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中國社會上下彌漫的“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領導力學院院長肖知興


　　作為一個商業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國宏觀社會政治經濟體製的演變有兩個節點。一個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個是三年後2011年7月的溫州動車事件。前者代表盜商(亦盜亦商)勢力已經在中國各個行業盤根錯節，在地方權力的保護下，鋌而走險，為了一己之私，明目張膽地草菅人命。後者則顯示整個體係的持續惡化，尤其是標誌著官商(亦官亦商)勢力的逐漸成型，一些打著為民謀利的旗號的國有企業，通過劫持中央權力(如所謂“統治基礎”論)，正在逐漸蛻變成為一小部分人的禁臠，從為民謀利，到與民爭利，最後到謀財害命。

　　三聚氰胺事件是船體上出現的一個大洞，溫州動車事件則好比主機房已經開始進水了。經濟狂飆突進的背景下，三四年時間之內，社會各階層之間信任的流失、共識的缺乏和互相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到這樣的地步，確實是讓眾多中國內外的觀察者感到無法預料和難以理解。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內地、偏底層的民眾，溫州動車事故傷害的主體則是新興的中產階層。前者尚受到正式體製的譴責，後者的處理過程中，體製卻扮演了一個麵目不清的角色。大多數中產階層在前一個事件中采取明哲保身、隔岸觀火的態度，事不關己，先高高掛起，卻沒想到，這麽快火就燒到了自己頭上。

　　如果說官商是權貴資本(或國家資本)，盜商則是流氓資本(或遊民資本)。官商和盜商急速崛起的背後是不受約束的公權力的狂歡。官、盜、商聯手，刮地三尺，無孔不入，工商業、地產業、金融業，處處是他們驕縱的身影。他們無遠不屆的威風之下，是謹守本分的價值創造型企業(平民資本或公民資本)的節節敗退。中國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乏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然而繁花似錦，舊都如夢，為什麽最後都不了了之？歸根到底，都是無法對付他們所處的那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專製體製。從修生養息到吃幹吸盡，從放水養魚到關門打狗，從與民更始到官進民退(或稱“國進民退”)，這幾乎是權力陰影下的平民資本在中國曆史循環中無法擺脫的宿命。其實，權貴們和流氓們又何嚐勝出？財富掠奪者肆無忌憚的結果是財富創造者們紛紛作鳥獸散，最後隻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

　　這種大背景下，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彌漫的是一種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後，洪水滔天。與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樣的是，現在的人們，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個選擇：移民。權貴移民，企業家移民，中產也移民，除了底層民眾因為沒意識或沒能力而沒有移民的傾向之外，從權力到資本、到大眾，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有強烈的移民傾向。一撥又一撥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貪腐官員、權貴資本和流氓資本甚至還有占主流的趨勢。被掠奪者因為不堪被掠奪而逃；掠奪者也因為擔心被清算而逃。被掠奪者和掠奪者殊途同歸，最後居然以這樣一種詭異的方式在異鄉相聚了，濁酒一杯家萬裏，他們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嗎？

　　世界的潮流

　　我們的財富創造者難道就隻能這樣和財富掠奪者同歸於盡？資本主義難道就無法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落地？難道這真是一盤誰也無法下活的死棋？簡單地回顧一下西方資本主義通過君主立憲馴服專製權力的過程，也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一些啟發和線索。

　　西方資本主義革命大致有三個模式。一個是以威尼斯、佛羅倫薩為代表的獨立城邦模式。這些城市往往都處在河口、沙洲等不引人注目的邊緣地帶，新興的工商業階層在這些地方逐漸聚集起來，以貿易和手工業為基礎，逐漸形成自己的財富基礎。然後有幸以商業(購買自治權)、謀略和外交等相對和平的方式，在教會、國王和貴族的重重疊疊、反反複複、錯綜複雜的互相纏鬥過程中，抓住機會，率先找到了撕開貪婪而殘暴的封建專製統治的口子。以威尼斯為例，公元810年，他們在查理曼大帝和拜占庭國王之間找了一個平衡點，取得了亞德裏亞海沿岸的貿易權。1177年，神聖羅馬皇帝紅胡子腓特列一世和教皇亞曆山大三世在征戰多年之後，選擇了威尼斯作為他們複和之地，標誌著威尼斯，這個沒有一段城牆的城市，在歐洲中世紀錯綜複雜的政教衝突中正式獲得了獨立和中立的地位。

　　第二個模式可以以荷蘭(尼德蘭)、英國和美國為代表，通過把資本主義革命和宗教革命、民族革命合並而成的二位一體甚至三位一體的革命，實現工商業階層的獨立。以尼德蘭革命為例，尼德蘭原屬神聖羅馬帝國，1556年歸屬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西班牙後，遭到了西班牙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宗教迫害。1568年，荷蘭人在奧蘭治親王“沉默者”威廉的帶領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十年戰爭，最終取得了資本主義革命的勝利。整個獨立過程中，荷蘭人極大地受益於歐洲中世紀錯綜複雜的政教矛盾。首先是貴族與國王之間的矛盾，沉默者威廉本人就是哈布斯堡家族任命的荷蘭總督；其次是新教與舊教的矛盾，哈布斯堡家族是天主教，而把荷蘭人統一起來的是加爾文教；再次是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荷蘭資本主義革命同時是一次民族國家的獨立革命；另一方麵，荷蘭革命的成功離不開國際參與。尤其是1587年，荷蘭共和國和英、法結成同盟，共同抗擊西班牙，荷蘭獨立戰爭得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所有這些矛盾，極大程度地幫助了新興的荷蘭工商業領導者，借力打力，甚至是以毒攻毒，通過建立廣大的同盟，最終打敗了強大的封建統治者。

　　這種三位一體的革命模式在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中也有戲劇性的表現。斯圖亞特王朝複辟後，英國的新興階層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帶領下，暗中與主政的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聯絡，要求他進行武裝幹涉，以政變的形式推翻斯圖亞特複辟王朝。奧蘭治親王威廉於10月10日發表宣言，聲稱他對英國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宣布他去英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新教、自由、財產及自由的議會”。注意這裏，第一是宗教的訴求，第二才是政治的訴求，第三是(隱含的)國際參與的訴求。荷蘭政府撥出巨款軍費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艦隊，英吉利海峽一時千帆競飛，光榮革命瓜熟蒂落。在宗教、民族、國際等方麵的有利因素的支持下，英國資本主義革命經過四十多年的坎坷曆程，終於水到渠成。

　　第三個模式是相對最複雜、最曲折、最漫長，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卻也是最不徹底的法國模式，或曰大陸國家模式。專製統治者日漸貪婪，胃口越來越大，整個社會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在啟蒙運動推廣下，平等、人權、公民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以盧梭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階層對公眾意誌、德性統治等政治理念的高度推崇；作為一個歐陸大國，經濟自主、宗教統一、外國幹涉相對較難等等。按道理說，法國資本主義革命的初始條件比其他兩類國家都要好，可是，曆史的吊詭卻是，法國革命的閘門打開之後，收不住腳了。革命革命再革命，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到文化革命；從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慢慢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直至革命變成了恐怖主義，開始吞食自己的兒子。立憲派、吉倫特派、雅各賓派、熱月派，各派輪番粉墨登場，結果卻是拿破侖在自己的一手導演下做了法國版的洪憲皇帝，最後幹脆是1814年的波旁王朝複辟。一場接著一場的革命，看似進步，其實徘徊，甚至後退，一直到近一個世紀後的1870年廢黜波拿巴家族，成立第三共和國，共和政體才算在法蘭西正式確認(還不包括此後意味深長的“巴黎公社”的插曲)。法國資本主義革命號稱“大革命”，看起來最革命，轉這麽一大圈，最後卻落下一個最不革命的結果，思之令人慘然。

　　非常時期廣場上慷慨激昂的姿態的背後，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無原則的忍辱偷生。法國人為他們的這種對本質性、徹底性和浪漫姿態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實，直到今日，法國的官僚階層，從公共領域到企業領域，都有一種奇怪的特權化、等級化、封建化的趨勢，也與這種代價不無關係。一方麵是等級森嚴的科層製，另一方麵是金字塔底層的人在麵對龐大的體製時的無奈、束手無策和自暴自棄。麵對麵無表情的官僚，底層民眾隻有選擇周期性的罷工和對抗，如同加繆所言：“當一個人被剝奪了選擇的權利後，他唯一的自由就是說不的自由。”

　　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有很多情況一樣的地方：起點都是專製君主重開議會。中間都在舊體係崩潰時選擇了一個獨裁者，最後都有一個封建統治的複辟。英國確立了君主立憲製，徹底馴服了權力。法國人卻仿佛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種打著革命旗號的勢力輪番登場，政治體製也在共和與帝製之間不停地搖擺。也許革命之初那些看起來是有利的條件其實正是不利條件？也許是大陸國家專製傳統更強大，更容易收買反抗者或被反抗者複製？這裏我注意到的是，與第二種模式相比，由於缺乏像荷蘭和英國的宗教、民族、國家等傳統理念來作為社會各階層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粘結劑，法國大革命自然傾向於選擇一種高舉道德高標的、更極端的、更有蠱惑力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麵的後果我們先不管，首先就把反抗專製權力最重要的同盟——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同盟——破壞掉了。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變得激化，更極端，整個社會被撕裂得支離破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資本主義革命自然無法獨善其身，自我保全。

　　曆史的借鏡

　　以中國曆史之久、幅員之廣、地理之特殊，我們形成的專製傳統的深厚程度是法國之類的西方國家難以想象的。首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雖然西邊的青藏高原和東邊的太平洋大致形成了天然屏障，偏偏北邊阿爾泰山-祁連山和大興安嶺-太行山兩條線一西一東形成了一個“暴力漏鬥”，中亞遊牧民族隻要跨越賀蘭山、陰山、燕山一線，基本上就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逐鹿中原，幾如囊中探物。

　　為了抵擋這些遊牧民族源源不斷的衝擊和威脅，一支強大的常備軍幾乎是必需的。龐大的軍隊建立起來，如何在“攘外”和“安內”之間找到一個微妙的平衡點，這就成了各個朝代的統治者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軍隊戰鬥力太強了，容易出現內亂(如唐朝)，軍隊戰鬥力太弱了，又容易出現外患(如宋朝)。但在這個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曆史大舞台上，曆代統治者別無選擇，必須以軍事實力為基礎，建立一個相對統一的大帝國，才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這種地緣政治的基本格局極大程度地強化了中國專製、集權和大一統的傳統。首先是軍事實力基礎上形成的領土大一統，然後是地方郡縣製和中央朝廷製基礎上形成的權力大一統，再加上在“陽儒陰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思想大一統，中國專製傳統鐵板一塊，幾乎是滴水不漏。領土的大一統是地理意義上的一統，也是天下觀、世界觀、統治正當性意義上的一統；權力的大一統，是政治、法律、經濟製度上的一統；思想的大一統則是價值觀、預設和思維方式上的一統。三種大一統互為論點和論據，和諧圓滿，首尾相接，以至無窮。凡是與這種大一統不一致的，都是大家同仇敵愾地共同麵對的敵人，無法在這樣的環境裏找到存在理由和立足之地。

　　所以，在歐洲，資本主義萌芽可以在錯綜複雜的民族、國家、宗教、貴族矛盾中尋找縫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逐漸長成參天大樹。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這塊三寸高的鋼鐵天花板麵前卻不得不止步，或者選擇不長大，或者硬頂而死，更多的也許是適應環境，匍匐下來，向權力表示無條件的臣服，換取被這個體製的認可和生存的空間。所以，不管這些資本所有者所處的土地營養多麽豐富，不管他們一時多麽繁盛，在強大的專製權力麵前，他們其實都是蔓藤類的草本植物，果實藏在土裏，莖葉趴在地上。當然，還有轉而選擇攀附和寄生在權力之樹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與專製權力共生死。中國民間資本的命運，從漢到清，概莫能外。

　　以清朝情況為例，從晉商喬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到粵商潘啟官(潘振承)，早年或許靠勤儉致富，最後發跡其實多少都是靠攀附權力。攀附權力的最好方式不是收買權力，而是通過投資權力，坐收回報。胡雪岩“投資”王有齡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意思的是喬致庸和潘振承也有類似的故事。喬致庸用心羅致的大德恒票號經理閻維藩年輕時與武官恩壽交厚，曾私下動用票號的巨額銀兩為他跑官。恩壽擢升漢口將軍後，為他的業務開展打開了門路。胡雪岩投資，喬致庸“購並”，潘振承則“自產”。潘做進出口貿易發財之後，非常用心地培養自己的幾個兒子，次子潘有為，1770年中順天舉人，1772年進士及第，官至內閣中書，成為潘家與官府打交道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兩千多年的民間資本階層的真正導師其實都是呂不韋：“勞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無價，其利百倍；謀國之利，萬世不竭”。

　　流傳萬世的權力，那隻是權力和攀附權力者的夢想。瞬息萬變的政治鬥爭中，權力像走馬燈一樣的轉，攀附權力者則像走馬燈的影子一樣，轉得更快。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又塌了。所以，中國民間資本一直都沒有馬克斯·韋伯描述的那種新教資本家幾乎永無止境地進行擴大再生產的衝動，而是更熱衷於將利潤花費到各種非生產性的事情上去：買土地、建豪宅、娶小妾，醉生夢死，得過且過。乾隆年間大鹽商江春的一段話，是對中國民間資本的這種卑微地位的最經典寫照：“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隻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的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

　　中國資產階級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登上曆史舞台是在晚清。辛亥革命誠然不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革命，更大程度上是推翻滿洲貴族集團的民族革命，所謂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也起到不可小覷的作用。武昌首義後一個多月內雖然有14個省宣告獨立，但最有戰略意義的上海、江蘇、浙江三個地方的光複，與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勢力(包括紳商、商會、商團、涉外機構中國職員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上海的光複中，商團配合革命黨攻打江南製造局，海關中國職員把進口軍火交給革命軍，都是“楊梅都督”陳其美能夠“輕取東南”的關鍵(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

　　倡導“實業救國”，把邊海小城南通建設成“東南模範”的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有代表性。作為1894年的狀元，立憲派的中樞人物，張謇開始對革命是反對的。但眼看十四省宣告獨立，形勢萬難逆轉後，張謇開始投身革命。第一步，支持好友江蘇巡撫程德全就任蘇州軍政府都督，成為辛亥革命中第一個反正的前清大吏；第二步，推動程德全統一江蘇全省，“並寧蘇為一”，南京從而成為革命軍的大本；第三步，以上海為政治中心，積極謀劃南北會談，取得袁世凱的支持，達到了清廷和平交權的目的。對於張謇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黃興高度評價：“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

　　然而，作為弱小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張謇在種種中世紀式的暴力、權術、陰謀麵前的枘鑿、扞格，到最後的進退失據，幾乎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期間，張謇有三次意味深長的辭職。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拒絕了清廷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這次辭職代表了他與清廷的正式決裂；第二次是1912年2月在清廷宣布退位時，張謇宣布辭去革命政府實業總長的職務，一方麵是因為總長之權已被革命黨人架空，另一方麵是不滿孫中山以合辦漢冶萍鋼鐵廠為條件向日本借款；第三次是1915年在袁世凱擬與日本人簽訂《二十一條》，為複製帝製大張旗鼓的時候，張謇淒然辭去農商總長一職：“國民實業前途，茫無方向”。

　　張謇其實是武昌起義的目擊者。在武昌起義半年前，他旗下的大維公司把湖北的紗、布、麻、絲四廠的承租權談了下來。武昌起義三天前，大維紗廠、布廠才剛剛舉辦開工儀式。張謇躊躇滿誌地計算著這次投資的回報率，正準備登舟回滬的時候，看到長江對岸起火：“舟行二十餘裏，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革命之火，燒毀一切，他所有的精密籌劃，頓時全部成為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章開沅《辛亥革命前後的張謇》)。張謇此時麵臨的困境，是資本在中國的命運的一個象征，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把火將越燒越大，沒有燒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7.55 1.34% 股吧 研報]，燒盡的卻是典章製度，詩書禮樂，人物風流，故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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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讀 -同年- ♀ (0 bytes) () 02/13/2012 postreply 19:4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