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平
烏坎農民革命給中共一個警示：中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變革，崩潰將不可避免。請記住，中國未來十數年，無論是政治改革或是革命，均是由這一事件開啟的。曆史將證明，烏坎抗爭遠比小崗承包更有意義，它是中國新政治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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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簽下了土地承包的生死書，由此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序幕。30多年，中國體製內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廣東烏坎事件將政治革命推到了曆史前台。請記住，中國未來十數年，無論是政治改革或是革命，均是由這一事件開啟的。曆史將證明，烏坎抗爭遠比小崗承包更有意義，它是中國新政治革命的開始。
烏坎事件是一場現代版的中國農民起義，或稱農民革命。烏坎事件集中於三個問題：土地、財務、政權。前者是根源，後者是根本。烏坎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確：收回失去的土地；趕走黨官；收回村政權，農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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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而中國當代的土地問題根於土改。1946年中共開始搞土改，一石多鳥。其一，打倒鄉紳，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其二，剝奪富戶土地分給窮戶，換取兵源和物資，進行內戰；其三，建立農村基層政權，黨即控製了農民、土地及農業物資，特別是糧食；四，控製住土地、農民即奠定了極權製度的基礎。
土改分兩部分，先是剝奪地富土地分給貧困農民；而完成內戰、建立農村基層政權後，便實行合作化，將農民手中的土地強製收歸國家，這是一件事。合作化後，土地名義是集體所有，實際是國家所有。毛的“公社”是控製農民的集中營，是中共極權製度的基礎。
中國傳統農村一向是宗族自治，此是中國數千年文明的基礎。土改，消滅了鄉紳，中共才得以在農村建立黨的基層政權；由此，中國鄉村自治消滅，轉而為黨對農民的統治。傳統的鄉村自治，宗族長老——德高望重的鄉紳對鄉親父老負責；而村“黨支部”受黨任命，因而也隻對黨負責，其是黨控製農民的政權機構。
黨在農村的基層政權配有武裝——民兵，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力，包括土地、生產、分配、財務、生活、言論，乃至農民人身。國共內戰期間，中共依靠“黨支部”從農村無償地榨取戰爭物資和兵源，這是中共勝利之保障；“新中國”，中共又靠此無償地從農村榨取工業化物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工業化是迅速的，但是這是犧牲數億農民，對他們進行無情掠奪和壓榨為代價的。可以說，合作化之後，中國農民已淪為國家之農奴，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全部土地、財產、權利，而且通過戶籍製度將農民固定在村社，不允許其遷徙，哪怕是逃荒。“公社”化即農民的農奴化，其直接後果就是五十年代末的大饑荒，致使數千萬農民餓死。至七十年代末，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仍填不飽肚子。小崗村農民簽生死書，實際所求不過是要掙脫農奴化，能為自家勞動。
所謂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也就是歸還了農民為自家勞動的權利，加之自由市場，二者構成了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相對毛時代，這是農民受益時期，大部分農民由於能為自家勞動，而解決了溫飽。剛剛改革，農村土地僅限於耕種，而耕種全靠勞動，收益不大，因此土地的利害關係尚未凸顯，農民能夠承包也就算好。八十年代是農民的“好時代”；也因此，“八九”運動，中國農民沒有介入。
但是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擴張，土地成為最大最有潛值的資本，因為所有的發展都需要空間——土地。由此圈占土地、倒賣土地，乃是90年代後中國式權貴經濟最肥之肉，無本萬利；由此，本指望勤勞致富的農民，被再次“土改”。合作化後，土地雖被國家占有，但還是給農民留下了一個“集體所有”的名分，農民還可以依土地耕作、生活。而土地一旦被征被賣，農民世代將被趕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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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誰的？按憲法，中國農村的土地是農民的，雖然是集體所有，但也還歸屬農民。關鍵所在，農民集體如何體現，由誰代表？所有權如何實行？按照憲法，村社重大事宜由全體村民大會表決決定；休會期間，村民選舉的村委會行使村民集體的權力。但是，這僅是條文，作為一個極權國家，黨實際控製著由鄉村到中央的各級政權；村黨支部即是黨控製農村的權力機構，各村官表麵上來自選舉，但實際由黨任命。這就是中共當局竭力扼止民間獨立參選基層選舉的原因，也是烏坎事件的關結。
毛後，共產意識破產，中共政權由黨化、國家化轉為部分私人化，也就是各級官員利用權力搞腐敗，並不可抑製。首先高層權力本身如此；再，共產意識破產後，黨要依靠各級官員維護政權，隻能放任官員腐敗。黨依靠官員集體腐敗“團結一致”，“穩定”國家。黨、國家、官員腐敗性私利，三位一體，專權壟斷，這是中國後極權政治的特點。
烏坎村共9000畝土地，村官賣了6700多畝土地，村民大多不知內情。有報道說，最近烏坎賣的404畝土地，地款高達10億元，其中70%落入當地幹部腰 包（自由亞洲.晴朗評論）。消息不一定準確，但政府強征土地，官商勾結從中獲利，農民受損，則是中國的普遍現象。北京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說：“據我們的一項研究，地方政府對被征地農民的補償，一般隻占土地市場價格的2%-10%。”《財經雜誌》統計，71.8%的地方各級財政的收入主要是土地轉讓金。最近，溫家寶提到“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
中國農民的土地主要遭到這幾個方麵的掠奪：1、國家強征，比如五十年代修建三門峽水電站，強征農田90多萬畝，遷徙農民40多萬人。八十年代後，各地工業開發，也都是圈占農民土地，有經濟學家說“工業用地如同白給”。2、地方政府征地轉賣，用於地方財政，如果沒有轉賣土地款許多地方財政破產。3、官商勾結，廉價占有農民土地。4、各級官吏，包括村官，在以上圈地中貪贓。5、官吏利用權力私占土地。
在中國，掠奪農民的土地是製度性的，無論國家還是官商，都是通過各級“政權”圈占農民的土地。作為極權政體，黨政權一體化，壟斷土地、資源和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其後麵是暴力強製，土地說收就收，說賣就賣，敢反抗就鎮壓。特別是權貴經濟，官吏從中有了個人私利，更是肆無忌憚，想方設法圈賣農民的土地。我們一定要看清，中國的土地問題，經濟政策、官員腐敗都不是根本，六十多年來，農民的土地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掠奪，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極權政權，無論是憲法、法律（他們自己的），還是公理、輿論，對他們都沒有製約。曆史上，無論是封建製度、資本主義、哪怕是帝國主義都未如此掠奪農民的土地。日本占領東三省，曾移入百萬日本開拓團，但是他們占用土地，也還是要花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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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案，賣地貪贓的是村官，至於幕後鎮、縣、市上級官吏與此案的關係，至今尚不得知。事發在9月，村民上告、上訪、遊行，鎮、縣、市數級政府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站在奪地者的一方，竭力打壓農民，包括派武警鎮壓、逮捕村民代表、取締民選“村民臨時理事會”、封村斷糧斷交通等等。可以說，對全國各地農民護地維權，當局采取的均是這同一模式。
當然，烏坎事件，在12月下旬廣東省委介入後，問題暫時得到解決。但是在此之前，廣東省委對之不知道嗎？汕尾、陸豐市政府派武警鎮壓是擅權專行嗎？按照中共內部規則，調集這麽多的武警，起碼要得到省委批準，並通報中央。再，如果事情沒鬧這麽大，如果不是國際媒體如此關注，如果不是有中東茉莉花革命，如果烏坎村民不是這麽團結、沒有誓死之決心，那麽廣東省委會讓步妥協嗎？國內每年10多萬起群體抗爭事件，有幾起有好結果呢？
誰都知道，政府、官吏、企業、開發商都在搶占農民的土地，奪農民之利。溫家寶說“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這就是承認，在中國幾十年的經濟騰飛中，農民是不幸的被掠奪者。但是，為什麽各級政府、官員都站在一邊，“齊心協力”地搶農民的土地呢？ 而農民上告上訪則無門，抵製反抗則被鎮壓。不是因為別的，乃是因為掠奪農民土地的就是這個政權本身。八十年代後，中國有了很大變化，由極權進入後極權，寬鬆了許多，但是極權體製未變，因而農民也就無法阻止權力對於土地的掠奪。
“八九”運動還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學生的運動，是意識形態的。但是烏坎事件純粹是農民事件，並且是全村男女老少齊上陣，他們本不在意“思想”、“主義”，也一向不問政治，他們“鬧事”完全出於實際的生存問題：土地被村官私賣了。在正常社會，這是經濟案，通過司法即可解決；但是在極權製度中，法律虛設，他們上告無門，上訪不理，請願則被鎮壓，最終隻能被迫“造反”。烏坎農民的邏輯很簡單，黨指派的村官由村民供養，卻又不為村民辦事，反而與外商合夥掠奪集體的土地和財產，那麽隻能將其趕走（村官被嚇跑），選舉出村民自己的“理事會”。實際，這就是烏坎農民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政權革命：趕走黨政權，建立村民民選自治政權。自治、民選是中國農村的方向。
中共總是以生存權否定人的政治權利。但是極權統治乃是直接的暴力統治，人被徹底剝奪了政治權利，沒有司法保護，而極權本身卻沒有任何製約，正是由此，人可以被任意掠奪、侵犯、奴役、侮辱、監禁，乃至殺戮。比如，大饑荒期間，農民即使被餓死，也不允許他們逃荒；“六四”，學生僅僅因為遊行、反腐敗，就招致殺戮；當今，在中國農村，政府仍然強製婦女節育；搶占土地、強拆民房，乃是普遍之事。烏坎農民為什麽要趕走黨官，選舉自己的“理事會”？就是因為，趕走黨官，建立自己的政權，才能保護他們剩餘的土地。
事實上，當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烏坎農民“推翻”村“黨領導”，選舉自己的“理事會”，對之進行了嚴厲鎮壓：誣陷境外勢力滲透、宣布“理事會”非法，予以取締、逮捕理事會成員、派武警進駐村。隻是由於村民團結一致，誓死相抗；也是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再是，當局擔心事態擴大，鬧成全國性“茉莉花革命”；廣東省委這才讓步，被迫接受農民的要求，包括承認村民選“理事會”。
烏坎事件暫時妥善告一段落，但是之後如何，尚未可知。但是事後，在當局的種種報道和解釋中，都竭力回避趕走黨官，民選“理事會”，實行村自治一事；而將之說為下級政府官僚作風，不體恤民情；實際這是掩飾中國社會的結症。有理由預想，當局很有可能在以後，繞著圈地將這個民選“理事會”消滅掉，並將“黨”再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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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述說，烏坎事件是農民的暴力革命。此說不當。烏坎事件是農民的政治革命、也可以說是政治起義，但它是非暴力的。非暴力革命是群眾的街頭運動，其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罷市、靜坐、絕食，也包括占領公共場所、阻止交通、衝擊政府機構、設置路障、圍堵官員住所等等。在群眾非暴力運動中，不可能沒有些許過激行為，如遭遇武警鎮壓時，拋擲石塊，與武警肢體衝突，搗毀警車、砸毀公物等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黑人運動都曾發生暴力事件，有的甚至是嚴重的；就是很和平的中國的八九天安門運動中也有暴力行為。我們需要看大局、看整個過程，看運動的模式和領導者的意圖。烏坎農民整個抗爭過程總體上是理智的、非暴力的，沒有過分的暴力，如他們到市政府遊行、靜坐很是和平、秩序。他們有衝擊村政府、砸毀警車、扔石塊、設置路障、與武警肢體衝突，但有限，他們沒有虐待、殺戮，沒有抄官員的家，流他們的血，更沒有使用武器。烏坎抗爭的模式是非暴力的，遊行、示威 、靜坐、占領公共場所是主要手段，領導者強調理性、秩序、不粗野（見林祖鑾視屏講話）。所謂非暴力抗爭是相對傳統的農民暴力起義和武裝革命而言的，後二者以搶劫殺戮為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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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事件給中共一個警示：中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變革，崩潰將不可避免。
烏坎地處沿海，靠近香港，屬開放而發達的地域，那裏的農民和其領袖，見多識廣，依中國之大，各地很是不平衡，底層革命一旦在全國爆發，各地的民眾，不可能都像烏坎農民一樣理智、有組織，而很可能有大規模的盲目暴力。要知道，中國民間具有深厚的暴力傳統，而且數十年來，又積蓄了足夠的憤怒和仇恨。
民眾並不是一定要“鬧事”“造反”，而是被逼到了那個程度。烏坎事件顯示，底層民與官已經到了敵對的地步，應該感謝烏坎農民的理智和進步。山西晉中胡文海案和烏坎是一樣的問題，胡和兩夥伴殺村官及家屬14人。他臨行前說：“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隻有以暴製暴了，我隻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看看網民對胡文海如潮的讚譽，他是中國民眾的英雄。楊佳是“原始正義”，但是在沒有正義，罪惡橫行的時候，原始正義也還是正義。
極權體製之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黨”能管住它的官吏；極權而又管不住其官吏，任其無節製地貪腐，該體製必將崩潰。極權體製的危險，就是它極度占有國家和社會，不給其留有自身的空間和退路，因此其中心權力一旦崩潰，整個國家和社會即崩潰，其乃全民之大災難。
從當局而言，改革中國的極權體製就是救中國——起碼是由極權轉為開明的威權。烏坎事件給中共帶來一個契機，就是開啟農村基層自治和選舉，哪怕是分地域逐步進行。烏坎事件之能平息，就是當局承認村民自治與選舉。既然製止不了村官腐敗，村官也管不好鄉村，反而為“黨”招恨招怨，何不讓農民選村官自治？數千年來，中國農村一向是自治的，到1949年才改為黨專權統治。當然，有了鄉村改革，人們就會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但這正是推動國家的進步。當然，黨必須要有準備，放棄紅色江山世代相傳。如果，他們抱定這一條，那麽除了“迎接”崩潰，也就再無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