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酷刑與黨的命運

餘傑

在我去國前夕，有一位朋友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作了精辟的概括：“江澤民時代，把異議人士關進監獄；胡錦濤時代，用酷刑折磨異議人士；到了習近平時代，則可能是大規模的殺戮。”

對於即將到來的習近平時代，我不抱樂觀的估計；對於即將結束的胡錦濤時代，其重要的特征確實是在“維-穩”的旗號之下濫用酷刑。但是，濫用酷刑真的能夠成為胡錦濤的救命稻草嗎？

當一個政權隻剩下暴力的時侯，就是其末日臨近的時候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前夕，我被秘密警察綁架並遭到酷刑折磨。次日，前來與我會見的一名自稱姓於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國保總隊總隊長，假惺惺地說：“我們不主張暴力，如果一個政府隻懂得使用暴力，就說明它不得人心。”

未來有一天，這個姓於的官員終將站在法庭的審判席上說出所有的真相來。這個瘦高個、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官員，身上有一種康生式的陰冷之氣。劉曉波曾經給我講起過這個人，他稱之為“小於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劉曉波多次遭遇非法軟禁、抄家等，很多次都有這個“小於子”參與。

當時，“小於子”還是一個不入流的科長。十多年以後，劉曉波依然是劉曉波，而“小於子”脫胎換骨成了北京市“克格勃”的最高長官。誰能想到這個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的、其貌不揚的家夥，會是手上沾滿鮮血的惡魔呢？

胡錦濤時代，國保部門逐漸成為一匹脫韁的野馬，機構和預算以火箭速度增長，且淩駕於其它執法部門之上，堪稱“法外之地”。麵對中國社會日益激化的種種矛盾，胡錦濤不敢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不敢從根子上解決之，而是信任和縱容國保的暴力，以暴力來達致“維-穩”之目標。

於是，如同飲鴆止渴一般，這杯毒酒越喝越渴，國保的暴力不斷升級，而胡錦濤本人也被這條大毒蛇緊緊纏住而無法自拔。

“六四”之後，在江澤民時代前期，中共當局對暴力有所收斂，比如因“六四”入獄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沒有受過酷刑折磨。

而江澤民時代開啟了此後濫用暴力之門的事件，是對一宗教群體的殘酷迫害，這一迫害一直延續至今。在江胡權力交接之際，有的群體還對“胡溫新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采取“反江不反共”、“打江擁胡”的策略，胡溫出訪西方的時侯，甚至有人去現場打出擁護胡溫的標語。

然而，他們的夢想很快破滅——從底層崛起的胡錦濤，比江澤民更為隱忍、陰險與殘暴，掌權後，並沒有改變對此宗教群體的瘋狂打壓，而是蕭規曹隨，甚至有變本加厲之勢。這是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一階段。

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二階段，是對以高智-晟、李和平為代表的維權律師群體的酷刑折磨。也許是因為中共當局看到台灣的律師群體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台灣黨外運動的中堅力量，不是文化人和學者，而是律師群體。在陳水扁時代的閣員當中，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當年“美麗島”事件中辯護律師或受刑人。

而在中國近年來湧現出來的維權律師群體中，有一些人確實表現出了強烈的政治訴求和從政欲望。在一個民主國家，參與政治、競選公職是公民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但在一黨獨裁的中國，中共對這種“吾可取而代之”的意願如芒在背。再加上律師精通法律程序，很難用常規方法製裁之，故而當局不惜采取暴力手段阻止他們繼續往前走。

胡錦濤濫用暴力的第三階段，則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對我和範亞峰的綁架和毆打。選擇對我下毒手，是因為我與劉曉波是最親密的朋友，當局對劉曉波獲獎惱羞成怒，遂在我的身上泄憤；選擇對範亞峰下毒手，是因為他是維權律師群體中政治化傾向最強的人，故而與當局的衝撞也最為劇烈。

然後就是二零一一年春的茉莉花風暴，中共對滕彪、江天勇、唐荊陵、唐吉田等多名維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士實施了秘密抓捕和酷刑折磨。有人被捆綁在一個鐵椅子上，前麵用空調冷風吹，後麵用火爐烤，使得受刑人很快便患上嚴重的肺炎，甚至一度生命垂危。

暴力短期內頗見效果，遭受暴力摧殘之人，多半被迫沉默。然而，暴力的負麵作用將一天天發酵。官方濫用暴力，必然刺激民間以暴力反彈，由此官民衝突愈演愈烈，中國和平轉型的可能越來越低。

暴力猖獗是因為胡錦濤的極度不自信

胡錦濤為何會選擇暴力治國的這條不歸路呢？

首先，是因為中共的文宣係統已經失效和失敗。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麵已經失去了“唯我獨尊”的合法性。毛澤東曾經對中共奪取與掌握政權的秘訣有六個字的概括：筆杆子和槍杆子。前者是意識形態、文化宣傳、謊言洗腦；後者是武裝力量、秘密警察、專政機關。

“六四”之後，中共失去了筆杆子——作為一種“亞宗教”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隨著“六四”的槍聲而灰飛煙滅，雖然中共饑不擇食地祭出孔子、儒家、傳統文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招牌，卻再也無法欺騙大多數民眾了。

從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的素質來看，如今再沒有毛時代的一流人才了。毛時代掌控文宣的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人，個個都是才華橫溢的秀才；而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掌控文宣的丁關根、李長春、劉雲山，則個個都是胸無半點墨的庸人。意識形態部門的最高長官尚且如此，基層幹部的素質可想而知。加之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官方的謊言再也無法一手遮天。民眾對官方發布的消息，常常是翻譯成反麵的語言來接受。

其次，胡錦濤出身於共青團係統，是毛澤東時代清華大學的政治輔導員，其思想僵化，性格陰冷。他不是朱鎔基式的技術專家，而是除了整人之外一無所長的黨棍。他的升遷，靠的是謹小慎微、見風使舵。

胡錦濤在地方任職期間，從未有過在沿海開放地區工作的履曆，而一直在西藏、貴州等內地偏遠省份煎熬。所以，他對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民主大潮毫無認知，且充滿嫉恨。

胡錦濤在西藏擔任一把手期間，是以冷血屠夫的麵貌，讓鄧小平的眼睛為之一亮，覺得他是比“婦人之仁”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更值得信任的、心狠手辣的“隔代接班人”。擔任黨魁之後，他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議，一意孤行地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圈到手中的民脂民膏。

他以“和諧社會”為標榜，“和諧”的背後卻是暴力維穩的血淋淋的現實。一旦其統治遇到挑戰和危機，他的本能反應就是暴力鎮壓，而非民主協商。因此，網友將“和諧”一詞改為同音的“河蟹”，胡錦濤在網絡上亦被譏諷為橫行霸道的“河蟹大帝”。

對於以胡錦濤為首的九人幫而言，當他們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自信心之後，迷信和迷戀暴力便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一種無奈的結果。主管政法的政治家常委周永康，原本是江澤民提拔起來的人，到了胡錦濤時代之後，才算是將暴虐的才華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同一條狼犬，在不同的主子手上，有不同的表現。

原來，中共的黨魁如毛澤東，一手拿筆，一手拿槍，以風流人物自居；如今，中共的黨魁如胡錦濤，兩隻手都緊緊握住一把槍，一有風吹草動便開槍射擊。

胡錦濤會是下一個穆巴拉克嗎？

濫用暴力，可以讓中共的統治永久維持下去嗎？

埃及便是前車之鑒。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戰鬥英雄蛻變成獨裁者，原以為自己可以做終身總統到死，並將總統的職位傳給兒子。他卻沒有想到，濫用暴力成為其垮台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年僅二十八歲的薩伊德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曆山大港的一個網吧被兩個便衣警察毆打致死。薩伊德在便衣到網吧抓他的時候，堅持要他們出具逮捕證，說你們不能隨便抓人。這些便衣長期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哪裏會將這個年輕人的抗議放在心上，不由分說，對他進行了一場劈頭蓋臉的毒打。薩伊德很快被毒打致死。

在秘密警察看來，像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平頭百姓的死亡，在埃及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會引發後續效應。沒有想到，這一次，薩伊德被強行毆打致死的照片迅速被放到網上。生前看上去溫文爾雅、熱愛生活的模樣，和死後慘不忍睹的照片，並列放在一起，形成極大的反差。

埃及的網民通過各種形式，尤其是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網站，表達了強烈的義憤。這期間，有人以“我們都是薩伊德”為名，在Facebook上建立一個平台，並且通過阿拉伯語和英文兩種語言對人們說：不能再沉湎於這種可悲、可怕的現實了。

於是，人們組織起來，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穿黑衣上街，為薩伊德靜默致哀。然後，在八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到五點半，民眾再次上街，高呼反酷刑、反戒嚴法的口號。再後來，就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讓世界矚目的大遊行。

在那次遊行集會上，有抗議者說：“不管你是基督教徒，還是穆斯林，還是無神論者，你都得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管怎幺樣，我們一定要爭取到屬於我們的權利！我們不會就這幺沉默下去！”

曾經穩如磐石的穆巴拉克政權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薩伊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穆巴拉克終於被關進了鐵籠子裏。那幺，今天在台上長袖善舞的胡錦濤，其下場會比穆巴拉克更好嗎？中國不是沒有薩伊德，孫誌剛就是薩伊德，唐福珍就是薩伊德，錢雲會就是薩伊德，薛錦波就是薩伊德。

一個又一個的薩伊德死去了，但每一個死於酷刑和謀殺的公民都不會白白死去，他們的死亡必將撬動獨裁政權的基石。也許，當那一刻到來的時侯，胡錦濤想求得穆巴拉克的命運而不可得，而隻能與卡紮菲同居並穴。

胡錦濤在西藏的鎮壓中曾經身穿軍裝、頭戴鋼盔、親自上陣，但他並沒有真正當過軍人，並沒有真正上過戰場。比起曾經親自駕駛戰鬥機的穆巴拉克來說，胡錦濤隻是一個色厲內荏、外強中幹的家夥。

在軍隊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穆巴拉克，尚且被民主大潮衝垮、被軍隊拋棄；從未有過半點戰功的胡錦濤，試圖以暴力恐嚇所有的人民，其結局必然是自己也成為暴力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