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年曾在《解放日報》發表《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係列文章，傳達鄧小平改革開放精神、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的“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接受了南方報係的采訪，該采訪稿同步在《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上刊登。
在這個報道中，周瑞金稱“改革又到了需擊一猛掌的曆史時刻”、並表示“廣東做了一件與當年安徽省委書記萬裏一樣“深得人心的決定”，這就是去年7月廣東省委《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並表達了自己對共同富裕的觀點，“共同富裕不是說財富的平均，關鍵在機會的平等。最主要是解決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問題”。
“共同富裕”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近來強打的政治理念，一度引發了先分蛋糕還是先做蛋糕的論戰，兩方的代表人物是薄熙來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對此前一直炒的很熱的“共同富裕”話題，周瑞金表示共同富裕不是說財富的平均，關鍵在機會的平等。最主要是解決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問題。如何保障底層民眾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何融化社會階層的固化，避免一端是農二代、貧二代的無奈傳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調世襲。
他說，上世紀80、90年代，到新世紀之初，很多官員主動下海創業。而現在幾千個大學畢業生去考一個公務員位置，普遍喪失了創業精神。這需要貧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擴大市場準入、減少權力尋租和國有資本的壟斷，需要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錄用的公正、開放，需要幹部選拔製度的規則化、透明化。
周瑞金說，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剝奪富人的合法財富，而是要通過民生財政等調控措施，將更多的公共資源向民生傾斜，幫助後富階層。剝奪富人是一種極端的想法，這不僅不會達到共同富裕，還會摧毀民營經濟。我認為隻要是合法的財富，就應該保護，而且通過這種保護，激發更多人憑借個人的汗水和智慧，致富創富。
“所以共同富裕的問題不僅是財產分配的問題，而是需要整個體製改革，使社會體現公平。”
在談到汪洋主政的廣東，周瑞金讚譽有加。
他說，我注意到不少網友說，廣東做了一件與當年安徽省委書記萬裏一樣“深得人心的決定”，這就是去年7月廣東省委《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這個文件提出了“下放社會建設權力”、“萬能政府”轉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其曆史意義堪比萬裏同誌1977年主持製定的安徽農村改革“省委六條”。
周瑞金也讚揚廣東處理烏坎村事件的手法，將烏坎比為當年的小崗村，是一項重要突破。
他說：“從小崗村到烏坎村，一以貫之的，是尊重人民群眾的自主權。在群眾有危有難、有險有亂的時候，書記要走在警察前邊，傾聽和解決民眾訴求；而不是書記躲在後邊，把警察推在前邊，激化了官民矛盾。”
他說，最近，廣東在處置烏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產黨領導的基層民主自治，是社會長治久安之道，是我們黨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一塊試金石。希望沿著黨的十三大提出的社會協商對話製度前進，落實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四個機製，填平民眾心中的“溝壑”，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周瑞金：改革推進乏力根源不在於認識的局限
南方都市報
摘要：早在小平南方談話一年以前，中國曾有一場關於皇甫平文章的論爭。署名“皇甫平”的這4篇文章，是《解放日報》組織發表的，傳達的是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過春節的時候談過的一些觀點和看法。
早在小平南方談話一年以前，中國曾有一場關於皇甫平文章的論爭。署名“皇甫平”的這4篇文章，是《解放日報》組織發表的，傳達的是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過春節的時候談過的一些觀點和看法。當年，這4篇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近日，南方日報記者專訪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認為，重溫小平南方談話，就是要讓改革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流價值觀。他對廣東解放思想，創新社會管理的做法給予高度評價，建議廣東繼續先行先試，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我們在改革之後沒有駕馭好公權力，資本靠市場機製做大，特殊利益集團形成了。今天深化經濟體製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
與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級領導幹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水準更高，對主流民意並不隔膜。改革推進乏力，在於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當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願改、隻說不改的情形，成為紙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見反省不見行動，或者隻是亂折騰。
當前，領導幹部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這邊。
在群眾有危有難、有險有亂的時候，書記要走在警察前邊，傾聽和解決民眾訴求；而不是躲在後邊，把警察推在前邊，激化了官民矛盾。
改革又到了需擊一猛掌的曆史時刻
記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談話的曆史意義及地位？
周瑞金：過來人都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幾年，是中國改革向何處去的重要曆史關頭。對改革是“市場取向”還是“計劃取向”發生了激烈爭論，“計劃取向”重新占了上風。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改革開放路線，遭遇方向性的挑戰。比如，當時有一篇調門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問題的核心、焦點、要害是沿著什麽方向和道路進行改革的問題”，有一種改革觀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有的同誌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意義，就在於這位老人以驚人的膽識，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經濟上提出發展是硬道理，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斷改革合法性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小平同誌南下，走一路講一路，從武漢一直講到廣東，這是一趟重啟改革、回暖人心的陽光之旅，“大音希聲掃陰霾”。
南方談話20年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金融危機中成為重要的壓艙石，但國內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積累和疊加。改革又到了需要擊一猛掌的曆史時刻。從基層社會和網絡輿論看，改革有龐大的民意地盤，需要奮發有為，需要凝聚黨心民心，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像廣東這樣重視和推進社會建設，政府和民間力量攜手協力解決轉型期社會的複雜問題，像當年小平同誌所鼓勵的：“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當前解放思想考驗官員政治倫理
記者：你認為當前是否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如果需要，我們究竟要解放什麽思想？
周瑞金：我始終認為改革開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動的。中國到目前為止經曆了兩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一次思想解放是從教條主義和對個人崇拜的思想禁錮中解脫出來，從本本主義中跳出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一場非常深刻的運動，我國農村出現包產到戶，打破了原來農村人民公社體製，同時也才有大量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才有一大批黨內外的精英人才得以解放，走向改革開放的第一線，為改革開放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人才準備。
小平談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核心是怎樣看社會主義。主要目標是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束縛。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搞公有製，計劃經濟，你要是強調市場的作用，發展民營經濟，你就是資本主義。
但是，我們在改革之後沒有駕馭好公權力，資本靠市場機製做大，特殊利益集團形成了。因此，與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經濟體製改革，推進社會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
敢於和這些利益集團切割關係，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麵。當前，領導幹部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這邊。能否通過改革，毅然與不合理的利益關係切割，通過利益關係的重組，讓利於民，放權於民，聚攏民心。可見，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當年更加考驗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和政治倫理。
不能以打工者心態對待改革
記者：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改革的議論比較多，小平當年一是提出“不爭論”，二是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20多年過去了，不同的曆史階段需要不同的認知。你認為當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爭論”？今天應當堅持什麽樣的改革開放不動搖？
周瑞金：現在黨內外經常聽到一種呼聲，對深化改革要有危機感，有擔當。有人以《西遊記》為喻，描述打工者與創業者的區別。問：為什麽孫悟空能大鬧天宮，卻打不過西天取經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鬧天宮碰到的都是給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賣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來創業的，所以會拚命。這個段子，有助於我們認識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錦濤總書記警告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麵前”。坦率地說，麵對社會矛盾，黨和政府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大，民眾的期待和現實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轉，一些領導幹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創業者的擔當，用打工者的心態，維持現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當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願改、隻說不改的情形，成為紙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見反省不見行動，或者隻是亂折騰。
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國改革，已經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遊”了。即便社會管理創新的提出，在現階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比如：如何製約公權力的膨脹，限製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把目前有相當一部分被國企控製的公共資源，通過改革資產收益分配方式，讓全體國民受益；如何通過科學的製度駕馭資本，限製權貴資本主義因素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把行政財政轉化為民生財政，盡可能地在分配中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製社會潰敗，等等。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十分成功，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下一步是進一步製定和完善科學理性的操作細則。在交叉路口，我們不能徘徊不前，必須做出選擇，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被權貴綁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去年和今年，地方各級領導班子正在換屆，一大批相對年輕的幹部走上領導崗位。我想對他們說句話：看準問題症結就改，主動改勝過被動改，早改勝過晚改。
廣東先試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記者：中國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轉型陷阱問題？如果存在，你認為應當如何跨越？廣東應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周瑞金：我認為不存在你們提到過的中等收入陷阱、轉型陷阱等等問題。我在中國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國家做過調研，對這些國家的陷阱是怎樣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讚同。這些陷阱並不是說經濟發展導致的，而是由這些國家的政治左右搖擺、不穩定引起的。
廣東是改革先發區域，也是問題先發區域。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完全是壞事，如何處置這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才正好體現出廣東的先發作用。廣東應該把完善市場經濟製度、走向法治製度作為一個目標，其次要著手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目前體製弊端主要表現在政府太強、社會太弱、市場扭曲。廣東可以在深化改革中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就要在約束政府、壯大社會、回歸市場方麵，闖出新路。
衝破製度瓶頸和改革困局，出路在於信任人民、依靠群眾，攜手協力度過社會轉型期。政府麵對表達利益訴求的民眾，應該建立良性互動。民間“自組織”力量是基層民眾利益表達的代言人。無論從當前的維穩，還是未來的小政府、大社會建設，民間自組織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幫手。政府要包容他們，團結他們，與他們合作，同時也要勇於用法律來約束和規範他們。
我注意到不少網友說，廣東做了一件與當年安徽省委書記萬裏一樣“深得人心的決定”，這就是去年7月廣東省委《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這個文件提出了“下放社會建設權力”、“萬能政府”轉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其曆史意義堪比萬裏同誌1977年主持製定的安徽農村改革“省委六條”。從小崗村到烏坎村，一以貫之的，是尊重人民群眾的自主權。在群眾有危有難、有險有亂的時候，書記要走在警察前邊，傾聽和解決民眾訴求；而不是躲在後邊，把警察推在前邊，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廣東處置烏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產黨領導的基層民主自治，是社會長治久安之道，希望廣東落實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四個機製（利益協調機製、訴求表達機製、矛盾調處機製、權益保障機製），填平民眾心中的“溝壑”，鋪設民眾心中的“綠道”。
凝聚改革共識需尊重地方首創精神
記者：當前重溫小平南方談話，應該凝聚怎樣的改革共識？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麽樣的政治共識？有學者提出以憲法為政府和民眾共同遵守的底線。我在這裏不想展開討論改革的具體指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戰略追求，這一點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已經融入我們黨的血液中。我想著重談談如何打造改革共識。
改革共識的形成，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並重。社會民主方麵，建議重視互聯網對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輿情監測，把握民意脈搏；同時，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與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級領導幹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水準更高，對主流民意並不隔膜。改革推進乏力，根源不在認識的局限，而在於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凝聚改革共識，另一個關鍵點是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的包容，鼓勵地方大膽實踐。
當前，我們重溫小平南方談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改革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流價值觀。從這個原點出發，我們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現代市場經濟製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製度選擇；三、尊重群眾自主權和首創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會治理選擇；四、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主要選擇；五、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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