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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2012大選後的台灣民主
宋魯鄭 2012-01-17
2012年台灣大選可謂“過程驚心動魄、結果出人意料”。國民黨的馬英九雖然有清廉、經濟發展、兩岸穩定的王牌以及執政資源，但卻一直選情緊繃，毫無優勢可言，直到選前最後一刻，誰也不敢斷定鹿死誰手。法國1月15日（14日印刷）發行的、以評論分析國際事務見長的《世界報》還預言民進黨將贏得大選，盡管此時大選已經塵埃落定。就是台灣本島著名的電視時事評論主持人陳文茜在選前也曾預言台灣將曆史性的出現一位“女總統”。這也足見本次大選的撲朔迷離，膠著難分。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令所有人大跌眼鏡：馬英九頂住民進黨和親民黨的雙重夾擊，以想像不到的“大贏”80萬票勝出，得票率突破50%，總得票數也超過其餘兩黨的總合。
這樣的結果自然令全世界特別是當今全球兩大經濟超強中國和美國鬆了一口氣，而且整個過程雖然激烈但卻沒有跨越理性的邊界，特別是在雙方差距極小的情況下沒有如同過去一樣發生“突發”事件。從這個角度講，此次的大選可稱是台灣民主的勝利，是一百多年來華人社會嚐試西方式民主製度最為成功的一次。
不過，是否我們就得出結論台灣的民主已經成熟或者可以放之華人社會而皆準？這恐怕言之過早。
這一次的選舉最終結果雖然表明台灣的理性力量占了上風，是國民黨“和平、繁榮”訴求壓過了民進黨的“公平和正義”，但卻是一次“命懸一線”的險勝。一般都認為，馬英九打得很辛苦，與他優異的執政成就似乎不成比例。應該說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自己的基本盤，雙方得票也都超過了六百萬。決定勝負的則是所謂的“中間選民”，或者理性選民。所以說，真正決定選舉結果的是最後的這80萬。但實際上隻要有四十萬人移動到民進黨，大選就會翻盤，也就是說這次兩岸未來四年的命運最終被這四十萬人一念之間所決定。而40萬人是什麽概念？隻不過是選民的3%、全體台灣人1.7%的而已。可以說麵對如此重大和如此顯而易見決定台灣“和平、繁榮”命運的大選，竟然依賴區區3%如此脆弱的力量。這樣的現實，我們怎麽能說台灣民主成熟了呢？
其次，台灣各政黨一向聲稱民主是台灣人民當家作主意願的體現。但事實又如何呢？
台灣選舉落幕之後，雖然各方解讀不同，但共性則是兩岸政策決定了國民黨的勝選。而兩岸政策的主導者則是大陸。台灣自實行民主化後，兩岸格局由過去“統一的大陸對抗統一的台灣”演變為“統一的大陸對抗分裂的台灣”。借助台灣的民主，大陸的力量迅速進入到台灣，和國民黨結成對抗台獨的同盟。國民黨執政後，大陸更利用成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強大經濟實力，對之大大力扶持（台灣的經濟總量僅為大陸的6%）。目前，台灣出口的40%在大陸，外貿順差高達800億美元。另外其最大的對外投資地也是大陸。到今天已經有近兩百萬台灣人在大陸生活。雙方實行三通和開放大陸遊客之後，一年間就有上百萬人進入台灣觀光消費。可以說大陸已經在經濟上把台灣緊緊捆住。不僅如此，大陸的底線十分的清晰：必須承認“九二共識”。而民進黨由於意識形態束縛，無法在此議題上實現突破，最終導致敗選。
除了大陸之外，另一個強烈影響到台灣選舉結果的則是美國。由於美國正處於冷戰以來最為困難的危機時期：社會嚴重不安，政黨嚴重惡鬥，為刺激經濟，需要做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中國支持，而且美國還麵臨著伊朗、朝鮮、核擴散以及環境問題的挑戰，實在不想在台灣海峽再生事端。於是自台灣進入大選季節以來，美國不斷釋放支持馬英九的信號，打擊民進黨。2011年9月15日，正當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主席結束華府訪問，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一位不具名美國官員說：“她（蔡）讓我們深切地懷疑，是否同時願意及有能力，維持兩岸近年來所享受的穩定。”而這正是國民黨的一向質疑。
隨後美國接連派高官訪問台灣：2011年9月14日，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庫馬爾訪台，他是2006年之後美國訪台最高階官員。在大選還有一個月的時候，美國又派遣國際開發總署署長沙赫來台訪問，他的官階相當於副國務卿，又高於庫馬爾，並會見了馬總統。在距投票還有半個月的時候，美國又宣布將台灣列入免簽證候選國。在距選舉隻有一周的時候，即今年1月6日，安全會議發布新聞稿指出，針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的《國防戰略指導文件》，美國在台協會官員已向國安會簡報。由於國際上通常兩國政府互相簡報，都不對外說明，所以此不尋常作法凸顯美對馬政府之信任。在距選前隻有三天的時候，前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觀摩選舉，公開表示美國把蔡英文所提的”台灣共識”看成是不可能的事，馬英九獲勝將使美國“鬆一口氣”。(比較有趣的是,沒有任何一方敢於指責美國幹預)
可以說在安全和國際空間上嚴重依賴美國的台灣，怎能無視美國發出的一係列信號。如果說此次大選是“九二共識”戰勝“台灣共識”，是“和平繁榮”戰勝“公平正義”，理性戰勝激情，還毋寧說中（經濟牌）、美（政治牌）兩強“欽點”大選的結果。
應該說任何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和社會都無法避免外界的幹預和影響。而是否能夠不被外部勢力所左右，則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民主是否成熟的最重要的標準。2004年美國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克裏得到了全球幾乎一邊倒的支持，甚至最後關頭，本拉登都突然現身，試圖影響美國的選舉。但結果，仍然是小布什連任。而今天的台灣，顯然距這一步還非常遙遠。從長遠來看，隻要大陸的實力足夠，今天的台灣可以選擇認同“九二共識”的國民黨----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共識，明天就可以令台灣支持統一。不客氣的說，今天的台灣已經沒有資本和實力抵禦大陸的經濟攻勢，假設有一天，當台灣麵臨要麽失去一切，要麽接受統一的程度，他們自然會選擇統一。這就如同今天的歐盟，到時別無選擇。
從台灣的民主實踐，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教訓：一個國家和民族要想真正獲得自由，必須要強大，否則隻能被周邊的強權所控製。東歐過去在蘇聯的控製之下，冷戰之後，則又轉投歐盟。這就是小國的宿命。而另一個教訓則是，如果不強大同時而又搞民主，則更易為周邊強國所控製甚至成為各大國博弈的戰場。今天的台灣如是，冷戰後美、俄角逐的烏克蘭也是，1912年的中華民國更是慘不回首：英美支持吳佩孚、日本支持張作霖、蘇聯支持南方的孫中山諸如此類。民國之初，日本則支持所有中國境內的政治勢力：袁世凱、保皇黨、革命黨。然後以各方為籌碼謀取本國利益。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假設：今天的兩岸都實行來自於西方的民主製度，台灣會是什麽樣的選舉結果？我們知道，每到選舉期間，大陸所有的媒體和學者均保持靜默，以免影響到脆弱的台灣選舉。而台灣的各大政黨則往往會把矛頭指向大陸，以拉到選票。2008年大選時，恰逢西藏“3.14”騷亂，民進黨借機造勢，無奈的馬英九不得不發出極端的聲音，聲稱不排除抵製北京奧運會。盡管如此，大陸也隱忍不做反應。今年大陸也進行領導人新老更替，假設采用民主方式，各候選人在選舉期間豈能不對台灣做出強硬反應？甚至承諾勝選後將武力對付台獨。這又將會在台灣引發何種反效應？這種群情激憤的反效應自然會再激化大陸的反應，形成兩岸惡性循環。這個時候還奢談什麽兩岸和平、發展和繁榮？
不得不提的是，台灣民主還有一個嚴重的製度性設計缺乏：采用過於激進的最高領導人直選而且還是一輪的簡單多數。縱觀西方各大民主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實行最高領導人直選的隻有法國，其它國家都是間接選舉：選民隻能選議員或者選舉人，再由他們投票選舉最高領導人。像日本十年來幾乎一年一換首相，但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法國雖然是直選的唯一特例，但它要求候選人必須得到50%以上的絕對多數，如果第一輪無一候選人達到，則得票最多的前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競選。不僅如此，這些國家還極少進行公投。而後起的台灣已經搞過多次公投了。所有這些保守的製度設計目的都是一樣的：防止極端勢力通過民主選舉獲得權力。歐洲在這方麵實在有著太多的教訓。拿破侖稱帝、他的侄子波拿巴稱帝、希特勒上台，都是全國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的產物。事實上，二戰後的德國實行間接選舉就是要避免魏瑪共和國的覆轍。其實就是這些成熟的民主國家，到今天也不敢打包票僅靠選民的理性就能夠避免極端勢力的產生。今天當歐洲麵臨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的主權債務危機，極右勢力紛紛崛起。在今天的法國，竟然有三成左右的選民不排除支持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假設法國也采用台灣的選舉方式，由於極右或極左候選人單一，而且支持者參與程度相當高，存在多個候選人、分裂的中左和中右政黨則很可能敗北。2000年陳水扁贏得大選，就是憑借三成左右的選票。台灣選舉製度之所以如此設計，則和當年的李登輝意圖令處於劣勢但追求獨立的民進黨上台有關。
台灣還有一個其他民主社會所沒有的一個特點：即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其投票率仍然出奇的高，超過70%。或許和新興民主國家相比更有可比性。中東歐幾乎和台灣同步進入民主時代，初期投票率高達80%甚至90%以上。但現在都在40—50%的程度徘徊。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時，捷克僅有19%的投票率。相應的，對政黨的信任度也在降低。德國82%的人對政黨沒興趣，波蘭2004年隻有3%的人任何政黨，8%的人信任議會，捷克和匈牙利分別為10%、18%、13%、29%----這已經接近歐盟水平了。（本段數據來自金雁女士著《從“東歐”到“新歐洲”》）對政黨的信任度如此之低，具體原因不好妄猜，但卻絕對是這種製度的危機。而台灣究竟是特例，還是民主仍然不夠成熟，這就要見仁見智了。
公正的講，如果以這次大選做為標準，台灣可算的上在非西方社會實行民主的優等生。哪麽全球華人最關心的問題則是大陸是否行的通。以我對民主的了解和觀察，答案仍然是：否！
首先，台灣的民主轉型被稱為沒有暴力和流血的奇跡，這和它所具有的眾多獨特條件密不可分：人口少、麵積小、經濟發展和均富、教育普及、威權社會下的廉潔、強勢領導人自上而下的主導、沒有國家認同和民族分裂以及美國的壓力。而今天的大陸，要麽許多條件還不存在，要麽存在的條件還遠達不到台灣當時的水準。比如大陸自鄧小平之後，實行有任期限製的集體領導，以中國特色的方式避免了超越一切力量製衡的強人出現（西方是定期的間接選舉）。當然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各種分裂勢力的存在。而且流亡海外的疆獨、藏獨和台獨都已公開聲明大陸民主化是他們實現獨立的唯一機會。不過考慮到中國悠久而強烈的“大一統”傳統，和各自治區多民族混居的現實，假設民主化後某一地區宣布獨立，必然是如同前南斯拉夫般的血流成河（克羅地亞要從南斯拉夫獨立，其境內的塞族人也要求獨立）。
其次，台灣完成民主轉型後，政治上有美國的控製，經濟上有大陸的扶持，從而使得它的民主運轉避免脫軌。比如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假設沒有美國的壓力存在，國民黨就有可能拒絕承認選舉結果。這種事情是在後起民主國家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再比如，2004年發生陳水扁槍擊案，改變大選結果，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國民黨也絕不會抗爭七天後就偃旗息鼓。2008年以後，國民黨執政，適逢全球經濟危機，但台灣在大陸的扶持下，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呈現和歐美完全不同的景象。否則，就是風起雲湧的抗議和罷工，甚至激烈的警民衝突（希臘警民衝突之激烈竟被美國福克斯電視台移到俄羅斯的抗議中去了）。從政治實踐來看，不管什麽製度，隻要經濟發展良好，都會保持社會穩定。比如封建世襲製的沙特就可免於阿拉伯革命，不僅如此，它還可以出兵鎮壓鄰國巴林的阿拉伯之春。再比如，經濟危機中，占領華爾街運動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但台灣卻安定的多。
人類發展到今天，產生過多種製度模式。封建世襲製，其優點在於權力的傳承成本很低（血緣），而且權力的運轉沒有委托代理成本，能夠製訂長遠的戰略，隻要最高領導人英明，政治就會清明。但缺點是領導人的選擇麵過窄，無法保證總是有能力的人接掌權力。民主製度的產生成本過高，需要全國動員，耗時、耗資巨大。而且領導人產生後，其委托代理成本過高：領導人不過四年或八年的任期，追求短期效應(無人願意“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如果後人還是反對黨的話)，甚至貪汙自肥。這就是為什麽再成熟的民主國家也無法根絕貪汙現象甚至屢屢出現最高領導人貪汙。所以台灣出現陳水扁現象，韓國出現曆任總統因貪汙而被法辦,這也同樣可以解釋何以新興國家中,實行民主製度的俄羅斯、印度、菲律賓、印尼都遠遠比中國腐敗。還比較有趣的是,所有發生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國家,革命後的腐敗程度均嚴重惡化:突尼斯從2010年的第59名滑落到73名、埃及的排名從第98位下滑到112名，也門和利比亞分別排第164和168名，去年則都排在第146名。此外民主製度要求大眾參與，從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難產生優秀的領導人。而要使得社會能夠做出英明的決策，則要求至少一半以上的選民理性、睿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大陸知名作家鄭淵潔在任何社會都算的上是精英。他最新的微博卻發出如此民粹和極端的聲音：“中國公民去法國簽證需要提供銀行存款單、房產證、汽車行駛證等財產證明。昨天中國兩隻大熊貓去法國，不知是否也提供了相關財產信息？如果不需要，說明中國大陸公民的出國簽證待遇不如動物。較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退步了。”）。同時為滿足大眾的福利貪欲，國家債台高築，嚴重的甚至導致國家破產、社會動蕩。這就是今天西方的現實。最後就是競爭性的政黨政治，極易演變為政黨不斷惡鬥，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2011年8月份美國兩大黨的惡鬥差一點令政府關門。當然民主製度的優越性也有二：一是它畢竟是從全國選擇領導人，可以避免封建世襲製三歲小孩就上台執政的荒唐現象。如果領導人不稱職，也可以在四年或八年之後換掉。二是不管最終決策是否正確，但畢竟是全國一人一票決定，並不影響政權的合法性，不會輕易引發社會動蕩。當然有人也許會認為，在民主社會即使發生錯誤，這種錯誤也不會持續很久。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美國可以實行黑奴製一百多年，實行種族隔離再一百多年，這還不算持久嗎？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建國，同時實行計劃經濟，結果中國放棄計劃經濟比印度至少早了14年。
以上觀之，大陸今天的製度模式：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定期的更替，基本綜合了上述兩種製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風險、製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對台新政十年以貫之就是一例），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製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欲，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總之，西方也好，台灣也好，它們的經驗和教訓彌足珍貴，可以為我們所借鑒，但在製度發展和演進上，必須以我為主。在台灣大選前一天，標普將法國降級。為此，法國政治家（國務秘書P.LELLOUCHE）開出的藥方是：延長勞動時間、擴大出口、企業重新在本土自己生產、降低工人成本。其實，這不正是中國模式的特點嗎？西方都要向我們學習以尋求危機解決之道，我們有必要對自己如此批評否定有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