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
打倒人有兩種打倒：從權力上打倒和從人心上打倒。從權力上打倒一個人很簡單，誰官大權大誰說了算。但這種打倒未必靠得住，還有翻盤的可能——官場上今天摘了官帽子明天又戴上的人多了去了，連判了無期的貪官都能沒幾年就又溜達出來，何況摘官帽子？官帽子能戴就能摘，能摘就能戴，眼下栽了將來說不定又東山再起了：“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而一個人一旦從人心上被打倒了，那可就真倒了，永遠也休想再爬起來，哪怕權力上沒倒、甚至權勢熏天灼手可熱也沒用——從權力上看，嶽飛被秦檜打倒了；從人心上看，恰恰相反：秦檜一生官運亨通，但在老百姓心目中永遠是跪在地上的臭狗屎，不管誰來拚命扶也枉費心機。
由此可見，權力上打倒不打倒是官大權大的說了算，人心上打倒不打倒是老百姓說了算——毛澤東去世幾十年了，什麽權力都沒了，人心上照樣屹立不倒，想打倒毛澤東的人再有權有勢也無可奈何——權力上倒不倒由得你，人心上倒不倒可就由不得你了。
“王立軍事件”出來後，隻見重慶老百姓幾乎一邊倒地說他好，沒見誰出來說他壞。說他好的老百姓舉出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這幾年重慶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以說前麵三任的總政績加起來也不如這一屆”、“不光是GDP增速在全國名列前茅，最關鍵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了，老百姓安全指數高了，老百姓幸福指數高了”……這證明王立軍至少在重慶很得民心。而這個民心是王立軍用熱血、辛勞、眼淚、汗水、生命、實際行動、實際成績贏來的，不是靠哭天抹淚之類廉價表演哄來的。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打倒王立軍？
從根本上講，隻有王立軍自己才能打倒王立軍——比如叛國或刑事犯罪。隻要是這種情況，不管他以前做了多少好事、不管有多少人為他說好話都不管用了——叛國或刑事犯罪意味著損害了全國十幾億老百姓，相形之下得到他好處的人就是少數了。少數得服從多數。
但如何證明王立軍犯了叛國罪或刑事犯罪？如果王立軍自己跑出來證明自己，比如跑到外國或外國駐華外交機構裏死活不出來、在清醒而不受脅迫的情況下主動公開宣布尋求“政治避難”、當眾控訴自己“受迫害”、公然宣布要當“帶路黨”、歡迎外國占領中國、“三百年殖民地”、“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吃裏趴外向外國出賣中國要害經濟利益、或者出賣國家機密時被國家安全部抓個正著、人贓俱獲，或者當眾殺人越貨欺男霸女民憤極大鐵證如山……那沒的說，證據確鑿，板上釘釘，半點不含糊的叛國罪或刑事犯罪，什麽民心民望也救不了駕。
但如果不是這種情況，而是“被證明”有罪，那老百姓就不得不多個心眼打個問號了——這年頭這個“被”字裏的名堂還少嗎？“被增長”、“被幸福”、“被和諧”、“被情緒穩定”、“被車禍”、“被自殺”……誰知道這次會不會是“被滯留”、“被叛國”、“被犯罪”？——“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整天造假說瞎話不把公信力當回事，現在憑什麽讓人相信這回是真的？拿不出過硬的證據，僅憑“莫須有”之類“可疑”、“合理假設”、“邏輯推定”等等豈能讓王立軍在老百姓心目中倒掉？——“法律精英”們為劉湧、藥家鑫、李昌奎、龔剛模、吳英、黎慶洪等辯護時不是很津津樂道喋喋不休再三再四強調“無罪推定”、“疑罪從無”麽？難道“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之類義正詞嚴隻對黑社會頭子殺人犯才神聖不可侵犯，碰上勞苦功高的打黑英雄就屁滾尿流了？
隻要拿不出這樣的硬梆梆的證據，那就意味著無法讓王立軍自己打倒自己。那麽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王立軍，還有誰能打倒王立軍？
從理論上講除了王立軍之外隻有兩種人能在人心上打倒王立軍：一種是比王立軍幹得更出色、更有公信力的——你實幹我比你更實幹，你廉潔我比你更廉潔，你幹得漂亮我比你幹得更漂亮，你得民心我比你更得民心，你有威信我比你更有威信，你負傷20多處，我負傷40多處，你造福了重慶一個市，我至少造福了一個省甚至幾個省……隻有這種比王立軍更功勞卓著、更有威信、更德高望重的人出來說“王立軍是壞人”，多數老百姓才有可能相信。這叫“鑽石劃鑽石——硬碰硬比過硬”，誰更硬誰才能在對方身上劃出道來。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自身不過硬就別想跟王立軍較量民心，否則隻能適得其反——你說王立軍壞，你還不如他呢。人家至少給老百姓做了實事、帶來了好處，你呢？除了賣嘴加摟錢還做了啥？人家再不濟也比你強。
另一種是找到比重慶老百姓更多的人出來用自己的親身經曆控訴王立軍——你重慶XX萬老百姓說王立軍給你們做了什麽什麽具體的好事，我召集XXX萬老百姓一齊出來說王立軍給我們帶來了什麽什麽具體的災難，讓全國老百姓相信：王立軍造成的受害者比受益者多得多得多——隻有這樣才可能讓王立軍在全國多數老百姓心目中倒掉。然而這樣的人在哪裏？
如果不能滿足這兩種條件，光憑官大權大硬要打倒王立軍，這在權力上可能得逞，在人心上必定失敗——抓“叛國”，不碰劉曉波，不碰餘傑，不碰茅於軾，不碰外國總統訪華時點名單獨召見的，不碰單獨進了白宮與美國總統秘談的，不碰外國賞了和平獎的，不碰幾十年如一日定期領外國基金會基金的，不碰鼓吹放棄釣魚島、南海諸島的，不碰藏獨疆獨鬧動亂時發表文章替藏獨疆獨說話的，不碰把成萬億中國老百姓的血汗換成外國白條的，不碰替國際壟斷資本效勞摧毀中國獨立自主的民族工農業、不顧一切在中國推廣安全性毫無保障的轉基因作物的，不碰老婆孩子家產都已經轉移到國外的、隻剩自己在中國裸體當官玩命撈的，不碰“把利潤送給外國、把汙染留給中國”的……
主流媒體幾十年一直大張旗鼓大罵“愛國賊”、“狹隘民族主義”、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全球化”、“融入世界”……什麽時候積極搞過愛國主義教育？賣國“精英”肆無忌憚車載鬥量，多少年都視而不見，如今突然一反常態想起“叛國罪”來了，沒有過硬證據就硬要把“莫須有”叛國大罪按到幾十年如一日風裏來雨裏去、勤勤懇懇舍生忘死保護老百姓、功勞卓著的模範功臣頭上——這豈能讓人信服？如此“被叛國”，怎麽處置怎麽宣傳是你說了算，怎麽判斷怎麽評價可就是老百姓說了算了。
比如這次對王立軍，重慶老百姓的反應就一條：“為什麽為老百姓幹實事謀福利的官員沒好報？”就憑這一條就可以斷定，除非有“王立軍主動出來公開宣布自己就是要叛國”這種過硬證據，否則不管如何開足宣傳機器的馬力連篇累牘給王立軍扣上無數大得嚇人的罪狀，哪怕說得喉嚨出血、說破大天，在老百姓看來仍然就是那麽回事：坑老百姓的整為老百姓的，不幹好事的整幹好事的，舞文弄墨的整流血流汗的，一天到晚坐辦公室空談的整深入實際出生入死實幹的，文官整武將，貪官整清官，秦檜整嶽飛，奸臣整忠臣，奸佞陷害忠良——你眼下權力再大，比當年的秦檜趙構如何？
你權力在手，當然可以重演“莫須有”、“風波亭”，不過順便也就得準備著當“三陪”之外的“第四陪”——陪跪：從此世世代代陪著秦檜夫婦一起跪下任人唾罵。這可是你自己爭先恐後心甘情願上杆子搶著去跟人家秦檜趙高套近乎要當“第四陪”，並沒有人逼你。（前一陣子鬧“讓秦檜站起來”時不是就有人預言：“秦檜站起來，嶽飛必然倒下去”嗎？難道這麽快就應驗了？）
的確，人是會變的，曆史上前半生幹好事、後半生幹壞事的人有的是。對此必須實事求是，功是功，過是過，一碼歸一碼，這才叫唯物主義。還不僅如此。有人說：“重慶不過為老百姓幹了點實事，幹了一些該幹的事情而已，這是公仆的份內之事。僅此而已。這些事情是任何模式都應該幹的。”——問題在於：如今對老百姓來說，公仆們能不貪不撈不幹壞事就已經燒了高香了，還敢奢望他們規規矩矩“幹份內之事”麽？象王立軍這樣不要命地替老百姓幹了實事的官有多少？好容易出了一個還找碴打掉，以後還會有誰肯實實在在給老百姓謀福利？不是說改革就是為了打破“大鍋飯，養懶漢”、“一個幹，一個看，還有一個在搗亂”嗎？怎麽改來改去改得當官的“貪的沒事，看的沒事，搗亂的沒事，隻有實幹的出事”？
再說一遍：我跟王立軍素不相識毫無關係，既無恩無惠也無怨無仇，他倒不倒跟我個人毫不相幹。如果當真有令人信服確鑿無疑的證據證明他犯了叛國罪或刑事犯罪，我決不替他辯解。有些話就算白寫。但隻要沒有這樣令人信服確鑿無疑的證據，我也決不捕風捉影人雲亦雲、拿“莫須有”當寶貝、把任何可以憑權勢人工合成的“罪證”當真，寫出的話就繼續有效。
劉湧、藥家鑫、李昌奎、龔剛模、吳英、黎慶洪等坑害了老百姓，“法律精英”們拚命在證據裏雞蛋裏挑骨頭，不是說證據不足，就是說罰不當罪；王立軍保護了老百姓，“法律精英”看都不看證據，立刻異口同聲一口咬定他犯了“叛國罪”，而且幸災樂禍“樂壞了”——同樣的“法律精英”，對犯罪的一個樣，對打擊罪犯的又一個樣，愛憎如此分明，他們究竟是什麽人？
沒有確鑿無疑的過硬證據，僅憑幾個小時的“莫須有”就把一個出生入死功勞卓著的公安英雄一棍子打死、把人家辛辛苦苦幾十年的光榮曆史一筆勾銷——這下看清了吧？眼前正在草菅人命製造冤案的，正是那些整天最起勁地大罵“文革”、“極左”、“迫害功臣”、“製造冤案”、“濫殺無辜”、“富田事變”、“延安整風”、“肅反擴大化”的；如今大喊大叫“叛國罪”最起勁的，正是多少年來一貫大罵“愛國賊”、“極端民族主義”、大肆鼓吹“人權高於主權”、“帶路黨”、“融入世界”、“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
就憑這，第一，可以明白這些人對文革、反右、延安整風、“毛澤東的錯誤”、“富田事變”、“餓死三千萬”之類的聲嘶力竭有幾分可信。第二，可以明白“文革”、“反右”、“肅反”中的一些冤案是怎麽製造出來的——就是這樣的一群筆杆子抓住人們這種幾小時的疑點無限上綱誣陷成罪製造出來的。
就憑這些“精英”自以為是、絲毫不管別人死活、抓住一點辮子就無限上綱、隨心所欲定案下結論的輕率勁、狂妄勁、蠻橫勁，一旦大權在握豈能不製造冤案、豈能不擅開殺戒？至少別指望他們會承認“九．一三”事件中飛到溫都爾汗的256號專機機長潘景寅是烈士——“精英”嘛，就是口氣大，一動嘴皮子就能把幾千萬老工人變成“改革代價”，抹掉個人還不跟撚死個螞蟻似的？你怎麽能指望他們尊重別人的生存，更何況尊重別人的勞動、尊重別人幾十年的奮鬥曆史汗馬功勞？毛澤東為什麽說：“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就是要製止糾正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滿不在乎地把人一棍子打死的歪風。
不妨捫心自問：如果沒見到過硬的證據就隨聲附和，聽風就是雨，隨隨便便把人家幾十年的功勞一筆勾銷，那麽如果當年大權在握的是你，你會不會讚同草率定案甚至殺人？如果會，那就會對當年鬧革命那種非常時期非常情況下出現的一些偏差有所理解了。如果不會，那就順便明白了一件事：“毛澤東用兵真如神”並非僅僅因為情報靈通——能從混雜著真信息和假信息的大量信息中挑出真信息、不上假信息的當可是一種真本事。
順便來點胡思亂想信口開河：有人拿王立軍的“滯留”拚命大做文章，盡情發揮想象力。“寇能往，吾亦能往”，你能自由發揮，我也能自由發揮。反正王立軍在美國領事館裏“滯留”期間實際發生了什麽永遠無法證實——王立軍講的你會信嗎？美國人會講嗎？即便講，誰知道是不是真的？總而言之真相已經成了千古之迷，任憑大家猜。你猜得，我難道就猜不得？
甲公司有一保安，勤勤懇懇沒日沒夜嘔心瀝血忠於職守，盜賊們恨之入骨，懸賞500萬要他項上人頭。不僅如此，還有與盜賊們穿一條褲子的“法律精英”們的無數陰森森的眼睛從四麵八方日夜盯著他，專門等著挑他的毛病，隨時準備一發現可乘之機就立刻撲上去把他撕成碎片。魯迅說：“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這一切決定他不得不格外警惕日夜防範，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24小時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被如此年複一年日複一日高強度運轉眼弄得心力交瘁，看著要崩潰，沒累死也快累瘋了，越來越容易失控衝動。而這是幹保安的大忌——實際是需要精神高度緊張、容不得半點衝動的一切行業的大忌。比如殲十的首席試飛員雷強曾離婚。按規定，試飛員一旦離婚，其試飛員資格就被取消，必須轉行，因為試飛這個行當容不得試飛員的精神狀態有半點不穩定。雷強因為素質好，領導又了解，所以才沒轉行，但也差一點兒。能說讓他轉行就是要整他嗎？當然不能，因為這是一種關心和保護。
甲公司的保安長期精神緊張易於衝動——“不足之處是，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領導怕他因此出問題，決定讓他轉行不幹保安了。正在這個時候該保安發現乙公司當地代表不但勾結內鬼挖甲公司牆腳，而且誘拐了甲公司藏族小喇嘛，便氣衝衝到乙公司代表處交涉。乙公司代表矢口否認，該保安一怒之下衝動毛病發作，伸手給了對方一嘴巴，立刻被對方扣了下來。甲公司領導問訊大怒，立刻調集人手前去要人，事情就鬧大了。
這時乙公司總代表出來圓場說：你們甲公司總裁即將到鄙公司總部友好訪問商談合作，不要被這區區小事攪了大局，還是和為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於是甲公司秘書長宣布“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已經得到了解決”。
——讓精神衝動的人幹保安無疑很邪乎，但造成了別的保安都不幹活、誰認真幹保安誰就孤立無援，隻能自己保護自己，隻剩下不累死也得累瘋一條道的全國性大環境就更邪乎——整天說人性人道“普世價值”，怎麽對人家時時麵臨懸賞500萬要人頭的死亡威脅、不得不格外警惕日夜防範、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24小時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的實際困難實際處境毫不體諒同情、反而對人家被累垮逼瘋幸災樂禍橫加指責？這算什麽人道人性“普世價值”？對忠心耿耿保護國家社會安全的人都如此沒人性不人道，今後還能指望誰給你賣命？尤其是等你退下來權勢不再之後，還能有多神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