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指責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業，但請把一些指責留給那些貪得無厭的消費者和投資者吧----這些人幾乎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每個人都是共犯。
將資本主義危機歸咎於全球金融和高得離譜的高管薪酬實在太簡單了。從更深的層麵上講，此次危機標誌著消費者和投資者對勞動者和公民的勝利。既然我們大部分人 都兼屬這四種角色，那麽真正的危機集中在：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時，我們越來越容易達成劃算的買賣，而作為勞動者和公民時，我們讓自己的聲音獲得重視的能力 則越來越弱。
現代科技讓我們能夠實時購物（往往在全球範圍內），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佳品質和最高回報。現在，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即時獲得相關信息，然後貨比三家，並瞬間就完成付款。消費者和投資者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過。
然而，這些劃算買賣的代價是我們的就業和薪酬，以及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我們想要的商品或追求的回報，往往可以在其它地區、由薪酬和待遇較低的公司更有效地生產或實現。這些商品和回報的代價就是“主街”，即我們的社區中心。
這 些劃算的買賣還可能對環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科技讓我們能夠經濟有效地從窮國購買低價物品。窮國幾乎沒有什麽環保標準，有時工廠直接向水源中排放有毒化學 物質，或者向空氣釋放汙染物。我們購買的汽車會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而我們花錢乘坐的噴氣式飛機對環境的汙染更為嚴重。
還有一些劃算的交 易違背了社會風化。我們之所以能購得低價商品或者獲得高回報，或許是因為生產商通過在南亞或非洲雇傭童工、或者迫使人們在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而削減 了成本。這些童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作為勞動者或公民時，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是有意選擇這些結果的，但我們對此應負有責任。
即 便我們完全認識到了這些後果，但我們仍會選擇最佳交易，因為我們知道其他消費者和投資者也會這麽做。單個個體為了“社會責任感”而放棄劃算的交易幾乎毫無 意義，也不會產生什麽效果。一些企業以自己的商品和服務都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生產的為榮，但我們大多數人還是不願為負責任的產品額外付費。就連消費者的 抵製和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基金也無法抗拒低價的誘惑。
平衡消費者和投資者需求與勞動者和公民需求的最佳方式，一直是通過塑造和約束市場的 民主製度。法律法規為就業和薪資、社區以及環境提供了一定的保護。盡管此類法規由於妨礙了我們獲得最佳交易，可能讓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我們增加了成本， 但這些成本與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願意為其它這些價值犧牲的利益大體相當。
但民主製度製約最佳交易的能力已經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首先，一國法律的保護對象通常僅限於本國境內的工人、社區和環境。然而，讓我們獲得最佳交易的技術讓買家和投資者能夠越來越容易進行跨境交易，同時加大了各國監督或監管此類交易的難度。
除了最佳交易之外的其它目標，就不那麽容易在一國範圍內實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環境----全世界各國的環境都很脆弱。此外，企業通常會威脅將就業崗位和業務從高成本地區----這些成本都間接地轉嫁到消費者和投資者頭上----轉移到“商業環境更友好”的司法管轄地。
就這樣，企業資金正以向消費者和投資者提供更好交易的名義破壞民主製度。
競 選捐款、成群的收入豐厚的遊說者，以及企業資助的、為公共事務展開的公關運動，使得立法機構、議會、監管機構以及國際團體根本無能力反映勞動者和公民的價 值。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判定，按照《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的規定，金錢相當於演講，企業相當於人民，這就為金錢參與政治打開了閥門。
結果是，消費者和投資者表現越來越不俗，但就業不安全感上升，社會差距日益拉大，社區變得更加不穩定，氣候變化也在惡化。所有這些結果都無法長期持續，但迄今仍沒有任何人找到讓資本主義回歸 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指責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業，但請把一些指責留給那些貪得無厭的消費者和投資者吧----這些人幾乎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 中，每個人都是共犯。
本文作者羅伯特•賴克，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曾在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擔任勞工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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