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總理的孤獨與無奈

作者:遼嗚


在一個時刻以高唱改革為己任的政黨內部,誰是改革派,誰是保守派,其實已經很明顯了。但現實是,掌握改革大權的保守派以胡錦濤為核心,咬定青山不放鬆,隻力求在十八上順利交權,而以溫家寶為代表的改革派,卻更加深陷無權改革之困境,隻能坐看改革時機流失而無奈。

很多人將溫家寶在中東談論“阿拉伯之春”看做是表達中國改革派改革願意的最後一搏。但事實上是,這一搏的力量其實已十分有限,更像是溫家寶這個中共最後的改革者的“臨別忠言”。進入新年第一天,中共黨魁胡錦濤即在《求是》上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並明顯針對溫家寶直指“中國社會道德嚴懲滑坡”的濫殤,高調宣稱,“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麵發展……”。

同時,《求是》還配以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明確提出中國“社會道德狀況在總體上獲得巨大發展進步”,這個與溫家寶觀點完全相反的論調。期間的含義,其實已經很明白:其一,胡錦濤已經徹底與溫家寶分道揚鑣;其二,胡完全滑向了無視社會變革呼喚、自娛自樂的保守派,溫家寶徹底失去了中共黨魁的信任和支持,改革派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麵。

這樣的結果,明顯是因為中共十八大前權利鬥爭加劇,團派利益集團和太子黨權貴利益集團,為了更好地把持權貴集團對中國社會財富分配權所進行了排除異己的鬥爭結果。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已經不需要改革,因為經過30多年的體製調整,第一拔得益者和他們的同盟者——第二拔得益者團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瓜分中國社會財富的權力之劍。

太子黨就不用多說了,文革後翻身的一代中共老人們,通過運用改革手段,重新掌握了中國社會資源的調配權力,附著其上的子女們便如影隨形地進入黨政軍經各個領域,握槍的握權、掌權的掌權、撈錢的撈錢。原本作為改革同盟者的團派力量,由胡耀邦帶入黨內,但接連的反自由化及六四風波中,團派的牆頭草性質得以發揚,改革同盟軍變成了新的瓜分者,背棄了胡耀邦的胡錦濤,迅速成為六四後走向反動保守的鄧小平的親信,從而成為接班人。

由這樣的人領導的團派,已經不是改革者的隊伍,而是分肥者的集團。胡錦濤執政近十年來,團派親信遍布大江南北、中框要機。或諸侯,或要員,或幹吏,已經牢牢掌握著大半個中國。

而胡錦濤本人,於改革無寸進之功,於倒退到有千裏之勞。不僅在第二個任期內大興“維穩”,用超過軍費的預算強行壓製國內民眾不滿,就連被鄧小平丟棄的“個人崇拜”也重新拾起,在治理少數民族地區陷入無能之境,先後爆出西藏騷亂和新疆騷亂之後,又舉起“個人崇拜”的大旗,公然將自己的畫像送入西藏各個寺廟。

而他的一幫跟班,也有樣學樣,在內地主政黨務大權者,大舉“維穩”大旗,無視民眾疾苦,社會倒退,四處鎮壓;治理邊疆者,更無絲毫國家民族大義,但凡遇大小民族矛盾,均以彈壓為主,致使整個社會民怨沸騰,呼喚革命之聲紛起,誓死抗爭之舉遍地,中華大地已處搖搖欲墜之境。

這一股風氣橫行黨內,隻能以改革之名,行瘋狂之實。改革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就連良知僅存的溫家寶,保守派們也不放過,連年來或明或暗,予以掣肘和打壓,導致國務院政令不暢,經濟領域改革難以有效推進。

如此局麵,實則是政黨內部纏鬥、王朝晚期的通病,胡錦濤之上台,實則是在曆史上無能者頻取大位的翻版,是各路利益集團為了利益最大化,通過黨內高層大佬進行政治平衡的結果。同樣,曆史也一再說明,這樣的無能者上台後,王朝必然走向保守,民族必然麵臨存續危機。

十八大後,溫家寶一去,中國再無改革派核心。中華大地隻會愈發黑暗、腐朽,直至崩潰。這不是曆史因果論,而是因為,當今朝野內外,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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