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那天我結婚（上）

毛死那天我結婚（上）

金正日死了，朝鮮民眾如喪考妣號淘大哭的畫麵使大家想起毛主席逝世時的中國。也許那時確實有人階級感情很深，可我較知心的朋友都感覺如釋重負，隻表麵裝嚴肅罷了。家鄉的一個農民因說“好啊，喝兩杯去！”被判了7年徒刑。幾位守靈的幹部困了打撲克熬過夜被開除黨籍。誰願往槍口上碰？
我恰恰在1976年9月9日那天結婚，信不信由你。
說來話就長了。70年代初我在雲南省某少數民族自治州醫院當外科醫生，正和醫院的一個護士談戀愛。1975年8月，接到要去上海市第6人民醫院進修一年的通知。不巧女朋友正回農村老家探親去了，我便先去她家求婚。得到滿意的答複後，第二天我從她家直接離開雲南。仍按我愛遊山玩水的劣根性，先上西嶽華山。山上沒幾個遊人。認識了兩個大慶油田的小夥子，一個叫王力，一個叫邊沿。和他們一起爬了“鷂子翻身”和“長空棧”。那時年輕又未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爬了也就爬了不當回事。邊沿後來還來上海短期學習，我倆星期天到處瞎逛。
下山後繼續東行，在鄭州見到街上很多流民，還有牆上貼著募集舊衣服支援災區的通告，這才知道駐馬店那裏水庫崩塌，死了很多人，京廣線也斷了。再往前走到南京，在那兒轉蕪湖去黃山。那是我第二次上黃山，在山上結識一位上海市隧道公司的朱技術員。他有一架海鷗牌相機，這架相機一年後我結婚時派了大用場。
8月底，到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6醫院報到，住在醫院門口不遠的進修醫生宿舍（參見我的博客文章《也算搞笑的名字》）。沒多久，同科來自內蒙古軍區的楊大個告訴我，他們在外科大樓頂天台上有個小天地：電梯房。兩房，一大一小，沒人管。隻有4個進修醫生住著，我便搬了上去。這可是個好地方：天台有半個足球場大，能望到江南造船廠那邊。樓高風大，好放風箏（上海人叫“鷂子”）。陳中偉手下的大將王琰從手術室偷了些4號絲線給我。每天晚飯後就是我們放鷂子的快樂時光，聊天活動也多在這時進行。
進修醫生更換頻繁，那一年同住的還有：沈陽軍區的老楊，南京軍區的歐陽，福州軍區的小鄭，福州的老蔡等。他們都比我大，社會經驗也豐富得多，內幕消息聽得我這個來自夾皮溝的土包子心驚肉跳。楊大個先說批林批孔“其實就是要整那個周”，歐陽說“現在反軍派得勢”，小鄭說“那戴眼鏡的肯定抽鴉片”。我不懂這些，能說的都是雲南少數民族風俗之類。幾位老大哥常因此拿我開涮“女朋友現在怕是在跟少數民族小夥子睡覺”一類的玩笑。物價上漲和副食品供應短缺也常是話題。說來說去難免總是歸結到“文革搞糟了”，“主席不知是怎麽想的”怨言上。
批鄧開始後，這幾位仁兄私下更“猖狂攻擊”了。周死後，記不起誰說過“假如主席提議張當總理，朱德會不會反對”這樣的話來。有天晚上，楊大個去開黨支部會回來，透露“兩邊都沒上，挑了華”，又評論道“主席善搞平衡”。
然後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鄧正式下台。我表哥來上海短期學習，和我聊，也說“老頭子真是糊塗了”。那年五一節晚上人民廣場放焰火，我隨醫院救護車去主席台擔任救護工作，隻見整個廣場上“上海民兵”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沒幾個遊客。過一會民兵拉來個據說是“小流氓”的年輕人，拿棍子打，再送保衛處去了。一點節日的氣氛都沒有。
接下來批鄧便進入高潮。電影《春苗》放映了（我覺得挺好看的）。醫院也抓階級鬥爭。一個姓俞的老醫生因嫖娼被批鬥。還有一個叫馬小非的病人，原是上鋼五廠的工人，冒充外交部副部長馬文波的兒子，李富春的女婿，上鋼五廠黨委委員，住院整一年，招搖撞騙。連骨科的清潔員因女兒當知青去新疆多年，都向他送禮，希望他幫忙調回來。最後是陳中偉在市裏的一次會議上碰到上鋼五廠的領導，才戳穿這樁騙局。有一次還聽科裏的黨員金醫生說鄧的後台可能是周。
也有好消息：女朋友本來被編入“學大寨工作隊”下鄉一年的，這時雲南搞批鄧，所有工作隊全撤回來了。我的學習也快到期了，便商量讓她到上海來旅行結婚。首先是向單位寫申請，批準後到市民政部門辦結婚證書。那位女辦事員原來認識我的，在我沒在場的情況下也蓋章了，隻叮囑我未婚妻，要我回去後親自去補簽字。最大的問題是未婚妻從沒出過門，當時到處亂哄哄的，要來上海有些害怕。這最後也解決了：醫院同位素室的上海知青小薑要回上海探親，兩個女孩子正好結伴同行。
8月底，我向市六醫院辦了結束手續，隻沒退房。未婚妻要9月9日晨才能到達上海，那幾天正是遊玩的大好時機，我去了舟山和普陀山。當時政治笑話說，浙江省有六個主義：杭州無政府主義，金華帝國主義（武鬥），紹興封建主義（迷信活動），溫州資本主義（投機倒把），舟山群島關門主義，杭湧鐵路共產主義（坐車不用買票），就是獨缺社會主義。果然沈家門魚貨之豐富使我印象深刻；但普陀山很令人失望：普濟寺被軍隊征用不開放，隻在百步沙遊了幾天海水浴，又揀了些貝殼。9月8日晚回到醫院又遭幾位老大哥揶揄：“未婚妻一定不幹啦----怎麽嫁個非洲黑人哪？”我們那間小房，他們已騰了出來，用紅紙剪了一個大大的雙喜貼在門上，兄弟般的情誼讓我非常感動。那時上海的住房特緊張，我去過著名的外科醫生朱錫琪家，他曾任上海市革委會宣傳組組長，愛人在《智取威虎山》劇組當醫生，還有個12歲的兒子，一家三口也隻住一間房，兒子睡沙發。科裏有個護士，結婚十年了還沒有房，起初每逢周末還去旅館租房，後來也沒那興致了。大多數職工上班，要花一兩個小時倒幾路沙丁魚公共汽車。現在我特能理解為什麽上海的房價會漲到那麽高。當時我倆算是福星高照了。
9月9日一早到上海北站接車。到了那才知道火車誤點11小時，要黃昏才到（後來她們到後說列車在貴陽站停了十來個小時動也不動）。隻好又回醫院，午飯後上圖書館，聽到有人說下午中央台有重要廣播，我也沒在意。回宿舍見歐陽在抽煙，嘮叨沒幾句，高音喇叭就響了,是哀樂。那年哀樂特多,康生，周，朱德。這又是誰啦？歐陽真敏感，皺了一下眉頭，將右手食指向天上指。我立刻明白：皇上駕崩了！廣播還在進行時，天台上來兩個帶著“上海民兵”徽章的年輕人，恭敬地捧著一麵國旗，走到旗杆下，把它升到一半高。聽完《告全國人民書》，歐陽又給我上開了形勢分析課：老人家撒手西歸了，全國前途未卜，我們隻能自求多福了。我對這些根本沒放心上：未婚妻就要來到了，高興還來不及,管他娘的什麽誰駕崩不駕崩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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