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脆弱性和雙方的戰略訴求
《聯合早報》 (2011-12-30) 張雲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12月25日至26日訪問了中國，這是2009年日本民主黨執政後首位正式訪華的日本首相。雖然訪問日程很短，但中國三位最高領導人都同野田進行了會見，訪問前日本海上自衛隊驅逐艦“霧雨號”對青島進行了為期5天的訪問，這是日本艦艇時隔3年半到訪中國，訪問期間雙方之間也互相釋放善意，營造出中日友好的氣氛。日本方麵認為此次訪問成果豐碩，中國則將其看成是新年大禮（例如日本購買中國國債）。誠然，上述良性互動應當肯定，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中日關係本質上的脆弱性沒有改變，如果雙方不能很好地嗬護中日關係隨時可能會出現問題和倒退。
中日之間的互信關係遠未建立
中日關係的症結在於雙方缺乏互信，而這又反過來導致雙方傾向於過度解讀對方的意圖，進一步加深互相不信任感，這是中日之間的“信任困境”。
在政府層麵，雙方都認識到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互信的緊迫性，問題在於具體操作上中日對於對方意圖的解讀往往過度。以野田訪華的日程為例，溫家寶總理去年5月正式訪問日本，按照外交慣例今年應當是日本首相回訪。但是擔任首相以後野田首先選擇出訪的國家是韓國，中方懷疑日本新內閣對華關係的優先程度。另外，野田首相原定於12月12日至13日訪華應中方要求推遲，日本媒體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為了避免南京大屠殺事件紀念日。但是事實是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延期導致日程重疊所致。
在民眾層麵，雙方都認識到民間交流的重要性，但是今年公布的《中國日報》與日本言論NPO聯合民調顯示，中國對日好感度為28.6%，即70%以上的中國人對日本印象不好。日本公眾對華好感度僅20.8%，即近80%的日本人對中國印象不好，這可能在世界兩個鄰國關係上也是罕見的，兩國民間關係的脆弱性可見一斑。
在安全方麵，雙方的猜忌同樣明顯。日本方麵將中國的軍費增加，海軍演習，漁船活動等都放在中國軍事擴張的框架下解讀，無論是去年的《防衛大綱》和今年的《防衛白皮書》都體現了防範中國的一麵。而中國方麵則傾向於將日本的安全政策同美國遏製中國的政策相結合，認為日本在安全上采取聯美製華的策略。
以上的互不信任的根源是複雜的，由戰爭記憶、冷戰曆史、日美同盟、地緣戰略、經濟利益和感情因素等各種原因造成，但是要理清中日關係的主綱還是要搞清楚雙方的戰略訴求。
日本對華外交的戰略考慮
有人認為戰後的日本就是美國的“屬國”，不存在外交。筆者不敢苟同，作為日美同盟中較弱的一方誠然在外交上受到美國的很大製約是可以想象的，但是這不能夠抹殺日本試圖在一定程度內追求自主的一麵。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過去十年時間裏中國的對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明顯，日本外交渴望跳出傳統的日美框架的訴求在增加。
首先，必須看到穩定的中日關係符合日本的戰略利益，這是日本對華外交戰略的基本認識。進入21世紀後，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這種趨勢將在日本老齡少子化程度日益嚴重以及中國內需增加的發展中日益明顯，借中國之力來保持日本經濟的活力的基本框架已經成為定局。沒有穩定的中日關係將會影響到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2004年至2005年小泉時期的“政經分離”的做法將讓日本付出重大代價。如何與中國建立穩定，良性的關係是每一任首相都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已經不是一個喜不喜歡，願不願意的問題。因此，中國方麵應避免把日本的政策過度解讀為具有敵意。
第二，必須看到日本對於日美同盟關係和平衡國內親美政治勢力的需求仍然存在，日本的某些表態和政策有迎合美國需要的一麵。野田佳彥擔任日本首相以來，在對美外交上開始積極造勢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工作，9月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期間野田會見奧巴馬總統時候表示將在普天間美軍基地飛機場遷移以及放寬美國進口牛肉限製問題上有進展。航空自衛隊主力戰鬥機最終選購了美國開發製造的F35。野田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候直言不諱地說，在東海和南中國海中國不斷強大的軍事力量給日本安全環境帶來了不確定性。日本將在各種會議上呼籲中國遵守規則，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環境讓中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出積極貢獻。以上動作體現了野田內閣希望借此鞏固日美同盟的意圖，也為前兩任首相因為“忽視”對美外交而引起國內反彈的一種回應。因此，中國方麵需要對日本的聯美製華有警惕，但也不能忽視日本為維護同盟關係付出成本的一麵。
第三，日本加強與東盟國家、印度的關係反映了其對於國際地位下降的焦慮感和渴望發揮一定國際作用的內在訴求。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日本曾經是東亞合作的積極倡議者，但是過去五六年時間裏日本更多地開始擔心東亞合作的主導權將會被日益崛起的中國所掌控，因而傾向於讓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加入框架以中和中國的存在感。現在，東亞共同體的提法已經基本上從日本外交的辭典中淡出。從去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等國與中國關係出現摩擦，日本看到了可以通過加強與這些國家關係來提高在本地區地位的機會。9月27日，野田同來訪的菲律賓阿基諾三世總統會談，就強化在海洋問題上的合作發表了共同聲明。10月24日，野田還破格親自在首相官邸會見了越南國防部長。11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亞峇厘島召開的日本與東盟首腦會議上，野田首相還提出《海洋東盟經濟回廊構想》並建議建立討論海洋安全保障的多邊國際會議。中國方麵要警惕日本拉攏東盟印度的牽製中國一麵，但是也要看到日本希望提高自身國際地位的一麵。
中國對日外交的戰略考慮
如果說，改革開放後中國對日外交的戰略需求主要是日本的資金和技術，那麽過去十年中國對日外交的戰略考慮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中國的對日外交已經被放在中國整體的全球外交框架下考量，日本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已經相對下降。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急需資金技術，作為近鄰的日本比美歐的對華政策更為積極，日本在中國外交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但是進入新世紀後的10年，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的利益已經全球化，中國外交的領域和關注點也日益擴張，中東、中亞、非洲的問題都不能缺少中國。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於日本的依賴程度相對降低，中國對日外交的關注程度也相應下降。因此，日本方麵應當要適應相對“受冷落”的現實，不是中國不再重視日本，而是中國忙不過來。
第二，中國能否包容日本是中國和平發展外交的試金石，對日外交仍然具有特殊地位。日本雖然沒有以前那麽重要了，但日本的存在不可以忽視。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特別關注中國對日外交的態度來判斷中國對他們外交的傾向，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包容性發展”，“和諧世界”等理念的感召力就會下降。中國沒有將對日外交看成是簡單的雙邊關係，這也是為什麽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及中日關係的地區意義和世界意義的原因。處理不好中日關係，中國外交就很難在全球層麵提高軟實力。因此，日本方麵要看到和珍視中國對於改善雙邊關係的戰略需要和善意的釋放。
第三，穩定和改善中日關係也是中國緩解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改善戰略環境的需要。隨著美國提出“重返亞洲”的口號，中國在戰略上的擔心莫過於美國在本地區的安全同盟網絡的矛頭會指向中國，而日本則是這個網絡的基石。由於日本與美國在對中國的戰略考量中的利益訴求並不完全一致，中國有可能積極引導日本外交中對華主動的一麵。日本方麵在看到中美日三邊關係中日本的優勢，但也不能過度地估計和濫用這種優勢，利用日美同盟來同中國進行討價還價將是危險的。
穩定和良性的中日關係的確是雙方的戰略訴求，但是戰略訴求並不一定導致關係友好，這個轉化需要雙方長期的經營。中日關係的脆弱性是曆史形成的，不可能通過一兩次首腦訪問來解決，而21世紀的國家關係也不再是政治家、外交官的專屬範圍，中日關係的未來關鍵還是要夯實和擴大雙方民眾之間的交流的社會基礎。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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