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世珍
溫世珍， 字佩珊，天津宜興埠人，清光緒四年（ 1878）生於仕宦兼地主家庭，天津市北辰區有地名曰“溫家房子”，就是當年溫氏家族的地，該家族為天津曆史上的著名家族。
1899年，溫世珍在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曾留英深造。回國後，被派往北洋艦隊見習，因操作升旗失誤，從旗杆上掉下來摔成拐子。後經其兄溫世源介紹，充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繼任兩江總督衙門洋務文案、江蘇鐵道總管等職。在李鴻章以欽差大臣身份與八國聯軍議和、簽訂《辛醜條約》時，溫世珍因“表現突出”而深得李鴻章的賞識。 1911年，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隨員之一，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外交部長兼交通部長。孫中山北上後，他投在江西督軍李純門下任江西督軍府外交顧問兼交涉員。李純倒台後， 1921年，他鑽進北洋政府任外交部專員，曾奉派出席了華盛頓會議。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蘇、皖、浙、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關監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溫犯貪汙罪而下令通緝法辦，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國人的掩護，從上海碼頭乘船逃往歐洲，兩年後在日本大森定居。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淪陷，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後日本人任命溫世珍 天津市偽市長，在任職期4年，是曆史上有名的親日大漢奸走狗，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後，人民法院很快就將溫世珍逮捕歸案。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兼市人民法院院長王笑一，審判員劉雲峰做出嚴正判決：“查該逆自‘九·一八’前，即與日寇勾結進行賣國活動，後在日寇的羽翼下，曆充漢奸要職，效忠日寇，出賣祖國，罪行極大。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條之規定，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大漢奸溫世珍的罪惡一生（每日新報）
出身仕宦兼地主家庭、曾為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的溫世珍，一生善弄權術，尤其是天津淪陷後，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禍害天津百姓。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雖將其逮捕，但押而不判，監獄與高級賓館無異，解放前夕，竟假借“天津法團”名義將其保釋出獄。然而，多行不義必自斃，解放後，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其死刑， 1951年 7月 10日，一顆正義的子彈，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四處投靠 依附日寇
溫世珍，字佩珊，天津宜興埠人，清光緒四年（ 1878）生於仕宦兼地主家庭。 1899年，在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曾留英深造。回國後，被派往北洋艦隊見習，因操作升旗失誤，從旗杆上掉下來摔成拐子。後經其兄溫世源介紹，充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繼任兩江總督衙門洋務文案、江蘇鐵道總管等職。在李鴻章以欽差大臣身份與八國聯軍議和、簽訂《辛醜條約》時，溫世珍因“表現突出”而深得李鴻章的賞識。 1911年，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隨員之一，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外交部長兼交通部長。孫中山北上後，他投在江西督軍李純門下任江西督軍府外交顧問兼交涉員。李純倒台後， 1921年，他鑽進北洋政府任外交部專員，曾奉派出席了華盛頓會議。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蘇、皖、浙、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關監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溫犯貪汙罪而下令通緝法辦，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國人的掩護，從上海碼頭乘船逃往歐洲，兩年後在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戰爭後，溫世珍回國投奔蔣介石。他自稱能說服張作霖接受北伐條件，實現和平“南北統一”，騙取了蔣介石的信任。但在北上途中因受到奉係軍閥張宗昌的懷疑而遭扣押，並欲以軍法論處。溫世珍隻得以重金贖命後亡命哈爾濱，投靠其兒女親家陳曲江，合資開辦殖業公司，一麵投資辦煤礦，一麵經營皮貨。但當官有術，經營無道的他，終以賠本賺吆喝而結束了從商生涯。
北洋政府垮台後，通過陳曲江結識了親日派頭麵人物張弧，經張弧介紹，溫世珍與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日本軍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淺海喜久雄等相識。 1931年 6月，在土肥原賢二的指揮下，李際春、白堅武、何庭鎏、溫世珍等在津發動了便衣隊暴亂。戰鬥中，溫世珍的手腳被保安隊打傷，丟了槍支逃回日租界後，驚魂未定的他竟一時昏厥過去。經救治後，日本居留民團用輪船將其送到大連休養。
“七七事變”前夕，土肥原又派溫世珍到平津兩地和冀東一帶刺探軍事情報，準備發動事變，他欣然受命。他在平津一帶以探親訪友做掩護，為日寇搜集了許多重要軍事情報，多次得到了土肥原的稱讚。此時，他還加緊聯係日本駐津總領事及駐屯軍首腦人物，為日後躋身天津傀儡政權創造便利條件。
玩弄權術 出任偽職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淪陷， 8月 1日，在日軍的主持和監視下，天津市地方治安維持會正式宣告成立，高淩霨任會長。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後，作為漢奸新貴的高淩霨遂即任偽天津市市長。但上任不久就被在北平擔任過警察局長的潘毓桂取而代之。潘在任期間，由於得罪了天津日本特務機關而被迫下台。接替潘毓桂的就是被日本人培養多年的溫世珍。他是偽天津市政府的第三任市長，以在任四年之久而成為日偽時期任期最長的市長。
天津淪陷後，繼張弧之後，溫世珍也遷回津城，每日到北寧鐵路局長官舍協助張弧招待中日各界人士。後在張弧的推薦下，溫世珍充任津海關監督兼河北省銀行監事，其妻兄、開灤售品處經理王荷舫任河北省銀行經理。這樣一來，該銀行實權盡在溫世珍的掌控之中。但他並不滿足，又盯上了偽市長的寶座。為了早日角逐市長，他采取了一係列向日寇獻媚的行動。
偽天津海關公署恢複初期，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維亮依據國民黨政府的指示，並不承認日偽政府機構。但隨著華北各口岸相繼淪陷，英國政府對日采取綏靖政策，以中國的權益換取英日同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梅維亮的態度也有所鬆動。溫世珍就任海關監督不久，就脅迫梅維亮召集華北各口岸的稅務司開會，並成立了一個以他為委員長的關稅整理委員會，修改了關稅條例，減免或降低了日本輸出的 70餘種物資的進口稅，為日後日貨大量傾銷華北淪陷區打開了方便之門，為日寇對我國的經濟侵略立了“頭功”。
溫世珍曾收到國民政府要人孔祥熙的一封密信，讓他設法離開天津速到南京，並許以財政部某要職。溫世珍接信後如獲至寶，立刻將該信呈給了天津駐屯軍司令喜多誠一。他這一表忠心的行動果然“感動”了日本主子，喜多誠一對他大加慰勉。
當得知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從“滿洲國”調來華北主持軍政大計時，溫世珍主動向板垣提出四項建議：一是建議日本關東軍不宜大量進關，仍應留駐“滿洲國”和內蒙古，以免分散兵力，防止蘇聯武裝“侵入”；二是日軍應盡量起用國內的少壯派力量，最好以陸軍大學“支那調查班”經過特殊訓練的軍官來領導侵華軍隊；三是選用朝鮮和大連金州一帶經過日方培訓精通日語的人才充當日軍翻譯，在軍事行動中起到參謀作用；四是在淪陷區籌組統治機構時，最好沿用中國老習慣，采用“以魯人治魯，以豫人治豫”的辦法，盡量使用當地的親日分子。
這些建議深得板垣的讚賞，並轉給了華北方麵軍司令杉山元，據說，溫的各項建議大多被日軍采納。於是， 1939年 3月 24日，溫世珍水到渠成地接任了偽市長。
任期四年 罪行累累
溫世珍上台後，死心塌地地依附日寇，人事方麵盡遣親日派爪牙，推行強化治安運動，強製實行糧食統配製度，強迫群眾獻銅、獻鐵、獻機、獻金，強拉青壯年難民為日軍當勞工，竭盡全力地效忠他的日本主子。
天津是日本實施“以戰養戰”政策和擴充軍備生產的主要戰略資源供給地，也是其“招募”勞工的“兵站”，更是其“強製勞動”暴行的最大受害地之一。據史料記載，從 1940年至 1945年 8月，日本侵略者從天津抓走的勞工為 73374人。日本通過其特務機關、駐津軍隊及偽政府先後在津設立了華北勞工協會、華北滿蒙勞務聯絡會議等專門組織，以天津市區為據點，從附近的四鄉八鎮，河北的靜海、青縣、滄縣、南皮、東光等地，抓捕大批勞工。在刺刀、鐐銬和繩索下，由鐵路和海路送往北滿、南滿及日本、南洋。
1939年水災後，在日寇的指使下，溫世珍令偽軍警憲特雇用一批地痞流氓開設大東公司，借疏散難民和安置就業為名抓捕勞工，以供日軍驅使和奴役。他們被押解到車站、碼頭，裝進鐵悶子車廂或輪船貨艙，一部分被運往東北和日本北海道礦區做井下勞工，一部分留在日軍兵營構築工事，完工後，滅絕人性的日寇竟將他們秘密處決，沉入海河。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緩解物資枯竭的困境，日寇把經濟危機轉嫁到了淪陷區人民的頭上，他們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統製會，實行經濟封鎖。天津成立米穀統製會後，對老百姓實行糧食統配製度，日寇指示偽市公署將市內各糧棧、糧庫及糧店的存糧統計後封存，作為日本軍用物資。那時老百姓吃大米白麵即被視為犯罪，輕者遭受一通毒打，重者即被送進監獄，甚至當時就被日軍的刺刀挑開肚皮！他們將黴爛變質的土糧摻雜帶有泥沙的糠麩、豆餅及喂牲口的飼料，磨製成又苦又牙磣的“混合麵”，讓老百姓食用。人們從午夜就到糧店排隊，好不容易買上二斤混合麵，拿到家裏大人孩子吃了後都拉綠屎，一家人中毒身亡的也時有發生。那年月，碼頭、車站的搬運工人和三輪車夫因饑餓而倒斃街頭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
天津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計地把“聖戰”和“建國興亞”的思想灌輸給天津青少年。在青少年中組織了青少年團，派專人進行嚴格訓練，通過舉辦“都市農村青年時代座談會”、“中學學校學生座談會”、“學生家長懇談會”、“小國民持旗遊行”、“中日青少年團分列行進”等活動，對青少年進行反動宣傳和奴化教育。
為了推行奴化教育，溫世珍責令偽教育局在全市範圍內普及日語，開辦日語學校，由日本人親自授課，一般學校也都增設日語必修課，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並升日偽政府旗幟。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節日，還要組織學生、市民舉辦以“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為中心內容、以灌輸奴化教育為主題的演講會、遊藝會及曲藝、電影等活動。規定“凡市公署及各局處職員年齡在 35歲以下者，均須入班受課，每天學習 50分鍾， 6個月結業”。所有一切書籍、文具概由官方供給，成績優良者給予獎勵，不及格者予以懲戒。通過“受訓”的方式，向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灌輸“親日”、“反共”的思想，利用一些獎勵、留學等方法，引誘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國”。
正是由於溫世珍“功績卓著”，日寇才讓他任職長達四年之久。溫離任時，特到北平北支駐屯軍司令部向岡村寧次述職辭行。岡村寧次對其撫慰有加地說：“回想既往情景，真是感慨無量。不想溫閣下現在也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了！”並再三囑咐他：“加意休養，有需要協助之事，徑向當地日本駐軍或直接函知北平有關部門，必當妥善處理。”有了溫世珍空前絕後的“輝煌”，此後，在日本人眼裏市長這個位子就再也沒有了合適的人選，以致在後來兩年多的時間裏竟換了四個市長。
人民審判 處以極刑
抗戰勝利後，溫世珍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大漢奸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百般庇護。 1945年 8月，軍統局頭子戴笠飛來天津，打著懲治漢奸的旗號，先是將溫世珍、王荷舫等“拘押”在王荷舫家中，後又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監獄，與周迪平、徐樹強等羈押在一起，但對他們押而不判。這些漢奸以金錢收買相關人員後，監獄當局為他們特辟了粉刷一新的專室，躺的是席夢思軟床，蓋的是綢緞被褥，抽的是美國香煙，喝的是陳年佳釀。逢年過節時，叫來聚合成的廚師給他們開小灶，閑來無事，終日以打麻將、打牌、下棋打發時光，家屬也可以隨時接見。他們住在這裏，無異於住在高級賓館中。在天津解放前夕，法院竟以虛構的“天津法團”名義，將溫世珍保釋出獄。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後，人民法院很快就將溫世珍逮捕歸案。老百姓強烈呼籲將這個作惡多端的賣國賊處以極刑。《天津日報》在“獻媚日寇屠殺中國人民大漢奸溫世珍罪惡滔天”的標題下，以大量文字報道了天津市民對溫世珍出賣祖國、殘害人民罪惡行徑的揭露與控訴。宜興埠民眾還舉行了 3000人的群眾大會，到會的群眾和烈士家屬紛紛控訴惡霸溫士玉依仗其叔父溫世珍的勢力，為非作歹，殘害群眾的罪行。台上控訴的人說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台下的人群情激奮，振臂高呼：“槍斃大漢奸溫世珍！”“別再讓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
在天津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時，溫世珍還詭稱，他擔任市長的肥缺不是出於自願，是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佑保薦的。
審判員問他，鬆岡洋佑為什麽要保薦你呢？他竟說，日本人最怕貪汙，因為他操行很好，廉潔自愛，才選中了他。但他的罪行昭昭，豈容抵賴！為此，天津市人民法院組織了專案組，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取證，很快就查清了他賣國殃民罄竹難書的罪惡。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兼市人民法院院長王笑一，審判員劉雲峰做出嚴正判決：“查該逆自‘九·一八’前，即與日寇勾結進行賣國活動，後在日寇的羽翼下，曆充漢奸要職，效忠日寇，出賣祖國，罪行極大。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條之規定，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899年，溫世珍在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曾留英深造。回國後，被派往北洋艦隊見習，因操作升旗失誤，從旗杆上掉下來摔成拐子。後經其兄溫世源介紹，充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繼任兩江總督衙門洋務文案、江蘇鐵道總管等職。在李鴻章以欽差大臣身份與八國聯軍議和、簽訂《辛醜條約》時，溫世珍因“表現突出”而深得李鴻章的賞識。 1911年，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隨員之一，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外交部長兼交通部長。孫中山北上後，他投在江西督軍李純門下任江西督軍府外交顧問兼交涉員。李純倒台後， 1921年，他鑽進北洋政府任外交部專員，曾奉派出席了華盛頓會議。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蘇、皖、浙、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關監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溫犯貪汙罪而下令通緝法辦，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國人的掩護，從上海碼頭乘船逃往歐洲，兩年後在日本大森定居。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淪陷，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後日本人任命溫世珍 天津市偽市長，在任職期4年，是曆史上有名的親日大漢奸走狗，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後，人民法院很快就將溫世珍逮捕歸案。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兼市人民法院院長王笑一，審判員劉雲峰做出嚴正判決：“查該逆自‘九·一八’前，即與日寇勾結進行賣國活動，後在日寇的羽翼下，曆充漢奸要職，效忠日寇，出賣祖國，罪行極大。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條之規定，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大漢奸溫世珍的罪惡一生（每日新報）
出身仕宦兼地主家庭、曾為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的溫世珍，一生善弄權術，尤其是天津淪陷後，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禍害天津百姓。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雖將其逮捕，但押而不判，監獄與高級賓館無異，解放前夕，竟假借“天津法團”名義將其保釋出獄。然而，多行不義必自斃，解放後，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其死刑， 1951年 7月 10日，一顆正義的子彈，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四處投靠 依附日寇
溫世珍，字佩珊，天津宜興埠人，清光緒四年（ 1878）生於仕宦兼地主家庭。 1899年，在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曾留英深造。回國後，被派往北洋艦隊見習，因操作升旗失誤，從旗杆上掉下來摔成拐子。後經其兄溫世源介紹，充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繼任兩江總督衙門洋務文案、江蘇鐵道總管等職。在李鴻章以欽差大臣身份與八國聯軍議和、簽訂《辛醜條約》時，溫世珍因“表現突出”而深得李鴻章的賞識。 1911年，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隨員之一，在南京臨時政府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外交部長兼交通部長。孫中山北上後，他投在江西督軍李純門下任江西督軍府外交顧問兼交涉員。李純倒台後， 1921年，他鑽進北洋政府任外交部專員，曾奉派出席了華盛頓會議。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蘇、皖、浙、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關監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溫犯貪汙罪而下令通緝法辦，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國人的掩護，從上海碼頭乘船逃往歐洲，兩年後在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戰爭後，溫世珍回國投奔蔣介石。他自稱能說服張作霖接受北伐條件，實現和平“南北統一”，騙取了蔣介石的信任。但在北上途中因受到奉係軍閥張宗昌的懷疑而遭扣押，並欲以軍法論處。溫世珍隻得以重金贖命後亡命哈爾濱，投靠其兒女親家陳曲江，合資開辦殖業公司，一麵投資辦煤礦，一麵經營皮貨。但當官有術，經營無道的他，終以賠本賺吆喝而結束了從商生涯。
北洋政府垮台後，通過陳曲江結識了親日派頭麵人物張弧，經張弧介紹，溫世珍與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日本軍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淺海喜久雄等相識。 1931年 6月，在土肥原賢二的指揮下，李際春、白堅武、何庭鎏、溫世珍等在津發動了便衣隊暴亂。戰鬥中，溫世珍的手腳被保安隊打傷，丟了槍支逃回日租界後，驚魂未定的他竟一時昏厥過去。經救治後，日本居留民團用輪船將其送到大連休養。
“七七事變”前夕，土肥原又派溫世珍到平津兩地和冀東一帶刺探軍事情報，準備發動事變，他欣然受命。他在平津一帶以探親訪友做掩護，為日寇搜集了許多重要軍事情報，多次得到了土肥原的稱讚。此時，他還加緊聯係日本駐津總領事及駐屯軍首腦人物，為日後躋身天津傀儡政權創造便利條件。
玩弄權術 出任偽職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淪陷， 8月 1日，在日軍的主持和監視下，天津市地方治安維持會正式宣告成立，高淩霨任會長。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後，作為漢奸新貴的高淩霨遂即任偽天津市市長。但上任不久就被在北平擔任過警察局長的潘毓桂取而代之。潘在任期間，由於得罪了天津日本特務機關而被迫下台。接替潘毓桂的就是被日本人培養多年的溫世珍。他是偽天津市政府的第三任市長，以在任四年之久而成為日偽時期任期最長的市長。
天津淪陷後，繼張弧之後，溫世珍也遷回津城，每日到北寧鐵路局長官舍協助張弧招待中日各界人士。後在張弧的推薦下，溫世珍充任津海關監督兼河北省銀行監事，其妻兄、開灤售品處經理王荷舫任河北省銀行經理。這樣一來，該銀行實權盡在溫世珍的掌控之中。但他並不滿足，又盯上了偽市長的寶座。為了早日角逐市長，他采取了一係列向日寇獻媚的行動。
偽天津海關公署恢複初期，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維亮依據國民黨政府的指示，並不承認日偽政府機構。但隨著華北各口岸相繼淪陷，英國政府對日采取綏靖政策，以中國的權益換取英日同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梅維亮的態度也有所鬆動。溫世珍就任海關監督不久，就脅迫梅維亮召集華北各口岸的稅務司開會，並成立了一個以他為委員長的關稅整理委員會，修改了關稅條例，減免或降低了日本輸出的 70餘種物資的進口稅，為日後日貨大量傾銷華北淪陷區打開了方便之門，為日寇對我國的經濟侵略立了“頭功”。
溫世珍曾收到國民政府要人孔祥熙的一封密信，讓他設法離開天津速到南京，並許以財政部某要職。溫世珍接信後如獲至寶，立刻將該信呈給了天津駐屯軍司令喜多誠一。他這一表忠心的行動果然“感動”了日本主子，喜多誠一對他大加慰勉。
當得知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從“滿洲國”調來華北主持軍政大計時，溫世珍主動向板垣提出四項建議：一是建議日本關東軍不宜大量進關，仍應留駐“滿洲國”和內蒙古，以免分散兵力，防止蘇聯武裝“侵入”；二是日軍應盡量起用國內的少壯派力量，最好以陸軍大學“支那調查班”經過特殊訓練的軍官來領導侵華軍隊；三是選用朝鮮和大連金州一帶經過日方培訓精通日語的人才充當日軍翻譯，在軍事行動中起到參謀作用；四是在淪陷區籌組統治機構時，最好沿用中國老習慣，采用“以魯人治魯，以豫人治豫”的辦法，盡量使用當地的親日分子。
這些建議深得板垣的讚賞，並轉給了華北方麵軍司令杉山元，據說，溫的各項建議大多被日軍采納。於是， 1939年 3月 24日，溫世珍水到渠成地接任了偽市長。
任期四年 罪行累累
溫世珍上台後，死心塌地地依附日寇，人事方麵盡遣親日派爪牙，推行強化治安運動，強製實行糧食統配製度，強迫群眾獻銅、獻鐵、獻機、獻金，強拉青壯年難民為日軍當勞工，竭盡全力地效忠他的日本主子。
天津是日本實施“以戰養戰”政策和擴充軍備生產的主要戰略資源供給地，也是其“招募”勞工的“兵站”，更是其“強製勞動”暴行的最大受害地之一。據史料記載，從 1940年至 1945年 8月，日本侵略者從天津抓走的勞工為 73374人。日本通過其特務機關、駐津軍隊及偽政府先後在津設立了華北勞工協會、華北滿蒙勞務聯絡會議等專門組織，以天津市區為據點，從附近的四鄉八鎮，河北的靜海、青縣、滄縣、南皮、東光等地，抓捕大批勞工。在刺刀、鐐銬和繩索下，由鐵路和海路送往北滿、南滿及日本、南洋。
1939年水災後，在日寇的指使下，溫世珍令偽軍警憲特雇用一批地痞流氓開設大東公司，借疏散難民和安置就業為名抓捕勞工，以供日軍驅使和奴役。他們被押解到車站、碼頭，裝進鐵悶子車廂或輪船貨艙，一部分被運往東北和日本北海道礦區做井下勞工，一部分留在日軍兵營構築工事，完工後，滅絕人性的日寇竟將他們秘密處決，沉入海河。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緩解物資枯竭的困境，日寇把經濟危機轉嫁到了淪陷區人民的頭上，他們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統製會，實行經濟封鎖。天津成立米穀統製會後，對老百姓實行糧食統配製度，日寇指示偽市公署將市內各糧棧、糧庫及糧店的存糧統計後封存，作為日本軍用物資。那時老百姓吃大米白麵即被視為犯罪，輕者遭受一通毒打，重者即被送進監獄，甚至當時就被日軍的刺刀挑開肚皮！他們將黴爛變質的土糧摻雜帶有泥沙的糠麩、豆餅及喂牲口的飼料，磨製成又苦又牙磣的“混合麵”，讓老百姓食用。人們從午夜就到糧店排隊，好不容易買上二斤混合麵，拿到家裏大人孩子吃了後都拉綠屎，一家人中毒身亡的也時有發生。那年月，碼頭、車站的搬運工人和三輪車夫因饑餓而倒斃街頭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
天津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計地把“聖戰”和“建國興亞”的思想灌輸給天津青少年。在青少年中組織了青少年團，派專人進行嚴格訓練，通過舉辦“都市農村青年時代座談會”、“中學學校學生座談會”、“學生家長懇談會”、“小國民持旗遊行”、“中日青少年團分列行進”等活動，對青少年進行反動宣傳和奴化教育。
為了推行奴化教育，溫世珍責令偽教育局在全市範圍內普及日語，開辦日語學校，由日本人親自授課，一般學校也都增設日語必修課，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並升日偽政府旗幟。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節日，還要組織學生、市民舉辦以“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為中心內容、以灌輸奴化教育為主題的演講會、遊藝會及曲藝、電影等活動。規定“凡市公署及各局處職員年齡在 35歲以下者，均須入班受課，每天學習 50分鍾， 6個月結業”。所有一切書籍、文具概由官方供給，成績優良者給予獎勵，不及格者予以懲戒。通過“受訓”的方式，向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灌輸“親日”、“反共”的思想，利用一些獎勵、留學等方法，引誘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國”。
正是由於溫世珍“功績卓著”，日寇才讓他任職長達四年之久。溫離任時，特到北平北支駐屯軍司令部向岡村寧次述職辭行。岡村寧次對其撫慰有加地說：“回想既往情景，真是感慨無量。不想溫閣下現在也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了！”並再三囑咐他：“加意休養，有需要協助之事，徑向當地日本駐軍或直接函知北平有關部門，必當妥善處理。”有了溫世珍空前絕後的“輝煌”，此後，在日本人眼裏市長這個位子就再也沒有了合適的人選，以致在後來兩年多的時間裏竟換了四個市長。
人民審判 處以極刑
抗戰勝利後，溫世珍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大漢奸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百般庇護。 1945年 8月，軍統局頭子戴笠飛來天津，打著懲治漢奸的旗號，先是將溫世珍、王荷舫等“拘押”在王荷舫家中，後又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監獄，與周迪平、徐樹強等羈押在一起，但對他們押而不判。這些漢奸以金錢收買相關人員後，監獄當局為他們特辟了粉刷一新的專室，躺的是席夢思軟床，蓋的是綢緞被褥，抽的是美國香煙，喝的是陳年佳釀。逢年過節時，叫來聚合成的廚師給他們開小灶，閑來無事，終日以打麻將、打牌、下棋打發時光，家屬也可以隨時接見。他們住在這裏，無異於住在高級賓館中。在天津解放前夕，法院竟以虛構的“天津法團”名義，將溫世珍保釋出獄。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後，人民法院很快就將溫世珍逮捕歸案。老百姓強烈呼籲將這個作惡多端的賣國賊處以極刑。《天津日報》在“獻媚日寇屠殺中國人民大漢奸溫世珍罪惡滔天”的標題下，以大量文字報道了天津市民對溫世珍出賣祖國、殘害人民罪惡行徑的揭露與控訴。宜興埠民眾還舉行了 3000人的群眾大會，到會的群眾和烈士家屬紛紛控訴惡霸溫士玉依仗其叔父溫世珍的勢力，為非作歹，殘害群眾的罪行。台上控訴的人說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台下的人群情激奮，振臂高呼：“槍斃大漢奸溫世珍！”“別再讓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
在天津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時，溫世珍還詭稱，他擔任市長的肥缺不是出於自願，是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佑保薦的。
審判員問他，鬆岡洋佑為什麽要保薦你呢？他竟說，日本人最怕貪汙，因為他操行很好，廉潔自愛，才選中了他。但他的罪行昭昭，豈容抵賴！為此，天津市人民法院組織了專案組，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取證，很快就查清了他賣國殃民罄竹難書的罪惡。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兼市人民法院院長王笑一，審判員劉雲峰做出嚴正判決：“查該逆自‘九·一八’前，即與日寇勾結進行賣國活動，後在日寇的羽翼下，曆充漢奸要職，效忠日寇，出賣祖國，罪行極大。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三條、第十七條之規定，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