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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因薄熙來卸任而落幕
非左即右不是判斷今天中國政治的方法。在反對者的眼裏,重慶模式也許被看成了“倒行逆施”,是極左思想在企圖回歸,是逆曆史潮流的個人政治投機,是對法律的肆意踐踏,是政治個人崇拜主義的抬頭,等等,幾乎一無是處,必徹底滅之而後快。因此,在這部分人看來,薄熙來離任重慶市委書記,是大快人心的,重慶模式也應該正式壽終正寢而被封入曆史的棺槨,永世不得再用。
然而在筆者看來,如此定義重慶模式,恰恰是我們這個社會上另外一種極端思想的體現,在他們的心中,已經把自己鎖定在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上了,或者用他們自己的理解就是“普世價值”,自由和市場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任何與之不容或者說不完全兼容的思維都是錯的,是要摒棄的,正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從未辯證的對待他們反對的事情,因此對重慶模式也一概否定,絕不容忍。
重慶模式果真如此嗎?剔除一些政治爭議,為什麽重慶模式受到了重慶百姓如此的擁護?正所謂執政為民,薄熙來及其引導的重慶模式,恰恰就是抓住了“民心所向”這四個字,對過去我們走過的改革開放之路進行反思,進行一種“糾偏式”的嚐試。過去的三十年我們太專注於總量而在分配等環節欠賬太多,而重慶的這種嚐試,恰恰符合了民眾心中的期待,如打黑、保障房、戶籍改革、社會分配等等,所以得到了中下階層的一致擁護,並讓重慶之外的民眾有點羨慕嫉妒恨了。這一點,從宣布薄熙來離任重慶後,多數市民的“挺薄”和擔心重慶模式就此消亡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得民心的嚐試。
從更深一層次看,中國現在已經走到了二次深化改革的路口,改革的潮流無法阻擋。如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將關係到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能否真正和諧。一定程度上,本輪改革的難度和影響的深度都遠大於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意義將超越曾經的“特區”思路。如果說上一輪改革專注於做大蛋糕是最優選擇的話,那麽在本輪改革中,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則應並重,一定程度上,分蛋糕將直接製約我們所做蛋糕的大小與質量。
而如何分蛋糕,讓所有人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恰恰是重慶模式的核心,這一點在重慶共富十二條中得到體現,也是進一步改革的有益嚐試。不可否認,重慶幾年來在惠民工程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保障房、城鄉統籌、最低保障、社會管理等方麵,都處於領先地位。而在社會關心的國企利潤問題,重慶也在探討並試行國企強製分紅政策,利潤的30%要上繳政府,納入政府財政公共預算。這一切,都將為即將到來的二次改革帶來寶貴的現實經驗,並讓政府真正了解,民聲的內在訴求究竟是什麽。
當然,重慶模式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改善,而中央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薄熙來離任可能就是一個信號。凡事過猶不及,重慶模式在思路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具體的工作中,還存在很多問題,王立軍出事就被外界猜測為打黑過程中存在嚴重違法,而唱紅歌並將重慶衛視的正常商業廣告停播則被認為有將改革激進為運動化的危險,而運動化的施政思路曾經給中國帶來深深的痛苦,這一點,是我們討論重慶模式的時候不容回避的,也恰恰是對改革的警示,防止在強調民生、提升社會價值觀的過程中重蹈曾經的覆轍。
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不應該全盤否定,重慶模式對改革的示範意義曾被中央高層所關注,因此才有中央七常委先後視察重慶,並對重慶的工作予以肯定。從這個層麵看,重慶模式的核心張德江上任後不太可能被完全拋棄,有價值的部分會被繼承下來並繼續深化,再結合其它省市的改革經驗,摸索出改革路線並進一步探討更大範圍的改革問題。
因此,薄熙來卸任重慶市委書記,應該是國家繼續探索重慶模式的新起點,在繼承和批判中繼續深化重慶這塊二次改革的“試驗田”,在這一點上,絕不亞於當年的深圳在改革開放中的窗口作用,有了這些,其它的還重要嗎?至於薄熙來、王立軍,是非自有公斷!
(唐其民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