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今後5年的發展，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

章立凡：中國曆史能否走出死循環？

　
    風暴下的心靈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醫院地下室，備受折磨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章乃器辭世。
    或許是父子間的心靈感應，“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夢見父親“熟睡在床上一動不動”，“我擔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張白紙，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張，上麵竟一個字也沒有”。後來，母親到監獄探視章立凡，印證了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與章伯鈞、儲安平和羅隆基並列為中國“四大右派”，毛澤東甚至把他與章伯鈞、羅隆基“欽定”為右派的3個“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就在社論發表前10天，《新聞日報》刊登了《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不過，那時還稱章乃器先生。10天後，站隊-樹敵-“打落水狗”，一切都來得那麽突然。
    此時的“右派兒子”章立凡年僅7歲，但也需要站隊。組織上找他母親表態，“當時我父母已經分居，組織找她表態，她不得不表。我那時候也被要求表態。”
    母親事先教給他幾句話，讓他在會上說。上台後，他講了那幾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和他劃清界限。台下掌聲雷鳴。下台後，有人和他熱烈握手——這人叫吳大琨。
    1930年代，吳大琨曾做過章乃器的秘書。“當時吳是一個青年，我後來在上海檔案館查到他給我父親的信，內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夠在我父親的提攜和指導下，為抗日救國做點貢獻，我父親就把他留在身邊。”“七君子事件”發生時，章乃器被捕，吳大琨是在場的見證人。
    後來，吳大琨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時候，他都是作為“正麵”的一方來批判和反駁章乃器的，“但晚年時，他又提出來應該給章乃器平反。”對於吳的無情轉向與人性回歸，章立凡無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對工商業改造後效率反不如前的憂慮，擔心“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吳大坤批評說，章乃器實質上就是反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隻看到資本主義好的一麵，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壞的一麵，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聯聯合召開的座談會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當時的章乃器在這兩個地方都還是副主委。座談會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嬰都去了。“他們都發了言，在那個大背景下，你必須批判。”
    “反右”時，胡子嬰發表過兩篇文章揭發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親的個人檔案中，查到不少父親和胡子嬰早年戀愛時纏綿悱惻的情書，“多年的政治變遷，最終留下的惟有傷害。”
    實際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樣，衝擊來臨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時也特別崇拜工農兵。凡是在畫上、在媒體上可以看到的東西——從大胡子馬恩老爺爺，到小胡子列寧、斯大林同誌，他都覺得很有親切感。但革命與鬥爭，親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發，給幼小的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和記憶。
    由於過早體驗到政治對家庭的衝擊，章立凡對自己包裹得很嚴。他從小接觸了大量社會名流，但從不對同學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護自己；一是開始對時事有興趣，那時候我識字不多，卻已很主動地找報紙看。我覺得這些不是正常社會形態下兒童應有的習慣，但那時我就已經有了。”
   
    學會逆向思維
   
    看到父親的老朋友一下都變成他的敵人，章立凡開始對他們感興趣。他家裏有1949年第一屆政協的紀念冊，還有一些人物畫冊，他就纏著父親一個一個問：這個人是誰，他是怎麽回事？跟你什麽關係？章乃器會說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對此人的印象和評價。
    上小學時，他發現父親說的東西跟老師不一樣，幾句話就否定了老師教的那些。“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教給我逆向思維。就是人家都說怎樣怎樣時，你一定要問為什麽。”
    有一次，章立凡發現次臥室中有個隱秘的小壁櫥，裏麵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是“萬裏流竄到陝北”。受了這麽多年的正麵教育，忽然發現同一史實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令他十分震驚。從此以後，讀禁書成為他的一大愛好。
    他對曆史人物掌故的興趣，則來自父親收藏的一套內部版《文史資料選輯》，“有幾十本吧，寫的都是各種曆史人物，可以從中分析出這個人跟那個人關係怎麽樣，有什麽恩恩怨怨。”
    “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通過高考讀大學。他以參加招考研究人員的方式，考進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是中學生，考試中有曆史的考卷還有英文的翻譯，我記得翻譯的是‘馬歇爾訪華’中的一段。我都翻下來了，但那位同誌就說他外文全忘了，沒法翻。”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當年與章立凡是同事，那時兩人都單身，沒有住房，住在社科院辦公室，經常暢談到深夜。雷頤說： “他特別聰明，也有見識。他沒正式上過科班大學，但各種知識很豐富，甚至很專業。他很早就跟我談易經，那時國學還沒有這麽熱。”
    “文革”中坐過監獄，對他的人生曆練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頤評價這位老同事時也認為：“他對曆史的解讀一語中的，既有原則，又有對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華附中的學生，紅衛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還逼著他從狗洞裏爬出去，這種經曆是我們現在這代人沒有的。他不是一個關在書齋裏的學者。”
   
    微博名人
   
    微博興起後，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戲稱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敵，說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納雄耐爾尚未實現，Internet已經實現”。盡管在微博上嬉笑怒罵，但他認為自己並非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我很少參加什麽簽名，發起什麽活動之類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補發右派工資的呼籲，我那時候覺得，這隻是個經濟要求，這種簽名我就不參加了。到2007年，我參與了簽名，因為我覺得它不僅是經濟要求，還涉及到對反右運動、對建國以來曆史的評價，我覺得應該簽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動參與一些事，有超然於世外的境界，是與功利主義保持距離、超然於權貴和為權貴服務的知識分子，頗有道家的隱者和佛家的居士風範。”對於章立凡的低調， 孫大午案辯護律師、京鼎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星水也深有感觸。
   
    如何尋找共識？
   
    人物周刊： 2010年年底，你發表了《辛亥百年：還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發表了《曆史動車將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環？》，說我們走了一圈，“動車”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紀中國錯過了兩個機會，一個是君主立憲，一個是聯邦製。比如說，30年來中國走出了蘇式的計劃經濟，但一直沒走出斯大林主義。
    我為何提出“追尾”這個說法？中國的“動車”100年間一直在封閉的軌道上循環，我們曆經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在張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現在麵臨的問題，仍然是100年前的老問題。
    人物周刊：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社會可能麵臨的輪回，你相信這個說法麽？
    章立凡：我不希望現在有革命。以往中國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沒有什麽顏色革命，沒有天鵝絨之類的溫馨革命。中國革命曆來是以暴易暴，決不可輕易嚐試。
    人物周刊：從現實和網絡上看，暴力情緒十分明顯，人與人之間、群眾和政府，甚至部門和官員之間的不和諧乃至對立情緒有迅速擴大的趨勢，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章立凡：這就是現在中國的社會情緒。從網絡到民間社會，從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現象，無論是網絡語言的暴力還是群體事件的暴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天然的群體，暴力傾向隨處可見；自由主義是天然的個體，理性聲音相對不足。
    人物周刊：社會需要達成妥協，形成共識，有沒有現實的路徑？
    章立凡：曆史上的君主立憲製度就是一種妥協共存的產物，統治者放棄部分既得利益，而謀求可持續的長遠利益。我主張中國人通過改良達成社會妥協，重訂社會契約，確立憲政製度並走向公民社會。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體中國人公平分享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成果。
    人物周刊：可是中國人缺乏社會契約意識，比如房價跌了就去砸開發商，缺乏現代社會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沒有西方那種商業文明，也沒有形成相應的民商法體係。中國人曆來不重視契約的作用，尤其是社會契約。從《臨時約法》到《共同綱領》，中國一百年來訂過幾次契約，都廢棄了，改革開放也算是一個不成文的契約。現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維護自己的利益，強勢的一方剝奪弱勢的一方，社會已經被撕裂。
    人物周刊：商業文明，這個詞很重要。西方的商業文明催生了市民社會、公民階層和公民意識，中國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尖的橄欖型社會，當今社會是一個兩頭大的社會：一頭人數多，一頭權勢大，社會處於撕裂狀態。現在社會情緒普遍焦慮浮躁，一旦有突發事件，一個火星引發連鎖反應，有可能出現一場以暴易暴的社會災難。我常批評民營企業家沒有自我意識，不爭取自己的權利，也不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中產階級也沒有自主自為的意識。
    我們常說：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教育製度，鑄造什麽樣的臣民，按這種循環模式克隆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中國的教育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這套教育製度隻生產標準件，不培育獨立思考的人。無論官員還是人民，這條生產線的產品，其素質都存在問題，隻有通過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周刊：現在的體製很難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沒有公民社會，社會轉型又會成為泡影，這是一個悖論。
    章立凡：我們畢竟是在推動社會進步，主張避免革命，是擔心曆史走入循環，再來一場浩劫，再循環一百年，那樣真的很悲催。我不認為人民一定要變成公民才能完成社會變革，但起碼要具備理性的素質，要讓啟蒙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更充分些。改革開放最大的思想貢獻，是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上世紀末我曾預言：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必將改變中國。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和公民社會的實現，是可以預期的。
   
    曆史學家的警示
   
    人物周刊：你對未來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有什麽希望？
    章立凡：我願意再看5年。其實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抵製政治體製改革，根本上是與自己為敵。一些老幹部呼籲“救黨”，一些“紅二代”領導人出於血統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後的時機，來推動改革走出危機。目前從統計學上已看到大量的社會危機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斷出現。今後5年的發展，基本上就可以決定未來的走向。
    一個執政黨，如果多數黨員隻為自己謀利，不為黨的前途著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這種體製就很難自我修複。黨派利益與全民公共利益之間，到底有沒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有人主張考慮清楚哪些是執政黨的底線。底線其實就是永遠執政，但改革與革命的區別在於，後者必定打破底線。
    人物周刊：能否評價一下維權與維穩的關係？
    章立凡：我已經說過：不為人民維權，政權難以維穩。一邊侵害人民利益製造不穩定，一邊利用維穩謀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經濟；以主人為假想敵，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周刊：最近韓寒發表關於“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關注，你有何評價？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歡讀這位年輕人的文字，盡管“韓三篇”觀點不成熟，帶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學調侃，但其貢獻在於激活了這幾個社會話題，對個人也是一種突破，不必從學術角度來解讀。
    關於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我在2004年發表了《“改良”與“革命”賽跑》、《革命的社會成本》，2008年發表《曆史留給改革的時間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為對韓寒的回應重新發表。重提“改良與革命賽跑”的舊話——“社會矛盾深重之時，應當及早改良；社會危機到了最後關頭，必然發生革命。”
    人物周刊：對於民主憲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個展望？
    章立凡：當年，我說早了；今年，我說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話題，與袁偉時先生進行了一場對話。我提出3個命題請教袁老師：一.改良是革命的結構，革命是改良的清盤；二.自由是民主的終極追求，民主是自由的遊戲規則；三.文化是體製的基因，體製是文化的環境。
    這場討論取得的共識是：互聯網時代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信息傳播模式，科學技術的進步令啟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榮革命前的英國人、大革命前的法國人、獨立戰爭前的美國人，都沒有見識過全球化和互聯網，當前中國人的平均素質，肯定高於他們。那種認為中國人素質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說法已經過時。時代變了，潮流變了，現在是領導明顯落後於群眾，教育官員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學者說：“曆史學家是向後看的預言家。”對當代中國的重大社會問題，或許曆史學者與就事論事的經濟學者不同，至少會提前三至五年發出警示，再靜候時間的驗證。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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