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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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把握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學內涵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終目標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還強調說“如果我們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上了邪路了”。1990年，鄧小平指出：“共同致富，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又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指出了富民的根本途徑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規定了富民的基本性質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明確了富民的總體目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概括奠定了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論依據，並把共同富裕思想提升到社會主義本質論的高度。如果離開了共同富裕就失去了社會主義本質的意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終目標。

（二）共同富裕必須建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
共同富裕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民富國強。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心任務”、“首要任務”、“第一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於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鄧小平還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之上。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既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生產力發展，否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也不能離開生產力發展講共同富裕，否則就會導致共同貧困。

（三）共同富裕不等於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
鄧小平根據我國的國情和經濟發展的規律，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張。這個“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富”的新構想，是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時期的創新。先富的積極作用在於：一是示範作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經驗能為其他地區和其他人提供示範和借鑒。二是幫帶作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幫助和帶動大部分人致富，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三是經濟作用。先富的地區、先富的人可以為落後的地區和人們提供經濟發展的空間、機會和手段。四是激勵作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可以有效地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激發他們的主動性、創造性，激勵沒有富裕的人奮起直追，從而走上富裕的道路。

（四）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麵的富裕
共同富裕作為人類追求富裕生活的最新階段，它所指的不僅是全體社會成員物質生活上的富裕，更重要的表現為全體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全麵提高，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富裕。走社會主義道路，首先要考慮人民群眾的合理物質利益，使人民群眾過上富裕的物質生活。但是，隻有物質生活的富裕而沒有豐富的文化生活這種富裕並不是現代文明條件下的真正富裕。在現代文明條件下，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和高度發展的文化教育，為人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分享人類科學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來愈成為人們的共同需要。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麽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現狀

改革開放後，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但是，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還很突出，特別是出現了居民收入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現象。

（一）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現狀
1.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4: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 2.19:1，2001年為2.9: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2∶1。

2.地區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廣東，比最低的四個省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高 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個最高省市比四個最低省區高4000～6000元左右；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個省市貴州、甘肅、雲南、陝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明顯拉大。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的工資之比是1.38∶1，1998年則上升為2.35∶1。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壟斷行業、新興產業部門等行業的收人增長很快，而一些傳統產業部門如冶金、煤炭、紡織等行業的收入增長緩慢。

4. 非法致富現象較為嚴重。有一些社會成員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稅漏稅、敲詐勒索、貪汙受賄、走私販私、製售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各種形式的尋租、內部人控製等非法收入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影響最突出的是利用職權謀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從索賄受賄到權錢交易到與不法分子狼狽為奸，腐敗問題相當嚴重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