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職業榮譽已經降到無以複加,社會腐敗的深入,不允許剩下光榮的職業
年末,網絡上流行這樣的段子:說是有新聞人下夜班走在街上,被警察叫住,問,什麽人?答,記者(或編輯);又問,你們用的什麽出版係統?答,如何如何;警察說,你走吧。記者(或編輯)納悶,問警察為什麽問這個問題;警察說,半夜在街上走,一副苦逼的樣子,不是流浪漢(或小偷)就是記者編輯。
毫無疑問,這是業內人士自己編出來調侃自己人的。它透露出一些新聞人的辛酸。為什麽在這個時候出現這個幽默?考慮到同時出現的,有某些壟斷行業,基層幹部年終獎都達到十數萬,還有一人一輛豪車之類的新聞。人心都是向上比的,記者編輯們弄完這樣的稿子,在寒冷的冬夜回家,再編這麽個段子放在網上,比較符合情理。
除了幽默的方式,還有咆哮體:“老子幾年前進了報社!於是踏上了尼瑪不歸路啊!你大爺跟老子說搞媒體工資高啊!尼瑪一個月兩千塊錢月經都要來不起了啊有木有!領導名字搞錯要被扣錢啊!最大的領導圖片沒放中間要扣錢啊!領導開會的稿子不準你寫啊!業主維權不準報因為開發商是大客戶傷不起啊!學校負麵不準報因為校長有背景傷不起啊!拆遷不準報因為都是政府行為尼瑪更傷不起啊……”
不難看出這種憤怒中的真情實感。我覺得,這樣的文字會流傳下去也很難說的。
也許社會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在媒體裏,純粹的記者編輯,日子並不好過。他們身心兩累。文化不比公務員低,待遇一定比公務員低。當然各個具體的媒體情況不同,我這裏特指市民媒體裏“純粹的編輯記者”,至於不與市民搭界的、體製內的媒體,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此論。
十多年前,市民媒體剛剛興起,一切都還新鮮。除了員工待遇的體製糾結——市民媒體的領導,是體製內人員,是有行政級別的。例如,省級黨報主辦的市民報,其第一領導,是處級幹部。他還會帶來幾位體製內的員工做各部門的領導,形成“一報兩製”——以外,在社會上招募的一些沒有“正式工作”的青年——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有一批青年離開學校就遊走於社會邊緣——成為第一批骨幹,他們比體製內的員工待遇低一等。但作為第一份“正式工作”,雖然那時連勞動合同的說法都沒有,工資也不比農民工兄弟高,被稱為“流浪記者”,但他們那時寄望未來,心裏是明亮的。
到今天,這一批人已經分化。有的成為領導,名字後麵有括弧,寫著相應的待遇,利益既得。另一些人離開了,即便留在報社,也是做廣告經營去了。最不濟的,也做“專刊”去了(專刊是新時期的中國報紙的發明,即專門掙錢,不做新聞的“刊”)。他們都比堅持做純粹的記者編輯更“有出息”。
今天,隻有少數相對有追求的市民媒體,還給一些堅持十多年的編輯記者以足夠的尊嚴。相應地,這些媒體的新聞人也才留守下來,支撐著中國新聞最後的顏麵,其他大部分市民媒體裏,如果40歲以上還在做編輯記者,隻能是越來越苦逼的樣子。
此外,一些記者卷入了“敲詐案”中。新聞可以用於“敲詐”,而且並非個案,這隻能稱為中國的體製環境裏的特產。這個情況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厘清的。大致說來,這些案子以“黑吃黑”為主,即記者用曝光的可能脅迫有不光彩嫌疑的當事人以獲得好處。還有的,可能是該記者所在媒體太強勢了吧,據說是可以製造假新聞去威脅當事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吃黑”並不一定是記者個人行為,某些媒體是以“吃黑”為生存條件的。此外,被吃的某些“黑”,包含一些黨政部門,他們搞出了“不和諧的事件”後,一方麵威脅記者,另一方麵給記者和媒體塞“紅包”,反正不是官員自己的錢。
在任何一種邏輯上,這些情況都很不可思議。但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環境和一些新聞人的命運。媒體的職業榮譽已經降到無以複加。社會上用“妓者”的諧音譏笑記者已經成為習慣。在以前的任何社會背景下,記者都被稱為光榮的職業。但是,社會腐敗的深入,卻不允許剩下光榮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