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李開盛博客
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了新的國防戰略評估報告。他一方麵宣布大幅削減國防預算與裁軍，另一方麵堅持加強美軍在亞太與中東的部署，其戰略東移的部署 進一步落實。許多媒體還特別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即當記者問及“這份報告是否大部份針對中國而來”時，白宮發言人卡尼並沒有明確否認。
這種回應其實 一點都不奇怪。筆者在以前的分析中已經提出，奧巴馬已經視中國為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對手，俄羅斯、恐怖主義和所謂“邪惡國家”都已經退居其後，他的國 際戰略部署都將以此為中心，戰略東移則是這一思想的自然體現。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奧巴馬有意與中國開戰，但戰略上的牽製、遏製卻勢不可免，其最新國防戰略 評估報告中的表態實是這一政策的最新落實。
對於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所謂的“國際戰略機遇期”已經提前結束。2002年時，時任中共總書記江 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2020年前是中國戰略機遇期”的說法。當時這一說法的背景是中國國力上升，而美國以恐怖主義為首要敵人，開始深陷到阿富汗戰 爭之中。迄今不到10年，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外交環境發生重大轉折，以後的日子勢必更加艱難。
但筆者更加關注的是，這種國際戰略機遇期的喪失，還可能對今後中國的改革道路，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道路產生重大的影響。眾所周知，改革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一定的環境。在順境中進行改革，往往能事半功倍。而在逆境中推動改革，則不免事倍功半，甚至功敗垂成。
一 個正麵的例子是中國1978年決定啟動改革進程。當時內部人心思變，鄧小平也急需調整政策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從外部看，中美關係轉暖，為中國向西方打開大 門，吸收資金、技術提供了條件。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美國對中國如1949年時那樣虎視眈眈，隻怕鄧小平想改革開放亦不可能。
一個反麵的例子 是蘇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實是蘇聯改革的最好時機。從國內看，新執政者勃列日涅夫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享有一定的威望。加上西伯利亞油田 得到開發，大量的石油美元能夠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從外部環境看，美國深陷越南戰爭，自顧不暇，在國際問題上采取守勢，無力與蘇聯作梗。可惜的是，當時蘇 聯領導人無所作為，從而錯過了這一時機。等到20世紀8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想改革時，這些有利的國內外條件都失去了：內部是油價下跌、石油美元減少，人民 日益對蘇共失去信心、社會秩序頹廢，外交上是蘇聯自己深陷阿富汗戰爭，加上美國重新采取對蘇強硬政策，以軍備競賽的方式給蘇聯施加了巨大的壓力。這個時 候，蘇聯改革起來已經是困難重重，加上戈爾巴喬夫回天乏術，蘇聯解體自然無可避免。
而中國目前有陷入“勃列日涅夫”式困境的可能。在這一代 領導人上台之初，對內是民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對改革普遍寄予較高期望。中國雖然沒有石油美元，但強大的財政能力、大量的外匯儲備也增強了中國的經濟 底氣，有可能支付高昂的改革成本。對外是美國深陷反恐戰爭，一心尋求與中國的合作，無意也無力對中國改革進程指手畫腳。但十年過去了，中國如勃列日涅夫時 期的蘇聯一樣，無論在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方麵均無重要進展，在某些方麵甚至還有後退。與此同時，反觀原來有利改革的條件已多半改變。國內對於改革進程的 延宕已越來越不滿，第四代領導人與民眾之間的“蜜月”早已不再。經濟上，雖然外匯還在增加，但國內各級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已經在向人們顯示：政府的錢並不 是用之不盡的。
而這次美國最新的國防戰略評估報告，則是再次敲響了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鍾，中國未來改革的回旋空間，勢必會越來越小。
有人可能會問：國內條件倒還罷了，這種國際環境會影響到國內改革嗎?美國不是民主國家嗎?它難道還會阻礙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嗎?筆者的分析如下：
第一，由於國際環境趨緊，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民族主義勢力會借此進一步妖魔化西方的民主製度，從而為中國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尋找借口。
第二，美國固然是民主國家，但它在國際上的第一目標是美國利益而非中國的民主。如果後者與前者相衝突，它將會舍“中國民主”而取“美國利益”。
第三，國際環境惡化將加劇西藏、新疆、台海等地局勢緊張，如果民族問題進一步嚴重甚至爆發，將使國內民主進程更加複雜化，甚至不排除陷入像蘇聯戈爾巴喬夫那樣的兩難處境：要麽以武力鎮壓損害新生的民主體製、要麽維護民主體製卻眼看著民族地區分裂出去。
當 然，中國不是蘇聯，今日的世界也與冷戰時有著重要的不同。當前中國的國內外條件還未惡化到上個世紀80年代那樣的地步，中國還有一些時間。關鍵在於，中國 不能再次浪費這些時間，不能眼看著改革良機的完全失去。如果我們的領導人不認清國內外條件變化對於改革進程的深刻影響，不及時采取措施預先化解未來改革可 能麵對的嚴峻挑戰，蘇聯解體的陰影就不會從根本上遠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