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絕非舞台 中國理應明細記賬

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的公然放肆之舉一如分析人士的意料，無論日本政府還是愛知縣都已對此表示了反對，目前除去名古屋市內的幾通電話明確誇他幹的好，若幹愛拿“大屠殺爭論”說事的媒體也搖旗呐喊，表示讚同“探討”，某些“網絡右翼分子”試圖舉起別的牌子加以轉進遁逃外，舉目寰宇之內，已然人人喊打。

畢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嚴格取證、細致調查得出的結果且不說一兩個河村隆之了，就是日本政府也無從否定。河村市長如果想在這個問題上繼續死硬到底倒也無妨，反正曆史真相如何，向來不是少數人用幾句嘩眾取寵的言論就可以左右的。

河村市長此舉令中國民眾震怒，使中國媒體激憤，就連一貫善於息事寧人的中國政府也不動聲色地對南京市此後的舉動加以支持。河村的所作所為自然也可算反華無誤，但就從言語表現來說，其內容之幼稚且全無邏輯，如果硬要將他與以石原慎太郎為首的新保守派右翼歸為一類，雖說就反華及否認侵略戰爭而言似有相近之處， 卻也有幾分牽強，這裏倒不是要為他的身份開脫，隻是從此人缺乏大局觀和基本的是非觀念來看，他是不配歸為左右中的任何一類的，僅僅隻是不入流。而這等現象 倒也不是孤立的，隻算是日本偶像派政客的普遍做派罷了。

政壇做舞台 偶像派政客縱橫日政界

日本政界自1995年以來就被“藝 人從政”的一股風潮搞得有些詭異，就在那一年，著名笑星青島幸男以“無黨派”的口號語和掀桌子的表演擊敗大前研一等有力競爭者，成功奪下東京都知事（東京 市長）的席位，以此為契機，曾跟隨著名影星北野武大鬧雜誌社的影星東國原英夫、著名小說家田中康夫和石原慎太郎等人也接著這股風潮成功做了地方父母官。政 界人士從中看出門道，於是包括小泉純一郎在內的一幹老資格政客也跟著有樣學樣、竟也收到相當效果。

眾所周知，自從陷入泡沫經濟的低迷時期以 來，日本國民不免喪失動力變得麻木起來，若要令國民振作或至少打個寒噤，政客固然可以選擇通過實幹來贏得民心，但也能通過“造星”的方式，通過團隊包裝偶 像的手法，讓自己較之此前選舉季節上街拉選票的方式更能貼近民眾，並使自己更容易賺到選票。由於對日本新聞界和娛樂業而言，造星隻是稀鬆平常之舉，因此多 數政客權衡之後便選擇這一方式參與競爭。

對於走偶像派路線的政客而言，由於其中多數人士後台能力有限，且缺乏大規模黨團支持，因此除去極少 數（如小泉）外，偶像派政客的主戰場基本集中在地方上。這些人在政治派係上均選擇無黨派或自建黨派，施政方針無外乎刻意增加民生福祉、減少稅收、削減大投 入的公共事業項目。以此吸引眼球，並靠民生福祉作為拉票手段。待到上位，這些政客努力實施措施後發現此前的措施會令財政激減或因為自己的能力疏忽造成施政 的失誤，便拋出更大的計劃以便為自己脫困，正如執掌宮崎縣的東國田在口蹄疫疫情控製不力後，就拋出日韓海底隧道計劃；執掌長野縣的田中在財政不利的情況 下，提出長野更名“信州”計劃。待到新計劃依然施政不利，隻得就此辭去知事或市長職務。

名古屋的河村市長完全也沒脫了此例，他在選舉季節 時，曾經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宣傳他的三個“日本第一”計劃，即減稅、民生福祉大幅增加、經濟複興等，加之他自己也是名古屋本地人，於是民眾對這一獨立候選 人便充滿信心，令其高票當選，可待到就任後，才發現那幾條措施根本無從談起。

在與市議會僵持了許久後，他開始拋出名古屋地區合並計劃，結果 竟也無疾而終，但他不希望就此完結，便抓住部分日本民眾希望日本在中國問題上加以強硬的心態，借名古屋中國領館問題大做文章，這一做法令他發現自己尚有一 批死硬分子支持，於是膽子竟也大了起來，此次他不顧後果就南京大屠殺問題的愚昧發言，也正是由此而來的。

中國該如何應對

河村市長此次對中國官員的發言，倘換作石原慎太郎等正統老牌右翼人士，那便是借給他一百個膽子也斷然不敢當麵說出 的。畢竟，稍有頭腦的日本政界人士都清楚，雖然口號有時可以私下裏喊一喊，背地裏也可以試著去參拜一下九段阪的“靖國神社”，但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 做，這點終究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是身為一名政客所應有的覺悟，也是當下日本現狀對政治家的客觀要求。

歸根結底，中日友好畢竟是兩國關係的 重中之重，特別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之際，中日兩國之間貿易等多方麵合作往來日益增強，在某些問題上不理智的激怒中國其結果必然會令日本受傷。因 此，包括藤村官房長官在內的一批日本官員已經表明了日本承認戰爭犯罪事實和堅持謝罪的態度，就這點來看，日本的決策層還是清醒的。

事實上， 無論是出於何等目的，日本上層人士真心希望“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可算多數。部分青年政客也積極投身對華事業上去，目前已有相當數量的日本議 員在中國開設博客等個人網站以接觸中國民眾並與之積極交流。有很多人已經“感受到了中國的大氣”，比如曾隨小澤一郎訪華團接受胡錦濤主席接見的橫粂勝仁眾 議員，在2011年就獨力攬起了讓日本地震災區和山東榮成進行點對點經貿交流的“榮成市項目”。

在這起風波中，中國政府始終采取了其一如既 往的態度，這一做法固然在穩定事態上有其積極作用，但這種慢條斯理的做法就中國民眾而言並不能輕易接受，盡管如以色列或新加坡那樣在曆史問題上采取極端手 段的做法並不可取，但早有評論人士指出，中國在類似南京大屠殺等重要曆史問題上應該時常留意，並為那些“搗亂分子”建立一份繼往明細清單，而現在，也許就 該是這樣做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