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已經沒有道德觀念，隻認得錢; 意識形態，中共丟失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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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永年，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鄭永年（1962-）男，浙江省餘姚縣人。漢族，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羅特裏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鄭永年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經常在報刊及其它媒體發表自己的評論。他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曾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大國崛起》的大型紀錄片中作為專家接受過采訪。他在該片中的一段評論，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部的國家製度的健全。所謂的一個國家的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第十二集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個內部，自己的國家製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就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續的。”(第三集走向現代，原音)。

意識形態，中共丟失的法寶

沒有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沒有軟實力。口號性的東西不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成員自身認可和接受，並且內化於心的觀念。缺乏意識形態，維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

意識形態的作用非常重要，很多人說中國太意識形態化了，其實正相反，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太弱。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應該把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集中起來，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策略。共產黨以前有兩個法寶，一個是意識形態，一個就是組織。現在光靠組織的力量，淡化意識形態，這樣很難持續。沒有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沒有軟實力。口號性的東西不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成員自身認可和接受，並且內化於心的觀念。缺乏意識形態，維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而光靠製度根本是維持不下去的。人永遠比製度聰明，人總可以找出逃避製度的製約的。中國腐敗越反越多，製度基本無法約束腐敗，就是因為人已經沒有道德觀念，隻認得錢。

主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適合中國的，關鍵是轉變宣傳方式。中國的自由主義看似強大，其實早就遇到發展瓶頸了。中國到目前為止，社會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識形態非常多元化，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去研究這些新現象，不去考慮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是拿著西方的理論來衡量中國，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就好像拿蘋果來衡量橘子，說橘子存在的問題就是不像蘋果。自由主義如果拒絕本土化，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拒絕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被本土化了，這導致了很大的負麵效果。中國公共事業的市場化改革之所以那麽迅速，就是因為沒有抑製新自由主義的力量。

在中國，有權的、有錢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他們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場化的危害。有錢的人不需要醫療保障，有權的人本身就有醫療保障，公共物品是為窮人服務的，窮人沒有話語權，誰會願意發展公共服務呢？公平地說，新自由主義對衝破計劃經濟的束縛、促進經濟增長還是起到一定正麵作用的，但新自由主義侵入到公共服務領域，把公共服務取消掉，這就非常糟糕。中國目前提供公共服務不是沒有錢，而是動力不足。動力不足，就是因為窮人缺乏影響國家政策的渠道。中國學者常常說資本主義民主，好像資本主義與民主是一體的，其實民主恰恰是資本主義的製約力量。我們的社會科學學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認真研究各種主義本質的含義到底是什麽，隻是亂套西方的理論。

其實，理論的關鍵是本土化。中國發生這麽偉大的轉型，社會科學界卻不去認真研究中國社會，隻是用西方的理論瞎解釋。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永遠不能結合中國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那中國就永遠沒有自己的社會科學。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具有美國化的傾向，美國的社會科學都沒有像中國那樣“美國化”，它允許各種理論互相競爭，看哪個理論更能解釋美國社會，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國的理論拿過來。這非常危險，不僅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建立不起來，還會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從清朝末年開始就引進西方的理論，到現在依然如此，什麽市民社會理論，什麽統合主義，這些都不是中國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論硬套到中國實踐上，就是我常說的把蘋果皮貼到橘子身上。中國社會科學必須意識到中國實踐是研究主體，中國現在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實踐，包括民主理論。中國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論，原因就在於隻是拿蘋果來批判橘子，這本身是沒有解釋橘子的。

想解釋中國，隻看西方的理論是不行的，必須有結合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

比如醫生看病，我的病你醫不好，不能說我的病生錯了，隻能說你所學的東西學錯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論。中國學者就是用西方理論解釋不通就說中國錯了，這樣不僅醫不好中國的病，反而越醫越壞。有的地方本來是常態的東西，他說你病了；有的確實是生病，但采用錯誤的醫法給醫壞了。所以我說，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自毀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國的自由因素，說是不喜歡。但他喜歡的僅僅是西方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所說的東西，連美國都找不到。某些中國學者一是沒信心，二是沒責任，如果這兩者不加以改變，中國就不會有自己的社會科學。

中國現在就沒有自己獨立完整的社會科學，中國隻有史學最發達。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可以借鑒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較中立的東西。方法可以學，但概念是不可以學的，中國恰恰是學了概念沒有學方法。做學問，理性很重要，像馬克斯 •韋伯說的，你觀察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用價值來評判這個東西。西方和中國很多學者所做的就是對中國進行價值評判，這不是真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