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麽？”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後學為之趨赴。中國曆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於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代則首推周恩來！
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誌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我們隻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 深厚的遺愛。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周恩來幼承庭訓，求學期間又刻苦自勵，對博大精深的國學涵詠默會，故對 於儒、道、墨、法等傳統學派均有精到的體悟。但中外人士談及周恩來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大多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方麵的言論實在是不勝枚舉。如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和剛 毅”。不錯，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強調“誠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於道德踐履精神，因此很 容易讓人將之與儒家“內聖外王”之道聯係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人世、憂患意識、仁慈厚道、清廉儉樸乃至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 的思想體係中找到淵源。但我認為，僅僅專注於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周恩來與傳統國學的關係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周恩來對道家文化的研究和體悟也達到了 相當高的水準，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和啟示決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就對老子哲學懷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 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那時社會秩序失範，天下大亂，於是異說競起，各展風姿。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 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於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嚐不嘉孔氏之誌。惜所言未盡 脫於羈摯，所行又多限於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鬥 折衡，豈無因而發哉？”老子比孔子年長20歲左右，曾經為周王室守書，博覽文典，又經世變，對成敗禍福之道體悟極深。在周恩來看來，老子的明哲之處，就是 他知曉孔子“所言未盡脫於羈摯，所行又多限於繩規”的局限性。換句話說，就是儒學明於知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不知道“仁義出，大道廢；智慧出，有大偽”。鑒 於當世人“假仁義以濟私，恃鬥衡而犯禁”的亂象，老子不得不站出來發抒己見，雖言多憤辭，但目的無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見素抱樸的正道上來。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特別強調：那種認為老子主退讓便是失去了競爭之旨的觀點是膚淺的，因為既然一味主退讓，老子又何必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 學理之長短哉？”魯迅 曾在一次演講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關乎人事，一個人既然寫詩文，就可以知道他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墨子講兼愛當然要著 書；楊朱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真正的“為我”。因為一旦寫出書來給別人看，便成為“為人”了。周恩來與魯迅一樣，不愧為英雄巨眼。他認為老子既然著書，就表 明老子於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無為之說，實際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於是，早年周恩來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確認它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包括孔教、耶穌教和佛教)中，對生死存亡闡發得最為通達的，無過於老子和赫胥黎。
這兩家學說，一派主退讓，一派主競爭，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爐，實則“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來“深思” 後的見解是，老子主“無為”，實際上是想做到“無不為”；老子講柔弱，而柔弱卻可以勝剛強，比如水至柔，卻無堅不摧；舌至柔，但齒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謙衝 處下，但謙衝方能受益，如江海為川穀所歸。這便是老子所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精義所在。退讓與競爭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某些相通之處。對於周恩來的 見解，他在南開的國文教師深有同感，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並稱讚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 心，曲曲傳出，識解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並稱，恰恰是周恩來以前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 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後來與人談論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誌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於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 “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麽？”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 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集中的表達。
《道德經》雲：“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它們。所謂 “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玄德”。老子在這裏闡 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誰都承認，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 入世、勵誌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我們隻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 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 深厚的遺愛。
人們往往驚歎他做入世之事的專注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後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於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麽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在治國理念上，周恩來還推崇“無為而治”基礎上的“無我之境”。作為舉世公認的行政雄才，周恩來曆來把政治管理當作一門精湛的藝術來對待。早在 1943年他便意味深長地指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顯然，這與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脈貫通 的。在周恩來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應當把自身的活動“消融”在人民的創造過程之中，“無處無我而又看似無我”。如人民大會堂的設計 和施工，本來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當人民大會堂落成時，他考慮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績，而是一再感謝那些為工程的順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們，他甚至 特意安排搬遷的群眾回來參觀並觀賞文藝演出。他的無私和淡出，給中國人留下了悠遠的回憶，也為東方式的管理樹立了一座豐碑。
周恩來的人格風 範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為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他以廉養德，自奉甚儉，曾經自勉勉人地說：“物質生活方麵，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 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但周恩來嘉惠後世的精神遺產遠不僅是官德官品，而是體現在諸多方麵和層次上，特 別是他的務實主義的政治哲學、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在當下的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前者表現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普遍共識，後者則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 要理論基石。
周恩來精神遺產的大部分是務實主義，他曾試圖以此穩步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毛澤東相比，他是“建築師”而不是詩人。周恩 來富於遠大的理想，但這並不妨礙他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並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為滿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著重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 “我黨曆史上右傾錯誤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全麵經濟建設展開後，他多次告誡黨內幹部，因為中國的經濟文化基礎落後，大家的知識 這麽有限，對於建設、對於科學的經驗又這麽少，因此“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萬勿以為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1954年，隨著《共同綱領》退出曆史舞 台，在經濟建設上一種貪多求快的心理氛圍逐漸形成，表現為各部門在發展目標上提出一係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造成生產關係急劇升級和生產資料的全麵緊 張。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溫，旗幟鮮明地反“冒進”，結果受到嚴厲的批評。“大躍進”的挫敗從反麵印 證了周恩來務實主義精神的可貴，同時也把調整國民經濟的重任壓在了他的肩上。在艱苦卓絕的調整時期，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說，由於“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 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絲毫大意不得，要“戒懼恐懼”地工作。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後才把他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 白：“共產黨員不是六親不認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 地。按照老規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占領的浙江。我是多麽 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遊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 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 可以忍耐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後，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 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周恩來感到相當的遺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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