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重慶啟動的公租房規劃與戶籍製度改革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成為重慶吸引沿海產業轉移的重要手段，也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兩項舉措相輔相成，被稱為“重慶模式”。
重慶是中國直轄市中經濟最為落後的，然而自薄熙來主政以來，卻以一種新穎的治理理念初步形成了全國矚目的“重慶模式”。
所謂重慶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大規模）打黑反腐”、“建立公租房”、“官員下基層同吃住”（三進三同）、“嚴厲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的犯罪行為”、“啟動戶籍製度改革”、“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綠化重慶”。可謂個個針對時弊：腐敗、信仰缺失、官民脫節、食品衛生、城鄉差距、環境汙染。用重慶官方的話語就是 “宜居、森林、暢通、健康、平安”五個重慶建設。雖然薄熙來創造的重慶模式僅僅不過數年，但卻已經成果累累。為了全麵的理解重慶模式，很有必要一一列出。
打黑：出動3萬名警員，成立204個專案組，7000人參與打黑。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67名黑惡首犯和骨幹被抓捕、12名廳官涉黑落馬。最大“黑惡保護傘”文強被執行死刑。
建立公租房及民生：重慶不僅率先在全國建設公租房（已建1300萬平方米），並計劃3年建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解決200多萬人的住房問題。而且公租房麵向三類群體：農民工、新生代大學生、家庭住房麵積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價原則是不超過中低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於銀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銀行貸款。用中組部部長李源朝的話就是“當年我們建設經濟適用房，找地塊兒，定圖紙，忙忙碌碌， 問題困難很多。重慶地處西部，發展難度比東部地區大，卻探索了一套科學合理的辦法，在全國率先大規模建設公租房，看了之後的第一感覺是令人讚歎！”此外，重慶市財政一般預算收入50%以上用於民生，75%用於基層和區縣；為一百三十萬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在這個背景下還發生了特警為民工討薪和工頭“黑保安”被依法懲處事件。關於民生，薄熙來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一是發展不能僅僅追求GDP、財政收入。重慶不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錢再去改善民生，現在就把民生作為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動力。二是經過實踐發現，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經濟也越活躍、政府越有錢，經濟越發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立竿見影。重慶和沿海地區不能走同一條路。沿海靠近大海，可以直接招商引資。重慶在內地，對外來企業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於內地巨大市場及其未來消費前景。民生改善、百姓受益後，重慶的消費很快就成長起來。消費提振的同時，還改善了投資環境，引起了外商的興趣。
戶籍改革：率先啟動戶籍製度改革，重慶是中國唯一的省級行政單位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第一階段目標是，在2011年內，實現當地338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目前已有180萬農民進入城市，並在社會保障、醫療和子女就學等方麵享受到了真正的城市待遇。 對於戶籍製度改革給進城農民帶來的實惠，市長黃奇帆曾形象的比喻：要讓轉戶進城的農村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勞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的“五件衣服”。重慶戶籍改革的成功，引發全國25個省市的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中國人民大學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赴重慶調研戶籍改革。
三進三同：（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三進三同要求全市機關幹部每年一周、新擔任的領導和新招錄的公務員在試用期一個月，到最艱苦、最邊遠、最基層的貧困村，入住貧困農民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農民負擔。三進三同的背景是幹部脫離群眾，“嚴重影響黨群關係，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基礎”。實際情況是，農業稅取消後，農村很難看到各級幹部。其效果如何呢？一位和農村貧困大學生結對子的廳長曾坦言：當他得知這位學生連兩元錢的公交車費都舍不得而一直待在校園從未出行時，極為震驚。九龍坡區委副書記潘平是最早一批“三進三同”的幹部，他所去的村，連喝水都困難。給了他們這一批官員強烈的震撼。至少親身體驗百姓的困難而不是僅僅從匯報中抽象得知，是完全不同的。
食品醫藥安全：重慶啟動打擊食藥品安全犯罪百日專項行動。警方集約包括刑偵、經偵、治安、網監等多警種在內的上萬警力，主動出擊食品藥品安全犯罪，並表示，“像打黑除惡一樣打好食品藥品犯罪專項攻堅戰!” 首次集中清查行動就檢查生產經營場所627個，刑拘7人，處罰16人，掌握違法犯罪線索917條。6月1日，重慶市將在全國率先出台並實施《重慶市食品安全管理辦法》。如此雷厲風行和主動出擊，在全國是唯一的一個。
綠化：一年種了十年的樹，而且還要以這種速度再種十年。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治山治水，把容易流失的泥沙抓住，保護好我們的母親河長江。也難怪兩岸會談在重慶舉行時，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有如下發言：讚揚重慶“大改革，大綠化”卓有成效，指出重慶去年投入人民幣137億元種樹，種樹量超過過去10年紀錄，“很多人說薄書記很綠”。（近3年，台灣企業在大陸的投資中，約有40%-50%在重慶。這也是為什麽兩岸會談選在重慶舉行的原因）
經濟發展：自打黑以來，重慶的知名度和形象大為提升。全市生產總值增速連續兩年居全國第三，去年居全國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產總值超過4000美元，趕上了全國平均水平；地方財政收入5年翻兩番，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了2.8倍。 實際利用外資、內資分別增長47.7%和74.2%。事實上，薄熙來到重慶以後，全市利用外資增速連續3年居全國第一，去年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區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還在境外投資50億美元（全國500億美元，中央為400億美元，地方合計100億美元）。2009年重慶進出口量達80億美元，2010年增長50%多，達124億美元，今年預計會增長100%以上，達250億甚至300億美元。
所以重慶模式引發轟動並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國家決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認可。中共高層吳邦國、習近平、李長春、賀國強等政治局常委都全麵肯定重慶模式，李源潮則在考察重慶之後，認為重慶的改革為破解中國麵臨的難題提供新思路。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重點推介了重慶，它給予這座城市的點評是：“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同樣權威的美國《時代周刊》、英國《金融時報》則把重慶評為亞洲最佳投資城市第7位。
重慶模式的意義
“重慶模式”;主要是加大保障房的建設，而放寬商品房的管製。隻要老百姓都有房子住，商品屋價格該上漲就上漲，第一次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了雙軌製。另外，在保障房的分配上實行寬進嚴出。公租屋住滿五年後，才可以購買下來，而且賣掉的話也隻能用經適房價格賣給政府。郎鹹平表示：我個人認為在目前的房地產形勢下，隻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如果推動重慶模式，將會使我國房地產市場逐漸穩定，我們的股票市場也將慢慢水漲船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