是美利堅公司的董事會。美國總統就是這個美利堅公司的CEO。每次大選，實際上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大股東在爭奪這個公司董事會的話語權，決定這個國家的走向。
我在美國頂級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年來，親身體會到在美國的企業中，絕對不可能有什麽民主可言。任何一家上規模的美國公司，董事會基本上是個擺設。董事會選定了一個CEO（中文稱為首席執行官）之後，公司的所有運作就通通由這一個人來決定。雖然公司法中，有關於股東權利的種種保障，也有對管理層的種種約束，不過在日常的所有決策中，這位首席執行官的權力就大得驚人。
舉一個例子：有一家美國上市公司，按照規模來講，是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之一，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設有分支機構。我有一次參加一次電話會議，討論關於中國的投資問題。盡管出於某種考慮，這位首席執行官也讓亞太地區的主要官員參與討論。不過在他自己本人的傾向性意見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可以不顧公司在中國的實際情況，非常武斷地喝斥那些在中國長期工作的下級官員，堅持按自己個人意見行事。後來他的決定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公司損失了巨大的財富。不過董事會依然信任他，繼續讓他擔任這個職務。在美國的很多大公司裏，所謂的民主決策是基本不存在的。美利堅公司的整個決策過程，完全是依靠專權和獨裁來實現的。對此，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根據市場規律做出的選擇。但是使我多年沒有搞明白的是，為什麽民主的精神不能在美利堅公司裏體現出來。有一次我把這個問題提給我的老板。他曾經是卡特總統任期內的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後來到律師事務所當了合夥人。他對我的解釋是，如果公司的事務要通過民主解決的話，這個公司早晚要破產。因為，搞民主決策的過程，會耗費太多的時間和太多的金錢。公司不能因為多數人的意見而放棄真正能夠賺錢的機會。我那個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美利堅公司通過金錢來擺布華盛頓的政治決策進程，從而創造為自己賺錢的機會。而一旦這個賺錢的機會出現了，美利堅公司就絕不允許有“民主”的辯論和猶豫，必須立刻抓住這些賺錢的機會。
其二是美國有著非常強大的宗教勢力。這股勢力長期以來對美國民主政治製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美國，以上帝的名義，基本上是一句口頭禪。美國總統就職典禮，要上帝的保佑。在美國法院作證，要手按聖經，對上帝起誓說實話。在美國的紙票子上，就印著“我們信靠上帝”的箴言。美國是世界上教堂最多的國家，也是各種宗教派別最多的國家。
不過，在美國真正決定其政治生活的，隻有兩個宗教流派：一個是基督教徒，就是所謂的從歐洲大陸移民過來以後，以清教徒的基本信念開拓美洲新大陸的基督教徒。這些人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吵鬧聲音最大的群體。如果有任何對上帝稍微不敬的口吻，這些人就會以上帝的名義把你詛咒個半死。在美國，如果一個人想要真正介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不可不歸屬於某個教派，不可不熟讀《聖經》。以上帝的名義，是打壓政治對手最有力的工具。即使是挖出什麽八卦緋聞，其真正的殺傷力，不是中國人所習慣的所謂道德敗壞，而是在上帝麵前破了摩西的十誡，這才是真正要命的致命傷。中國很多專家和媒體，在批評美國的社會問題或者政治問題的時候，往往打不中要害，就是因為不理解宗教在美國的力量。
第二股宗教勢力，就是美國的猶太人。這些人非常強大，而且非常低調。猶太教是美國猶太人的精神寄托。但是美國的猶太人很少把這些掛在嘴上。美國的猶太人掌控著包括銀行、投資銀行、對衝基金等金融業在內的整個經濟命脈，掌控著輿論和電影製作的發布權，掌控著美國最高端的對外政策的思想庫，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都是猶太人。猶太人過自己的節日，不向其它的宗教開放自己的猶太教堂。猶太人辦自己的學校，對自己的後代，從小就做正宗的猶太教教義傳播。猶太教義中，不承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不承認耶穌是上帝派到人間來拯救人類罪惡的。聖誕節從來就不是猶太教的節日。但是在一個基督徒吵鬧聲很大的國家中，當美國整個國家都慶祝聖誕節的時候，猶太人默默地守住自己的宗教節日，從來不提出重大的抗議。這股重大的宗教勢力，是對美國的實際政治和經濟生活起到重大影響的力量。
但也正是因為宗教的力量，在美國的大眾中，尚有守戒尚善的基本良心存在。宗教的力量在相當程度上，還能製約美利堅公司純粹為了金錢利益為所欲為的本能。不過近些年來，宗教的力量實際上在逐步地減弱，製約能力也在減弱。以我之見，宗教在美國，也是無法抗拒追逐利益、追逐金錢的墮落趨勢。
其三，是美國的新聞媒體。從1791年開始，美國通過了憲法第一修正案。這個修正案禁止任何以官方的名義，確立所謂的“國教”，保證美國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言論的自由，有出版和結社的自由，以及有為維護自身權利而請願的自由。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美國的新聞界基本上就是所謂的無冕之王。曾經有過一批非常有修養的美國記者，按照一個相對公平的價值觀去觀察問題，挖掘新聞，調查事件，追求平等和公平的價值觀，對美國的政治體係和輿論取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在某種程度上講，讓美國的媒體人基本上還保留了一點良心。但是，隨著美國教育製度的衰敗，好的新聞記者越來越少。我在美國的時候，正是美國的整個經濟社會，從大規模的產業經濟形態向虛擬經濟形態傾斜的時候。這個過程用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一直到最近的金融危機，終於把美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暴露出來。但是，三十年前的美國，正好是美國剛剛從越戰的陰影中爬出來，虛擬經濟剛剛起步，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開始大批地向金融行業和法律行業尋求掙大錢的機會。而美國的教育係統，也開始大批地製造這些金融和法律界的精英。原來在美國社會中受尊敬、講真話的新聞工作者，開始被排擠，被邊緣化。原來美國的政治體係中，可以受到輿論監控的那一部份，開始慢慢地減弱。一切向錢看！走了三十多年，美國現在同樣麵臨著巨大的價值觀危機和教育危機。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允許新聞媒體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披露，老百姓永遠不可能知道在身邊發生了什麽不公正的事件，從而在輿論上製約不公正現象的發生。中國的新聞媒體，因為不容許對政治症結做完全的披露，反倒縱容對八卦花邊新聞的炒作，以至於推動了社會整個道德觀的淪落。甚至像現在的美國媒體一樣，常常被種種利益勢力所利用或收買。這都是需要認真借鑒的。曾經的無冕之王，在金錢為王的當代，究竟還能發揮多大的力量，是一個並不樂觀的疑問。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年來，中國媒體在報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時，常常見到的是羨慕與讚譽，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報導中國時，卻往往是醜化。最近的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民眾心目中的最大敵人，中國竟然排在第二名（伊朗第一、朝鮮第三），而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的主要途徑，就是美國媒體與政客。
十一、中國社會的進步不可能照搬美國式民主政治
我擺出這些事實，並不是大而化之籠統的說民主政治好或不好。民主是現在幾乎人人向往的理想，但是如何保證其有效實現，盡量避免負麵問題的產生或持續，就是大問題了。多少年來，人們總是希望在各自交往的過程中，在決定自己利益與命運的過程中，在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方麵，能夠通過一個民主的程序來商量解決爭議問題。當然，民主的大前提，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尤其是在金錢主宰一切的現代社會，奢談民主實際上是一種不可能兌現的政治遊戲。金錢、權力與人性弱點的結合，並夾雜著效率問題，便永遠不會容忍以普通人為多數力量作出決策的政治局麵。民主是一個概念，它的內涵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地被充實，被修整。
民主又是一個因地而異的概念。每個人在談到民主的時候，他心中的民主實際上與他的同行人完全不一樣。你的民主，我的民主，他的民主，完全不一樣，此民主非彼民主。民主還是一個內涵不斷變易的概念，沒有一個固定的程序可以保證此一時之民主，便可適用於彼一時的民意，亦無此一地的民主便可適用於彼一地的實務。因此，不會有一個完全的精確的民主製度或者民主程序可以依循，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可以套用，隻有一個大致的方向可以追求。
現代的社會，物質上的豐富，或者說金錢上的富有，成為大部份人設定成功與否的標準。越是到了現代，人們越是被所謂的科技進步所困惑，越是被聲色犬馬所包圍。好萊塢的3D大片和美式民主的宣傳，都是虛無的數字遊戲。就像金錢到了今天，也不再以黃金為代表，甚至不再用紙幣作代表。一切都是在數碼手段中的一個信號而已。二十一世紀的人民，統統生活在一個被數碼技術統治的虛幻世界中。在這樣的虛幻世界中，再去相信美國的民主政治，等於是魯迅先生小說中的阿Q一樣，不過是被自己的幻想所蒙蔽欺騙。
可以設想一下，倘若擁有十三億以上人口的中國，放開進行美國式的民主選舉，光是用在廣告和候選人的互相攻訐、辯論、詆毀上的金錢，恐怕不是以多少億美金來計算，而是以十億、幾十億美金來計算。倘若沒有一批新聞記者，敢於仗義執言，堅守新聞道德，不被任何力量收買，不怕被打壓恐嚇，披露製度中的瑕疵，深究政治人物的陰暗齷齪與錢權交易，以及與之相配套且合法有效的輿論監督機製，老百姓還不是被表麵文章所蒙騙，被政客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而現實中的世界，符合這樣理想標準的新聞記者和新聞製度，可以說世上稀有。因為不論公立或私立的新聞媒體，都要用權或錢來維係運轉，而新聞記者也是活在現實中的人，都有弱點，有弱點就可能被人利用。倘若中國的社會，不是堅持固有的傳統道德美德和與時諧進的核心社會價值觀，不相信因果，那麽物欲橫流的蠱惑煽動，將成為人們追求的虛偽目標，國家的資源也因此而浪費。在民主自由的旗號下，新型的利益交易將成為政治背後的主導力量，種種資源將重新被各利益集團瓜分，中國將由統一的大國變成一盤散沙，被國際勢力乘虛而入。這樣的民主政治選舉會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光明，而是毀滅。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在中國必須認真總結中國文化的曆史經驗，也要總結美國文化的曆史經驗。在沒有很好總結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縝密設計改革方案與實施步驟的前提下，冒昧去推廣美國式的民主政治，會使得整個社會陷入茫然不知所措而混亂潰敗的陷阱中。
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需要深刻地反省。因為在中國，普通老百姓非常崇拜有文化的讀書人。這種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在現代，被一些戴著知識分子帽子，不學無術的流氓痞子所利用，無端造出太多的事情來。也有一批知識份子，被各種力量所收買，說著收買者需要的話，寫著收買者需要的文章。還有相當一批知識份子，懷抱著主觀想象的理想，以對國內、國際、曆史、現實膚淺片麵的認知，夾雜了個人恩怨或個人利益的不平衡情緒，配合上對現實的不滿，發表言論，蠱惑人心。這些都是要警惕的。
不過，曆史終究會依著自己的規律和軌跡來發展，曆史也終究會證明，中國的繁榮富強，必定是建立在警醒而清醒地立足於自己與國際的真實狀況，靠自立自強走自己的路來實現的，而不是靠發展美國式民主政治來達成的。借鑒他山之石可以，但如何借鑒，是個非常現實而且十分複雜的大問題，決不是空泛議論褒褒貶貶那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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