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原名上海西人隔離醫院，1918年開設在虹口區靶子路(今武進路)。幾經搬遷和更名，1956年5月遷址北京西路1400弄24號。從這裏西行100米就是常德路，沿常德路向北是一大片工廠區。這些中小型機械廠工傷事故很頻繁。有個笑話說，指頭越短，工齡越長。所以那時市六醫院外科（含骨科）的急診室特忙。
1963年1月2日一早8點鍾，萬春街上海機床鋼模廠27歲的工人王存柏，去頂替別人操作衝床做鋁飯盒。此前他沒有做過衝床的活。落料衝床的活看起來很簡單：把一片薄薄的工料送進去，腳一踩，“格登”一下，一隻鋼精飯盒大小的鋁片就衝出來了。但不知怎麽回事，一片工料在衝床裏卡住了。按正規的操作規程，應該拿旁邊一根木棒去頂一下，王存柏下意識地伸手就去推，忽然又想起了操作規程，手是不可以進去的，心裏一慌，腳下一動，“格登”衝頭就砸下來了，他的手就像一塊飯盒子鋁片掉到籮筐裏。激烈的疼痛使他完全不知所措，旁邊的工人馬上把他扶上一輛三輪車，飛快地向六院蹬去。正當他們剛出廠門時，另一位工人從成品筐裏檢起那隻斷手，它還戴在一隻髒兮兮的手套裏，追上來交給三輪車上扶著王存柏的同伴。從萬春街經武定路，常德路到市六醫院，一公裏多長的路程，他們花不到5分鍾就到達了。
那時候六院骨科規模很小，主要的工作就是應付附近工廠的工傷。主治醫生陳中偉，一個剛剛分配來的年輕住院醫生鮑約瑟，還有一個南京工人醫院來進修的奚學荃醫生，再加上幾個護士，床位也不過２０來張。為了加強力量，上海市衛生局給請了一個顧問，也是陳中偉的老師，過邦輔教授。過教授每個星期來一次，指導指導，幫助解決一些疑難問題。那天骨科急診的值班醫生是奚學荃。這麽嚴重的創傷完全超出他的處理權限和能力，於是他拿起那隻血淋淋的斷手火燒火燎地闖進骨科病房，在查房的正是陳中偉。
陳中偉出生於寧波的一個醫生家庭。市六醫院的骨科正是他從上海仁濟和廣慈醫院骨科進修回來後創建的。陳中偉自幼就調皮貪玩，喜好運動，思維活躍。他出大名後玩性絲毫不改，曾去青海草原騎馬把小腿脛腓骨摔斷了，還說骨科醫生骨折才能和患者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更能理解他們的病痛了。他最後也死於這一條本性：74歲的他因鑰匙鎖在7樓的房內，竟然爬窗進去，失手墮樓，不幸去世。我在市六醫院進修時，他來看大家做手術，誇獎的總是兩個字：“好球！”
陳中偉當年33歲，正是一位外科醫生技術成熟，顧慮較少，創新精神最旺盛的時候。看到這一隻斷手創麵整齊清潔，傷員年青，尤其是事故隻發生在數分鍾前, 時值冬天早晨，斷手十分新鮮，他心中不可抑製地湧起一陣衝動：要把這隻手接回去！盡管他當時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沒有過先例。按照骨科的慣例，先給病人的殘臂和斷手照了個相。這張寶貴的照片在後來的國際外科學會的大會上放映，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的這一創舉是毫不含糊的。
但是，要接活一隻斷手，最基本的步驟是接通血管。骨科醫生幹的都是力氣活，使用器械除刀剪鑷鉗針線外，就是木匠家夥----槌，鑿，鋸，釘，螺絲，鋼板。陳中偉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也要接通小小的血管。他找來老朋友，外科支部書記王智金。王智金也是外科醫生，這天卻是作為政治領導出現的。他立刻支持陳中偉的想法：“好啊，你先幹著，我請老錢來。”
事不宜遲，陳中偉立即安排手術：先把創口清洗幹淨，軋爛的肉和組織要修剪掉，把要接的血管一一分離出來。對於手的解剖結構，陳中偉是再熟悉不過了：除了骨頭以外，這裏頭有兩打肌腱，２４條；３根主要的神經；４根主要的血管，２根動脈２根靜脈。一場惡戰就要打響了！
血管外科醫生錢允慶一放下電話就跑過來了。他1950年畢業於同濟醫科大學，和陳中偉那種球場上的小混混相比，錢允慶可是真正的牛人：他是1951年中國首次組建國家足球隊時30位正式隊員之一，他的隊友有年維泗，方紉秋, 陳成達等，那時張宏根張俊秀還排不上號呐。這個世界上，集大運動員和大醫學家於一身，大概隻有他老先生了。下麵關於這次手術及術後恢複的經過轉載自《中國寧波網》http://www.cnnb.com.cn 的報道，其中有些小錯誤我根據所知事實糾正了。
錢允慶一見了陳中偉就說：“哎呀，我也沒有接過這麽小的血管。大的血管———心髒的血管，或者腹部的主動脈，倒是接過不少，手上的小血管我也不知道怎麽接。”
當時，斷肢再植還是創傷外科領域中未被攻克的大難題。雖然早在１９０３年國外就有人在３條狗身上做了全斷肢體的實驗，但均告失敗。以後一直有人在狗身上做實驗，雖然也取得過成功，但沒有聽說過誰把人手接活了。
錢允慶忽然想起，剛出版的《中華外科雜誌》上講，１９６２年底第二軍醫大長征醫院的屠開元,徐印坎曾經做過狗腿切下再接上的實驗研究，他記得那個文章裏頭講到怎麽接血管。趕快到圖書館裏去查，謝天謝地，文章很快找到了。細細一看文章，原來他們接血管的方法是用不鏽鋼套管來套的。於是趕快打電話到二軍大，說明情況，提出向他們借幾個或者買幾個套管。二軍大說，恐怕你們用不上啊，我們用的不鏽鋼套管是４毫米，手的橈動脈隻有２．５毫米，大管子套小血管套不上嗬！
這可怎麽辦呢？眼看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蒼白的受傷工人和他那蒼白發黃的斷手在手術台上等著，陳中偉知道斷肢和身體斷離的時間越長越難成活，真是急死人了。大家都在想，有什麽代用品嗎？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名堂來。
忽然，手術室的年輕護士宗雲說，要不用空心的塑料絲試一試？一試，這種空心塑料絲直徑正好可以用來吻合人手小血管。陳中偉和錢允慶鬆了一口氣。沒想到這樣一個關鍵性的難題居然是用６０年代流行的小姑娘用來紮頭發的空心塑料絲給輕易地解決了！
套管解決了以後，接血管就沒問題了。先要把骨頭接上，這是陳中偉的拿手好戲，沒有問題。王智金在一旁提醒：是不是把骨頭鋸掉一點？這個提醒很重要。因為肢體斷離之後，不論是殘端還是斷手都萎縮了，如果還是按照原來的骨頭長度接上，其他的組織就不夠長了。後來周總理接見，握到王智金的手時，總理就說：“你就是那個提醒把骨頭搞短一點的支部書記吧？你這個提醒很重要喔！”
但接血管的時候還是遇到了困難：由於斷手離體時間越來越長，斷裂的血管萎縮了，陳中偉整整用了４０分鍾才翻過來一根血管。但第一根血管接通，血管夾一放，鮮紅的血流向手掌，斷手頓時泛紅了。接到第三根血管———尺動脈時，因為它最細，空心塑料絲也嫌粗了。眼看時間一分一分過去，斷手離體已經４個小時，時間過長，整隻手就是接上也會壞死的。
這可怎麽辦呢?
這時，又是宗雲急中生智，說不要緊的，塑料絲可以拉長拉細的，我紮辮子的時候拉一拉就細了。那就趕緊將塑料絲在熱水中燙一燙，拉拉長，拉到正好能夠套上小血管的直徑再剪下來。一試，成功了。用這個辦法很快接通了另外兩根血管。
手術隻做了４個小時就順利完成。在整個手術中，肌腱縫了１８條，主要神經縫了２條，４條血管都接上了。等到把皮膚縫好，原來蒼白的手已經變得紅潤了，簡直是立竿見影。“接活了！接活了！”大家高興地一下轟起來。
但畢竟是第一次做這樣的手術，陳中偉還是比較冷靜的。他知道現在的關鍵是不能讓血管再堵起來。他給病人用了一些抗凝血藥，再打了一個石膏托子固定一下，把病人送到病房去。
那天，六院黨總支書記,院長朱瑞鏞正好在外麵開會，晚上回來，聽說了這個事，馬上到病房來看。朱瑞鏞說，你們這個事情做得不錯，但要千方百計保住這隻手啊！
哎喲，這一說可把陳中偉他們嚇住了。是啊，手雖然接上了，血液循環也恢複了，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情誰也不知道？那時候連移植和再植也分不清，隻知道腎髒移植有自身排異，有的醫生就講這個手接上去，也可能會有反應，可能還會掉下來的嗬。這一講，大家害怕了，睡覺也不敢睡，幾雙眼睛就盯著那隻手看，好像生怕它會長了翅膀飛走。陳中偉吃了點晚飯就馬上回來看手，又想光這麽看著也不是辦法，還是趕快到圖書館去查查文獻看。查來查去，隻查到蘇聯也接過狗腿；又把第二軍醫大學的文章找出來讀，好像沒有說有排異問題嘛！但是他們１０隻狗腿也隻活了４個。這下更害怕了，到底這隻手能不能活，會發生什麽情況？心裏還是沒有底。
陳中偉再心急火燎地趕回病房看看，哎呀不好！這手腫起來了，而且腫得越來越厲害！所謂血液循環，就是血從動脈進去，從靜脈回來。陳中偉知道，如果這手腫到一定程度，壓迫了血管，手內壓力高於動脈進去的壓力，那血液循環就要停止了。
第二天一早，陳中偉就急忙給院領導匯報了：如果血流停止了，我們不是就空高興一場了嗎？朱瑞鏞一聽，也覺得這個問題蠻嚴重，立即給市衛生局匯報。
衛生局覺得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手術，決定馬上組織全市大會診！於是，陳中偉就把第二軍醫大學接狗腿的兩個教授都請來了，一個是屠開元，另一個是徐印坎。此外還請了陳中偉的老師過邦輔，以及其他有關方麵的專家權威。陳中偉把手術的前前後後都介紹了，然後誠懇地請人家幫忙出主意，怎樣渡過眼前的腫脹關？
經過全市大會診，各路專家都出了好多主意。徐印坎教授在發言中說，我們的狗腿接上去，也都是要腫的。後來，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在狗的皮膚上做幾個刀口，把血水放一點出來。凡是切開的，都活了，不切開都死了。
這個經驗非常寶貴，實際上就是減壓，就是多處切開放血減壓。陳中偉不敢等到第二天了，當天晚上就切開，在手背上做了４個切口。一切開，“噗”一下血水像羊泡泡一樣冒出來了，因為它裏頭壓力已經很高。
血水一放出來，腫脹就慢慢消退了，斷手逐漸恢複了正常。但是仍然不敢有一絲的懈怠，為此，鮑約瑟把自己的婚期推遲了一個月。這以後，斷手慢慢地好起來了，創口長好了，切開的刀口也長好了。
但接著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接上的神經長不下去。那神經長到手指的根部就不長下去了，手指沒有感覺。按道理，神經生長的速度是每天１毫米，沿著神經的鞘從斷的地方往下長，就像出毛筍一樣。算一算時間，應該下去了，怎麽還在老地方？原來是疤痕阻止了神經的生長，於是陳中偉決定做第二次手術。
第二次手術做了３件事情：去鋼板，植骨；去掉塑料絲套管；又做了一個神經鬆解。就是把神經旁邊結的疤痕去掉一點，把套在血管外麵的塑料絲管也去掉了；骨頭長得不太好，把鋼板拿掉，再植上一點骨頭。
第二次手術後，好消息不斷傳來：再植手的神經以每天１—１．５毫米的速度向指尖生長———手指能彎了———能提重物了……
就這樣，在全體醫務人員的精心護理下，王存柏安全地度過了腫脹關、休克關、感染關、壞死關。手術半年後，經過功能康複鍛煉，這隻手不但可以幹家務，打乒乓，提舉重物，拿筷子吃飯，還能寫字。一年後，王存柏回到了他的機床旁邊, 文革中還當了該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事隔３０年後，王存柏特意用那隻再植手自如地把一柄折扇打開又收攏，向陳中偉展示。
中央衛生部從內部報告裏得知這一消息，已經是半年之後。為什麽這麽晚才報到衛生部？因為從醫學上講，斷手隻是接上了、接活了，還不能說真正達到了目的，更重要的是還要恢複功能。
到了１９６３年７月，王存柏的手已經接上半年了。經過功能康複鍛煉，他的手不但能夠提拿重物，而且能夠寫字了。這就意味著，斷手再接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衛生部長錢信忠獲悉立刻飛來上海。他特意邀請了北京那些國內第一流的骨科專家、傷科專家到上海來實地檢查。有道是“眼見是實，耳聞為虛”麽，老專家詳詳細細地聽取了陳中偉他們的匯報，再檢查病人、測試功能，特別認真地看了第一張照片，就是手術之前的那張照片。
這時，有一位專家說了：據我們知道，國際上好像還沒有報道過這樣的手術，這是非常罕見的！正因為沒有先例，當時對這例手術也不知叫什麽好。後來專家們說，換上異體的器官叫移植，那麽自己的手斷了再接上去，就叫斷手再植吧！後來再準確一些，就叫斷肢再植。
當時專家們隻說是世界上罕見，也不敢肯定說世界上沒有。錢信忠部長回到北京，組織人再仔細查文獻，證實國際上是沒有報道過，這才確認這是全世界首例無疑。衛生部這才向新聞界公布了這一成果，並稱斷肢再植的成功“無疑是在醫學界爆炸了一顆原子彈”。
從以上介紹的這一成功手術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市六醫院並不是條件頂好的醫院，陳中偉，錢允慶等也不是水平特別高的醫生。但是他們在這一極其罕見且突然的創傷麵前表現出強烈的責任心和創新精神，在群策群力的努力支持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完成了一項了不起的醫學創舉。
如果說王存柏的斷手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遇的話，接下來的發展就表現出陳中偉作為一個優秀醫生的素質。在一舉成名之後，陳中偉接連進行了多項創新手術：
首先是顯微外科。斷手再植成功後，六院一下子就出了名。很多斷手斷腳都送到六院來，也有請去外地做手術的。接血管是關鍵，總用塑料管做支架就不行了。此後他和科裏其他醫生苦練吻合血管技術，尤其是與1973年北美再植代表團交流之後，六院看到國內顯微外科技術與國外的差距，急起直追，與上海光學儀器廠、上海手術醫療器械廠合作自製了有關器械，能吻合直徑0.5mm的血管。從此，斷掉的手指頭也能順利再植了。
在顯微外科的基礎上，六院成功地開拓了很多新領域：(1)上肢腫瘤截肢後，將腫瘤遠段的健康肢體接回去，這樣病人的上肢雖然短一些，但卻有手可用。(2)對身體某些重要部位骨頭缺損的病人，把他小腿一塊不重要的骨頭(腓骨)連同血管一起取下，接好骨頭後把血管也接通，這樣，移植上去的將是一塊活的骨頭，也就沒有壞死和取代的過程，愈合的時間就將大大縮短。(3)帶血管的連皮帶骨的移植成功，擴大了遊離腓骨移植。(4)包裹皮瓣再造，即：應用顯微外科技術把病人的足趾的指甲、皮膚、皮下組織、血管、神經解剖出來，並在受傷的拇指指骨基部或掌骨頭上移植一條與原指骨粗細、長度相同的髂骨片代替指骨，以後將解剖出來的足趾皮瓣包繞縫在拇指的代指骨植骨片上，同時將足趾包裹皮瓣上的血管、神經與手部的神經血管相縫合，這樣就等於再造了一隻拇指。(5)遊離第二腳趾再造拇指術。就是取下病人的二腳趾，而後將大腳趾的皮膚甲瓣與二腳趾的骨頭、肌腱拚合移植於手上，再造一個大拇指。(6)從病人身上移植一塊彈性好、收縮強的肌肉來替代壞死肌肉, 這裏的關鍵是把血管跟神經都接上，這樣接上去的肌肉活了，才能使手重新獲得功能。這也是顯微重建外科中，所謂“重建”兩字的意思。
斷手再植成功後，六院成了暴發戶，建了一個動物實驗室。那些實驗動物的訓練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把狗叫出來，它自己跳到手術台上，伸出前腿讓技術員為它靜脈注射麻醉劑，一點也不抗拒。有的狗是四條腿都截斷了又接上的，還是那麽聽話。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憐。骨科擴張了幾倍，調入了好多新人。其中手術做得最好的是王琰，別人接個手指頭要兩三個鍾頭，他一個多鍾頭就做完了。王琰長得帥，能說會道，很得醫院小護士們的歡心。
最後還得說說兩個美女。第一個是手術室的宗雲，周總理接見時誇獎她：“你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立大功啦！”她後來調到臨床科室當護士長。宗雲長得漂亮，很有風韻，兩眼尤其炯炯有神。她文靜而能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小護士們都佩服她，醫生們也對她很滿意。宗雲為人很精明，1976年我在六院進修時恰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有風聲說周是鄧的後台。不論政治學習（年輕一代怕不知道這是什麽東西了）還是工作時，我從沒聽宗雲說過一個“周”字。有一回一個新來的小護士問她：“宗老師，聽說你見過周總理呀？”宗雲立即沉下臉來：“弗要瞎講！”我學習結束在上海結婚，又恰逢毛逝世。離開上海前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帶了一大包糖到科裏去告別，說：“護士長，明天一早我們就走了，治喪期過後麻煩你代我們請大家吃，很對不起。”宗雲說：“做啥弗多白相幾天哪？真不巧又碰上這時期。我前天還跟老周（科主任兼支部書記）說等治喪期過了請你們倆到科裏大家聚聚。”我說：“我們剛見過老周，他也這麽說的（可見宗雲不是客套）。可惜我們假期有限，得回老家看母親去。”她說：“那是那是，替我問候老人家，恭喜了。以後有機會來上海白相噢！”我們道了別，她送到門口，馬上就聽到辦公室內嬉笑，接著是宗雲的責罵：“儂做啥事體，都放下！這是什麽時候，不要命了？”知道是小護士搶糖吃，我和妻子都笑了。
70年代初，不少外國醫學或政府代表團來六院參觀。醫院特意物色了一個護士擔負接待任務，這可是個大美女，名叫周齊明，20多歲，長得很像電視劇《別了，溫哥華》裏的女主角趙琳。周齊明不但漂亮，而且很有風度，一副端莊秀麗, 不卑不亢的樣子，大概是經過專門培訓的。當時六院印了一本精美的宣傳小冊子，封麵是一個斷了4隻指頭的傷員經過再植手術成功，穿著“市六醫院”的病號服，坐在一張桌子後邊。桌子上擺著幾粒鴿子蛋大小的鵝卵石。傷員手執一雙筷子，把一粒鵝卵石高高地夾起來。周齊明穿著護士服坐在傷員旁邊，笑吟吟地看著他。兩個人的動作和表情配合得天衣無縫, 令人讚歎。我們每個人都發了一本，年紀大點的進修醫生，晚上睡覺前總愛談論醫院的美女，話題最集中的就是周齊明。當時她正在讀醫院的“7.21工讀大學”。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新華醫院聽講座，不論坐在電車上還是走在馬路人行道上，回頭率都是百分之百。周齊明似乎全沒看見，一直和我小聲討論醫學問題，這位上海姑娘的風度真令人佩服。
1991年六院搬到徐家匯後, 原址改作上海市兒童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