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雖難必為

信源：程亞文博客

與歐美世界對自身的反思形成對照，當前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還更多受著以往觀念的影響和製約。

自從2004年5月美國高盛公司谘詢顧問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發表《北京共識》演講以來，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這些年持續火爆，爭執也非常激烈。去年9月筆者參加中國清華大學一次關於有無“中國價 值”、中國有無必要對外輸出自己的價值體係的小型會議，與會者的認識，就十分地南轅北轍、莫衷一是。

筆者同意一種看法，那就是現在有人把 “中國模式”當成一種既成事實、是業已成功的過往實踐，這恐怕有點樂觀。中國近30餘年來所走過的道路，與先前的發達國家實際上並無太大不同，難說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東西”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去探索，一種異於當前那些發達國家的新的發展和治理模式。原因無它，由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所開創、而又存在著內部差別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經由2007底以來的美國金融危機及隨後發生的歐洲債務危機，已宣告了其破產。

20 年前提出“曆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美國《外交》雙月刊撰文《曆史的未來----自由民主能夠在中產階段衰退時幸存下來嗎？》，就指 出近30年來放鬆管製的金融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及福利製度也已疲態畢露。他所期待的，是左派要拿出一套既有別於全能市場和小政府的右 派自由主義，也有別於以國家提供養老、醫療和教育等大量服務為核心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的新主張。而美國對外政策焦點研究所副所長約翰·費弗也認為，資本主 義已深陷危機，世界需要出現一位“現代馬克思”。

與歐美世界對自身的反思形成對照，當前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還更多受著以往觀念的影響和製 約，它既表現在福山所說的“在過去二三十年裏，經濟問題上的意識形態高地一直被右翼自由論者占領”、對市場自由和小政府情有獨鍾，也表現在不少人對歐洲的 社會民主主義心懷憧憬，以為它們是解決中國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的良方。

按照知名學者甘陽先生的說法，這實在有點“錯置具體感”。在福 山看來，右派方案已經失靈，因為當前西方世界在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領域所出現的問題，很大部分正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右派革命的產物。那麽，回到社會 民主主義，如何？此路實際上也已不通。關於這一點，40年前有位卓有見識的中國人就曾有過洞察。

西方發展老路已經行不通

曾做 過蔣介石先生軍事幕僚的著名新儒家代表人物徐複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間對歐洲的問題有過不少精彩評論，其中就談到英國“福利國家”已成為養懶人的製 度，而民主政治一味迎合選民沒完沒了的福利要求，這使得“英國正向‘吃光主義’邁進”。40年前就把英法等國當前的問題說得明明白白，讓本文作者一方麵佩 服徐先生的先見，另一方麵也倍感老西方國家要靠自己力量，解決當前所遇到的結構性問題，幾乎沒有可能；而中國等“後進”國家要照搬歐美國家以往的“成功經 驗”，也會是死路一條。

中國今天必須依靠自己來走出一條新路，當然，要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的經曆。

然而，當前中國無論左的還是 右的翼端，都不太願意考慮西方國家以往有過的發展模式----自由資本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都已經隻是過去時態的成功事例、其成功有著當時時態下的特定 背景，他們或者要求中國無條件地實現“完全”的自由市場、憲政和民主，或者要求中國也像歐洲那樣為民眾提供更好的福利水平。

不久前一次與幾 位朋友聚談，一位以前被稱作“新左派”的朋友，就對筆者所說的中國不可能像歐洲那樣建福利國家的說法不以為然，強烈譴責筆者是在為政府對民眾的福利建設上 無大作為提供了借口，並認為歐洲福利支出占其經濟總量的比重並不大，也並非是目前歐洲經濟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這種觀念，在中國知識階層並非個案，而帶有 普遍性。

可以想見，創造“中國模式”，中國知識界要克服的思想障礙很多。對發達國家以往在“左”或“右”方向的某些成功的迷信，僅是一種表 現；還有一種很突出的迷思，就是認為中國現在仍是相對落後的國家，隻有學習他者、跟隨別人亦步亦趨的份，根本就沒有自己也去闖出一種新路的資格，能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就不錯了。

這種意識就更是糊塗。首先是其他人過去的經驗，已在今天的時空不可簡單模仿。再次，正是因為相對於當前已在各方麵成 熟、定型的前工業化國家，中國無論經濟、政治還是社會領域，都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還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樣態，因此有著極大的調整、創造的空間。也就是 說，中國的相對落後，決定了中國更有資格和條件要創造、發展“中國模式”，正如當年因為美國相對於歐洲的落後，才使美國走出了一條與歐洲有別的道路一樣。

以上所說隻是“必須”。當代中國人有沒有意誌和能力創造“中國模式”、最終能不能有“中國模式”橫空出世，那就看中華文明在當下的造化了，對此筆者當然是深懷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