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最保守的估算殺害26--3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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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曆史學家曾經估算,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著手,長度可以從南京到達杭州,延展的距離約200英裏長。他們身上的血重達1200噸,屍體可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如果把這些人一個個疊起來,將達74層樓高。
事實上,不論我們是用最保守的估算--26萬人或是最大膽的估計--35萬人,隻要想到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遠超過美國突襲東京(估計為8萬至12萬人)的死亡人數;甚至超過1945年年底,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長崎兩座城巿加起來的死亡人數(估計分別為14萬人及7萬人),就不禁要驚愕連連。

本學術界對南京大屠殺采取的是回避態度。有人認為，該事件發生時間還不算長，不值得對其進行曆史研究，或者說還是讓曆史學家去評判日本所犯的錯誤吧。有些人甚至對批判日本戰爭罪行表示憤慨。有人慷慨激昂地說什麽“我們為過去所犯的錯誤究竟要道歉到什麽時候才算完”。

另外一些學者甚至與保守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攜手共同降低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及遇難者人數。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岡信勝就是一個著名的曆史篡改者。他為了歪曲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曆史中的其他內容，發起了一場狂熱的“聖戰”。他在一份煽動性聲明中斷言，南京大屠殺中死亡人數遠遠低於中國人所聲稱的人數，南京大多數死者是遊擊隊員，而不是平民百姓；日軍的亞洲性奴隸，或稱為“慰安婦”，都是些普通的妓女；藤岡把那些婦女得到的經濟補償竟比做“摸彩票中了獎”，還要求日本政府不僅要收回對她們的道歉，還要把有關內容從日本的曆史教科書中刪除。

在日本，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的嚴肅研究基本是由那些傳統學術界之外的人進行的，例如自由撰稿人和新聞記者等。工廠工人小野憲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88年，他開始采訪附近一些曾在若鬆師團服役的農民。小野是個單身漢，沒有家累，並且工廠每周有長達36小時的輪休時間，所以他可以把時間全部投入這項研究。6年中他走訪了大約600個家庭，采訪了200人，從30多本日記中影印了20本，還把他和7個人的談話錄了像。他的一些發現發表在《金曜日周刊》上，被譽為第一個完全利用日本國內資源進行的研究成果。小野最終可能會就南京大屠殺寫出一部重要著作，但同時他卻生活在可能會遭到報複的陰影下。由於害怕成為右翼狂熱分子襲擊的犧牲品，他甚至拒絕為他拍照。

在日本，審查製度篡改教科書的行為不僅由政府進行，媒體為保護自己也進行自我審查。私人機構的自我審查微妙詭譎，使人難以察覺。

大屠殺的辯論仍在進行

有勇氣撰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著作的人，常常麵臨冷酷無情的攻擊。現在以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為例，早稻田大學日本史教授洞富雄1966年訪問中國，調查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他後來寫了幾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著作。《朝日新聞》獲獎記者本多則打破了日本新聞界對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禁忌，分別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訪問中國大陸，並采訪幸存者。他的調查結果首先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連載，後來匯編成冊。洞富雄和本多勝一兩人得出的共同結論是，在1937年到1938年間，日軍士兵在南京殺害了大約3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