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482757.html
烏坎事件背後的中國與世界
宋魯鄭 2011-12-23
文章開始前，先做一個競猜，以下的事情究竟是發生在哪一個國家：有一位來自社會底層的公民，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被警察開槍打死。不料警察反汙蔑此人襲警，被擊斃是罪有應得。如此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自然引發長期受到不公正、歧視性對待的民眾的憤怒和抗議，進而釀成騷亂。騷亂發生後，國家領導人和媒體（可能是國家豢養）眾口一詞，指責抗議者是暴徒，暴民，隨後出動大量警察抓捕共計四千餘人。司法機關也連夜從重從快審理。手機和網絡公司也紛紛配合政府，主動破解、提供參與者的信息，供政府抓捕。其中一位青年人僅僅由於在網絡上號召參與，就被判刑四年！不僅如此，政府還聲明，必要時將出動裝甲車和軍隊。
看到這裏，西方對中國有偏見、國內理念至上的自由派或許已經給出答案：這不就是中國嗎？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事隻能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專製、侵犯人權、沒有法治、沒有言論自由和上網自由的國度。
不過且慢，事件還沒有講完：騷亂平息後，沒有任何人為釀成此大規模騷亂負責。而且西方國家也紛紛站在這個國家的立場上，在對付民眾抗議頗有一手的美國甚至應邀派警界專家傳授經驗。看到這裏，或許又感到這不像是在中國。因為如果中國出現類似事件，一定會追究責任的。因為中國有問責製。而且，西方也一定會口誅筆伐，誇張其詞（最新名言：境外的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
說到這裏，大家應該都明白了，這個國家就是英國。而且直到今天，盡管騷亂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了，聖誕節也快要到了，英國的警察仍然堅持不懈的進行“秋後算賬”，在剛進行的大搜捕中，又有六十二人“落網”。有了英國這個例子做對照，就容易理解發生在中國的烏坎事件了。
首先，外界對烏坎事件有許多批評，認為報道不透明，也不及時。當然一個村發生的事件新聞性自然比不過英國首都倫敦發生的騷亂。沒有過多的報道也是正常的。要知道，2011年發生的大事情實在太多。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不管好壞，都比不了歐洲的債務危機、中東的血腥革命以及遍及全美持續至今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1年就要結束了，我特意關注了CNN和法國媒體做的年終評選，發現一個共性，在中國幾乎天怒人怨的首起動車事故----這樣的大事----都無法入選。其實說來也簡單，火車事故實在太缺乏新聞性，中國出動車事故的七月，印度發生四起。而在此前後，美國發生三起。當然，正是舉國上下對事故的不寬容，才是中國為什麽事故少、安全性高的原因。假設美國和印度發生第一起的時候就如同中國一樣驚天動地，怎麽還會發生第二起，第三起乃至N起呢？要知道，中國一年火車要運送二十一億人次，超過德國二十年的總和，但事故絕對數卻相當。事故發生後，有不少聲音指責中國的管理體製不好，看來是有違或者無視事實。
不過，從海外看烏坎事件，恐怕還要加上一個原因：假設中國的媒體如同英國的媒體，中國的國際環境如同英國的國際環境，烏坎事件多透明也沒有什麽。
其次，烏坎事件是由於征地引發的。具體的詳情雖然現在還不可知，但相信是有貪汙和侵犯村民利益的行為。但令人不解的是，做出這一切的是村支書和村主任。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村級選舉已經搞了二十年，村主任都是民選產生的。何以民選產生的村級領導，竟然如此腐化，大肆侵吞、侵害民眾利益？
中國實行村級選舉，應該有如下幾個原因。一是村是一個較小的社會單元，人人都了解，選舉的成本低。而且即使出現問題，影響的麵極小。二是改革開放後，公社製度取消，建國後對農村直接管理的方式被放棄。於是決定實行農村自治。三是以此對鄉一級政權實行某種程度的製約。四是也是對西方指責的一種回應。算的上是村這一級的還權與民。然而，村級選舉搞了二十多年，其成效卻遠無法和當年的包產到戶改革相比。說是失敗也不為過。選舉的初衷是為了選賢與能，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大規模的賄選，家族勢力和黑社會勢力崛起。與有資源的村選舉出現的惡性賄選相比，沒有資源的村則出現了無人競選的現象。
村級選舉令人失望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基層仍然是宗法社會，人情與家族是社會運行的基礎。選舉到了，候選人如果不賄選，就會被認為不給村民麵子。家族卷入選舉更未選就決定了結果。在這種背景下當選的村官，要麽以家族利益為重，忽視或者犧牲小姓村民的利益，要麽為了撈回選舉付出的成本而更加瘋狂的腐敗，如果是黑社會當選，則更加沒有底線。烏坎事件中，民選出來的村官變身為貪官，就是這個道理。這也是理解烏坎事件的中國背景。
我一向反對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民主，除了民主化過程會不可避免的產生社會動蕩、多民族國家的分裂、漸進式民主模式行不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一直沒有談及。哪就是中國做為一個人情社會，各階層早就織成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的關係網。中國現行體製，尚能對此進行製約，照顧全民利益。而一旦實行民主化，這些利益集團通過民主的形式合法地掌握全部資源，弱勢群體將再無出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轉型就是如此。老百姓承擔了轉型的代價，利益集團則攫取了全部利益。
第三，烏坎事件再次重創了廣東模式。中國由於地域廣大，千差萬別，所以改革開放以後實行因地製宜之策，這也是為什麽盡管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依然有華西村這樣的典型存在。不過，2011年，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多種模式的存在和競爭，這本身就是中國現行製度具有生命力和包容力的寫照。如果我們分別隻用一個詞來概括重慶和廣東模式的話，一個是民生，一個是民主。然而，兩者的表現卻在2011年出現了明顯的反差。重慶模式通過打黑，帶來了安全。重慶的治安排名從倒數躍居全國前列。通過建立公租房，開始緩解百姓的住房難；通過食品衛生整頓，成為第一個宣布地溝油消失的城市。通過土地轉換為核心的戶籍改革開始解決農村進入城市的難題。通過大搞綠化，開始解決環境汙染。通過“官員下鄉”來整頓吏治，同時密切政府與群眾的關係----在重慶沒有城管與小販的衝突。而與此同時，其經濟增長更是前所未有。
反觀廣東，雖然是全國經濟排名第一的大省，富省，但治安之差全國聞名。全國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廣東就占了三個：深圳第一、東莞第二、廣州第五。但2011年最令全國矚目的則是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僅六月份連續發生增城和潮州騷亂震驚全國。現在烏坎事件隻不過是另一起罷了。而且特別令人不解的是，烏坎事件竟然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裏得不到解決，這在一向以效率著稱的中國是極為罕見的。以廣東的經濟實力，采取維穩、“花錢買平安”的方式來解決並非難事，顯然在這裏缺乏的是政治決斷。更不可思議的是，早在甕安騷亂，中國各級政府已經放棄給群體性事件貼政治標簽的作法，而僅僅視為人民內部矛盾加以解決。但這一次烏坎事件，卻被地方政府定性為境外勢力幹擾，是敵我矛盾。如此落伍思維竟然就發生在開風氣之先的廣東！
廣東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方式引發外界批評並非始自今日。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竟然下令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非正常手段討要工資，否則造成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重慶則是出動特警為民討薪。2010年46名出租車司機集體停運要求減免租金、發放油補，並抗議電動車、藍牌車等非法營運現象長期存在。結果深圳市出租汽車行業自律委員會卻以他們停運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損害行業形象”為由，把他們辭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而重慶則是由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對話，尋找解決之道。
這裏還要指出的是，自由派群體麵對重慶和廣東如此不同的表現，卻一邊倒的支持廣東模式，而對重慶模式橫加指責。我很難理解的是，賀衛方可以為一名高高在上的律師抱不平，何以就無視廣東增城、潮州底層百姓的苦難呢？一向號稱站在民眾立場的南方報係，這次到烏坎采訪，也被村民指責報道不公正。十分的耐人尋味。
至少到目前，廣東以民主為象征的模式遠遠遜色於以民生為特點的重慶模式。原因或者是這種誕生於西方的民主確實不適合中國，或者廣東沒有把民主運作好。但向來以結果做為衡量標準的中國來說，廣東模式的吸引力、認可度是遠遠比不上重慶模式的。
第四，目前烏坎事件已峰回路轉，正逐漸平息。而這種解決模式，也依然是中國特色。中國的政治傳統向來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皇帝總是好的。在當代則是民眾隻反基層的貪官而對中央寄與希望與信任。就是在矛盾最尖銳的時刻，烏坎村依然懸掛著這樣醒目的標語：請求中央政府救救烏坎村民。而最終，中央政府也不負重望，廣東省政府組成的工作小組進入，秉持“民意為重、群眾為先、以人為本、陽光透明、法律為上”，明確承認村民的多數訴求是合理的，烏坎村民的舉動屬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最終接受了村民的所有條件，征用的土地也將收回，並賠償原來徵地者的損失。同時也表示理解和原諒村民的過激行為，發生在九二一和九二二的砸壞警車等事不會追究（不妨想想現在正在繼續追究的英國）。代表中央立場的《人民日報》，其評論堪稱經典：有利益博弈並不可怕。有了這樣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協調關係，讓整個社會處於動態穩定之中。群眾固然不能“有訴求就過激，一過激就違法”，再合理的訴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基層政府也不能把本屬正常的訴求表達，用“堵”和“壓”使之演變成過激對抗。在烏坎事件中，基層政府最初失誤正在於，沒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的行動。省工作組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解決群眾合理訴求的堅定承諾，化解了激烈的情緒，為問題的徹底解決，為當地的穩定和諧，創造了基本條件。”
這種解決模式其實應歸功於中國式的契約論。西方的契約論是指，統治者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也就是權力通過選舉產生。而中國的契約論則是政府提供經濟發展、秩序和賑災等功能，百姓則接受統治者的統治。如果西方式的契約論重點在程序和過程，中國的契約論重點則在結果。傳統不同，文化不同，難以一言定優劣。隻能是什麽土壤就隻能采用什麽方式。
最後要談的是中國強勢政府與自由派的“良性循環”。中國幾千年傳統上就是強勢政府（地廣人眾、農業文明對大型水利工程的依賴），即使到了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是如此。這似乎不太符合自由派所倡導的“大社會、小政府”理論。不過，自由派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的政府越來越強勢，自由派也功不可沒。每當中國出現問題，自由派就習慣性的把矛頭指向政府。並借助民粹形成強大的民意壓力。這種壓力又迫使政府介入和采取措施。結果卻形成了每出一次事情，政府的幹預就越廣泛和深入，而政府幹預和介入的越深廣，政府就越強大，自由派心儀的“大社會、小政府”就愈發遙遠。這就是自由派的悖論。然而問題在於，自由派似乎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助推一個更強大的政府出現。假設自由派能夠對車禍、礦難、食品安全等就事論事，客觀以待而不是動轍上綱上線到製度和政府層麵，或許中國的強勢政府會有所改變（不妨想想煤礦行業的國進民退不就是和礦難密切相關嗎？）。公平而論，這並非自由派才學疏淺，實是傳統力量的無比強大。從而令自由派經常表現出言、行的分裂和矛盾：主張言論自由，卻又對不同意見缺乏寬容；主張民主，其手段卻往往是專製色彩、人治色彩濃厚。從我本人來看，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也知道並且承認民主轉型會導致動亂、甚至內戰和國家分裂，但仍然認為為了更美好的民主明天，這些都值的犧牲。而這種邏輯和他們反對的斯大林主義卻一脈相承。斯大林不就是主張，為了更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今天的犧牲就是必須的嗎？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