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經過了“慎重考慮”，不得不使用破釜沉舟的勇氣，在卸任前作出最後的大動作倒薄，目的就是捍衛政治局集體領導體製平穩交接和交接後的順利運作，使用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倒薄是胡錦濤為習近平順利接班作出“扶上馬送一程”的一個具體安排。
1）欠缺起碼的民調 胡錦濤“慎重考慮”後倒薄餡困境
自從中央在15日倒薄以來，薄熙來迅速成為了全國乃至全球的新聞明星，國內輿論被嚴格管製，烏有之鄉在被關閉了五天之後重新開放，但是發帖的權利被沒收了，所有關於薄熙來的文章全部嚴禁。
國外卻相反，星期天在家看電視，看到加拿大電視台上一幫現任和退休的高官正舉行薄熙來研討會，回憶各自在加或在中國與薄熙來直接接觸的往事，眾人一詞認同薄熙來是一個具有開放眼光的官員，不會是文革餘孽；在美國一個幾乎從不播放中國新聞的電視台，居然看到了一個薄熙來專題節目，轉換另一個頻道又看到國務卿希拉裏正在口沫橫飛的講述什麽依據中國的文化背景，薄熙來的未來將如何這般…看來薄熙來在西方媒體的風頭已經蓋過了習近平訪美了。
早在倒薄的第二天，安瑪在《就撤職薄，十問胡溫》一文裏就表示，胡錦濤如果把倒陳良宇的手法簡單移植到薄熙來的身上，是一種政治幼稚，因為薄熙來的民意基礎遠遠超越陳良宇，是否會引發社會或政治危機有待觀察。倒薄以來的局勢發展，印證了這一點。證明了胡錦濤以為僅僅是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投票通過，不需要最起碼的民間民調背書就能到博，而事實上這幾年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決策運作，在不少的問題上已經遠離群眾了。
如何探討眼前全球蔓延的這股薄熙來熱背後的深層原因？顯然，國際媒體聚焦薄熙來是因為當局倒薄所麵臨的巨大民意的反彈，想通過研討薄熙來了解和把握中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安瑪認為，薄熙來現象背後折射的是民眾對於社會矛盾急增和對政府的社會管理越來越不耐煩的廣泛不滿，其中政治局核心沒有跟隨社會的變化掌握民意民怨，與人民漸走漸遠是這次倒薄受挫的主要原因。
2）集體領導模式缺乏及時與時俱進
文革後，在鄧小平的強力主導下，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核心格局逐步確立，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基本健全了。無可置疑，正是這個集體領導製度帶著國家一步步地朝著複興的方向前進是不可質疑的，屬於是目前在政治領域比較拿出手的中國特色。
可是，隨著中國社會不斷發展社會矛盾激增，政治局核心的各常委們卻始終還陶醉於既有的成就，比如重大事情常委會討論表決，平時多到地方調研展現親民等等。在胡錦濤看來，多到地方走走就是聯係群眾，大事情集體討論票決就是程序民主，因此，這種情況的政治局集體決議就是理所當然的中國當代聖旨了。
此時，黨內出現了一位薄熙來，他是政治局的委員但不屬於9人核心常委之內。薄的所作所為給政治局常委們正在自我陶醉的領導模式帶來的警鍾。
3）薄熙來何許人也？
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屬於正宗的紅色太子黨出身。在胡溫政府上台時，薄熙來從東北遼寧調到了北京擔任商務部長，外界經常看到薄在記者招待會上與外國官員和記者唇槍舌戰不時妙語連珠，被外國傳媒稱之為是在中國唯一可以使用類似搖滾歌星節拍來主導一場記者新聞會的中國高官。
可是，正當外界曾紛紛看好這位“擁有搖滾歌星魅力”的部長官員在京城的仕途之路之時，在政府換屆的2007年薄熙來出人意料的被調到了遠離北京核心中心的重慶出任當地的第一把手。
何故？具街坊傳聞說，薄得不到上司溫家寶的賞識，傳聞的真實性無法證實，但從商務部與法改委是國務院的對外和主內的兩大支柱部門來分析，如果薄熙來和直接的上司溫家寶的關係融洽，是不會在換屆的時候突然被遠調到的重慶山城的。
然而，遠離北京任職重慶，卻讓薄熙來的政治生涯攀升一個新的高度。幾年的時間，薄熙來把原來毫無名氣的重慶建成了中國最受矚目的地方之一，政治上薄熙來主張唱紅，經濟上大力引入外資和設立重慶自己的主導產業並舉發展經濟，關注民心建設諸多的民心工程，並探索農民工入城的新政策等普遍的社會瓶頸問題，開創了一條有別於沿海的內陸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迅速的就在中國的政壇上發出了特殊的亮光。
4）關於重慶紅歌的爭議
在重慶模式中，最引人爭議的莫過於唱紅歌了。由於民眾普遍對文革極端的忠字舞的厭惡的記憶猶新，一聽到唱紅就搖頭的民眾不在少數，反對重慶模式的極右派們就抓住這個特點反複宣揚重慶模式就是唱紅等同複辟文革。
其實，薄熙來的唱紅計劃是依據當前的社會道德的大落失，圖謀探討重建社會道德的一種嚐試。文革的極端固然不妥，但是中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建立起的不少成功的文化道德觀曾經結果不少的果實，不該因為文革的失敗就全盤否定。
去年中共建黨90周年，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就撰文說，今天的中國經常強調向新加坡學習，可是在新加坡建國的初始階段，新加坡是向中國學習的。新建國初期的人民行動黨中的親共派，受到中共成功的革命鼓舞，從中移植了不少的經驗，包括清廉與獻身精神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風等等。李光耀在對親共派領袖的悼念文承認，親共派的這些良好的作風對人民行動黨是一種曆史性的貢獻，至今還是行動黨保持與國民良好溝通的一種寶貴的政治資產。
因此可見，源自中共的一些好傳統，由於計劃經濟特別是文革的失敗，在改革開放全麵擁抱資本主義後就在源生地慢慢消失了，而在異國他鄉的新加坡卻生根發芽發揚光大。因此適當的恢複過去一些有用的價值對於整個社會的道德重建，是有著正麵的意義的，這就是重慶唱紅的初衷。何況，中共的傳統文化不過是重慶紅歌的其中的一部分，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曆史文化，還有一些世界的名著等構成了重慶紅歌的另外的部分。
如果硬說，唱紅歌就是不妥，請問李源潮這幾年一直都在宣示的要保護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現在大力提倡的學雷鋒，還有習近平最近高調的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等等，與重慶恢複部分中共傳統的紅歌到底有何不同？安瑪認為，唯一的不同，就是重慶紅歌成了一種風氣，其它的至今還處於還不成氣候的階段罷了，胡書記，我說得對嗎？
5）胡錦濤的煩惱
隨著重慶邁向步步成功，在總書記胡錦濤的眼裏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煩惱。何故？中央下屬的一個直轄市的不斷成功，中央領導人本該興高采烈才對。可事實並不如此，原因要從中國曆史和中共體製，與胡錦濤本人的工作作風兩方麵談起。
第一，中共體質和中國曆史的關係。任何一個了解中共體質的人都知道，今天中國中央集權是最徹底的，比曆史上的強漢盛唐時期的中國都更為徹底。中央集權的強大當然利弊 各具，但是古代的中國是一個無須擔憂他國的強大的帝國，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卻把分裂中國作為了對華戰略的一個長期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強大的中央集權製度是必要的。
中共的每一代領導人，都把捍衛國家的統一視為了“悠悠萬事 唯此唯大”，特別是當中國逐步邁入經濟自由化以後，再加上原來的強勢領導人退出了曆史舞台，新生代的集體對中央集權如何保持，一直是中央政府最關心的新課題之一。其中對地方諸侯的權威管理，被認為是保護中央集權製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現在，來自重慶模式的薄熙來卻總愛自行其事，善於打擦邊球使用與中央不同自選動作推動工作，令胡錦濤有中央權威受威脅之感。如果薄隻是在做自我自選動作也罷，但卻偏偏越來越成功，吸引了很多媒體和其它的地方幹部的眼球，如此下去，薄熙來一人威脅中央權威的做法就可能會蔓延到其它的諸侯，現有的黨紀法規將被削弱，中央權威就真的麵臨危險了。
第二，胡錦濤的個人風格。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欽點的第四代領導人，政治上黨性強，領導作風的長處是善於把持全局的平衡，這對於中國這麽一個大國是相當重要的；胡的個人作風的特點是偏向謹小慎微，習慣於在事前布局周密安排周到，傾向最好是能爭取在萬無一失的條件開展工作。胡的這個特點對於個人也許有好有壞，但是作為舉國之君就肯定是壞多於好了。
比如胡錦濤的智囊就公開宣布，政改和經改不同，不能搞政改的特區而要全國一盤棋的來考量，可能是胡錦濤擔憂政改下放地方會削弱中央權威非常害怕會失控吧。然而，像中國這麽一個巨型的國度，從青藏高原的牧區的各種管理製度到上海北京繁華都市管理製度就有著巨大的差異，東北的林海雪原和海南雲南的熱帶雨林的天壤之別，使得中國政改中的必需的製度創新不下百萬、千萬、億萬吧，若都由中央來統一考量，現實嗎可能嗎?不敢想象。
胡溫政府上台後，確實沒有把政改任務下發到地方政府的計劃與實例，看報道中央針對時弊是做了一些製度的修建，比如清理各省市的駐京辦，製定了消除公費旅遊的方案，消除全國的小金庫，清理公車和公費飲吃等等。安瑪認為，第一，中央政府不該包辦修建這些製度而應發放到地方，然後地方的成果要經過中央的驗收。第二，現在中央所作的都沒有抓到關鍵的七寸，七寸就是公開三公，以上的所有不同名堂的公款浪費就迎刃而解。否則就是花再大的力氣解決以上的問題，各級官員侵吃公款也會以別方式重新滋生新的溫床。
正因為胡錦濤在下放政改到地方問題上的謹小慎微，導致了中央把持著大權忙不過來，地方麵臨問題一大堆卻無權更改創新製度的困境，中國社會在胡錦濤主政的十年裏解決問題的速度遠低於新問題產生的速度，社會問題的急劇大量滋生和積累，民怨也不斷的在積累，民意對於這屆政府的滿意度在不斷的下降之中也就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了，遊覽大陸的網站，諸如胡錦濤光說不做，溫家寶騙術高明極不誠實，薄熙來才是實幹家的流言比比皆是。
被社會各界廣泛稱頌的來自廣東和重慶兩地的不同試驗，其實是並不在胡錦濤計劃之內的，胡隻能是勉強認同。實際上以今天中國社會各方麵製度創新的嚴重滯後，一個地方領導如果真想幹點實事就一定要麵對現有製度改革的。汪洋薄熙來這樣的主動要求製度創新嚐試的幹部在中國大約隻占地方幹部的1%，其餘多達90%的幹部都是把精力用於討好奉承上級就能保官升官，上麵下達的任務就行禮如雲的走過場，剩餘的精力大概就用於動腦筋鑽一些法規的灰色地帶侵吞三公經費的便宜，還有的小部分比例的幹部大概就是成心敲詐貪汙的影響極壞的蛀蟲了。
在這次兩會上，汪洋就公開講，廣東想改革相關製度中央不同意，烏坎問題的解決沒有任何的製度創新，朱小丹在一旁插嘴說，沒有創新的解決辦法，以解決的問題就會可能還會重來。
薄熙來在此類的問題上從來都是完全不吭聲的，薄與汪洋不同不願意請示中央，喜歡打擦邊球，這是讓胡錦濤感受中央權威受到威脅的一大原因。也許作為太子黨的薄熙來比其平民出身的汪洋和朱小丹的膽子更大吧。
一言而蔽之，一方麵中央政府基於對國家統一的責任感要求始終保持強勢的中央權威，特別是在失去了政治強人色彩的新生代如胡錦濤尤其看重中央權威對管理國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麵，一貫謹小慎微的胡錦濤規定政改需要中央統一部署造成了地方無權自行創新製度而麵臨著大量的社會問題堆積如山。
汪洋薄熙來等人主動開展地方的整改，特別是薄熙來最愛做自選動作的做法更加大了胡錦濤擔憂中央權威的流失，還有重慶模式的不斷成功也有引發其它地方幹部效仿薄熙來的趨勢，胡錦濤能不煩惱？
6）薄熙來的立場
薄熙來從政後，一直就是一個思維獨立作風強勢的官員，隨著閱曆的增加薄越發感受到中共目前的體製官僚弊病叢生阿諛奉承風氣蔓延，並不能很好的體現大多數人民的訴求有脫離群眾越走越遠的趨勢。薄本人沒有權力從大的層次改變政府整體的權力生態，又不願意隨波逐流，所以他選擇了與現行的官場保持一定得距離走自己的路的方法。
薄熙來還最反感中共官場固有的很多不成文的潛規則，薄認為如果做足這些潛規則再加上全套遵守那些一套套陳規舊習，一個人的精力已經被消磨大半了。於是薄采取了不理睬流行的潛規則，在不違反現行黨紀國法的前提下，也盡可能避免與那些整套套的陳規舊習打交道，結果薄熙來的作風與一個膨大的官僚機構產生碰撞就是鐵板錚錚的事了。
倒薄後，許多人都說事前無法想象薄熙來能有如此強大的民望，深究薄能夠得民心的一個突出的關鍵，就是薄做事的出發點和實施過程都是把為民謀利放在首位，做到了絞盡腦汁協盡全力討好民眾，這與當今中共官場泛濫的協盡全力討好上司，絞盡腦汁鑽營灰色地帶官商勾結魚肉百姓形成了鮮明而強烈的對比。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倒薄引發的全國性民意的反彈中，在薄熙來工作過的重慶大連沈陽北京等地的反彈最為厲害的原因。
倒薄後，安瑪請遠在東北的親戚郵來了一些當地微博的評論，其中有：
“薄熙來始終把群眾利益作為工作的第一目標，真正體現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錚錚傲骨”；
“薄書記的工作作風是‘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老百姓是共產黨生命的源泉，永遠的牽掛’的一個典範”。
7）胡錦濤的擔憂
在胡錦濤的眼裏，薄熙來目無上級的強勢但有效的工作作風雖然會帶來一些煩惱，但是對於經曆了儲君十年有著小媳婦終於熬成婆磨練的胡錦濤，世人早就習慣了胡在無論外交還是內政上的有具備的百忍成金的忍功了。因此如果僅有煩惱，胡錦濤是會繼續忍耐保持彼此和諧不會與薄翻臉的。
但是，隨著近年重慶成功的聲望越來越響，同時絲毫都不改變其高調強勢勇往直前作風的薄熙來，加上十八大的臨近，不禁讓胡錦濤在煩惱之時又新增加擔憂：目前的胡溫體製可以勉強和薄熙來合作，十八大後將進入的習李體製，能駕馭人氣不斷抬升的薄熙來？
站在胡錦濤的立場，政治局集體決策機製是保證黨的集體領導，保證國家能安穩的邁步前進的主要基石，一個目中無人但卻又是民望高企的新政治強人，對於黨的集體領導體製無疑是有害無益的。因此，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當前形勢下”，為了黨的事業和國家穩定的“大局”，胡錦濤經過了“慎重考慮”，不得不使用破釜沉舟的勇氣，在卸任前作出最後的大動作倒薄，目的就是捍衛政治局集體領導體製平穩交接和交接後的順利運作，使用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倒薄是胡錦濤為習近平順利接班作出“扶上馬送一程”的一個具體安排。
胡錦濤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謀劃政治大動作的出發點和著眼點全站在黨的立場和國家利益的“大局”來考慮的。然而，這一次胡錦濤卻踢到了鐵板，錯在哪裏？錯就錯在胡的思維與中國的社會實際和廣大人民的意願脫節了，以為政治局集體投票通過的決議就一定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了，胡錦濤這次還錯在了他布局的有關具體維護政治局集體領導的作法顯示了胡的格局和視野太狹小了首先需要“改革”式的與時俱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