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探索屬於“不完美的改革”，還是屬於“不改革”？

重慶探索屬於“不完美的改革”，還是屬於“不改革”？

暫時無派

這是一個密封的箱子，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將它打開，但它有一個信號的輸入端和一個輸出端；將一個信號輸入，通過分析輸出信號，人們可以了解這個箱子的轉換功能，這就是人們在分析問題時使用的“黑箱理論 ”。 “黑箱理論”不注重一個係統的結構和流程，而是將著眼點放在它的整體功能上。最近，中國政壇上出了一件事，它的前半部是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並在那裏滯留了一天，後半部是大約在一個多月以後，過去幾年重慶市一直進行著的那些轟轟烈烈的事（為了討論問題方便，我將這些事統稱為“重慶探索”），突然都停止了。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說的“探索”是指薄熙來主政以後重慶出現的與眾不同之處。為什麽停止了？盡管社會上眾說紛紜，但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這中間究竟發生什麽事。很顯然，我們眼前的這個事件，很像前麵說的黑箱子；它的輸入信號是王立軍“出走”，輸出信號就是重慶探索的突然停止。

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好奇，越是不知道的事，人們的好奇心就越強。於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一些“內幕”和“驚爆”之類的消息就應運而生了。我也好奇，但我卻並不在乎眼前這個黑箱子裏麵究竟裝的是什麽。換句話說，對王立軍究竟為什麽去美國領館，他在那裏都說了些什麽，他的出走為什麽會使薄熙來的上級不再讓他兼任重慶市委書記，以及有關薄熙來個人品德的舊事和有關他的野心的新聞等等所謂的“內幕”，我並沒多大興趣。之所以沒有興趣，是因為不管知道或不知道這些“內幕”，都不影響我們對“重慶探索”夭折的分析。

前不久，《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了一篇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這篇文章說：“無論方案多麽周密、智慧多麽高超，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改革就會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煩’，改革也很難十全十美……。在改革進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對聲音的出現，而是一出現不同聲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現實中，或是囿於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擔心不可掌控的風險，或是陷入‘不穩定幻象’，在一些人那裏，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用這篇文章提出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年重慶的探索，我們能得出什麽結論呢？我想結論是很簡單的，那就是，重慶人一直在進行著改革。盡管他們的改革招惹了一些是非，盡管他們在改革中自找了不少的麻煩，盡管他們的改革很難說是十全十美，但他們最起碼沒有“不改革”。因此，按照這篇文章的邏輯，重慶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很遺憾，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可怕的不是反對聲音的出現，而是一出現不同聲音，改革就戛然而止”。重慶人願意將他們的探索“戛然而止”嗎？不，他們不願意；這個探索是“被” 戛然而止的。

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這篇文章是在重慶黨委的上級（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發表的，而將重慶的改革“戛然而止”的，也是這同一個上級。

這是怎麽回事？

我想一定有人會說，重慶人搞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改革；他們搞的“文革”。是嗎？讓我們看看他們都幹了些什麽。重慶探索內容很多，大體上可以用“唱紅打黑”、民生導向、共同富裕來概括。這些做法和“文革”有什麽邏輯關係，或者說，有什麽相似之處嗎？我看不出來。難道“唱紅打黑”是“文革”，而黃賭毒是改革？難道民生導向是“文革”，而單純追求GDP是改革？難道共同富裕是“文革”，而兩極分化是改革？也許“唱紅”引起了某些人對“文革”的痛苦回憶，那麽，正在開展的學雷鋒活動算什麽呢？總不等算“倡黑”吧？要知道，這個活動可不是重慶人號召的。也許“打黑”讓有些人擔心會傷害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對改革有貢獻”的人，那麽，過去和目前別的省市正在進行的“打黑”，怎麽沒人說三道四，沒人說成是“文革”呢？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上麵的說法是想當然或者是強詞奪理，那麽，我們就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衡量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由三個部分組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慶探索堅持改革開放了嗎？堅持了；他們的開放外資引進和經濟增長都是名列全國前茅的。重慶探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嗎？堅持了；“唱紅”不正是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嗎？“打黑”不正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嗎？“三個代表”是指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重慶探索的哪一條不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民為本”。重慶這些年的探索不正是對科學發展觀最好的實踐，不正是對它最全麵、最完整的落實嗎？

但是，重慶探索卻實實在在被叫停了。是“理論”錯了，還是重慶的實踐錯了？從現狀上看，顯然是重慶的實踐被認為是錯的。那麽，怎麽解釋“理論”？

幾年前，一家名為《炎黃春秋》的“主流”媒體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辛子陵”的文章，《合成一個新東西——我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當時我還曾以《從指鹿為馬到“指驢為鹿”》的標題對此發了一篇文章。在辛子陵的那篇文章中，作者說到：“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於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越往後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如此怎樣凝聚人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呢？”作者用很坦率的語氣告訴我們，那些被很鄭重其事地宣傳的“理論”，其實都是為了“減輕阻力”而設計出來的“包裝”。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一個王立軍出走的“孤立事件”會如此不合邏輯地導致整體重慶探索的夭折。其實，王立軍的出走隻不過是重慶探索夭折的激發因子。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也一定會有一個別的什麽事件在此時此地出現，而不管那個事件有什麽樣的“內幕”，其最後的結果都將一樣：重慶探索的“戛然而止”。如果我們跳出這個事件，將眼光放在過去三十幾年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上，我們會發現，這三十幾年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黑箱子。這個黑箱子的殼，就是那由三個部分組成的“理論”。三十幾年前，有人在這個黑箱的一端輸進了一個“改革開放”的信號；三十幾年後，我們從另一端看到了一個輸出信號：政治和經濟殖民地。

薄熙來和他領導的重慶人的“錯誤”在於，他們將那些用來作包裝的“理論”真的當成了理論，而且以那些“理論”為指導，幾乎真的趟出了一天帶有某種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來。很顯然，他們的探索是違背“黑箱”設計者的初衷的。於是，一點都不奇怪，薄熙來被“不兼任”了。但願，最後的結果不會比這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