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薄熙來，我們不是在談喜歡，或不喜歡這個人，而是在談這個人所謂封疆大吏或是以後到了軍機處，從小了說能否為中國老百姓辦事，往大了說能否改變中國。當然如果是選女婿，如果是選德智體全麵發展的三好學生，他可能不一定能當選。但不可否認，他是一個牛人，但對中國一貫的密室政治模式來說，薄熙來的搏上位無疑是一股清風，是作為政治家的曆史責任感和政治抱負的彰顯，如果在共產黨的封疆大吏中，多一些像薄熙來這樣的高官，可以想象一下，中國的官場，政治乃至中國社會會很精彩，這是應該值得歡迎和喝彩的。
有人說，薄的私德不好。是否做實這種說法暫且不論，我想問問：哪個成就過一番大業的人，有無暇的私德？大到曆史名人，小到你我之輩誰是完人？對於某些人講，私德很重要，但對於那些可以改變曆史，或已經改變曆史的，或可促進社會變革的人而言，他們的私德、私生活、私下言行，並不十分重要。當然，你也可以說，身不正，何以正其政；德不張何以彰其行。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糾纏。 再問，一個有爭議的官員能辦事，和一個好好先生，但是是一個無功但也無過的官員，你認為中國老百姓會喜歡哪一個？也許我們自己已經習慣了用"高大全"的標準來衡量一個政治人物。我認為最重要評判標準的是用一句老話，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 在這方麵，波蘭的瓦文薩同誌。據說瓦文薩的也不怎麽地。一位現已過世的，西方著名的記者，被稱為采訪女王的那個，名字我是記不住了，她在評價瓦文薩時說：無知、傲慢、不懂的交流，充滿攻擊性，不尊重人。可瓦文薩改寫了波蘭曆史，或者說，至少瓦文薩對波蘭民主運動，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美國曆史學家大衛斯坦納德寫過一本書，叫《美國大屠殺》，那裏提到，華盛頓把印第安人和狼進行相互比較，他說：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並稱印地安人是肮髒的垃圾。正是因為華盛頓的滅絕印第安人政策和言論，使得華盛頓的部下，“將印第安人的皮從臀部往下扒，製作出長統靴和綁腿”。 那位因倡導人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而聞名遐邇的托馬斯傑弗遜說過：美國必須滅絕印第安人，將這些野獸趕入亂石山中。 華盛頓、傑弗遜不僅說過這類話，而且確實身體力行了。起碼在他們的號召和指揮下，印第安人的的確確有被血洗的曆史。但這些絲毫改變不了華盛頓、傑弗遜作為美國開國國父，並受到後人敬仰的曆史和現實。 曆史就是這樣的。如果美國哪天被另一個國家滅絕了，華盛頓和傑弗遜的言行，很可能與希特勒滅猶言論置於一處。但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失敗了，華盛頓和傑弗遜締造的美利堅至今堅挺。曆史就是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的光芒可以覆蓋到任何地方，包括他們的個人瑕疵。 有點扯遠了。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很多人都將目光盯在唱紅上。我認為那不過是薄熙來麵對日益嚴重的道德滑坡現狀，讓毛主席發揮了一點餘熱而已。也不認為薄對毛，對文革，有著多麽深厚的、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但至少他麵對日益崩塌的社會道德的現象，能夠為此做點事。而前不久，人民日報，求是雜誌還在高調強調中國社會的道德與經濟發展一樣，“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相比之下，薄熙來對國家政治責任和使命感是顯而顯而易見的，比李長春，劉雲山之流強太多了。很多人認為唱紅歌是搞文革的那一套，但實際上你如果真的想搞文革的那一套，還會有那麽多人跟著你嗎，無論是誰，想回到文革時代，搞文革的那一套，已經不可能了，因為中國不再是那個時代，民智已開，中國老百姓不會再那麽二了。 唱紅歌作為一種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化現象或是娛樂形式，實在要比以以李長春劉雲山倡導的，湖南衛視為首的電視和幾乎所有的媒體參與實踐的，以不斷挑戰中華民族道德底線和智商的一些娛樂，相親節目，無厘頭古裝劇，韓劇，有意義的多。從李長春，劉雲山掌控中國的文化和宣傳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實際上倡導的是一種娛樂至死和醉生夢死文化，封殺和嚴肅文化知識界和老百姓思考國家政治體製和前途，中國日益嚴峻的國際生存環境，老百姓日益惡化的生活環境等現實而重大的問題。現在有關國家政治的所有問題幾乎都是禁區，用掩耳偷鈴和鴕鳥的宣傳策略來糊弄老百姓，當局實際上也是一種無奈。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是我們這一代人為64付出的巨大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因為共產黨通過64，他已經不再那麽自信了。從這一點出發去思考，很多問題就不難找到答案。打死我也不相信李長春，劉雲山會喜歡現在的宣傳模式和結果，但在共產黨恢複自信之前，你想會有什麽其他方法和結果嗎？這裏好像又扯離題了。 唱紅歌讓老百姓回憶共產黨曾經有過的輝煌和自信有什麽不好？至於把唱紅歌與文革相聯係根本就是偷梁換柱，胡扯。 說到打黑，我看這也不是什麽薄熙來的獨門絕活。他隻不過是模仿當年的香港廉政風暴，對市民憎恨的政府職員腐敗，並與黑道勾結，欺壓良善的社會現象做出一個姿勢。當年香港廉政風暴之所以見效快，並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讚許，關鍵在於廉政公署的職員具有絕對權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受一般法律及政府法規拘束，直接向特首負責。不過薄熙來不敢那麽搞，起碼胡錦濤或政治局，就不會給他那個權力。薄熙來想要在政治上更進一步，說白了想要進常，在密室政治，欽點不靠譜的情況下，隻能靠搏一下進軍常委，拚政績。而這一過程和結果正是政治家展現了抱負和才華，官場得到了整治，老百姓得到了實惠和好處，共產黨在重慶的信心和名聲得到了提升，這樣的結果實在是太靠譜，值得嚴重歡迎。 既然如此，可以這麽說，重慶模式能為很多中國人接受，並值得首肯的，關鍵是在於它注重民生建設。 近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了汪洋處理烏坎事件，讚揚了汪洋一改中共鐵碗手段，而采取了柔性政策。與之可比較的是，前些日子《華盛頓郵報》，報道薄熙來的兒子開法拉利，在美國駐京使館約會彭德培的女兒一事。由此可見，西方人更看好汪洋。 可惜西方人不懂東方事。汪洋再有能力、再民主、再有希望，未必在中國就一定能被接受。而實際已經證明，汪洋不得不轉向了。前兩天在廣州召開的十一中全會上，汪洋提出：不打經濟仗了，誰願超過廣州誰超過。廣東將把重點放在幸福廣州上。怎麽個幸福廣州？顯然易見，就是不再以講效率為主，而是以講“公平” 為主。再進一步解釋：資本主義講效率，社會主義講公平。 汪洋把目光射向社會主義了。 現在很多人挺汪反薄，或是挺薄反汪，其實屬於一種政治上的先入為主，前提是將薄汪置於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理念上。我看不然。他們倆在意識形態、政治理念上，並無太大差別。而且意識形態、政治理念，與他們作為政客的虛榮心、野心比，都是次要的。因為他們畢竟不是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和政治強人，專橫地引導人民按他的思想行事。薄汪更多的是希望被人民接受、被人民認可，並由此在政治上更上一個台階。因此在這個指導方針下，薄汪會適合時宜地改變自己，甚至轉向自己過去相反的方向。而實際上正是如此，薄汪都已經，或正在改變著自己。 我應該算是半個費邊主義者。所謂費邊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隻不過選擇資本主義改良道路。這就是首先搞資本積累，借助市場經濟搞經濟建設。當社會整體經濟水平提高後，再去搞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福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我認為汪洋在這方麵同我一樣，也是半個費邊主義者。但是，這條路行不通。因為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帶來貧富差距（我們中國人，對於貧富差距的承受力，似乎小於對於貧困的承受力，這點我曾數次使用帕累托最優去比較中國現狀），這個矛盾就連美國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發達國家，也沒完全解決。西北歐在這方麵一直做著努力。但西北歐麵臨的問題，根源就在於此。 所以，政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一個個無奈中棄大擇小。 薄熙來和汪洋兩個不同風格人，已經讓人看到了未來中國巡撫和總督級官員晉升到軍機處的會有新氣象，在朝廷的平台上展現才華和抱負，令人期待。 薄熙來從大連的一個科級幹部一路幹到今天的位置，他從政當官的經曆和政績，已經證明了他是一個人在哪，哪裏出彩的人。你把如今在台上的封疆大吏挨個劃拉，隻有汪洋能跟他有一拚。剩下的才不多跟你我之輩也沒有多大的差別，多是些等著被上麵欽點或是在傳花擊鼓的遊戲中盯著花碰運氣的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那十來位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中，薄熙來最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如果薄熙來能得到習近平認可，則中國邁上通往民主和法治社會主義的道路，就增大了可能性。 所謂10年胡溫新政已經告示，那隻是一個接一個大餅，拿中國老百姓開涮而已。我以前也曾經說過胡溫最後一個大餅就是“文化體製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我打賭，所謂文化體製改革，啥事都沒有，該幹嘛還幹嘛去。 我們有理由期待習近平，李克強，薄熙來，汪洋上台。為中國帶來精彩，因為這些人都曾經精彩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