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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能夠喚醒“右派”嗎？
宋魯鄭 2012-01-13
2011年末韓寒掀起的風暴繼續狂飆突進。他在三篇“殺戮”理念的博文發表之後，又推出聲稱“殺戮群眾”的第四篇以及“殺戮（激進）右派”的專訪。當然這五篇文章實質上也是在“殺戮”過去的自己。
韓寒的文章不管立場如何，但其風格一向犀利尖刻，不留情麵，毫無中國綿延數千年的“中庸”傳統。這一次也不例外。前三篇對革命的否定、對民主的質疑以及對自身自由的追求都是尖銳無比。第四篇和隨後的專訪則明確的把鋒利的矛頭指向了右派和激進右派。
他先是在《我的2011年》提出“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之中的極端專製獨裁者在品質上未必相反，甚至類同”。而到了專訪，就直接以“右派、激進右派”代替了“極端理想主義者”比較中性的用語。哪麽，曾被視為右派圈子中一員的韓寒是如何看待他昔日的同誌呢？
第一，中國的右派不團結，內鬥，而且會為了觀點細微的不同而自相拚個你死我活。
請看：“但右派，永遠是自己先窩裏鬥的那種，所以人家會說，書生造反，十年不成。觀點是一樣的，但細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拚個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為止，這就是右派的不足”。
不過話說回來，觀點一致僅有細微差別就要拚個你死我活，可不是什麽“不足”，而是致命的先天缺陷。韓寒顯然是破例的留有餘地了。這裏，我倒可以為韓寒的批評加一個例證：最激烈反對一名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海外的他的同仁們：他們集體給挪威發函，竭力阻止，甚至有人在海外將之起訴。
第二，右派們立場置上，理念先行，並以此為標準裁減甚至製造事實。
請看：“但在錢雲會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變，因為從我自己對於政府的判斷，對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圖片，雖然我很尊敬錢雲會這位村長，但我始終覺得這個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個交通事故。但是當時被社會精英們潛意識地抹殺了。到後來，很多人在那裏推測汽車怎麽怎麽樣，從我的角度來講他們完全不專業，因為我對汽車的運動軌跡比他們了解。這時我就發現了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個局限性，他們都是做“有罪推論”，並不能很客觀。這件事對我產生挺大改變。於是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覺得激進的右派需要“符合他們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麽區別呢？
錢雲會事件發生後，我曾接受北京一家雜誌的采訪，我直率的講，以我對中共的認知，對於這樣低層價的官員，如果出了問題，是絕不會包庇的，相反還會通過嚴懲以顯示其公正和凝聚人心。所以，我敢肯定，這是一起百分之百的車禍。且不說右派們搞“有罪推論”、造假，如果他們連自己的批評對象都不了解的話，遑論如何與之博弈？
第三，對自己人是“你死我活”，對其他不同意見更是毫不包容、絕不寬容，黨同伐異。
請看：“以前和他們在一起很開心，因為我覺得大家的觀點是一樣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後來我發現在要自由、要民主的過程當中他們往往不妥協、不協商、有時甚至是不客觀的。”
再看：“而激進的右派恰恰就不是這樣，一句話不對路，就會瞬間把你踢到五毛的陣營裏，這就是知識分子傻的地方啊，他們根本就不會做統戰工作，眼裏容不得沙子”。
也難怪《南都周刊》馬上就問了這樣的問題：“這次你被踢了好多腳，什麽感覺？”
第四，右派缺乏博弈的智慧和能力。
請看：“因為我覺得知識分子之間啊，其實就像鬥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實都是為了鬥地主，但是經常是地主手裏的牌本身就好，知識分子手裏牌本身差，在鬥地主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都還搶著出牌，大家都覺得地主必然被鬥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個把牌出光的那個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壓自己，地主什麽牌都沒出，知識分子已經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但現在的問題是，精英跟知識分子有時候比人民更傻，隻是讀了幾本書而已，除此以外他們連人民是什麽，人民在哪裏都不知道。他們研究法國大革命，研究光榮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國的民主，但唯獨不知道中國的人民是誰，在哪裏，也沒有耐心去和中國的人民對話。”
第五，右派高高在上，無視民眾，也沒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和素養。
請看：“他們看不起我，我不是那麽正派的讀書人，搞學術研究的，所以沒資格談民主自由。理論上我看的書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過來做後盾。所以說，他們本質上是很矛盾的。在那裏大談自由談民主的時候，他們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個人的生活，很多知識分子往往不尊重他們所看不慣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個個體以外，你要知道協商跟妥協在民主製度當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協商也不妥協，那事實上你隻是把民主和自由拿來做詞匯使用，並不具備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協商跟妥協之中才能夠前進的。”
最後，韓寒也提出了自己的結論：“常把主義放在嘴邊的人就挺危險的，很多時候極左極右一樣，極右以正義或者普世價值獲得他們自己的一個姿態；極左獲得了權利和保護傘。知識分子跟獨裁者，他們很多相近的地方，缺點是一樣的，都是人類本身的缺點。隻有溫和、妥協和協商，還有寬容，才能夠讓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沒有這些東西永遠在那裏打成一鍋。”
應該說，韓寒的這幾篇文章雖然公開否定革命，但並沒有否定民主，也沒有否定普世價值。他隻是對低素質和民主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應該研究怎樣才能達到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怎麽個操作法，還是得結合一個地方的現狀，英國有英國的操作法，美國有美國的操作法，中國也得有符合現狀的一個操作法。”而且認為在達到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妥協，你不可能一步就讓統治者自殺，把錢全給老百姓的。”
所以從廣義上講，韓寒仍然可以歸於“普世派”----理性和溫和的普世派，而他這係列文章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要喚醒自己的昔日盟友們。隻是他現在已不見容於自由派了。幾篇文章下來，圍剿韓寒已成了自由派最大的任務。要知道，韓寒可曾遇到左派如此大陣仗的圍攻？都說台灣的政治表明：你最大的敵人往往是你的同誌（宋楚瑜之於馬英九、陳水扁之於蔡英文）。這個結論用於韓寒和他的昔日同仁們也是貼切的。
韓寒所總結右派們缺點之突出，可從代表人物之一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退出新浪微博之舉看一端倪。
張鳴教授在退出之前，在微博上有這樣的留言：“@老沉 你聽著，我早晚會離開新浪，你的下屬給我開了微博，我這些年也辛苦地在新浪微博折騰，你刪過我的帖，給我關過小黑屋，還刪過我的粉絲。但在你的眼裏，我居然不如那個投機客吳法天。別得意，老子有一天走了，不僅帶走粉絲，連五毛都帶走。你以為微博的天下隻有你一家?”
隨後，張鳴先生進而如此評述新浪微博：“新浪微博的目標，就是打造一個大款和明星的歡場，中間穿插點五毛插科打諢。新浪在中間，拉拉皮條，錯了，這樣的歡場根本就沒有生命力。”
吳法天先生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同為大學教授的張鳴先生竟然以“投機客”對之進行人身攻擊，而且其心態不平衡的是他的待遇竟然比不上對方！這樣的虛名浮利也會放到眼裏，如此大動幹戈，真是新“儒林外史”了。當然最誇張的是他的“老子”意識！（一看到“老子”，我潛意識冒出來的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其自我膨脹可見一斑。如果拿韓寒對他們這個群體的畫像，真是入木三分。
其實我本人也和新浪打過交道。當時新浪編輯邀請我開博，我早知新浪偏自由派的立場，故先表明自已的觀點。對方回答的倒是很客氣：包容、並蓄、多元，歡迎我的不同看法。不料，在其他博客均能正常發表的幾篇文章卻接連被新浪刪除。道不同，不相為謀。君子不出惡語，從此退出新浪博客了事。這樣一個立場的網站，卻被張鳴先生辱為“拉拉皮條”。
不過，盡管韓寒用心良苦，但在我看來，右派們已經病入沉屙，積重難返了。韓寒隻能繼續做右派中孤獨的清醒者。不過，在這裏，自己還是願意對韓寒這付良劑苦藥再加把量。
西方今天以普選為代表的成熟民主製度，短的不過半個世紀（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瑞士七十年代實現普選），長的也不到一個世紀。基本上是二戰之後的產物。這麽短的時間，在曆史長河上不過一瞬。但以今天全麵而深重的經濟危機為標誌，已經證明這種普選為特征的民主製度不過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烏托邦試驗----誕生於一戰中的蘇聯模式隻不過是人類另一次的烏托邦試驗而已。這種製度其烏托邦性質最主要的體現在政治參與的絕對平等：不管你是文盲還是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不管你是一貧如洗還是億萬富翁，不管你是政治領域的專業人士還是外行，不管你是初出茅廬青春年少，還是耄耄老人，都享有絕對平等的一票和參與的權力。這樣的邏輯和標準放到任何一個領域都是荒唐不經的：軍隊的指揮者是士兵選出來的嗎？企業的老板是一個個員工選出來的嗎？醫生是由一個個病人選出來的嗎？科學家、法官等等是一張張票選出來的嗎？在社會分工日益嚴密化、精細化的今天，卻唯獨在政治領域要求每一個人的絕對平等參與。這不是烏托邦又是什麽？如果相信一人一票的普選可以選出優秀的政治人物，就如同相信一人一票可以產生喬布斯一樣。
這個製度實行到今天，其弊端已經完全展現在世人麵前：歐、美兩大經濟體係無不負債累累，無法持續。希臘是西方古代民主的發源地，最後為滿足平民對利益無止境的追求而走向對外擴張，被斯巴達擊敗而消亡。今天的希臘也由於同樣的原因高額舉債，最終令國家陷入破產的境地。雖然有歐盟的全力援助，但今天的希臘又是一幅什麽場景呢？為了還債，民航飛機也被拍賣，貧困家庭竟然到了拋兒棄女的程度----要知道希臘本來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雅典一家幼兒園，早前在一名4歲女學生身上找到一張字條：“我不會來接安娜放學了，因為我已無力養她。請好好照顧她，對不起。她的母親上。”這種現象正在全國漫延。一種製度走到這種程度，竟致父母連自己的孩子都要拋棄，還有什麽值的留戀的？隻是從曆史上看，民主製度另一個致命問題是缺乏退出機製。專製搞的不好，還可以去搞民主，而一旦搞了民主，就是搞的再不好，也退不出來。你看看海地在民主製度中掙紮了兩百多年，不是還在掙紮中嗎？
當然西方是否一定沒有出路還言之過早。但就要看，是否可以回到普選前的有限民主階段：有財產的限製，有教育程度的限製，有納稅的限製（實為貴族製）。其實，本人還是想對西方貢獻一點智慧的：可否把投票年齡改為30歲或35歲。這樣年齡的群體一般都會有了財產，有了家庭，其對政治的參與相對理性的多。就如同韓寒可以在而立之年實現轉變，其他族群也應該不會例外。至於極個別的激進分子，就讓他們去吧。不過，如果西方連這樣小的改進都無法做到，我們就眼睜睜看著它走進曆史吧。相比而言，我們中國還是幸運的，不管是美國模式（中華民國）還是蘇聯模式，中國都曾試驗過，但都奇跡般地走出來，並正在形成自己的模式。正如英國《外交政策》雜誌年終特刊所做的調查，中國一定會走向民主，但不會是西方模式的，而是中國特色，是自己定義和版本的民主。如果說西方的政治人物是“選的好了才有資格做”，今天的中國則是隻有“做的好才會被選拔再去做”，這就是今天中國形成的“長期的培養、全國性的選撥、定期的更換”模式，也是中國在全球逆危機而上的原因：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高居第一、充當全球的消防員（法國媒體）、2011年最大的贏家（《新聞周刊》）、三十年來最成功的經濟體（美國風險投資大師羅傑斯，目前他的女兒正在學習中文，他說，當她長大的時候，世界將步入中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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