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知識分子已是“現實威脅”？

 

（ZT）年輕知識分子已是“現實威脅”？

作者：童大煥　　（2012年1月6日中國保險報）

 

餘以為先生2011年12月6日淩晨發表博文，認為中國最大的威脅來自年輕知識分子。文章說：

“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80萬人，比上年增加20萬。加上前兩年200萬未就業人數，今年累計有近千萬大學生要找工作。這批年輕人寒窗十六年後，他們的工資可能還不及未上大學就出去打工的同鄉。

 

“中國產業升級困難，文化、金融等知識產業蹣跚前行，經濟繁榮隻增加建築工地和生產線上的就業機會，農民工短缺和大學生失業，這種結構型錯位不僅縮小大學畢業生起薪與農民工工資差距，而且可能成為未來社會動蕩的主因。

 

“教育仍然是國家壟斷產業，壟斷產業必然質量低劣。教育領域的質量低劣體現在教育方法落後，教育內容與社會脫節。比如不能教導商業倫理，不教年輕人談戀愛組織婚姻家庭，卻搞軍事訓練。

 

“難怪最近北京的精英們大唱警惕民粹主義，也許中國真會南美化，但動亂主體不是農民和農工，而是年輕知識分子，社會動蕩的導火索不是現在的經濟蕭條，而是未來的通貨膨脹。”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也說：未來10年，農村因高中畢業率提高，每年有幾百萬人轉移；大中專院校每年1000多萬人畢業，僅年輕人就業就年需1500萬人左右崗位。

 

筆者基本讚成餘以為先生的觀點，並且認為年輕知識分子的“威脅”不僅是將來時，而且已經成為“現在進行時”。這從中國社會的最焦慮最顯性的矛盾焦點之一——房地產領域，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可惜很多人仍然對此視而不見。一些民粹立場的知識分子甚至為此火上澆油，不從根本的經濟和社會體製改革入手，回避體製改革，開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藥方”，結果不是在解決問題，反而是在惡化社會經濟狀況，激化和惡化社會矛盾。

 

當下，行政壟斷導致中國的高端服務業一直得不到良性發展，而高端服務業又是吸收大學生就業的主渠道。在當前這個拚爹的時代，五成以上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北、上、廣、深四大城市就業，高企的房價和大學生民工化的生存環境形成尖銳刺激和反差，使當代年輕的大學生成為“個體能量很小，群體聲音很大”的“怒吼的一群”。

 

這種怒吼實際上已經在局部影響決策。筆者在《樓市喧囂裏沉默的大多數》一文中已經牽涉到這個問題：“久而久之，形成對相對於全國而言範圍較小的大中城市高房價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對範圍更大的中小城市高房價卻無媒體監控的奇特格局。這種格局並非始自今日，而是可以說曆來如此。與此相應的，還有調控以後中小企業的生存窘境以及農民工失業等的狀況，也都很難得到媒體全麵、係統的呈現……如是，在樓市問題上，信息的不對稱會越來越嚴重，輿論向事實真相之外的偏離也會越來越嚴重。”

 

造成這種格局並隨時有可能影響決策偏離“全局軌道”的原因，就是年輕知識分子收入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話語權——不論是實際的語言表達能力，還是他們成為各類媒體的主力軍，他們都是“專事、專攻、專注”於社會表達的主流人群。年輕的編輯記者們更是利用手裏的公共話語權自我加冕，自認為公眾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眼裏看到的隻是自己所處的大城市房價。撇開宏觀調控為了防止房價上漲過快而崩盤的原因不談，因某種程度上迎合年輕知識分子這一“怒吼的一群”之情緒而導致的可能的“過度調控”，事實上已經形成“滿盤皆輸”的局麵——即使不談宏調殃及池魚、加劇民間高利貸和中小企業生存危機及農民工失業危機，就購房本身來說，已經形成了對投資投機者有利而對真正的剛需不利的局麵：

 

一二線城市限購，導致三四線及其以下城市短期內房價飆升，恰恰有利於投資投機者短期獲利，卻不利於剛需長期持有；

 

一二線城市限購，的確帶來了局部調價下調，但整體幅度有限。而在房價調控背景下，銀行為防範風險提高了首套房首付，由20%提高到30%，這對許多原本囊中羞澀的剛需購房族來說，是個巨大壓力；與此同時，由於存款準備金率大幅度上調導致銀行資金鏈緊張，又刺激了錢價上漲，各地、各銀行紛紛將首套房貨利率也在基準利率上上調了5%到10%。從原有的基準利率上優惠30%（七折）到上浮5%到10%，這又是個巨大的變化。2011年，全年3次基準利率上調，貸款100萬元20年期，如果按此前7折利率計算，月供將增加422元；按基準利率計算，月供將增加653元。對於短期投機和中短期投資的投機和投資客來說，增加成本有限；但對於長期持有的剛需一族來說，成本則增加了很多。《北京晚報》報道說，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總監張大偉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貸款100萬元30年為例，貸款利率上浮10%，每個月要多還580元，與之前7折利率優惠政策相比的話，每月更是要多還1800多元，30年下來多還近70萬元。根據他的計算，房價如果下跌20%左右，購房者的購房成本和房價下跌前基本上是一樣的。房價下跌20%以內，銀行受益，而買房的人卻沒有任何好處。隻有當房價下跌20%以上，購房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實惠。這還不包括一年內5次升息，將使100萬元20年期商業貸款每年增加還貸額5000元以上。

 

而要房價整體下調20%以上，隻怕就業、中小企業、地方債、銀行債務都已是不堪承受之重。

 

與此同時，房租的全線上漲也提高了大學畢業生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高房價一葉障目的還大有人在，回避整體改革而隻一味呼籲打壓房價的人往往獲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擁護和支持。比如，一向以唱空著稱的謝國忠表示，發達國家考慮房子是家庭收入六七倍，銀行風險可控；中國房價每平方米在兩個月稅後工資水平才是合理區間。但是他有沒有想過，如果要說“合理物價”，電價也應該1角錢1度才合理；菜價油價藥價網費話費全都必須是現行價格的1/5以下才合理。為什麽中國人幹最長時間的活拿最低工資忍受世界上最高的物價？顯然不僅僅是因為房價綁架了我們。

 

功夫在房價之外。大量行政壟斷企業提高質次價高的服務，攫取了大量的財富卻隻提供了極少的就業機會——全社會90%以上就業由中小和微型企業提供，隻占全民8%左右的壟斷企業員工連年分配了55%至60%的工資性收入；1995年算起（即分稅製以後），稅收每年以GDP增幅兩倍的速度增長，國富民窮；政府投資和采購就像藥品集中招標一樣，將80%的成本耗散在腐敗的中間食利階層；巨額政府投資帶來的天量債務倒逼貨幣超發，引發越來越厲害的通脹。

 

因此，行政壟斷加上通貨膨脹，將是未來社會不安全感的主因；而不安全的主體，可能就是因行政壟斷導致高收入就業機會減少而又最現實麵臨大城市高房價壓力的年輕知識分子。

 

十年砍柴在微博中寫道：大學畢業後第一個東家是現在被稱為A股不死鳥的“京東方”。上市10年募集資金總額超278.85億元，其間還獲得政府補貼11.59億元，但總共虧損75.32億元。——當時在總裁辦，覺得這樣的企業怎麽可能上市？遂懷著“依法治國”的夢想去了現出台“小司考”的某部。財富和公正由誰創造和維護？隻能在民間。

 

什麽是財富，什麽是公正？的確是當代中國的基本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