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沒事。重慶政績是實打實的。廣東模式上海模式政績也是實打實的。不是什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事情。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可以相互借鑒相互競爭。當初改革開放深圳先行，後來有溫州模式，蘇南模式，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百花齊放。
薄熙來和習近平不是你死我活的問題，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中國進步了，不折騰，不搞文革那套。文革時代因為一個事件就要站隊，站錯隊就要被打倒，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現在不這樣了，事件就是“孤立事件”，大家該幹什麽繼續幹什麽。這是中國政治體製成熟的表現。
重慶有內地模式，廣東有海外接軌模式，內紅外接軌，這樣中國崛起才有堅韌力度，這和刀具表麵處理一樣，外邊要硬，裏邊要有韌性。一國兩製都可以了，模式多元化更無妨。模式多元化是中國政治體製無縫進化的方式，堅持改革開放無需一刀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最合適，這在國際競爭中是中國政治穩定性的戰略優勢。國際資本將更加看好中國，因為中國政局不在為一些突發事件所顛覆。模式多元性類似生態係統。生態係統的穩定性在於物種多樣性，中國政局穩定性在於模式多樣性。
相反，那些大驚小叫呼風喚雨的人，別看他們平時恨文革恨得要命，他們這種煽風點火傳謠的行徑正是是文革悲劇的社會基礎，以為一個“孤立事件”就要有人仰馬翻的就是文革心態。時代進步了，中國進步了，可是一些人還停留在文革時代。中國政治進步不再限於容忍不同政見，甚至容忍不同政治模式，比西方民主政治寬容度大多了。
王立軍事件是孤立事件，為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爭論的可以繼續爭論，薄熙來和習近平都可以就自己各自的模式繼續深入改革開放。有興趣的繼續加入爭論，沒興趣的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愛怎麽生活繼續怎麽生活。
國內不同模式鬥一鬥不是什麽壞事，沒有這個磨練怎麽在國際上斡旋?中國現在是一個開放走出去的國家了，如何適應各國不同商業文化？先在國內練一練，國內有多元模式。
多種模式共存有利於以後港台真正回歸取消“邊境”檢查，有利於兩岸三地申根化。
有分歧不是壞事，分歧成為常態是民主製度的標誌。
有分歧才有爭論才有改革才有進步。
當年廬山會議有沒有分歧，能否容忍分歧？當時國際國內環境或許不允許有分歧，但不允許有分歧就是災難。
分歧是常態，就是沒有權威，這是黨內民主集體領導的應該有的模式，誰說的都不是權威，老百姓說的才是權威。沒有理論和模式是權威認定正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用在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上，就是老百姓擁護就是好模式。隻要廣東老百姓讚成廣東模式就是合法模式；隻要重慶老百姓讚成重慶模式就是合法模式。以後西部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應該有各種創新模式為中國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不同曆史文化背景的國家作出榜樣，因為現在亞非拉國家學廣東模式學不來，學重慶模式也學不來，不合適他們的國情。
當年小崗村包產到戶，是欺瞞黨和國家的違反黨紀國法的體製外改革，後來事後承認合法。
當年溫州模式也是欺瞞黨和國家的違反黨紀國法的體製外改革，也是事後承認為合法。
建立多種模式共生的政治生態使得以後的改革開放可以都包容在體製內，不再需要體製外改革，這就是中國的進步。中國需要這樣能夠自我進化的體製。這可以有效地防止“茉莉花”革命和“顏色革命”那種顛覆性的動蕩，有利於改革開放平穩有效深入，給社會文化足夠時間消化適應這種局部漸進的政治改革。
企業信息係統升級更新，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恢複原狀，即萬一係統升級不成功，公司依然能夠運作，至少能夠恢複到原來的水平運作。國家改革能否有這種保障呢？至今看不到，蘇聯解體，東歐驟變，都是不可逆過程，錯了就錯了，沒有退路。當年中國先在深圳改革開放試點，就有這個保障，如果深圳不成功，對全國其它地區還可以走其它的路，不必都吊在一棵樹上。
沒有權威裁決，老百姓高興才算，這是多種模式共生的政治生態的基礎。沒有權威，也就不需要普世派來做理論權威說非得如何多黨普選憲政才是合法政權之類。
沒有權威裁決模式，由老百姓高興決定，也有利於中國國際政治的靈活性性，中國香港有普選，中國沒有現代學術話語的任何意識形態模式，即不是重慶模式一刀切，也不是廣東模式一刀切。中國如今是對事不對國，無論什麽國家，隻要事可雙贏都可以談都可以做，沒有明確意識形態很重要。中國的意識形態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隻要對中國老百姓好就行，不要用任何意識形態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
官方“沉默”不是被動，而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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