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衝突管理既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管理實踐中的重要方麵。當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社會管理麵臨著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社會 衝突顯現出新的形式和內容。管理好社會衝突是深刻總結曆史經驗，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著眼於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大任務。
在開啟改革開放的初期，鄧小平采取多種策略、方法，通過多種途徑，有效解決了一些容易引發社會衝突的曆史和現實問題。其社會衝突管理思想對當前的社會衝突管理有著重大的啟示，這裏加以探討。
鄧小平管理社會衝突的實踐與策略
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更多地是站在宏觀和全局的角度。因而研究他的社會衝突管理思想，學習他管理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思路，也隻能從他對關乎國家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著手，並從中把握一些規律。
1.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文革”結束後，解決台灣問題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探索解決台灣問題的道路，鄧小平作出了卓越貢獻。在這個過程中，他充分運用了原 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1978年1月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在談及台灣問題時，他說：“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準備，兩種方式都不能排 除。力爭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麵不可能有什麽靈活性。要說靈活性，就是我們可以等。”這就既明 確表達了中國不放棄使用和平和武力兩種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堅定立場，同時又委婉說明我們可以等到合適的時候來解決。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 《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但在統一的方式方法上，則提出了較靈活的意見。繼鄧小平高度概括“一國兩製”的內涵後，1984年5月，第 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說到：“我們認為，隻要和平統一問題上國共兩黨具有共同語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任何 猶豫、拖延，都是違背民心的，希望台灣當局鄭重考慮。”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就第三次國共合作，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不去算這個賬，要從長遠考慮的觀 點，從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著眼，也要從世界和平安全著想，來看待第三次合作的必要。
2.統籌兼顧，從大局著眼。在民族問題上，鄧小平致 力於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他的關於“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為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 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在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問題上，1990年7月3日，鄧小平指出：“現在有些地區，允許早一點、快一點發展起來，但是到一定程度，國內也好，地區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 調節稅要管這個。”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視察時鄧小平談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 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 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 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就全國範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3.多種方法並用。在解決西藏問題上，鄧小平認為可以通過多種手段，使用多種方法。早在1950年1月15日，鄧小平就指出：西藏是少數民族地區，政治、 經濟、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強。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需要一定的軍事力量，但與軍事相比政治仍是主要的。在加強幹部隊伍建設問題上，1979 年11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說：“現在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隻靠顧問製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製度。”“要使他們懂 得，不隻是年輕就能解決問題，不隻是有了業務知識就能解決問題，還要有好的作風。密切聯係群眾，這是最根本的一條。”
鄧小平管理社會衝突的方法
1. 調查研究，搞清真相。鄧小平十分重視調查研究。1977年8月，鄧小平在與高校衛生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時，就高校招生製度是繼續延用“文革”中的群眾推薦製 度，還是恢複“文革”前的統一考試製度進行了調查研究，在充分聽取科教界專家的發言後，當場決定：當年就恢複高校考試招生製度。1980年8月18日，鄧 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到，要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需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認為隻 要破字當頭，立就在其中了”。
2.透徹說理。在涉及台灣問題時，鄧小平利用各種機會奉勸台灣地區領導人，他說：“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這一 件事要靠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曆史做這件好事，這在曆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台灣當局的一些領導人把眼 界放寬一點、放遠一點。”
3.以身作則、帶好頭。就廢除領導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這個問題， 鄧小平從推進黨的事業大局出發始終高度重視，並多次表達了自己退休的願望。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鄧小平鄭重提出，要廢除 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這一年鄧小平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86年10月，鄧小平與李先念、陳雲共同約定在黨的十三大時一齊退下來，不隻是退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鄧小平堅決主張並實踐的“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對我國幹部人事製度改革乃至黨內民主 的意義重大。
4.批評與自我批評。鄧小平曆來重視對人民的教育，倡導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1989年，他針對 右的思潮的出現，指出10年來最大的失誤就是對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夠，他提出，在當代社會，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強調對違 背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傾向，要堅決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鄧小平管理社會衝突的途徑
1.根本在製度。
鄧小平曆 來重視通過製度來解決問題。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 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製度，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 重新出現。”1980年8月，在回答如何避免再次出現“文革”這樣的錯誤時，鄧小平談到：“這要從製度方麵解決問題。
我們過去的一些製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製。我們現在正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 製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製。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度和社會主義法製。隻有這樣， 才能解決問題。”談到領導職務終身製，他認為這“是我們製度上的缺陷”，“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製度問題”。他認為，“克服腐敗，解決思想問題，也 要解決製度”，“製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也解決不了”。重視製度建設，以製度來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是鄧小平管理社會衝突的重要思路。
2.依靠群 眾。鄧小平認為，隻有經常傾聽群眾意見，走群眾路線，接受監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有效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他倡導黨和 政府要傾聽群眾的意見，“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因為經驗不足，會麵臨多方麵的困難。例如管理人員缺乏，技術人員缺乏，就是困難。又如改造一個企業就要減人，減少的人怎麽安置，這也 是困難。又如我們要建立退休製度，這是很正確的，但是也會有很多人思想抵觸，也是很大的困難。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隻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走群眾路 線，才能夠得到解決”。關於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極其艱巨複雜的任務擺在我們的麵前。很多舊問題需要繼續解決，新問題更是層 出不窮。黨隻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係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 務。”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鄧小平這一解決社會衝突的途徑告訴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貫 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要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 把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民群眾利益為重、以人民群眾期盼為念，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始終 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創新形勢下社會管理新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