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泱泱大國，無論是從國家尊嚴，還是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戰略考量，我們都不可能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任由他國主宰，這就意味著我們將不得 不麵臨“匯率波動”或“資本項目不平衡”的嚴峻考驗，而貨幣快速升值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對中國經濟都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毀滅性重創就是前車之鑒，20多年過去了，日本仍然“傷痕累累”、“病臥不起”。
由於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中國央行不得不發高能貨幣，通貨膨脹隱患埋下，貨幣政策空間受限，宏觀調控能力削弱。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何時了？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現狀，深層原因是美國推行新的國際分工戰略造成的。歸根結底一句話：整個流程就是由美國政府擔任總編劇，美聯儲擔任總導演，華爾街粉墨登 場，上演了一幕驚心動魄的“龐氏騙局”大戲，榨取世界人民的血汗，即使債台高築，依然“高枕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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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幕劇定金融秩序
兩戰略固霸權
美國人開始“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推行新的全球戰略，即“金融資本-工業資本-加工廠”的國際分工戰略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現狀，深層原因是美國推行新的國際分工戰略造成的。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可以用持有的美元自由向美國兌換黃金；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匯率。美國政府於1971年單方麵終止了黃金與美元的自由兌換，布雷頓森林體係壽終正寢。
“枷鎖”解除後，美國人開始“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推行新的全球戰略，即“金融資本-工業資本- 加工廠”的國際分工戰略，以期謀求美國長遠的霸權利益。在這一體係中，美國主要經營金融資本，日本和歐洲主要經營工業資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是世界加工廠。
在這一模式下，世界資金鏈的循環是新興市場國家和日歐資金回流美國，一部分供美國人享樂，另一部分通過美國的金融創新形成金融資本，在美元政策配合下進入日本、歐洲及新興市場國家，獲取超額金融利潤。在這個國際分工鏈中，美國處於最頂端，日歐處於中間，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處於最低端。
兩路徑促分工
裏根政府高舉新自由主義大旗，率先在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經濟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
為了保證新的國際分工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美國人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保證國際分工模式的資本循環暢通，不出現梗阻；二是保證國際分工模式的角色定位相對穩定。
為保證資本循環暢通，一方麵，美國政府不遺餘力地推進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為美國金融資本自由出入其他國家鳴鑼開道。裏根政府高舉新自由主義大旗，率先在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經濟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與此同時，強力督促日本和歐洲開放金融市場，放鬆金融管製，實行金融自由化。
美國人以國際組織的名義，名正言順地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在美國人的忽悠和督促下，1990年，美國政府、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 界銀行達成了旨在敲開發展中國家金融大門的“華盛頓共識”，並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處方，向發展中國家“兜售”，或者利用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出 現困難之際以金融援助為誘餌，要求其開放金融市場，放鬆金融管製。通過這些措施，美國人最終把全球整合成一個統一的金融資本網絡，美國處於這個網絡的中心，美聯儲則為這一係統的心髒，美國政府為中樞神經。
另一方麵，黃金與美元脫鉤後，美聯儲不再受黃金數量和價格的限製，可以自由地發行美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為“世界中央銀行”的特權，自由吞吐國際流動性。在資金不足時，通過提高利率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資金吸引到美國；當資金充裕時，則降低利率， 讓全球資金經過美國金融機構孵化後，變成廉價的金融資本，再輸送到世界其他國家，謀取金融利益。更有甚者，美聯儲直接通過貨幣貶值來降低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增加美國人在海外的資產價值。歸根結底一句話：整個流程就是由美國政府擔任總編劇，美聯儲擔任總導演，華爾街粉墨登場，上演了一幕驚心動魄的“龐氏騙局”大戲，榨取世界人民的血汗。
四招式穩歐日
日本、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金又自然而然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回流到美國，保證了美國金融資本供給的充裕性
麵對美國人的“陽謀”，日本、歐洲及新興市場國家心知肚明，在羽翼豐滿後，不再願意任其擺布，試圖跳出美國人打造的藩籬，打破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為此，美國人采取了以下策略來強化穩固這一格局。
一 是保留最具潛力的高科技先導行業，拉開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差距，讓競爭對手無法超越，始終保持美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科技領導優勢，而將其他產業按層次 轉移到日本、歐洲或新興市場國家，讓這些國家有事可做，覺得有利可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人可以“慷慨”地將世界最大汽車巨頭----通用汽車破產，可以 將美國排名第三的克萊斯勒賣給歐洲，而將最前沿的創新技術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其他國家隻不過是美國人的“代工廠”。
二是鼓勵“華爾街”進行金融創新，設計出五花八門的金融創新產品，吸引世界各國資金。
三是對歐洲、日本以及新興市場國家涉足國際金融業進行監控，隻要美國金融資本的壟斷利益受到威脅，美國人便不惜發動貨幣戰爭予以摧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針對日元、歐元、人民幣發起的一係列貨幣戰爭此起彼伏，狼煙四起。
四是配合本國金融大鱷衝擊其他經濟體金融市場，以強化國際分工戰略的路徑依賴性。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消費市場，經濟對外依存度較低，相對而言，其他經濟體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則較高，尤其像日本、東南亞、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起飛都發端於出口導向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動匯率製度下，美國對衝基金肆虐國際金融市場，日本、中國等國不得不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雖然美國國債也有較大的貶值風險，但相比世界金融市場其他金融品種，美國國債在安全性和流動性等綜合評價上具有較大的優勢，適合國家外匯儲備投資。因此，這些國家也就隻能別無選擇地購買美國國債。就這 樣，日本、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金又自然而然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回流到美國，保證了美國金融資本供給的充裕性。而且，美國本土之外金融危機發生的機率越高，危 害越大，其他國家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數量也就會越大，回流到美國的資金也就會越充沛。所以美國政府總是明裏暗裏配合本國金融大鱷不斷衝擊國外金融市場，以 達到強化路徑依賴性的目的。
中國一方針保政策獨立
外匯儲備節節高
2月24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告顯示：2011年度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3338.1億美元，總儲備額達到31811.48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這已經是中國連續多年保持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的地位了。
中 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是與經濟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密切相關的。199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隻有110.93億美元，到1995年也僅有750多億美元，真正 快速增加的三個標誌性時間節點分別是1997年、2001年和2008年。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8年金融海嘯爆 發。三個時點，世界經濟劇烈動蕩，中國經濟加速融入國際市場。每個時間節點以後，中國外匯儲備均呈現加速上漲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闖”進國際市場之時，國際貨幣布雷頓森林體係已然解體，世界進入了浮動匯率時代。在浮動匯率製度下，隻要世界經濟不出現大的波動，理論上出口國不需要刻 意保留大量的外匯儲備。1997年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東南亞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之時，因外匯儲備不足，無力抵禦國際熱錢的衝擊，最終釀成重大金融危機。鑒 於這一教訓，日本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
但是，外匯儲備的激增也帶來了一些困境：一方麵積極引進外資，給 予外資以超國民待遇，高成本地使用外資；另一方麵，我們將閑置的巨額的外匯儲備購買低收益的美國國債，支援美國經濟建設。美國人不但不領情，反而通過美元 貶值，讓中國承擔較大的外匯儲備貶值風險。同時，由於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央行不得不發行高能貨幣，埋下了通貨膨脹隱患，限製了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空間， 削弱了宏觀調控的能力。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何時了？
高額儲備長期存在
在美國主導建設的新國際分工格局下，日本、拉美、東南亞乃至歐洲都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經濟開放程度尚不高，政府宏觀調控較為審慎，擁有的外匯儲備數量較多，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強勁，中國經濟尚未受到較大的衝擊。但是，我們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自1995年以來，人民幣總體保持持續升值趨勢，但由於在經濟開放中，存在著“蒙代爾-弗來明不可能三角定理”，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穩定的匯率製度、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三者之間隻有兩個可以同時存在，因此，如果資本項目開放，該經濟體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或者穩定匯率。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泱泱大國，無論是從國家尊嚴，還是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戰略考量，我們都不可能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任由他國主宰，這就意味著我們將不得不麵臨“匯率波動”或“資本項目不平衡”的嚴峻考驗，而貨幣快速升值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對中國經濟都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毀滅性 重創就是前車之鑒，20多年過去了，日本仍然“傷痕累累”、“病臥不起”。日本具有健全的市場體係，擁有一流的跨國企業尚且如此，相比之下，人民幣快速升 值對於市場體係不健全，尚在發育之中體質還較虛弱的中國經濟體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承受不起的。“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也就隻有一個選擇：即容忍國際收支 失衡。因此，在較長的時期內，隻要中國出口導向型戰略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內需市場沒有真正繁榮起來，人民幣國際化沒有實質性進展，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會持續 增加，中國經濟“隱性通貨膨脹”風險會越積越大。而出口導向戰略、內需繁榮和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中的長期性問題，不可能采取激進式改革方式， 隻能漸進式推進，這就決定了中國在較長時間內還不得不持有高額的外匯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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