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藥性與抗教性——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18周年
黎陽
2011．12．21．
一．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二．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二：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三．兩大曆史性社會性特色決定中國走不通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
四．毛澤東用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
五．通向崩潰和內戰之路
六．崩潰和內戰與回歸毛澤東
一．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經滄海難為水
2．宗教的共同之處
3．沉重的曆史遺產——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經滄海難為水
剛到美國時經不住幾個熱情拉我入教的教徒的三請四邀，也出於好奇，跟著到教堂聽了一次布道彌撒。之後他們問我有什麽感想。我說：“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差不多，也是‘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帶著感情學’、‘把自己擺進去’、‘要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按照最高指示聯係實際對照檢查’、‘早請示、晚匯報’、‘思想爬坡’、‘忠不忠，看行動’……不同的是把讚美對象換成了‘上帝’。”
幾個一臉虔誠期待我也會感動不已的教徒頓時大驚失色，幾乎把眼珠子都瞪了出來：“哎呀，你怎麽會這樣看問題啊！太褻瀆神了。那些邪教的東西怎麽能拿來跟主相比？”
我：“為什麽是邪教呢？”
對方：“隻有主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
我：“為什麽隻有主是真神？誰說的？”
對方：“聖經說的。”
我：“聖經是誰寫的？”
對方：“上帝。”
我：“上帝用什麽語言寫的聖經？”
對方：“希伯萊語和希臘語。”
我：“上帝為什麽要用這兩種語言寫聖經呢？”
對方：“當時講希伯萊語的國家最強大，講希臘語的人口最多。”
我：“如果上帝萬能，就會知道今天中國人口最多，就會用中文寫聖經了，聖經裏也不會一句中國也不提了。說聖經是上帝寫的，誰能證明呢？會不會有人假冒呢？我看教堂裏畫的上帝全是白人。信不信白人的上帝跟中國人有什麽關係呢？”
對方：“相信上帝死後才能進天堂。不信上帝死後會下地獄的。”
我：“這麽說是信上帝是為了有好處，動機不純啊！如果人人都信上帝，人人都進天堂，那天堂有多大？能裝多少人呢？”
對方：（猶豫了一下給出了一個數字。）
我：“這麽說天堂能裝的人是有限的，而人口世世代代的增長累積卻是無限的，總有一天天堂會裝滿。那時候信上帝也進不了天堂了，那豈不是白信了嗎？”
對方：“如果你相信主就不會有這樣的怪想法了。”
我：“你這個邏輯是‘信才靈’，我的邏輯卻是‘靈才信’。你們都很善良，我也很願意跟你們做朋友。但朋友歸朋友，信仰歸信仰。我相信了無神論，對任何神都再也虔誠不起來了。做不到虔誠還硬說相信就是撒謊。這樣的事有的人做得到，我做不到。如果為了得到某種好處，對不相信的東西也裝成一副相信的樣子，那是把信仰當交易，那才是真正的褻瀆神靈。”
這次經曆使我認識到一個規律：當一個人真誠地相信一種信仰之後，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很難同樣真誠地去相信另一種信仰，至少不會很盲目。初戀可能是盲目的，但卻是最真誠的。信仰也一樣，第一次信仰可能是盲目的，但卻是最真誠的。以後則不管是對是錯都很難會象第一次那樣盲目，但也都很難會象第一次那樣虔誠。“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越是飽經滄桑越不容易盲目相信。有經曆跟無經曆就是不一樣。戀愛的次數越多，每次當真的可能性就越小。信仰的次數越多，每次虔誠的可能性也越小。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藥吃多了就會產生抗藥性，越來越不管用；宗教見多了就會產生抗教性，越來越不當真。
2．宗教的共同之處
各種宗教盡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都告訴你自己的教代表“真善美”，都用“信我這個教有什麽什麽好處”來動員你入教（不管是切切實實的好處還是虛無縹緲的好處）。從不見哪個教說：信我這個教什麽好處也得不著，隻有吃虧倒黴的份。由此可以說，任何宗教說到底都是靠利益驅動來傳教，人們入教的目的說到底都是為了某種利益：
基督教——上天堂；
道教——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驅邪消災；
佛教——來世富貴，成佛成仙、驅邪消災；
儒教——當君子；
伊斯蘭教——上天堂；
……
不僅如此，所有宗教都或遲或早會有個更進一步的動作：“為了真善美，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從這點講，隻要知道了一種宗教的傳教，再看其它宗教的傳教馬上就會感到“似曾相識燕飛來”。
3．沉重的曆史遺產——全民性的“抗教性”
中國曆史幾千年，朝代更迭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宗教信仰在中國的興衰起落——從儒、道、佛、白蓮教、明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到各種各樣沒成大氣候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宗教流派。中國老百姓飽經滄桑，對各種不同的宗教輪流當紅各領風騷的狀況早習慣了，也早看透了：信這個教能過日子，信那個教也能過日子；信了教能過日子，不信教也能過日子。你就是說破天也沒法證明不信你那個教人類就活不下去。對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既然不管信不信教都一樣能過日子，那就沒有理由非信某種教不可。
中國從漢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教千年稱老大。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取締百家、獨容儒術”，政治上獨尊儒家的同時並不禁止民間信仰其他宗教。曆史上在中國老百姓生活中幾種宗教長期和平共處，各領風騷，甚至一個人可以同時信幾種教：政治上尊儒，生活上拜佛，同時還崇道搞煉丹之類。《紅樓夢》裏的賈府既到寺廟拜佛又到道觀打醮，死了人又請和尚又請道士，連全書的引子都是結伴而遊的一僧一道。《西遊記》裏代表道教的玉皇大帝和代表佛教的如來則成了一個戰壕裏的戰友，聯手共同對付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環顧世界，曆史上似乎隻有中國人可以同時信幾種教。這往好了說是包容，但副作用是什麽都信，什麽都不當真——同時信幾種教，自然可以做比較，從而發現各種宗教從本質上講其實都差不多——都宣揚自己代表“真善美”，都允諾相信自己的“真善美”有什麽什麽好處。既然如此，那就沒必要太較真。所以中國曆史上幾乎從沒有宗教戰爭——既然看透了各種宗教其實都差不多，那自然犯不上為差不多的東西去你死我活。“為了真善美，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如果需要做出的貢獻力所能及是一回事，如果要弄得你死我活、搭上身家性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傳教是“為了真善美”、“信了教有好處”，既然信教的本意是為了“真善美”，那為“真善美”而弄到搞“假惡醜”甚至殺人放火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信教是為了得到好處，如果得不到好處反賠了老本豈不是上了大當？如果為別人嘴上許諾的不知何時兌現的虛無縹緲的好處而付出傾家蕩產甚至連命都搭上這種實實在在的代價，那就簡直是上當到家了。
有人說這證明中國文化低劣、中國人素質低劣。恰恰相反，這證明中國老百姓有記性有常識，如果不這樣那才真成了低劣，因為僅僅看表現形式是分不清詐騙和宗教的——都是用嘴聲稱自己代表某種美好的東西，都是用嘴許諾將來的某種好處吸引別人相信，都要求“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好”，全靠嘴來證明；“壞”，也全靠嘴來證明；人們除了用嘴搞的主觀的誇張之外其實什麽也見不著——這招誰都能用。光憑這個，在水落石出之前從表麵現象和表現手法上根本分不清誰是騙子、誰是宗教。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騙子是為了詐騙發財，得了手就會銷聲匿跡；宗教是為了信仰，除非是邪教，傳教的自己並不發財，不會從信徒手裏得了錢就玩失蹤。但等到了這一步雖然能分出騙子與宗教，卻為時已晚，已經讓騙子得了手。而且這次上了當，碰到下一次與宗教攪在一起的詐騙時照樣分不清真假孫悟空。中國老百姓從中能得到的教訓隻能是對一切“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某種好處讓別人相信自己”、“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東西都不得不留個心眼，包括宗教。這是“久病自成醫”，上當受騙次數多了的必然結果。如果不這樣那反而不正常。比如一個人，第一次戀愛被騙財騙色，第二次戀愛又被騙財騙色，第三次還如此，第四次仍如此……每次都上當受騙，每次都不長記性，下次碰上花言巧語談清說愛照樣輕信，照樣被騙財騙色，這才叫低劣。而吃一塹長一智、受了騙就長了記性、留了心眼、不再輕信、學會堤防上當受騙才叫有常識有記性。中國老百姓就是如此：中國曆史上用“我代表真善美”、“相信我，你會有什麽什麽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之類手法搞詐騙的騙子太多了。中國老百姓看得多了，不但總結出了規律，還寫成了文藝作品告誡人們提高警惕——比如古代小說《初刻拍案驚奇》就描述了一個這樣的典型：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慣說會燒銀。
自家何不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這一夥燒丹煉汞之人，專一設立圈套，神出鬼沒，哄那貪夫癡客，道能以藥草煉成丹藥，鉛鐵為金，死汞為銀。名為‘黃白之術’，又叫得‘爐火之事’。隻要先將銀子為母，後來覷個空兒，偷了銀子便走，叫做‘提罐’。曾有一個道人將此術來尋唐解元，說道：‘解元仙風道骨，可以做得這件事。’解元貶駁他道：‘我看你身上檻褸，你既有這仙術，何不燒些來自己用度，卻要作成別人？’道人道：‘貧道有的是術法，乃造化所忌；卻要尋個大福氣的，承受得起，方好與他作為。貧道自家卻沒這些福氣，所以難做。看見解元正是個大福氣的人，來投合夥，我們術家，叫做訪外護。’唐解元道：‘這等與你說過：你的法術施為，我一些都不管，我隻管出著一味福氣幫你；等丹成了，我與你平分便是。’道人見解元說得蹊蹺，曉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顧，飄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這首詩，也是點明世人的意思。”
無數類似的“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給你好處讓你相信”、“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詐騙迫使中國老百姓學乖了：結論一，你說信了你的有好處，如果真有好處，那你為什麽不把好處留著自己用而要分給別人？結論二，凡是騙子必定花言巧語用嘴許諾某種好處來誘使別人為自己做犧牲，得了手立刻翻臉不認人。結論三，不管是誰，如果隻拿話甜和人、隻用嘴許諾“相信我，你會有某種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就有可能是個騙子。結論四，隻要你不能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自己不是騙子，那就最好別理你那一套。結論五，如果你有權有勢逼著大家相信你的一套、誰不信誰倒黴，那就隻好順從。但“順從”不是“認同”，隻是不吃眼前虧裝著相信而已。等你不得勢了，那就把你的那一套扔掉。
這樣的曆史事實使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對任何宗教信仰都虔誠不起來——你能說會道，曆史上比你更能說會道的人多了去了，騙子照樣是騙子。如此曆史悠久豐富多彩的詐騙史讓老百姓再不長記性也逼出本能來了：光有花言巧語決信不得。這就逼出了中國老百姓宗教信仰上的實用主義：你不是說信你的教有好處嗎？那有好處就信，沒好處就不信了；需要的時候就信，不需要的時候就不信了。這樣的曆史存在造就了中國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對不管什麽宗教信仰都不會很當真。所以毛澤東對斯諾說：“在你們那些國家，搞革命也比較困難，壟斷資本厲害得很，它的宣傳機器那麽多。中國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是貨真價實的“中國特色”。任何人想讓中國老百姓接受任何代表“真善美”的東西、尤其要為這種代表“真善美”的東西付出代價的話都必須先克服這個“抗教性”，否則就休想指望中國老百姓會普遍當真相信你，更不用說認同你、響應你、自覺自願自動按你的主張辦。你能得到的結果隻能是：如果你無權無勢，那就無人理睬你；如果你有權有勢，那人們會順從你的那一套，但決不會認同你的那一套，隻是裝出順從的樣子撈好處。等你無權無勢了，你的那一套很快就會被忘掉——對你大肆宣揚的東西老百姓也許沒辦法抵製，但不相信或不虔誠相信還是做得到的。
普遍地習慣對任何宗教都不當真的副作用就是普遍地習慣對任何規章製度也不當真——規章製度說白了跟宗教也差不多，都是預先規定好讓用來約束人們舉止行為的東西，都離不開人們信奉尊重的意願。
要克服中國老百姓的“抗教性”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先證明你不是騙子——言論證明不算數，行動證明才算數；少數人的主觀證明不算數，絕大多數人的客觀證明才算數；一時一事的主觀證明不算數，時時事事的客觀證明才算數。要證明自己不是騙子同樣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證明你宣揚的東西不是為了占老百姓的便宜。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讓老百姓親眼看見並相信你決不從自己宣揚的東西中謀求任何私利；也就是說決不讓老百姓做犧牲而自己撈好處。做不到這一點，不管如何口若懸河長篇大論也無法讓老百姓相信你那一套不是詐騙，因為古往今來這樣幹過的騙子實在太多了。
二．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二：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中國封建社會本質上一直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農耕社會。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歸根到底是從原始的農耕部落群發展而來。而原始的農耕部落群裏人與人的關係不是血緣關係就是熟人關係，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當人們遇到困難或危險時能指望得上的隻有親人或熟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雖然社會發展了，人口增加了，交往頻繁密集了，但農耕社會的本質一直沒變，實際上不過是在原始農耕部落群的基礎上加以某種放大和迭加。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權基礎一直是以血緣關係和鐵杆熟人關係為骨幹。一旦這個骨幹瓦解了，政權統治就瓦解了。這樣的客觀存在經過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日積月累，導致中國社會“親人熟人才可靠”這個傳統意識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空前的強化：越是陌生的地方，越是要緊的事情，越不能信任陌生人，越隻能寄希望於親人或熟人（所以才會用“舉目無親”來描述困難和絕望）。“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越是要害越隻有親人熟人可依賴。一切利益關係都必須依靠以血緣關係和熟人關係為核心的私人關係網來維持才能相對放心，沒有自己的私人關係網什麽都幹不成，搞政治保不住權力，做買賣穩不住陣腳——搞政治，必須有自己的“死黨”；做買賣，要害部門如財務、技術要害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裏。想辦事必須靠私人關係。沒熟人，單靠原則規矩辦事準到處碰壁——哪怕是魔鬼也是熟悉的好對付一些。經過幾千年漫長的曆史積澱，“人與人的關係以血緣關係和熟人關係為基礎”這一發源於原始農耕社會的客觀存在演變成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本質是認人不認事的人治——原則不重要，人緣才重要；規矩不重要，關係才重要。這導致“不能死摳規矩而不講交情”、“不能六親不認”、“難得糊塗”、“通達權變”、“善解人意”、“懂得人情世故”等等成了“成熟懂事”的“社會常識”。這是曆史上中國社會不得不靠人治維持統治的關鍵——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規則抗不過“潛規則”，不管辦什麽事都別指望有規章製度就能解決問題，越是要害越必須有“自己人”象打籃球那樣人盯人死死看住，稍微一盯不住馬上就被鑽空子，防不勝防。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曆史上的中國政治沒法不獨裁——誰不獨裁誰馬上就會被人搞掉，稍不留神就會變成漢獻帝：四麵八方虎視眈眈想當董卓、曹操、趙匡胤的人有的是。朱元璋就深有體會：“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罵蔣介石獨裁沒錯，但說獨裁全是因為蔣介石個人的原因就錯了。蔣介石如果不獨裁，早被其他搞獨裁的張介石、李介石們取而代之了。中國曆史上的獨裁是“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這一曆史遺產的結果，並不是哪個具體個人的責任或發明創造。隻要“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壓倒一切這個大環境不根本扭轉，中國社會就隻能靠人治維持秩序，中國的一切就隻能靠“人盯人”解決。隻要盯不住，必定天下大亂，結果必定是舊的獨裁垮台，新的獨裁建立。
中國封建社會不要說政治，就連家庭內部關係也同樣“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規則抗不過‘潛規則’”，不靠人治玩不轉，不搞獨裁準要亂——《紅樓夢》裏的賈寶玉不喜歡搞獨裁，結果連他手下的人都瞧不起他：“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隻管隨便，都過的去。”所以尤三姐說：“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難纏。”而人們雖然抱怨王熙鳳“嘴甜心苦，兩麵三刀，上頭笑著，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卻又認同“論理，我們裏麵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不改變這樣的大環境，不管如何想不搞人治搞法製講民主也行不通。
明白這些就能理解中國曆史上的朝代更替規律：每個王朝的興衰史說穿了就是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規律作用下社會製度從建立到崩潰的瓦解史——新王朝建立了，絞盡腦汁製定了一整套看上去很嚴密嚴格的法律法規，似乎萬事大吉了，隻要照著做就皇朝永固了。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鐵規律使這些法律法規從小到大一點點一步步被侵蝕被瓦解被破壞——不管中間穿插了多少“清官貪官”鬥法鬥爭的故事，最後結果總是一樣：清官鬥不過貪官，講規矩的鬥不過講關係的，誰講原則規則誰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規也遲早變成一紙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規不起作用就等效於無政府，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政權崩潰，社會瓦解，然後再建立一個新王朝，一切又從頭再來一遍。隻要“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這個社會意識得不到徹底扭轉，中國社會就跳不出“建立規矩——人情壞了規矩——規矩分崩離析——逐步滑向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大動亂”的死循環。不根本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個社會意識問題，光在體製上玩花樣沒用。體製是“硬件”，“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是“軟件”。硬件問題得用硬件解決，軟件問題得用軟件解決。軟件問題光靠改變硬件解決不了——砸了計算機並不能真正解決計算機病毒問題。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也沒能改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老大難”的社會意識——想改變的人不少，但無不失敗，因為這等於向整個社會挑戰——整個封建社會裏幾乎所有的利益關係都建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上，上上下下縱橫交插盤根錯節。一旦觸動了這個基礎等於讓幾乎所有人的利益關係都前功盡棄，都必須從頭學起另謀出路，這個利害關係太大了，涉及麵太大了，大得誰都受不了，誰不講“關係”誰馬上陷入孤立——比如你好不容易“疏通”了升官發財的“門路”，突然此路不通了，你多少年的苦心經營上下打點打了水漂，今後再也不可能如法炮製，而你又不會別的謀出路的辦法，對這樣的變革你會甘心嗎？別說當大官的不幹，建立在熟人關係基礎上的商業王國的商人不幹，靠托門子找熟人關係才得以上崗的“協警”、才拿到了好攤位的小販、才得到飯碗的職員之類也都不會幹。即便自己靠真才實學站住了腳根，但為了親屬子女的出路前途往往也不由自主走上“找熟人拉關係解決問題”的路子。
三．兩大曆史性社會性特色決定中國走不通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嚴重妨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它一否定了平等，二否定了競爭，三否定了理性，四否定了法製，五否定了社會責任。它使中國社會始終無法建立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大環境，無法象西方國家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係。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照抄西方製度，運轉起來也隻能完全走樣，畫虎不成反類犬。
從長遠觀點講，私人關係是最靠不住的關係：一是隻有感性，沒有理性，極易受情緒等偶然因素左右——私人關係極易受個人感覺支配，感覺好關係好，感覺不好關係不好，沒多少道理可講；二是極不穩定，說變就變，充滿了主觀隨意性、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人隨時會變，現在是朋友，轉眼就可以不是；三是有時間性，隻有暫時性，沒有永久性——“三年不上門，是親也不親”；四是沒有延續性——關係再鐵也不能遺傳，“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在關係在，人一不在一切全吹；五是無章可循無標準可依——沒有客觀標準和固定模式，沒有一個隻要照著做就能搞好私人關係的統一標準，一切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可能普及推廣；六是作用距離短，有效範圍窄，專人專用，專項專用，不能傳遞、不能延伸、不能轉讓、不能普及——隻有麵對麵交往直接建立的關係才算數，哪怕隻隔一手就不靈了：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朋友買我的帳，朋友的朋友就不買我的帳了；七是經不起折騰——不任勞不任怨，最怕碰上需要沒完沒了地盯著或辦砸了的情況；八是能粗不能細——沒法指望誰對別人的事自始至終都事無巨細一絲不苟、極端認真、極端負責；九是脆弱嬌貴經不起考驗——私人關係在挑撥離間威脅利誘麵前很容易分化瓦解，況且你能拉關係別人也能，關係對關係誰親誰疏誰占上風就難說了，誰的關係不夠硬誰便被撬行；十是錯綜複雜變幻莫測——一人一套關係網，涉及的人越多，關係網的層層迭加就越多，情況就越複雜，數不清的的利害關係無窮無盡地排列組合交叉互動盤根錯節，最後變成撲朔迷離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牽一發動全身，明無山頭暗有礁，按倒葫蘆浮起瓢，複雜程度舉世無雙，哪怕把人的全部時間精力都搭進去也不夠應付的；十一是難逃兩重性——關係最密切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危險的人，一旦翻臉，關係越密切危害越大；十二是競爭激烈代價高昂——沒有不斷的、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不能維持。
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條件下，私人關係是超原則關係。超原則關係本質上是純粹的利益關係，即便是親戚也不例外：“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利益關係隻有靠不斷的利益輸送才能建立和維持，尤其是與“關鍵人物”的私人關係。而這種“利益輸送”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原則隻有一條：與眾不同——隻有“與眾不同”才能讓人產生印象，才能讓人滿意，才能保障私人關係。一旦不能與眾不同，那就意味著跟大家都一樣，那這“私人關係”有跟沒有就沒區別了。與眾不同的私人關係必須有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才能維持這個“與眾不同”——如果大家輸送的利益都一個水平一個樣，那送跟不送也沒區別了。建立並維持與“關鍵人物”的與眾不同的私人關係隻能通過激烈競爭把別人都淘汰掉。如此競爭的主要手段是隻能是“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 而“與眾不同”隻有相對性而沒有絕對性，更沒有任何底線極限。這就決定維持與關鍵人物的“私人關係”的代價是按幾何級數無限瘋漲的——從“二十響”、“炸藥包”、“手榴彈”的級別迅速狂漲到現鈔、珠寶、古董、文物、珍奇、汽車、房子、子女留學、美女、海外存款……在這場“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的瘋狂的淘汰過程中，老老實實靠工資收入的人再勒緊褲帶也拿不出多少利益，最先被淘汰。靠老老實實創造財富生存的企業能拿得出來的利益同樣有限，也難逃被迅速淘汰的下場。隻有搞邪門歪道假冒偽劣發橫財的才有可能拿出巨額的利益輸送而堅持下來。隻有有條件掠奪別人的財富尤其是“持權搶劫”的權匪才能無限製地源源不斷地獲得與眾不同的利益，才能無限製地源源不斷地輸送與眾不同的利益，才能成為這種競爭的最後勝出者。舉國上下無數這樣的私人關係，無數這樣的利益輸送，象無窮膨脹的癌細胞一樣無限吞噬著社會的資源財富，直到整個社會承受不住轟然崩塌為止。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觀念不僅使中國社會擺脫不了人治，也使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突破不了本質上屬於原始農耕經濟的低層次——“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大環境根本造就不出循規蹈矩、照章辦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協議執行的社會主流意識。毛澤東說：“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實際上即便經過很大的努力也往往徒勞無功，紙上的東西始終在紙上，變不成現實的東西：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信用靠不住，規章製度靠不住，合同協議靠不住，技術規範靠不住，工藝規程靠不住……一切需要多數人自覺遵守才有效的白紙黑字統統靠不住，非得有“自己人”日夜不斷地象打籃球那樣人盯人、象防賊那樣目不轉睛、象奴隸監工那樣虎視眈眈不可，否則馬上給你做手腳——例如魯迅小說《孔已己》裏描述的情節：“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黃酒從壇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兼督下，羼水也很為難”——連打酒這樣麵對麵人盯人的最簡單的經濟活動都要當麵羼水做手腳，何況複雜程度高得多的現代化經濟？越是現代化，越是高科技，越需要方方麵麵密切協作配合，越需要自覺照章辦事循規蹈矩，越不可能象奴隸監工那樣靠直接的人盯人來應對。就算十個手指頭按住十個跳蚤，那第十一個呢？一個現代化的項目涉及的方方麵麵豈止十個跳蚤？中間有多少看不過來、可以暗中做手腳的環節？“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存心鑽空子，總有空子可鑽，永遠防不勝防：禁了三聚氰胺，出了地溝油；禁了地溝油，出了蘇丹紅；禁了蘇丹紅，出了重金屬；禁了重金屬，出了轉基因……有這樣的大環境，縱然有少數重信譽的商人也回天乏力，改變不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活動隻能停留在靠直接的‘人盯人’這種最簡單最直觀的監督照顧得過來的簡單低級水平上”的大局。這就決定曆史上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活動隻能局限於靠直接的“人盯人”這種最簡單最直觀的監督能應付得過來的簡單低級水平上，隻能應對規模小、人員少、距離近、能夠一目了然地監管、不需要依賴協作或對協作依賴程度最低的簡單產品、初級產品、簡單生產關係等，稍微複雜一點就招架不住了，就要出亂子。國土狹小、人口密集、距離近便、有條件實現不間斷的“人盯人”的島國尚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突破這種局限；而幅員遼闊、人口分散、相互距離很遠、不可能晝夜不停地搞“人盯人”的中國則做不到這點。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觀念使中國曆史上的經濟技術活動始終局限在直接交往，難以突破家族和熟人的小圈子，無法擴大；相應的生產關係也隻能局限於複雜程度不超過依靠少數熟人血親能處理的水平，超過了就對付不了，就要亂套，因此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隻能停留在小規模低技術小打小鬧的低水平上，始終建立不起來大規模商品經濟和工業化社會所必須的可靠的分工協作大環境。而沒有循規蹈矩、照章辦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協議執行成為主流社會意識的大環境，即便不蓄意偷工減料弄虛作假也無法跨入工業化的門坎——工業化需要整個社會普遍嚴格按標準辦事、按規定辦事、按工藝流程辦事、按規定執行、密切配合的大環境，而這與經過千百年養成粗疏散漫、不知協作、不嚴格按規定執行的農耕社會的習俗格格不入，不經過大規模的持續的移風易俗的徹底改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可能搞出任何超越“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力所能及的東西，象高技術、大規模、需要多方協調配合的現代化經濟活動之類——你能靠“人盯人”防止科研不出活、搞做假、防止協作加工做手腳、製止高科技產品搞偷工減料嗎？“人盯人”隻適用於簡單生產、簡單技術、尤其是奴隸勞動。這樣的客觀存在不根本改變，中國走得通的道路就隻能是“高技術靠進口，靠壓榨本國人民血汗搞廉價加工的‘血汗工廠’發財”。這樣的道路是落後挨打的必由之路。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本質上是原始農耕部落遺留下來的落後習俗，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的個人充滿渺小無力感覺的本能反應，是一切脫胎於原始農耕經濟的民族邁過現代化這道坎的最頑固的無形障礙。它使中國無法象西方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靠關係、靠“人盯人”才能勉強運轉的經濟根本產生不出也容納不得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軟環境——用不著競爭，有關係就行了；用不著法律，有關係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用不著辛辛苦苦實幹，靠關係投機取巧輕輕鬆鬆就能發大財……“一個中西部鄉長的告白：每天的主要工作有三件事：一是當三陪；二是數據造假；三是維穩”——這不是今天的特色，而是中國官場從古到今的一貫傳統：全國各地各級的官員不管名義上的官銜是什麽，實際每天的主要工作內容都是當招待所所長兼交際處處長，忙的是四麵八方送往迎來，為的是上下左右拉關係——關係才是政績，關係才是生產力，關係才壓倒一切高於一切，有了關係就有了一切，沒了關係就沒了一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誰實實在在幹實事誰倒黴，越千辛萬苦發明創造搞貨真價實就越沒功夫拉關係，就越吃不開。
明白了這點就能明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體製的主張有多荒謬和危險——體製是硬件，意識形態是軟件；硬件問題必須用硬件解決，軟件問題必須用軟件解決。軟件對不上號，硬件有也沒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中國特色的“軟件”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體製的“硬件”根本尿不到一起。不顧這個事實，硬要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社會輿論占壓倒主流的情況下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隻能導致天下大亂。這往輕了說是驢唇不對馬嘴犯糊塗，往重了說是存心搗亂破壞。比如，本來“人盯人”死死盯著都盯不住，稍微有點空子就要鑽，你卻在這種情況下大鬧什麽“自由化”、“放權”，實際等效於為賊去警，為狼拆牆：你放權，他收權，你放多少他收多少，讓賊不費吹灰之力撈走一切，白白搶到一個天下，等於搞了場換了個名義的政變，在“反獨裁”的名義下實現自己的獨裁。譬如話語權，你放多少南方報係收多少，最後南方報係跟中宣部掉了個個兒，成了事實上的“影子中宣部”，誰有不同意見封殺誰圍剿誰，在“言論自由”的名義下實現了自己的言論專製。又譬如假冒偽劣，本來“人盯人”都盯不住，稍微看不住就要搗鬼，你卻來了個“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製”、“腐敗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市場會自動調節”……結果假冒偽劣泛濫成災，有毒有害層出不窮，實際的效果是與造假的合夥坑中國老百姓。
隻要是私有製，中國“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會意識就休想扭轉。道理很簡單：要扭轉就必須破除一切已有的靠私人關係維持的利益關係，就必須讓已經靠私人關係維持生存的人做出犧牲。但私有製的實質是人人各謀私利，問題的本質就成了“為了我的私而犧牲你的私”，被犧牲者當然不幹：“憑什麽為了你的私而犧牲我的私？”若為謀私而試圖改變這一狀況，馬上就麵臨一個選擇：“隻要我的私能滿足，又何必為改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而流血拚命？”——在幾乎整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關係都與私人關係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私有製的中國，真要徹底改變這一局麵就意味著革命，就要遇到空前激烈的拚死抵抗，就會迅速陷入孤立以至眾叛親離——馮玉祥想講規矩，要求部下清廉無私，結果部下紛紛陽奉陰違，在蔣介石的金錢美女攻勢麵前一敗塗地。這一點也不奇怪：私有製一切為謀私，人家跟你是以為跟你有好處。你要堅持原則高於私利，就沒法用“給好處”籠絡部下，為得好處才跟你的人憑什麽還要跟你？當然要轉而投靠能帶來好處的人去了。在軍閥林立的中國蔣介石比任何人都善於運用“給好處”，所以無往而不勝。過去如此，如今同樣如此。堅持原則、不拉私人關係、不肯用或沒有條件用豐厚的私利籠絡人的官員別說部下，連身邊的人都攏不住。賴昌星說中央剛決定處理李紀周、別人都不知道時他馬上就知道了，因為他跟大人物的秘書是朋友——賴昌星一個沒讀過幾年書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混混怎麽會跟通天人物的秘書交上朋友？當然靠的是重金收買“給好處”。能收買成功這一事實本身一證明即便權力中樞的秘書根本出發點也是謀私，二證明即便最高權力中心也難免“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潛規則，三證明如今權力再大也要靠“給好處”維係人心，否則可能連秘書、司機、警衛都靠不住。從謀私利的角度看，徹底扭轉“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是隻有風險沒有回報的得不償失的蠢事。想方設法利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用自己的私人關係取代別人的私人關係、讓自己變成既得利益者才既安全又可靠、既省事又現實，真正的有利可圖。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更確切的意思是“與強者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有多少人主張“與弱者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背後的含義是把自己的生存和根本利益寄托在與強者的私人關係上了。從根本上講這反映了一種弱者的心態：靠強者來保護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這是個體的人的一種很自然的本能：感到勢單力薄孤立無援、看不見前途出路，最直接的反應便是尋求強者的保護。既然有求於強者，自然得跟強者拉私人關係。而作為個人，強者之強是相對的，在這個層次上強，到另一個層次就不強了，“強者”自己也得找更強者保護，也得跟另一個層次的強者拉私人關係……就這麽“排排坐，吃果果”，密密麻麻的關係網從最底層一路層層迭迭張到最高層，整個社會盡在網中。所有這些關係網都以私人關係為基礎。在曆史和社會麵前個人永遠是脆弱的，私人關係永遠是暫時的、不穩定的、不連續的、不可預見的、沒有普遍性的、時時在變的、因人而異的；靠私利維持的私人關係是永遠是靠不住的。因此所有以私人關係為核心的關係網永遠充滿了無窮無盡的動蕩、毀滅和重建；以這些關係網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關係也不可避免充滿了動蕩和不可預見性。越是動蕩和不可預見，越讓“網中人”充滿危機感，越無法顧及未來，越隻能急功近利——“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靠私人關係隻能解決少數人眼前的私人利益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長遠打算。沒有長遠打算就談不上原則規矩——任何“原則規矩”說到底都是確保某個群體作為整體的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才用得著的手段。沒有未來的人不會為未來考慮，隻認個體的人不會為整體考慮。不為未來考慮、不為整體考慮，自然不會讓對維護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才需要的原則規矩妨礙自己靠私人關係維持的眼前私利。這是進入沒落階段的封建主義中國的必然現象：社會越沒落，靠原則規矩越找不到出路，人們越沒有希望，越沒有安全感，越不得不靠私人關係找出路。這就導致了惡性循環：越依賴私人關係，越破壞原則規矩；越破壞原則規矩，越沒有長遠利益，越沒有長遠利益，越依賴私人關係……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如此可惡，為什麽不鏟除它？
在占壓倒優勢的西方資本主義麵前，私有製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根本不是對手，除了被吃掉之外毫無前途。越沒有前途，人們越沒有安全感，越不得不把希望出路寄托在私人關係的保護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就越有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為私利，那鏟除這一陋習還不如利用它合算。如果不為私利，那就等於向整個社會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賴以生存的保障挑戰，不但不可能獲得他們的支持，而且必然麵臨空前強大而凶狠的反對，沒有更強大的力量根本招架不住。這更強大的力量何來？天上掉不下來，隻有動員老百姓。而隻要動員老百姓，馬上就麵臨著“抗教性”的問題——對老百姓來說這等於是又一次的“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給你好處讓你相信”、“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誰知道是真是假？
曆史上中國看到“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弊端的人不少，試圖扭轉局麵的人也不是沒有，在私有製前提下他們誰也沒能解決老百姓的“抗藥性”問題，因此誰也沒能凝聚出足以克服強烈抵抗的力量，最後都陷入了匹馬單槍的苦鬥，都成了那個時代向風車挑戰的唐．吉柯德。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也是私有製嗎？為什麽人家就能超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
第一，誰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搞“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隻不過已經當上了世界老大的人家搞的跟中國不是一個層次而已——吃慣了大魚大肉，看不上小魚小蝦；當慣了金融大鱷，不稀罕小偷小摸，連搶銀行都瞧不上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侵略擴張獲得了支配世界的優勢地位，有條件“抓大放小”，用不著專在小地方搞小動作——你以為人家在要害大問題如金融市場的支配權之類問題上會當真循規蹈矩？
第二，獅子老虎吃飽時見了兔子老鼠懶得去抓，但餓極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什麽地方處於持續性的大災大難逆境險境，什麽地方便人心惶惶鬧亂子，“循規蹈矩”的紳士矜持便煙消雲散，小魚小蝦兔子老鼠也不放過了，“私人關係大於原則規矩”照樣大行其道——例如美國新奧爾良鬧水災，比如紐約貧民區。隻不過西方國家在世界上曆來占優勢的時候多，總能把危機轉嫁給別人，能在世人麵前保住“一貫循規蹈矩”的形象，而近代以來一貫處於逆境危機中的中國人則根本沒有保有這種有恃無恐悠閑風度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麵，相對於封建主義的中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確實在許多地方、至少在相對穩定時期能做到擺脫“私人關係大於原則規矩”的陋習，用法律規則保護社會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能做到這些與其跟中國大不相同的曆史淵源不無關係：
1．曆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發源地的經濟不是純粹的原始農耕部落經濟。
2．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多種宗教長期和平共處的曆史，基本是一神論的單一宗教的一統天下，老百姓的“抗教性”不象中國那樣強。
3．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幾百年持續不斷的繁茂商業活動的陶冶才逐漸發展、形成、完善出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主流社會意識和價值觀。
4．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外侵略轉嫁了矛盾，在對外擴張中逐漸建立出不完全依賴純粹私人關係的各種利益關係，使“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重要性相對降低。
5．西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升時期曾經是進步的革命的力量，能夠按照當時先進生產力的需要發展出超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靠私人關係隻能保護少數人的眼前利益；要保護多數人共同的長遠目標就必須靠原則和規矩。但隻有超越了個體經濟的經濟共同體才談得上共同利益，隻有代表先進生產力才能對未來有信心，隻有對未來有信心才能夠為未來著想，才能從長遠角度看問題、從全局看問題，才談得上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才需要原則和規矩。有了西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升時期創造的超越個體經濟的經濟共同體，才有了保護共同利益的需要，才有了對保護共同利益的原則規矩的認同；獲得了曆史成功的西方資本主義對未來具有沒落的中國封建主義所沒有的信心，因此能夠從長遠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能夠認同保護長遠利益的原則規矩——有了這樣的曆史存在，才有了西方資本主義相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中國有這樣的曆史存在嗎？幾千年裏經濟上都是個體戶，思想上都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個人精英主義者，政治上都是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私權統治，從來沒有過穩定可靠的利益整體，如何產生出對整體利益的認同？沒有對整體利益的認同，怎麽可能認同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原則規矩？隻有能保護多數人利益的原則規矩才能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如果原則規矩不能保護多數人的長遠利益，人們就必然拋棄這些原則規矩另謀出路，最本能的辦法就是靠私人關係獲得保護。進入沒落階段的中國封建主義的原則規矩不能給多數人帶來希望和出路，理所當然被人們拋棄。
在中國曆史上，統治階級認同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是商鞅變法、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代的事，從那之後越來越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根本談都別談——就以明末清末為例：
——明末：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皇帝經濟窘迫苦籌軍費，號召高官捐獻銀兩助軍。屢詔催促，隻有太監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萬兩，崇禎自己拿出七萬兩，國丈嘉定伯周奎拿出一萬兩，首輔魏藻德宣布捐獻五百兩，前任首輔陳演堅持說自己從來不貪贓枉法，一兩也不出。更多的高官顯貴東躲西藏，裝模做樣地把家裏的擺設都拿到大街上拍賣，以顯示自己家無餘財，甚至在紫禁城大門上寫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等李自成攻破北京嚴刑追財，聲稱“一兩也捐不出”的陳演獻銀四萬兩，隻肯給女婿崇禎一萬兩的周奎獻銀五十萬兩，李自成在紫禁城最終獲得的金銀數目達三千七百萬兩（真是“舍命不舍財”，寧可被搶光都不肯為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掏腰包）。
——清末：武昌起義發生後，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帶頭從中國的銀行取走上百萬存款直接存入英國匯豐銀行。上行下效，人們認為清朝沒錢了，自己的銀行存款不安全了，紛紛到銀行取錢，隻有兩天的時間，北京有幾家銀行就關了門。上海隨即發生金融危機，十裏洋場一夜之間現金不夠了，外國銀行拒絕援救，上海幾家大的民營銀行都關了門，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立即出現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機——錢都到哪裏去了？都到了私人口袋裏：許多親王、貝勒和大臣家裏都很有錢，唯獨大清朝的國庫沒錢。武昌起義發生時尚有兩百萬大洋的大清朝國庫很快隻剩二十萬兩白銀，許多部因為沒有辦法發工資，紛紛關門，當然再也拿不出錢當軍費鎮壓辛亥革命。本來就風雨飄搖的大清朝如今山窮水盡，不得不倒台。
曆史一再證明中國曆來的當權者別說遠見，往往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曹劌論戰的年代就已經“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秉性幾千年都沒長進。道理很簡單：他們早已腐朽沒落，再也代表不了先進生產力，沒有未來，沒有整體利益。既然沒有未來、沒有整體利益，當然隻能鼠目寸光，隻顧自己、隻顧眼前，當然不可能考慮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不可能認同維護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才需要的原則規矩，不可能跳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死循環。
“存在決定意識”。中國的曆史存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存在大相徑庭，決定出來的社會意識也迥然不同。中國的曆史存在決定出的中國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根本無法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的體製“硬件”，但不可能複製出維持這硬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軟件”——體製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等。你可以指鹿為馬挖空心思用一切動聽的詞句稱之為“普世價值”，但再號稱“普世”也與中國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實際存在不兼容。在私有製條件下，中國“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會意識絕無任何可能扭轉。而這一客觀存在不扭轉，中國就休想象西方國家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係。
四．毛澤東用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
不徹底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中國就毫無出路。要徹底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靠少數人的權傾一時、少數人的聲嘶力竭、少數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動員全國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國老百姓自古以來的“抗教性”，就休想喚起民眾。在私有製條件下無數人曾努力動員全國老百姓起來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都失敗了。隻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功了。要害關鍵就一條：公有製。
道理非常簡單：“公有製”意味著“沒有私產”，這就斬釘截鐵毫無保留破釜沉舟地斷絕了一切謀私的可能，讓老百姓憑常識一看就能信服：這不是詐騙——人人沒有私產，就是騙到手也沒地方放，什麽好處也撈不到。（聽老八路們講過，他們在戰爭年代的追求往往是弄到支好槍。至於個人發財，想都不想：繳獲歸公，你就是想打埋伏也沒地方放，扛都扛不動，純粹是累贅，想那玩藝幹什麽？）既然什麽好處也得不到，那還騙個什麽勁？隻有這樣從上到下人人都無私產的公有製的政黨才決不會是騙子，隻有這樣的政黨的原則規矩才可能是真的，隻有這樣的政黨才可能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隻有這樣的政黨才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獲得老百姓的真誠認同和擁護。
相反，隻要有私產，那就“黃泥巴掉進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有私產”這一條就足以讓你即便渾身是嘴，也沒法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為謀私、不是在假公濟私。你做的一切跟“用嘴聲稱自己代表某種美好的東西，用嘴許諾將來的某種好處吸引別人相信，要求：‘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詐騙老一套沒什麽區別，不可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不可能獲得老百姓的真誠認同和擁護——即便你自己一時一事當真不為謀私利，你也不可能阻止為謀私利而追隨你的人陽奉陰違把你的一切最終都強行納入謀私利的軌道。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人人沒私產”和無數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說：“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曆，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在全國人民麵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
注意：“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這樣的結果是怎麽來的？不是耍嘴皮子吹牛吹出來的，而是用“沒有私產”、用“艱苦奮鬥的經曆”和“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等硬梆梆的事實證明出來的。以身作則帶頭“沒有私產”、“艱苦奮鬥的經曆”、“流血犧牲”的就是毛澤東。
妖魔化毛澤東的人總是說這一切都是假的。既然如此，那不妨拿出他們的“真”來比一比：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看他們能不能不論古今中外找出個毛澤東以外的開國領袖來，在以下各方麵能挑戰毛澤東、超越毛澤東：
1．締造出一個從上到下人人都沒有私產的政黨、軍隊、政權。
2．為理想原則犧牲了六個親人，包括夫人兒子親弟弟。
3．為理想原則帶頭把兒子送上前線，犧牲後就地安葬。
4．領導近10億人口的國家達27年，身後沒有一分錢私人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關於財產的遺囑。身後子女僅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從“中辦特會室”按公款管理的海外出版著作所付120多萬元稿酬中每人分到8000元。
5．身為國家領袖27年，身後子女無一人高官厚祿發大財。
6．堅持原則不徇私情，一再拒絕利用權力為親友提供方便：
——“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說話的。”（一次回絕外婆家15個親人走後門請求）
——“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1950年5月12日給表兄文南鬆的信）
——“在地方上做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較為適宜。”（1950年8月23日給原配羅氏的堂兄羅石泉的信）
——“趙某求學事，我不便介紹。”（1953年9月8日給表兄文澗泉的回信）
——“我不大願意為鄉裏親友形諸薦牘，間或也有，但極少。”（1954年3月31日給少年時代的朋友彭石麟的信）
——“調你兒子做財經工作一事我不能辦，要在當地所屬機關自己申請。”（1956年12月13日給族姑毛春秀回信）
——“我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鄉親友要勤耕守法，好自為之。”（向要進京的親友捎話）
——“戀親，但不為親循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對來北京的親友講三條交往原則）
——“成千上萬的先烈為革命事業犧牲了他們的寶貴生命，我們活下來的人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他們才是。”（回複想請毛澤東批準留京或介紹回湖南工作的親戚）
——“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努力和眾人一樣，不應有任何特殊。”（給石城鄉黨委、鄉政府的信）
……
汙蔑毛澤東的人一口咬定上述毛澤東的一切都是假的，卻從來也拿不出他們的“真”來比倒毛澤東的那些“假”——毛澤東做到的，別說其他開國領袖，就是如今隨便哪個“精英”能做得到？——有誰做到了“沒有私產”？有誰做到了“艱苦奮鬥的經曆”？有誰做到了用“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國人民麵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有誰敢公開宣布自己不謀私？有誰為理想原則艱苦奮鬥？有誰為理想原則出生入死？有誰帶頭把兒子送上前線？有誰不為親友拉關係？有誰死後兩袖清風、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毛澤東以身作則的水平在他同時代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首屈一指——除了毛澤東，還有幾個當時已有子女長成人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把孩子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不僅如此，毛澤東並非僅僅自己獨善其身，而是使整個黨、整個軍隊、整個政權都講原則不徇私情，在整個社會造成了講原則不徇私情的風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艱苦奮鬥”、“犧牲在前享受在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令行禁止紀律嚴明”、“講原則不苟私情”……上述這些除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其它哪個政黨哪個人做到過？妖魔化毛澤東的人能找出一個能用事實證明自己是人人不要私產、不謀私的政黨來跟毛澤東的共產黨相比嗎？“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明燭”——整天拚命用嘴宣揚毛澤東如何如何壞、如何如何假、如何如何醜惡，不如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大家看看你那個“真善美”究竟是啥樣，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騮騮。“騮”的結果：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的鐵的事實證明了自己從不謀私，而指責毛澤東“謀私”的人公然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自己不謀私——“捉賊要贓，捉奸要雙”，憑什麽無憑無據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個沒有任何贓物的人是盜賊？憑什麽無憑無據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個掌握國家公器幾十年而沒有任何私產的人“謀私”？堅決謀私的人指責堅決不謀私的人“謀私”，是不是既可惡又滑稽？是不是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
鬧“多黨製”、“政黨輪替”、“公平競選”得有個前提：先得有同樣性質的“多黨”。如果同樣性質的政黨隻有一個，那還有什麽“多黨製”可言？可放眼中國，用公有製、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用“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等實實在在的事實和行動“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成為“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的隻有毛澤東領導的、遵循毛澤東主張的共產黨一家，其他所有的黨派都認同私產，都認同謀私，都無法用確鑿無疑的事實證明自己不是假公濟私的騙子。既然不謀私利、不是騙子的隻有毛澤東一家，那當然就隻能由這一家掌舵，隻能是這樣的“一黨製”——大海行船，要害在於不迷航不沉沒。誰能做到這一條就必須由誰掌舵，不管掌多久。做不到這一條的決不能掌舵，不管是誰，也不管多久，哪怕隻有一分鍾——尤其不能讓隻要把船弄沉就能獲得一大筆保險費的騙子把持航向。大海航船如此，國家航船同樣如此。要害在於不迷航不沉沒，更不能允許吃裏爬外賣國求榮的內奸把舵。借口“反終身製”硬把已經證明靠得住的舵手換成隻要把船弄沉就能獲得一大筆保險費的騙子是蓄意謀財害命。借口“反終身製”硬把已經證明靠得住的領袖換成隻要搞垮國家就能發大財的內奸是蓄意禍國殃民。國家生死、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任何含糊的餘地。既然用公有製證明了自己不是騙子的隻有毛澤東領導的、遵循毛澤東主張的共產黨一家，其他一切黨派都不能證明自己不是騙子，豈能僅僅因為“反終身製”而讓蓄意謀私的騙子取代用毫無私產證明決不謀私的無產階級領袖？要搞“多黨製”，隻能在同樣都用事實和行動證明了自己不謀私利、不是騙子的公有製政黨之間搞，不能在騙子與非騙子政黨之間搞，起碼得等有第二家用公有製證明自己不是騙子的政黨出現再說。然而隻要主張公有製、隻要能用事實證明自己不謀私利、不是騙子，那就必然搞“五湖四海”，必然凝聚到一個黨裏，沒有分庭抗禮另起爐灶的理由。因此歸根到底隻能是認同公有製的“一黨製”——曆史證明，通向失敗的道路有無數，通向成功的道路卻隻有一條。誰正確聽誰的，而誰不存心謀私誰才能最終正確——不存心謀私，即便一時一事出了差錯也會糾正過來。存心謀私，根本就不會把國家往正道上引，即便一時一事未能得逞，仍會另找機會改頭換麵七拐八繞把國家引向滅亡。不存心謀私必認同公有製。不認同公有製必存心謀私。結論：誰主張公有製誰才不存心謀私，才能最終正確，才有資格掌握國家大權。
“公有製”是“不謀私利”最雄辯、最過硬、最徹底的證明——實行了“公有製”，就破釜沉舟杜絕了謀私利的一切可能，這比任何“公開個人財產”都更能說明問題。任何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私產，就沒有任何資格指責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謀私——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整整一個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除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誰做得到？
這一點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承認，不得不折服——1949年6月8日解放前夕，蔣介石在日記中細數共產黨七大優點，並將“幹部不準有私產”作為特別標注。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公有製和自己實實在在的行動讓中國老百姓親眼看見並相信毛澤東的共產黨決不從自己宣揚的東西中謀求任何私利，決不讓老百姓做犧牲而自己撈好處，從而克服了中國老百姓的“抗教性”，從心底裏自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使幾億中國人終於有了一個共同的美好理想和真誠信仰，建立了共同的道德規範。中國終於擺脫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陋習，全社會“原則高於私情”的風氣蔚然成風，用私人關係、私人利益來架空原則規矩之類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搗鬼手段紛紛失效。以前中國不管搞什麽現代化社會需要的東西，不是這個私利集團來攙和就是那個私人關係來掣肘，結果總是被扭曲得不成樣子：度量衡各搞各的，電壓周波各搞各的，鐵路路寬各搞各的，公路左行右行各搞各的，經濟布局各搞各的，工業標準各搞各的，公製英製各搞各的，專業名詞術語各搞各的，武器裝備體係各搞各的，管理體製各搞各的，部門設置各搞各的，用人標準各搞各的，金融貨幣各搞各的，稅收製度各搞各的，對外交往各搞各的……整個社會的管理體係是個大雜燴：沿海發達地區照抄外國的，而且屬於哪個國家的勢力範圍就抄哪個國家的，落後偏遠的地區則大量保留了沿襲千年的老古董。“油水衙門”人人插手，一窩蜂疊床架屋重重迭迭，“清水衙門”無人過問甚至一片空白。原始的、近代的、東洋的、西洋的、半路出家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亂七八糟不倫不類全攪和在一起，根本談不上按現代社會的需要建立起獨立、全麵、係統、完整、不遺不漏不重不疊的管理體係。對這一切不管做什麽變動都必定妨害某個利益集團的私利，都必定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規律麵前敗下陣來。毛澤東使中國擺脫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有史以來第一次得以完全不受任何私利集團的幹擾和糾纏，真正地、徹底地、全麵地、規模空前地按現代化發展的長遠需要和全局需要，“全國一盤棋”，紮紮實實地搞政權製度建設和經濟、國防、科學、文化建設，該怎麽辦就怎麽辦。中國從此才真正建立起現代社會所必需的全套管理體係，填補了許多體製空白，如完整的國家動員體製、社會福利救濟體製、社會管理信息收集體製、國家資源普查體製、領土領海測繪體製，等等——沒有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破除“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這些體製根本建立不起來，勉強建立起來也運轉不下去，最後全得變成擺設——私有製使整個中國境內利益集團山頭林立，任何要越過私利集團地盤的社會性公益性建設都不得不在這林立的利益山頭中蜿蜒曲折七拐八繞勉強爬行。而中國特色利益場造就的利益山頭不僅有一般的“重巒疊障”，更有無法逾越的“喜瑪拉雅山珠穆郎瑪峰”。在這些超級私利集團的“懸崖絕壁”麵前，現代化建設之路再曲折蜿蜒也繞不過去，完完全全“此路不通”。毛澤東的公有製用“人人平等”鏟除了一切大大小小的利益山頭，使整個中國社會從此變成“一馬平川”，得以敞開了大規模地全麵建立起現代化社會必須的一切製度，隨之而來的是敞開了大規模地耕耘，敞開了大規模地建設：鐵路、公路、工廠、樓房……再也不受任何私利集團利益山頭的礙手礙腳做梗刁難。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性全局性高效率。可以說，中國從毛澤東時代起才真正全麵而徹底地告別了原始的農耕社會的管理體製，邁入了現代化之門。
擺脫“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不僅是有形的製度，而且是整個社會脫胎換骨的改造——“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使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動曆來隻能局限在“人盯人”的管理能夠承受的水平——無論是行政管理、經濟管理還是技術管理，隻要“人盯人”盯不過來就要出亂子。這樣的客觀存在使中國從來沒機會見識什麽叫“按現代化社會的需要實行以規章製度為主的大規模產業管理”，更不用說在國家級別全麵付諸實踐、全麵積累經驗了（其實不光中國如此，一切“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可以說這是一切古老的農耕社會邁進現代化工業社會大門最難翻過去的一道坎。迄今為止，唯有中國在毛澤東的共產黨領導下成功地翻過了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都還沒真正翻過去）。
破除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突破了離不開“人盯人”的局限，通過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標誌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現代化科學管理、現代化科學管理的意識和實現工業化必不可少的常識、作風、養成、習慣等“軟件”第一次大規模在中國紮下了根——不能隻看見“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那156個有形項目等“硬件”，看不見那156個項目背後無形卻更有意義的“軟件”，以及這些“軟件”給中國社會中國人帶來的深刻變化：它不僅把中國從古老的農耕社會一下子大規模地帶進了現代工業社會，讓中國人全麵地、係統地、從上到下學到了現代化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識，而且對中國老百姓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基礎性工業化培訓；不但使上百萬祖祖輩輩習慣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農民在短短幾年內迅速變成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產業工人，而且大批培養出具備現代科研、現代管理、現代生產基本常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而這一切能成功又歸功於毛澤東狠抓的各項基本建設：大規模普及教育、掃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締造了一個紀律嚴明的黨和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由這個黨和這個軍隊派出骨幹力量管理新建工廠，從一開始就以黨和軍隊為榜樣在工業部門樹立起紀律嚴明的作風……）這使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經曆了脫胎換骨的工業化改造，用現代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精密認真取代農耕社會的散漫粗放。中國工業終於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業化從此在中國紮下了根、站住了腳、具備了生命力——以前中國人隻能在支離破碎、不成體係的若幹局部工廠裏給外國人當小工、當苦力、照著外國的葫蘆畫瓢，如今則頭一次具備了大規模獨立發展自己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具備了從此源源不斷研究開發新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和源源不斷教育培訓符合現代化工業生產要求的新工人新技術人員的經驗和能力，也就是說，從此有了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這是一切工業化國家與非工業化國家最要害的區別。沒有這種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買幾個依賴別人才能勉強運轉的支離破碎的工廠成不了什麽氣候，別人一翻臉你的工廠全沒戲。隻有有了這種能力，才算邁進了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大門。記住：一切機器設備技術都會過時，唯獨這種能夠大規模自我發展工業的經驗和能力永遠不會過時。這種經驗和能力是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的工業化發展才逐步摸索總結出來的“武功秘笈”，不會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規模轉移傳授給第三世界國家。前蘇聯之所以肯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傳授這種經驗和能力，一是毛澤東建國初期的“一邊倒”，二是中國的抗美援朝。而這種大規模轉移傳授這種經驗和能力之所以能成功，最關鍵在於內因：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的中國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包括不用“人盯人”也能自覺認真按技術規定工藝流程辦事的風氣。當然外因也不可缺。內因外因一樣不拉保證了水到渠成——教的大規模手把手對口認真教，學的大規模手把手對口認真學，這使這次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國與國之間“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圓滿成功。中國從此真正從農耕社會邁進了工業社會的大門。
回顧曆史，國與國這樣工業技術“軟件”“硬件”一齊來的大規模轉移傳授以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前蘇聯和印度關係那麽好，這樣幹過嗎？至於西方國家和日本就更不用說了。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抓住了這獨一無二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中國不可能從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農業古國迅速轉變為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係的現代國家。而沒有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使中國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這樣的曆史機遇抓住了中國也消化吸收不了——別的不說，靠“人盯人”怎麽可能克服懶散粗疏的農耕社會習慣、在工業界普遍培養出“自覺一絲不苟”、“嚴格按工藝流程”辦事的精細作風？俄羅斯人說他們的好東西中國人看一眼就能造出來，而同樣的東西哪怕圖紙資料工廠設備全送上，印度人也造不出來。有人因此洋洋得意嘲笑印度人愚昧、自誇中國人聰明，這是最膚淺的傲慢自大。中國人今天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毛澤東建國伊始就給中國帶來了“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和工業化基礎改造培訓。印度沒這樣的經曆，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這樣的經曆，隻有中國有，因此二十世紀隻有中國成功地從農耕古國邁入工業化國家之門。沒有這樣的經曆，今日的中國工業水平決不會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國家更高明。中國今天之所以能變成工業製成品出口大國，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掙那麽多外匯，仗的全是毛澤東留下的底子——破除“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按現代化發展的長遠需要、全局需要，“全國一盤棋”，紮紮實實地搞政權製度建設和經濟、國防、科學、文化建設、“一邊倒”和“抗美援朝”帶來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沒有這一係列脫胎換骨的轉變，今天中國想靠出口給別人打工也沒人要——你的工業加工水平不會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強到哪裏去，至於接二連三推出讓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裝備更是想都別想。那些毫無基本的科學訓練、毫無理工常識、對工業化社會的運行規律一無所知、高高在上毫無實踐經驗卻自以為是大叫大嚷“文科專家治國”的“經濟學家”、“法律專家”們永遠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認這個曆史事實：是毛澤東帶領中國邁過了最難的一道坎，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大門。因此他們雖然恬不知恥用“中國今天外匯儲備世界第X”來嘲笑貶低毛澤東時代，卻解釋不了為什麽同是第三世界國家、曆史上同是古老的農耕社會，中國有能力當“世界加工廠”而其他國家不能。
當年“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都發生在國營企業，中國工業的脊梁骨——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都集中在國營企業。雖然如今“國營企業”被弄成了“國有企業”，但元氣還在，底子還在，還沒徹底傷筋動骨，還能支起中國工業的一片天——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撤不撤沒太大關係，你走了中國人自己也玩得轉。一旦“國有企業”也被搞垮，中國的工業脊梁骨就徹底垮了，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就全完了，外資企業一撤中國人自己什麽也玩不轉，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滅中國工業的生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中國工業自主發展的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國有企業。“普世精英”拚命叫囂取消國有企業，說明他們眼光很準，手段很刁，專揀要害下刀子。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真正發動起群眾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終於使中國翻過了古老的農耕社會邁入工業化現代社會最難翻的一道坎——在帝國主義主宰世界的條件下，中國象西方資本主義那樣靠私有製實邁入工業化社會門坎的道路已被堵死，出路隻能是公有製。所以毛澤東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如此論斷：“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惟一的道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這一切還證明：中國任何改革者隻要有私產，就不能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在借改革之名行謀私之實，就不能讓老百姓不懷疑你的一切不過是個假公濟私愚弄百姓的圈套，就不能獲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隻有沒有任何私產的政黨才能取信於民，才能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騙子，才能真心擁護你，你挽救中國變革社會的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私有製鼓吹人人發財，結果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困。公有製不準少數人發財，結果全民富裕——不發是發，發是不發，不富是富，富是不富。
從這個角度講，對“無產階級最革命”這句話應該重新理解。不應該再簡單地機械地理解為“出身無產階級才最革命”，而應該理解為“隻有自覺處於沒有任何私產的無產階級狀態才最革命”——“無產階級”指的不是出身，而是狀態。從主觀上講，隻要保留私產就不可能真心革命；從客觀上講，隻要保留私產老百姓就不可能真心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為謀私，就不會真心跟你走。整個政黨隻有部分人認同“沒有私產”、“不謀私利”不算數，必須從上到下都認同“沒有私產”、“不謀私利”才算數——沒有這樣的全黨一致，光自己潔身自好沒什麽用，也不可能持久：處於底層的會被排斥被孤立，處於高層的會被架空被出賣（如馮玉祥）。即便能保住權位，也無法阻止底下謀私的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把你的主張搞走樣，對老百姓來說仍然是在謀私。
把“無產階級最革命”解釋為“出身無產階級才最革命”是一種歪曲，它一方麵盲目地排斥了出身非無產階級的人，另一方麵盲目地肯定了出身無產階級的人，並不符合曆史事實——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導師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許多出身無產階級的人則變成了叛徒。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不管原來無產還是有產，要革命就得先放棄私產主動使自己處於無產狀態；不管原來無產還是有產，隻要放棄私產主動處於無產狀態就可以成為革命家。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很不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但一旦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為了理想和信仰，革命意誌就不是一般的堅強，最不容易被名利金錢所誘惑——比如周恩來。不止一個出身闊少的共產黨老幹部這樣表示過對撈錢的嗤之以鼻：“我要是為撈錢就不幹共產黨了。幹國民黨有的是錢可撈，幹共產黨連工資都沒有，天天準備掉腦袋還被罵成‘共產公妻’的‘共匪’。要撈錢何必到共產黨這裏來？”另一方麵，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是很不容易、很難下的決心，無私產可放棄的人當然就沒有這麽艱難的抉擇，比有私產關的人更容易下決心參加革命——所以說“無產階級最革命”。但“無私產可放棄”雖然使人容易下決心參加革命，卻也使人無法象主動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的人那樣，從一開始就已經自覺過了“金錢關”——世間事物就是這樣充滿了辯證法。
五．通向崩潰和內戰之路
1．私有製的“改革”使中國重新陷入曆史上各個朝代走向崩潰的死循環
2．私有製的“改革”煽動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國走向崩潰
⑴．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⑵．知識騙子即文匪。文匪搶劫財富需要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⑶．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詐騙。靠仇恨驅動詐騙離不開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分裂與內戰
3．私有製的“改革”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強行製造中國的分裂與崩潰
1．私有製的“改革”使中國重新陷入曆史上各個朝代走向崩潰的死循環
公有製的革命是無權無勢的整有權有勢的，是老百姓整當權派。私有製的“改革”是有權有勢的整無權無勢的，是當權派整老百姓。隻要搞私有製，就不可能不一切為謀私，就不可能不被人們看透你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亂墜也不過是重複千百年來“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某種好處讓別人相信自己”、“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標準詐騙程序，你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將被陽奉陰違各取所需而不可能獲得真心認同自覺遵守。
私有製一切為謀私，休想讓任何人肯為別人的私犧牲自己的私，談不上“顧全大局”、“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人服從全局”。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壓倒優勢麵前，中國的私人經濟前景暗淡，絕大多數人看不到前途出路。看不到未來，就談不上為未來打算，就談不上“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都顧不上了，當然談不上遵守規章製度——任何規章製度的出發點都是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人們遵守任何規章製度的內在動力也無非是顧及全局或顧及未來。吃了上頓沒下頓、今天不知明天能不能活的人決顧不上擠出口糧去養老，不搞假冒偽劣馬上倒閉的企業決顧不上百年之後的信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既不管全局又不管未來，那還有什麽積極性去為規章製度而製約自己眼前行為？中國隻要實行私有製，“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規律立刻重新支配一切，中國社會立刻重新陷入“建立規矩——人情壞了規矩——規矩分崩離析——逐步滑向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大動亂”的死循環，“清官鬥不過貪官，講規矩的鬥不過講關係的，誰講原則規則誰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規也遲早變成一紙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規不起作用就等效於無政府，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政權崩潰，社會瓦解”的社會敗象立刻重現——不信回顧回顧過去這三十年，中國社會是越來越循規蹈矩，還是規章製度越來越形同廢紙？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向是越來越凝聚穩定，還是越來越離心動蕩？
2．私有製的“改革”煽動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國走向崩潰
私有製的“改革”並不僅僅簡單使中國陷入“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導致社會走向崩潰的死循環，而且增添了使中國社會加速瓦解、加速崩潰、加速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代化利器——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⑴．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自由”都有原則底線，起碼包括：不得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民族生存，不得危害社會，不得煽動內戰。唯獨中國“普世精英”的“自由民主”沒有任何原則底線——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普世精英”斬釘截鐵地說，我的“自由民主”有原則，有不可逾越的底線——確保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決不允許“自由民主”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民族生存、危害社會、導致內戰，否則寧可叫停。恰恰相反，中國主流媒體、主流網絡上連篇累牘狂熱鼓吹的是“民主自由高於一切”，隻要打出“民主自由”的旗號什麽都可以幹：鼓吹賣國、鼓吹亡國、鼓吹分裂、鼓吹內戰、鼓吹殺人、鼓吹當殖民地、鼓吹中華文化是“劣等文化”、鼓吹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
——“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劉曉波）
——“假如有來生，當兵隻當美國兵。假如今生注定死於戰火，就作美國精確製導炸彈下的亡靈”（焦國標）
——“你必須承認藏人有想獨立的權利。想獨立是人之常情！想獨立無罪！”（焦國標）
——“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焦國標）
——“做亡國奴是不幸的，但有時候不做亡國奴的人可能更不幸。”“就算當年日本人真的將全中國占領了，日本人會不會也被漢人同化？這種可能性應該非常大。”“不管是嶽飛還是汪精衛，在我看來，內心應該都是愛國的，隻是，兩人的路線不同而已”
（劉逸明：汪精衛到底是不是“賣國賊”？http://blog.ifeng.com/article/6574643.html）
——“若是日本侵略成功，中華大家庭也就是多個少數民族日本族而已。”（同上）
——“從避免戰爭傷亡無數的角度來看，曲線救國是人道的。如果當年沒有人反抗的話，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說不定還能像日本一樣發達，既人道又繁榮，多好啊，管他叫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同上）
——“汪先生當年籌建親日國民政府，向日本人示弱主降，實際上是智慧舉措”、“在南京三天就殺了百姓三十萬眾。那是戰爭殺紅了眼，傷及無數平民。汪先生曲線救國。客觀上壓製了日本狗殺人的野性。”“正是因為中國出了個汪精衛。他敢於為中國民族先，挺身而出冒著被人吐罵當漢奸風險，籌建親日國民政府，保全了敵後數萬萬中國同胞免受日本狗殺害。體現了國際大愛精神，符合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汪先生當年的舉措，不僅不應當鞭撻，反而值得歌頌”（紫言齋點評汪精衛）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4774501）
——“分裂有什麽不好？中國國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時期，就是南宋”（凱迪網絡）
——“中國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國的未來一定是大一統為最優嗎？……大家都過得好，分開過又如何？”（凱迪網絡）
——“分裂就分裂吧！隻要大家過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願在你統治之下，你硬是要用專製手段去統治他，有什麽意義？現在分裂，你認為我們會被誰占領？美國麽？會被誰屠殺？日本麽？別再拿鬼話來嚇唬我們了，我們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凱迪網絡）
——“7塊就7塊，幹脆聯邦製……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麽我寧可要前者，這是民主的本意。什麽是以人為本，這就是以人為本，1億廣東人公投獨立與否結果必然要尊重和實現，沒有這個前提，不要談民主”（凱迪網絡）
——“中國人都被秦始皇洗腦洗壞了。老是追求大一統。我實在不知道統一有什麽必要性。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選擇生活在瑞士，韓國，芬蘭這樣的蛋丸小國”（凱迪網絡）
——“強扭的瓜不甜，要吃甜瓜，該怎麽著就怎麽著。即使民主造成了國家分裂，也比永遠專製下去的悲慘境遇更令人民恐懼。”（凱迪網絡）
——“人權主權哪個更重要？？！合不來就分，曆史本來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凱迪網絡）
——“新疆，西藏，甘肅，蒙古，東北，河南，台灣，香港一起獨立。氣死蝗漢，哈哈” （凱迪網絡）
——“如果大家可以生活得更好，分裂又有什麽不可？？？如同婚宴，強扭的瓜不甜啊！歐洲小國比利時，都那麽小了，還要興高采烈地分裂呢。老百姓高興，分啥樣都行。”（凱迪網絡）
——“人權高於主權。隻要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好，分就分了吧，愛她就應該給她自由。”（凱迪網絡）
——“這個世界上彈丸之國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這個有戰略縱深的大國國民差。
大一統腐敗落伍，分裂很好，歐洲那麽多小國家，德國法國都試圖統一歐洲，結果呢？“（凱迪網絡）
——“若一個民族大部份老百姓願意脫離而獨立，我覺得沒什麽不好，讓他們過自己的生活。我也讚成分裂，沒必要硬是把一圈人用國家給框起來，人少管理才會好，人越多越是亂” （凱迪網絡）
——“真分裂有什麽不好？大一統有什麽好處？其實，中國人，最適合的就是小國寡民的形態！！”（凱迪網絡）
——“如果實現民主必然導致新疆、西藏與國家分裂，也隻能說明的新疆、西藏現在已有充分的理由獨立了”（凱迪網絡）
——“如果真的要在分裂與民主之間選擇，我寧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數中國人都需要這個。別用分裂來嚇唬人。”（凱迪網絡）
——“什麽叫民主，民主就是讓大家自己說了算，既然公民自己說要‘分裂’，其實是自治，那就讓她們自治好了，這才是民主。分裂或統一，僅僅是形式，隻要對人民有益就應該順應曆史潮流，現在的世界國家的數量不是減少，而是在增加，說明了什麽。”（凱迪網絡）
——“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隻能選擇民主！如果一個國家隻有分裂才能實行民主，那就證明她應該分裂！”（凱迪網絡）
——“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於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權都麵臨競爭的壓力，需要不斷革新以自存。”“偏安一坳，結果，經濟反而得到巨大發展，創造了曆史上的最好記錄，文化也得到繁榮，人權狀況也是曆史上的較好時期。”“中國分裂了會不會更好”（凱迪網絡）
——“假如美軍攻打中國，我將投降甚至為美軍帶路！”（北大名帖）
——“真正愛中國的，就一定要給美軍帶路，隻有敢於為中國人民流血的美國大兵，才是中國人民的真正希望”(強國論壇，金陵客2011-09-28 19:14:51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3499478
——“做為一個中國百姓，我堅決支持美國吞並中國”（博訊網）
——“918這天，中國女青年都應該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個國恥日，對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南都周刊》執行主編主編許慶亮）
——“順利實現和平崛起，銷毀核武對華有十大好處！”
——“處理西藏問題中國不妨換個思路”
——“爸爸恥於做個中國人，這是讀過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這不需要避諱，已經招徠無數謾罵，繼續增加也無所謂。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蕭瀚）
——“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我覺得，怎麽看都是個劣等民族”（蕭瀚）
——“以曆史的後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蕭瀚）
——“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中國是沒有文化的民族，語言是全世界最低級的！”
（凱迪網絡：飛龍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極幼稚與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瑋）
——“所謂‘四大發明’的無稽之談”
——“如果沒有核武的話，天朝早就變成民主國家了！”“孔慶東應判刑”（《南方都市報》創始人、新京報前總編輯程益中）
——“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經濟學家王福重）
——“民族英雄洪承疇翻案成功福建南安建紀念園”
——“殺掉兩億中國人才有自由民主製度”、“中國是由13億支那劣種組成的四流國家”（周亞輝）
——“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報》城市雜誌中心記者閆濤）
——“殺盡中國毛左，還神州乾坤！給任何人說話的自由，都絕不能給法西斯分子以愚民和反人類的自由。”（凱迪網絡）
——“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這是一種世上最大的邪惡，堪比法西斯主義”“族毛所有的直係子孫，基本可消民憤！這點看上去很難，但是唯一救這個民族的辦法，並徹底解毒！”“對毛左的處置，到時候了，一定要幹淨利落！”“處置毛左，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不能再讓毛左有春風吹又生的機會！項羽族秦，是個好的榜樣，起碼2000年內，殘暴如秦始皇的一個也不敢有”（凱迪論壇zumao）
——“應該把毛左都送爐子煉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場總監陳樂、網名“2可器”）
——“我們的製度設計有那麽多的原罪”（陳有西）
——“漢語是一種低級語言”、“漢語是易於觸發人們不良情緒的病毒性落後語言”、 “‘保衛漢語’＝狙擊中華民族進步”、“扼製華人獲得若貝爾獎的罪魁禍首－－漢語漢字”、“現實就是，要麽進化，要麽淘汰！！！那些叫囂‘要保護漢語的純潔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凱迪論壇：靜虛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941548）
——“獨裁者沒有內政”、“該換個角度看遊擊隊。他們是以老百姓的生命為掩體，打仗該是兩國軍人的事，這種打法太懦弱。”（韓寒）
——“人權高於主權”：“政治家們製造的欺騙百姓的重要理論，就是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幹呢？”（茅於軾）
……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表麵上鬧得歇斯底裏走火入魔，實際上方寸絲毫不亂，嚴格遵守著千百年來一切騙子的標準詐騙程序：“一切邪惡，隻有XX代表真善美”、“相信XX，你們會得到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你們現在得付出代價”——“一切邪惡，隻有我的‘民主自由’代表真善美”、“相信我的‘民主自由’，你們會得到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你們現在得付出代價”……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真正作用是瓦解中國——隻要“可以為‘民主自由’而分裂”的原則成立，那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同樣借口“民主自由”鬧進一步的分裂：省可以為“民主自由”而“獨立”，地區同樣可以為“民主自由”而再“獨立”，依此類推，縣、區、鄉、村……層層都有權為“民主自由”而“獨立”、“獨立”再“獨立”、分裂、分裂再分裂，無限獨立，無限分裂——隻要能糾集一幫人聲稱“不民主不自由”，那就可以鬧分裂：沒有原則底線嘛，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客觀限製，當然就無限可分——你分裂得，我為什麽分裂不得？你獨立得，我為什麽獨立不得？隻要有人不滿足，總能糾集一夥人在某個地區形成局部多數，按照“人權高於主權。隻要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好，分就分了吧”的原則搞進一步的分裂，不回到原始部落狀態不算完，不使中國徹底瓦解崩潰不罷休。
“民族生存”是任何民族一切行為的原則底線。“國家生存”是任何國家一切行為的原則底線。任何“民主自由”都不能逾越這個原則底線。國家的生死存亡、民族的生死存亡根本沒有“隨意討論”的餘地。把不可討論的問題變成可討論的，這本身就是犯罪——你能容忍別人“自由討論”如何殺掉你以便處置利用你的身體器官嗎？中國“普世精英”的“民主自由”不但如同兒戲般討論根本不可討論的問題，而且突破了最起碼的原則底線，公然鼓吹分裂國家，公開全盤否定中國文字、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明目張膽鼓吹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這等於連中華民族的生存權都否定了，等於公然為滅絕中華民族製造“理論根據”。這樣的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嚴重威脅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危害之大，亙古未見。
⑵．知識騙子即文匪。文匪搶劫財富需要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最起勁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如“南方報係”人士、張維迎、厲以寧、吳敬璉、賀衛方、茅於軾、劉曉波、蕭瀚、俞可平、陳有西等等有一些共同之處：
第一，都號稱“知識精英”（但絕大多數都是文科類文人出身，沒有任何嚴格的現代科學知識技能技巧邏輯推理的基本培訓，沒有任何現代工農業生產實踐科學研究的經曆經驗）；
第二，都不能用確鑿的客觀事實證明自己在為社會直接創造財富；
第三，都不能用確鑿的客觀事實證明自己在為社會間接創造財富（即獲得多數為社會直接創造財富的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和科學技術人員等人的認同，證明自己為他們提供了服務）。
盡管這些“普世精英”連篇累牘天花亂墜，卻拿不出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確鑿證據來證明自己為中國社會創造了財富。這就是說，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衣”——全憑嘴巴說，說什麽就是什麽；隻有他們自己聲稱看得到，別人誰也看不到；誰敢說不存在、看不到，誰就被他們說成“智商低下”、“腦殘愚昧”、“不忠實”、“不稱職”。
這現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足以證明這些“普世精英”是號稱“知識分子”的知識騙子——用知識為社會創造財富的是知識分子，以知識的名義為自己詐騙財富的是知識騙子。“皇帝的新衣”型的社會“貢獻”證明“普世精英”們隻掠奪財富不創造財富，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是負數。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知識騙子，不折不扣的不勞而獲的吸血鬼寄生蟲，不折不扣對社會毫無建設性，隻有破壞性。用詐騙掠奪財富即用“軟暴力”搶劫財富。用硬暴力搶劫財富的是土匪，用軟暴力搶劫財富的是文匪。知識騙子即文匪（當了官的則是權匪）。
（知識分子與知識騙子的區別如同禾苗與稗草的區別——表麵上相似，本質上不同：一個對人類有益，一個對人類有害；一個創造財富，一個掠奪財富；不鏟除稗草，禾苗就不能正常生長。沒有實踐經驗的人最容易良莠不分，把稗草當禾苗，把知識騙子當知識分子。）
“存在決定意識”。騙子的存在決定騙子的意識。知識騙子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的意識——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意味著對別人負責任，對別人負責任意味著“有限民主、有限自由”——必須把“民主自由”約束在不破壞責任的範圍內。對子女負責，就不會不管未成年的孩子在家裏沒飯吃而自己“自由”地跑出去度假；對乘客負責，就不會驚濤駭浪來了還靠開會“民主”表決如何處置海輪故障，對家庭負責，就不會“自由”地去吸毒……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實際隻不過不由別人而由自己來製約自己——“自由”意味著你能自己製約自己的自由而不濫用，所以用不著別人來製約你。你不能自我製約自己的自由就得由別人來製約——傷害自己的就得關進醫院，傷害別人的就得關進監獄。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自由就不負責，負責就不自由。
無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意味著對別人不負責任，隻管自己需要不管別人死活。對別人不負責任的“民主自由”是匪類的“民主自由”——“自由”搶劫，“民主”分贓，對受害者不負任何責任，絕對不管受害者的死活。這樣的“民主自由”土匪求之不得，受害者絕對不可容忍。土匪如此，文匪也如此——凡主張“絕對民主”、“絕對自由”者必為匪，不是土匪就是文匪。不管土匪文匪，隻要是匪，那就是不勞而獲靠搶劫為生。要搶劫就必須有“絕對民主”、“絕對自由”，否則豈能“自由”搶劫、“民主”分贓？“普世精英”們狂熱地鼓吹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此：他們是匪——文匪，從不創造財富，全靠推銷“皇帝的新衣”掠奪財富為生。讓他們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就等於繳了他們搶劫的家夥、要了他們的命。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對他們的“民主自由”有任何製約——“存在決定意識”，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
創造財富需要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掠奪財富需要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創造財富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必須尊重遵守客觀規律，必須實事求是，否則就沒法創造財富。而知識騙子如果實事求是，就得老老實實承認說：“我對社會的貢獻是‘皇帝的新衣’，什麽實際價值也沒有，全靠把別人創造的財富據為己有才混得下去”。這樣的階級地位決定知識騙子決不能說實話，隻能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過日子。而要能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過日子就必須創造出一個保護“撒謊詐騙掠奪財富”的大環境——無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這也順便解釋了為什麽最狂熱鼓吹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文科類專業出身——理工科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客觀世界，強調的是嚴肅、嚴密、認真、冷靜，成功的標準是符合客觀規律。這一性質決定理工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是教人實事求是說實話。文科則未必。文科專業不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主觀世界，強調的是渲染、浪漫、空想、激情，成功的標準是滿足主觀追求。這一性質決定文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往往不是教人實事求是說實話，而是專門教人如何虛構誇張撒謊詭辯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白發三千丈”在文科是成就，在理工科是荒謬——你能按“白發三千丈”來設計汽車飛機的容積和承重嗎？專業性質決定理工科出身的人容易從客觀出發實事求是，文科出身的人容易從主觀出發脫離實際——以下這段與德國醫生的對話證明不光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也如此：“我們的談話是從閑聊開始的。他問我：‘您是學日爾曼語言學的？’我說不是，我學的是工科。他說：‘很好。學工的人研究曆史和文學一般來說比較嚴肅和縝密。’”（尋訪“二戰”德國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理工科出身的人隻有學以致用堅持親身直接參與創造財富的社會實踐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否則照樣瞪著眼說瞎話，如茅於軾，如製造三聚氰胺牛奶、轉基因主糧之類的“專家”。而文科出身的人隻要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特別是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提供服務，那就參加了創造財富的社會實踐，就必然認同實事求是，因為非如此沒法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私有化的“特別是”把創造財富貶為“落後劣等”，把掠奪財富捧為“先進生產力”，學理工的尚紛紛不務正業，學文科的更不屑與創造財富的人為伍，更不用說提供服務了。這使文人以掠奪財富為時髦，也使中國文人根深蒂固的脫離實際的劣根性泛濫成災。如果中國走上真正的富強之路，社會必崇尚實事求是，“皇帝的新衣”必沒有銷路，濫竽充數必沒有市場，知識騙子必混不下去，學理工的隻有老老實實學以致用參加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實踐、學文科的隻有老老實實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才有出路。隻有中國腐敗成風、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時髦，知識騙子才能如魚得水。此時文科注重誇張輕蔑實踐的專業技能訓練大有用武之地，搞起詐騙來得心應手。這一切決定學文科的最容易變成知識騙子，最容易認同知識騙子掠奪財富的根本——自由掠奪，不受任何幹涉；自由行騙，不負任何責任——愛說什麽就說什麽，愛幹什麽就幹什麽，愛怎麽騙就怎麽騙，說出的話概不負責（如果必須對自己說的話負責、要替受害者著想、要顧及今後的信譽……那還怎麽騙？）——難怪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最賣力的“普世精英”、“民運人士”等知識騙子大都是對創造財富毫無基礎、毫無認同的文科類出身。
對知識騙子來說，僅僅能自由行騙還不夠，因為這還不能確保詐騙成功。要確保詐騙永遠成功，就必須創造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詐騙高”的大環境，使掠奪財富的統治創造財富的，能永遠不勞而獲，永遠高高在上，永遠不被清算。這靠什麽實現？靠權力實現——建立一個確保由專業製造推銷“皇帝的新衣”的知識騙子把持政權的大係統。如何才能建立這樣的大係統？還是“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是知識騙子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掠奪財富的得力工具：隻有不負任何責任的“言論自由”才能確保自由行騙，隻有不負任何責任的“言論自由”+“自由競選”才能確保隻有知識騙子獲取政權——誰能把持輿論工具誰就能操縱人們思想；誰能操縱人們思想誰就能操縱“一人一票”的“自由競選”。誰能操縱“一人一票”的“自由競選”誰就穩拿政權。記住這幾條知識騙子的行為特征：第一，受知識騙子操縱把持的輿論才叫“民主”，不受他們操縱把持的輿論就叫“民粹”。第二，知識騙子隻有把持了輿論工具時才叫嚷“民主選舉”、“少數服從多數”，把持不了時必定叫嚷“反對輿論一律”、“反對多數暴政”。第三，知識騙子僅僅沒上台時才鬧“民主”，他們的“民主”並非真的民主，僅僅意味著“自己上台”，等他們上了台決不允許別人跟他們也玩“民主”。
創造財富需要和平環境、社會穩定、政權保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掠奪財富則不需要這些，隻要有“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就行——國家越強盛、民族越團結、社會越安定，知識騙子們招搖撞騙濫竽充數就越難。而國家越動亂，掠奪財富越方便。哪怕亡了國、當了殖民地、陷入了內戰，那倒黴的也隻是創造財富的，不是掠奪財富的——渾水才好摸魚，趁火才好打劫。沒有任何原則底線、一切為掠奪財富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必需煽動一切為掠奪財富、哪怕瓦解中國、製造動亂也在所不惜的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意識。
⑶．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詐騙。靠仇恨驅動詐騙離不開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生活中的騙子往往靠自我吹噓行騙。但這僅僅是詐騙的“初級階段”。在這類詐騙裏受害者還處於主動，隻要鐵了心不信就可以不上當，騙子就沒轍了。但這一手碰上真正厲害的騙子就不靈了。
真正的詐騙高手的詐騙不靠吹噓驅動，而靠仇恨驅動——詐騙的關鍵是讓受害者以為詐騙犯高明正確。然而證明自己正確很難，“證明”別人“錯誤”卻很容易。但隻要“證明”了別人“錯誤”，就很容易讓其他的人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正確——證明了某人是賊，其他人就容易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清白；證明了某人論文抄襲，其他人就容易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是正經專家。這是一個很容易陷進去的認識誤區。真正的詐騙高手就是利用這個規律來作案——選擇一些特定的人有意識地予以妖魔化，煽動整個社會對這些人的盲目仇恨。隻要人們陷入了這種盲目仇恨的狂熱，最先最起勁地“揭發壞人”的騙子自然就會被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是“英明正確”的代表，詐騙大業遂大功告成。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都被騙子綁架了，即便有人頭腦清醒也由不得你了，不想上當也得上當。這正是“精英民主”的訣竅——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是一種“逆向詐騙”——不是靠許諾誘惑引人上當，而是靠煽動仇恨逼人上當。
靠仇恨驅動的詐騙並不一定直接煽動仇恨，往往是先煽動歧視：歧視產生仇恨，煽動歧視就是煽動仇恨。隻要人們認同歧視，看到自己斬釘截鐵認定“不配”做某事的人做了某事，必定無名火冒三丈，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仇恨馬上就來了——比如開寶馬的居然被叫化子擋了道便氣不打一處來，有私人飛機的居然被擠地鐵的頂了嘴便怒火中燒，奴隸主見奴隸居然要與自己平起平坐便暴跳如雷，“精英”見屁民對自己的天花亂墜居然不唯唯諾諾便憤恨欲狂……歧視是仇恨的必要條件，仇恨是歧視的必然結果。
製造“精英”就是製造歧視——“精英”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著對絕大多數人的歧視和否定：我“精英”，我“優等”，你們都“劣等”，活該被淘汰，唯我尊貴，該高高在上——貶低了別人才能抬高自己，指責別人“劣等”才能顯示自己是“精英”。這一立場決定“精英”對老百姓不可避免地有天然的歧視。歧視產生仇恨。自從“精英”把自己捧到天上之日起，普通勞動群眾就被打入了地獄，不僅飽受欺淩歧視，而且被無端強加了越來越多的罪名，甚至被要求麵對歧視壓迫不但不反抗，不但逆來順受，而且還得毫無怨言笑眯眯：
——“低能”、“無知”、“愚昧”、“競爭失敗者”、“蠢笨”、“懶惰”、“民智未開”……
——“農民子女事業有成後不可能搞民主，他們是群沒信仰隻有追求無窮盡的個人自由的人，是依法貪腐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因。”（凱迪論壇）
——“兩代內的農民社會隻有自私和謊言的男盜女娼，此外就是提暢做賣國賊和漢奸的自由為榮。”（同上）
——“農民進城最大的習慣就是隨地吐痰！”（同上）
——“種姓製度有千般不是，與現代民主社會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卻著實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紅利’”、“在一個內在等級製度森嚴的社會中，憤恨也會很小”、“當不平等是社會通則時，最大的不平等都見怪不怪。但當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時，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印度乞丐始終麵帶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於對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運抱持與生俱來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憤恨，他們安天知命，可以通過精神性的訴求來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憤恨情緒盡管正當，但因為糾結了太多的怨氣和嫉妒，最終將吞噬每一個體的靈魂。”（南方周末：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
知識騙子要求老百姓對自己的歧視壓迫逆來順受笑眯眯，自己對老百姓則充滿仇恨咬牙切齒，開口閉口“窮鬼”、“屁民”、“垃圾人口”……
放眼世界，一切知識騙子、政治騙子都靠煽動無端歧視、煽動盲目仇恨來驅動詐騙。
希特勒就是這樣上的台——拚命煽動種族歧視、拚命妖魔化猶太人和共產黨、拚命煽動對猶太人和共產黨的盲目仇恨。等整個社會反猶反共的狂熱成風，納粹黨就自然成了“民族英雄”，這時誰敢質疑納粹誰就得掉腦袋，想不上當都不成。
台灣陳水扁也是靠玩這一手上的台——拚命煽動籍貫歧視、拚命妖魔化“外省人”、拚命妖魔化中國大陸、拚命煽動“原住民”與“外省人”的仇恨。等“省籍情節”狂熱橫掃台灣，陳水扁自然成了“台灣之子”、“獨立英雄”，爬上了“總統”寶座。
當年美國“排華法案”也是這樣出籠的——政客撈不著選票了，就拚命煽動種族歧視、拚命妖魔化華人。等煽動起了反華浪潮，政客們就成了“捍衛美國利益的英雄”，就保住了選票。
如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客們仍然離不開這一手：經濟危機了，日子難過了，立刻煽動無端歧視，不是“文明的衝突”，就是“中國威脅論”，這樣才能把人們的不滿轉移開，自己才能被認為“保衛了國家利益”撈到選票，否則就混不下去。
明白了這些，就可以明白今天中國的知識騙子們為什麽如此瘋狂地煽動盲目仇恨——對毛澤東的盲目仇恨、對共產黨的盲目仇恨、對老百姓的盲目仇恨、對中華民族的盲目仇恨、對中華文明的的盲目仇恨……有人弄不明白，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堅持公有製擋住了知識騙子們掠奪財富之路，他們恨之入骨很自然。但為什麽他們煽動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仇恨還不夠，還要煽動對中國老百姓、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仇恨？因為這是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的根本戰略需要——希特勒的老把戲：用“證明”別人是惡魔來“證明”自己是天使。隻有把中國老百姓、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一古腦兒踩在腳下，連愛國者都變成了“愛國賊”，才能“證明”那些不為創造社會財富做任何實際貢獻、隻有“皇帝的新衣”可推銷的知識騙子們“一貫正確”，是“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明”，必須由他們把持一切。隻有煽動起這樣的盲目仇恨狂熱，才能把任何膽敢對知識騙子不信不敬的人一棍子打下去——不信到他們把持的地方試試看，隻要不是無條件擁護，哪怕對他們的極端狂熱有半點保留，惡言穢語大帽子馬上就飛過來了，根本不由分說。許多本來同情他們的右派就這樣被他們改造成了左派。這倒也不奇怪，因為騙子就是騙子，知識騙子本來就沒打算用“民主自由”說服任何人，“民主自由”不過是他們用來打人嚇唬人的大棒，是他們煽動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的工具。要煽動歧視與仇恨就必須撒謊。想靠擺事實、講道理來應對知識騙子們無孔不入編造的彌天大謊是白費力氣，因為你麵對的是詐騙犯罪，而不是正常討論。不管你說什麽人家也早就鐵了心不聽，也不準別人聽，連說話的機會都不會給你——不為別的，就因為這是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的需要，是他們掠奪財富的需要。麵對這樣的瘋狂，不能消極防禦，不能吊死在辯解澄清苦口婆心見招拆招一棵樹上，辟謠不如抓謠，窮於應付不如主動進攻，釜底抽薪徹底揭穿知識騙子的老底——不事生產、不為社會創造任何財富、不為創造財富的人做任何貢獻、全靠推銷“皇帝的新衣”掠奪財富為生，不煽動仇恨就無法驅動詐騙，就無法生存。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煽動盲目仇恨最瘋狂、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最狂熱的“普世精英”全是脫離創造社會財富實踐的人，而且絕大多數是文科類專業的文人。一切都在毛澤東的論斷中：“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存在決定意識”，知識騙子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的意識。
要煽動盲目仇恨驅動詐騙，就必須製造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如果必須對所說的話負責，那就沒辦法煽動盲目仇恨了——“自由就不負責，負責就不自由”。
給“靠煽動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起個好聽的名字，就叫“民主政治”——所謂“自由競選”說白了就是政治騙子們煽動盲目仇恨情緒的詐騙大比賽，勝者為王。中國的“普世精英”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詐騙煽動體係。
如今中國社會充滿兩種仇恨——知識騙子為搞“逆向詐騙”而用嘴巴煽動起來的虛假仇恨——受蒙蔽的人們對毛澤東、共產黨、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盲目仇恨，以及知識騙子掠奪財富而用行動製造出來的真正仇恨——老百姓對壓在自己身上的吸血鬼寄生蟲的深仇大恨。中國社會充滿歧視、仇恨和對立，知識騙子的貢獻當數第一。
知識騙子一手製造了仇恨，卻倒打一耙反過來說一切仇恨皆因受害者“仇富”，是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製造了仇恨。這是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倒果為因——從來是貧不壓富，富慣欺貧，有作用力才有反作用力，有壓迫才有反抗，有“仇貧”才有“仇富”，有“精英”的歧視才有平民的抗爭。劃分“精英”意味著劃分階級，意味著階級壓迫，意味著階級鬥爭，意味著歧視，意味著仇恨。誰自封“精英”，誰就實際站到了與民為敵的立場。階級仇恨是階級壓迫的產物，不是哪個人哪個黨主觀想煽就能煽動起來。政治騙子煽動的無端歧視和盲目仇恨與客觀存在的階級壓迫階級仇恨完全不是一回事——靠欺騙煽動的無端歧視和盲目仇恨可以贏得大選，但贏不了階級戰爭。
一旦靠仇恨驅動的“逆向詐騙”把戲被揭穿，知識騙子必定把被他們煽動起來虛假仇恨與被他們製造出來的階級仇恨混為一談，反咬一口說他們搶劫的受害者在煽動仇恨。但區分這兩種仇恨並不難。煽動仇恨搞“逆向詐騙”必有以下特征：第一，必以謊言為根據，決拿不出人們親身經曆耳聞目睹身邊活生生的事實來證明，隻能靠連篇累牘沒人能證明的道聽途說虛構誇張來疲勞轟炸。第二，必一開口就不離歧視，充滿人身攻擊和人身侮辱如“腦殘”、“智障”、“無知”、“愚昧”、“暴民”、“憤青”……第三，正常爭論的基本邏輯是明辨事實是非，煽動仇恨的基本邏輯是明辨身份貴賤，全部內容都是“證明”對方如何如何賤、如何如何壞、如何如何無知……總之一切問題都是對方人品的問題，不存在實際情況是黑是白的問題。第四，為“逆向詐騙”而煽動仇恨者必知識騙子，必既不直接創造財富也不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服務、隻能用“皇帝的新衣”證明自己是“知識精英”，其大多數必文科專業出身。第五，必蔑視創造財富的勞動人民、否定中華文明、鼓吹“普世價值”。
（順便說一句，我從不用“腦殘”、“智障”這類字眼，哪怕對手是死敵。建議左派朋友們也別用這樣的詞匯。從生理上貶低對手是知識騙子的特色，也是無能的標誌——這類貶低如果不是事實，就等於承認自己撒謊；如果是事實，就等於承認自己欺負殘疾人——欺負傻子即便大獲全勝又有何光彩？“墨菲定律”有一條：“別跟傻瓜吵架——別人分不清誰是傻瓜”。“說話有勁不在上糞多少”。應該學學孔慶東：兩軍對陣時老實不客氣，“當陽橋頭一聲吼，喝斷了橋梁水倒流”，具體爭辯時則侃侃而談以理服人。爭辯時講不出道理光潑婦罵街搞人身侮辱等於自認理屈詞窮。罵得再痛快，也無損對方一根毫毛，反而授人以柄，用來煽動仇恨，為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助了一臂之力，大大不合算。我爭辯時從來不從生理上貶低對方，倒喜歡證明對方智商高超能力過人，隻可惜利令智昏，被屁股綁架了腦袋。從生理上尊重對手其實是尊重自己，從事實、道理和邏輯上擊敗對手才是真正的擊敗。）
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分裂和內戰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必分裂中國，必引發內戰。
知識騙子一切為謀私，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也不例外。既然沒有任何原則底線，可以絕對“民主自由”，那謀私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凝聚，不可能為任何人約束自己，不可能形成任何穩固的組織，為了私利動不動就翻臉，永遠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如果由這樣的人來決定國家前途，將會如何？
看看中國的“海外民運”就夠了——據了解，如今“中國海外民運人士”有幾百人左右（包括為獲得“難民”身份而濫竽充數的），建立的“民運團體”卻多達五六十個，很多組織甚至隻有一個人——立個“山頭”才可以到處討錢，當了頭頭才能為自己謀利益，人人不甘落後。整天忙的是為爭奪“民主經費”而互相攻擊互相拆台你死我活，早就不要臉了。
跑到海外的“普世精英”如此不堪，留在國內的也好不到哪裏去。南都周刊搞了個“大牌律師轉型”，把一批“精英”捧上了天。然而這些“精英”一點也不給南方報係爭氣，整天上演狗搶骨頭的滑稽戲——比如那個被吹捧為“自有一套楊氏刀法，諳熟進退之道”的楊金柱，在無視中國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要求占用張家界遊覽區150畝土地供自己私人辦學時便極力誇耀自己財大氣粗：“2012年其個人年度收費將突破1000萬元大關”、“在2000年前就不做收費在1萬元以下的案子！”如此暴富不差錢，參加了“北海律師團”卻向全國募捐，硬要把為自己沽名釣譽的“北海律師團”的費用轉嫁給普通老百姓。為了錢，昨天還跟李莊稱兄道弟，今天因為索要捐款不得立刻翻臉宣布絕交，一轉眼又跟昨天的“戰友”撕破臉皮……整天到處上竄下跳狂喊亂叫，活像個小醜。這一點也不奇怪。一切為私，不惜損人利己，人與人之間除了私利沒有任何交集，決談不上為別人犧牲自己，要合夥就必然服從“需要受害人定律”——能合夥犧牲別人共同分贓才會走到一起。一旦沒了受害人，無它人可犧牲無贓可分，那就變成彼此算計了，馬上就翻臉——隻有勾結，沒有團結。所以強盜動不動就火並，“精英”動不動就鬧翻，永遠處於狗咬狗的不斷分裂之中，永遠不可能凝聚團結。
假如實現了沒有任何製約的“民主自由”，允許“多黨製”，這些動不動就翻臉的知識騙子“民主精英”們肯定跟海外“民運”一樣，恨不能一人一個黨，永遠處於狗咬狗的不斷分裂之中，永遠不可能凝聚團結。這許多黨攪和到一起，國家政治將會是什麽樣？
看看《第三帝國的興亡》裏的描述：“魏瑪政體軟弱無力的原因。政黨數目過多（1930年擁有100萬張選票以上的政黨有10個），這些政黨相互傾軋，隻顧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經濟和社會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國會中形成一個持久的多數派來支持一個能夠對付30年代開始時國家麵臨的重大危機的穩定政府。議會製政府成了一樁德國人稱之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黨為了他們所代表的群眾討價還價，爭取特殊利益，而國家利益卻被丟在一旁。無怪乎當勃魯寧在1930年3月28日就任總理時，已經不可能在國會中拚湊多數議員來支持任何一項政策了，不論它是左翼的，中間的，還是右翼的。”“戈培爾指出，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記裏承認，甚至納粹黨內的工作人員也‘由於這些永無休止的選舉而弄得神經緊張不安。他們疲勞過度……’”（《第三帝國的興亡》：第六章共和國的未日：1931—1933年）
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對付國家麵臨的重大危機、導致“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的後果是什麽？希特勒上台。“物極必反”，極端民主之後必是極端獨裁。
更準確地說，如果沒有外來勢力的幹涉，極端民主之後將是極端獨裁，如希特勒上台。如果有外來勢力幹涉，則極端民主之後必是極端動亂——國家的分裂和內戰，如南斯拉夫——“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製，一個人口隻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麵爆發。”“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張維為：別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5882.html）
隻要是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必然大行其道，必然是“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必然是“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中國也休想例外——如今端倪已現：
——“讓我們想象一下，假如廣東是一個國家，或者說，假設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是單獨的經濟體”、“‘廣東共和國’將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上海人的平均收入與匈牙利人和波蘭人差不多”、“天津的平均收入水平跟阿根廷人或土耳其人差不多”、“新疆人和山西人的購買力與危地馬拉人和約旦人相當，最窮的要屬貴州人了——人均GDP隻有1976美元，生活水平相當於尼日利亞人、塔吉克斯坦人和柬埔寨人。”（南方都市報2008年9月11日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080911/ArticelC03002FM.htm）
——“廣東有自己的文化，不用你們這些SB操心，廣東人自己的人文思想，也不用你這幫SB來操心。”（貓眼看人）
——“普通話是一種落後的語言”、“南北地區的人的智商差異也的確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顯。”“北方話中由其令人不理解的就是其兒化音，平白無故增加一個音‘r’，使本來就效率不高的語言變得越加低下。”（信源：南方網｜編輯：2010-07-17）
——我們考察清末至今的中國曆史，可以說就是由南方人寫就的——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改革開放。引領時代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南方人——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還有建國至今的中國黨政領袖基本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我隻能想到葉赫納拉氏和袁大頭幾位了。科學，藝術，文化菁英，南方人也是占統治地位的。我們現在所謂的官方語言其實卻是被奴化後的語言，如果說漢語偉大，請明確，那是指古代漢語，漢族人優秀，那是指具有正宗漢族血統的漢族人，這就能解釋，為什麽同樣抗戰淪陷區，南方抗戰英雄多，自古狀元絕大多數出自南方。我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也不相信血統決定智商優劣的那一套，但南北地區的人的智商差異也的確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顯。思維的速度和語速是成正比的，說話思維都拖拖拉拉慢慢騰騰的北方人怎麽可能競爭得過高效率的南方人？”（同上）
——“你們北方連連接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京津線高鐵年虧損也達7億，那沈大線，蘭包線這類客流量更少的二三線城市線路豈不是虧得一塌糊塗？那北方中小城市間的鐵路線更不用說了？整個北方估計找不出一條能盈利的客運線。”（貓眼看人：沒有廣東，中國早就破產了）
——“整個中國大陸全靠廣東創造的財富在支撐。可廣東人的工資水平是全國低下水平。粵西的工資水平全國倒數第一。中國中西部靠吸廣東的血活得忒滋潤”（同上）
——“我們南蠻子，粵閩破產農民組成的新加坡城市規劃及經濟比集中全北方頂尖人材的北京強多了，新加坡立國發展才幾十年，國民都是沒文化的粵閩農民”（同上）
——“普通話其實是被胡人奴化的語言”（南方都市報）
——“占據了地球1/5人口的中國，居然隻有一種語言，那真的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我們有什麽值得自豪？曆史書上一直歌頌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實有人知道不統一就有什麽問題嗎？如果要做中國人就不能說廣東話，那我寧願不做這個中國人。” （同上）
……
隻要實現了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鬧“廣東人的廣東”、“西藏人的西藏”、“新疆人的新疆”、“台灣人的台灣”、“河南人的河南”之類是遲早的事，學南斯拉夫搞“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是遲早的事。
在中國，隻要是私有製，那就一切為謀私，搞“多黨製”就除了私利不能吸引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則底線，隻能靠謀私利吸引人，隻能靠私人關係結黨營私，隻能“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隻能結成私利團夥而不能講任何原則規則、不能對黨徒有任何製約，否則追隨者會立刻轉投它人——中國曆史一大特征就是文人動不動就叛國：自恃才高但不受重用即反叛；因罪受罰即一反到底報仇雪恨；經不住金錢和美色的誘惑即反叛。投敵叛國還美其名曰“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然而中國曆代昏君當道時文人個個如魚得水，從不“臣投外國”。曆史上漢民族統治中原時代，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智囊人物大都是來自中原的文人，如契丹的智囊韓知古、韓延徽、康默記，滿清的智囊範文程、洪承疇等。今天的文人比他們的前輩無恥得多，沒有國家和民族觀念，沒有道德觀念，以認賊作父為榮，以賣國斂財為能，以買官淫亂為樂。他們自命“公共知識分子”，這“公共”的含義是沒有國家界限、沒有民族界限、沒有道德和法律界限，公而共之——共國、共民族、共家、共產、共妻，純粹狗彘不如。由這些沒有任何原則規則的文人組成的團夥跟土匪流氓沒什麽區別，為私利什麽都可以幹，包括煽動分裂。人人想當頭，個個自己拉山頭，必然山頭林立政黨如雲。隨之而來的激烈的競爭必使自我吹噓的詐騙很快混不下去，必然隻能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生存。拚命煽動仇恨的結果必如南斯拉夫一樣：“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隻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外來幹涉必然乘虛而入，那時中國的分裂和內戰就不可避免——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分裂+內戰。
3．私有製的“改革”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強行製造中的國分裂與崩潰
毛澤東說：“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
如今西方國家對世界每個角落每時每刻的變化都要嚴密監視，豈能放過幹預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事物的機會？至於具體是否幹預、如何幹預則完全看利益需要。台灣、香港搞“民主自由”沒出大亂子並非因為“普世價值”，而是西方國家不想讓它們亂，否則早混不下去了——如果人家想讓你亂，隻要有機會，不管你搞不搞“民主政治”都在劫難逃。前蘇聯如此，南斯拉夫如此，利比亞如此，敘利亞如此。中國隻要給人可乘之機，那就必然如此。
根據西方殖民主義滅絕美洲印地安人的曆史，種族滅絕並不是幻想。根據國際精英主義者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全球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必須淘汰。根據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的‘劣種人’妨礙美國獲得充裕的、廉價的原材料，必須除掉這些高速增長的人口才能保護美國利益。”根據《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頭目海德裏希在1942年的柏林汪西湖會議上闡述過一條“滅絕劣等人”的原則：經過最艱難的淘汰“剩下來終於能活下來的人，由於無疑是具有最堅強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須受到相應處理。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應該認為這些經過自然淘汰而剩下來的人是猶太人可能東山再起的禍根。”在毛澤東領導下讓美國嚐到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失敗滋味的中華民族無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民族，理所當然成為西方國家眼中“必須淘汰的垃圾人口”中“無疑是具有最堅強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須受到相應處理”的民族。
這一切決定西方帝國主義不可能不插手利用必將導致中國走向崩潰與內戰的私有製“改革”，不可能不與中國的知識騙子裏應外合密切合作，不可能不對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推波助瀾，不可能不迫使中國加速走向分裂與內戰。
西方國家的幹預和侵略正中中國知識騙子的下懷，因為分裂中國、搞垮中國已經成為中國知識騙子迫切的利益需要。其關鍵動機有二：第一，毀滅罪證推卸責任逃避曆史懲罰，第二，尋求靠山獲得權力維持詐騙。
——毀滅罪證推卸責任逃避曆史懲罰
騙子詐騙有三大規則：第一，不管受害者死活；第二，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一切隻顧眼前這一騙；第三，不負責任，麵對詐騙造成的惡果要麽躲起來，要麽裝傻充楞若無其事玩沉默，要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矢口抵賴，要麽找替罪羊把一切責任推給給別人。中國知識騙子把持的私有化“改革”從頭到尾始終體現著這三大規則：“一包就靈”、“一私就靈”、“一合資就靈”、“一破產就靈”、“一股份製就靈”、“大鍋飯，養懶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競爭上崗”、“改善國企”變“消滅國企”、“靚女先嫁”、“吐痰論”、“犧牲三千萬”、“改革代價”、“教育產業化”、“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腐敗是次優”、“道德的血液”……每次都說：就這回最關鍵最要害、隻要過了這一關一切迎刃而解萬事大吉、為了過這一關必須付出“改革代價”，每次都從老百姓身上再刮一層油，每次都不解決問題反而加劇問題，每次都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每次都再找出新借口指責別人……下一回這一切又都在更壞的前提下再重複一遍。經過這持續三十多年的螺旋式惡性循環，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穩定的一切因素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貧富空前懸殊，環境空前惡化，汙染空前嚴重，資源空前破壞，官員空前腐化，腐敗空前猖獗，道德空前淪喪，誠信空前破產，社會空前緊張，民心空前不穩，民怨空前強烈……對這一切負有全部責任、三十多年來一直把持私有化“改革”的知識騙子已經山窮水盡，再也找不出新的壓榨老百姓血汗的戰略空間、再也找不出推卸責任的新借口、再也沒辦法靠拆東牆補西牆、編新謊圓老謊的伎倆混日子了。三十多年的實踐早已把知識騙子毫無原則、貪得無厭、凶狠殘暴、口是心非的本性暴露得一覽無餘。尤其是那些撈到一官半職成了權匪的知識騙子，獲得權力後格外“小人得誌、不可一世”，用硬暴力貪贓枉法敲詐勒索老百姓肆無忌憚窮凶極惡無所不用其極。這一切使知識騙子徹底威信掃地。私有化“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已臭不可聞。賭棍眼看要輸個精光時最需要有人掀桌子砸場子大打出手攪局鬧事，這樣自己就有機會賴帳了；知識騙子眼看要徹底破產被追究責任時最需要有人鬧動亂起戰爭搞垮中國，這樣自己就有機會逃脫曆史懲罰了——對山窮水盡焦頭爛額唯有搞垮中國才能挽救自己免遭曆史懲罰的知識騙子來說，來自西方國家的侵略幹涉簡直是雪中送炭，舉雙手歡迎還來不及。
——尋求靠山獲得權力維持詐騙
毛澤東有一條鐵規則：團結大多數，絕不允許脫離群眾，更不用說與絕大多數人為敵了。中國的政治騙子恰恰相反，從心眼裏就蔑視大多數，一開口就罵“群氓”、“愚民”、“暴民”、“民智未開”、“老百姓愚昧無知不可理喻”……文人之間尚且相輕，更不用說尊重老百姓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精英”傲慢決定他們不能也不屑凝聚老百姓。如今他們的利益需要搞垮中國，而一旦中國崩潰了，內戰了，那就不是靠筆杆子說話而是靠槍杆子說話了，那就是俾斯麥所說的情況：“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知識騙子既沒有“鐵”也沒有“血”，有的隻是舌頭；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決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真誠擁護建立新政權。但他們要高高在上欺負老百姓又離不開權力的庇護——唯一可行的就是靠外國權力的支持建立傀儡政權。隻有外國權力才會全心全意歡迎由他們這樣的知識騙子建立一個詐騙高於一切的體係統治中國。
事實上，中國知識騙子今天之所以敢如此猖獗，仗的就是有外國撐腰：不光要錢給錢要名給名，更給戰略威懾——你敢鎮壓漢奸我就不但經濟製裁你叫你鬧經濟危機，而且把你在國外的存款家屬老底兜出來。這一手就足以讓那些一屁股屎的知識騙子兼官僚屁滾尿流，乖乖就範。沒有西方帝國主義如此撐腰，幾個知識騙子豈能有這麽大膽子敢公然鼓吹搞垮中國？
遭受侵略、國家崩潰對老百姓是災難，對知識騙子則不是。創造財富才需要國家保護——外來侵略歸根到底是為掠奪財富。國家垮了，受害者隻能是創造財富的。因此創造財富的人最認同國家，最認同民族。掠奪財富的人則沒這樣的利害——不創造財富，外來侵略當然不是衝你來的。既然大家目標一致都是以創造財富的人為掠奪對象，那隻要肯分贓，對抗就不如合作。中國知識騙子靠掠奪財富為生，掠奪財富高於一切。隻要能掠奪財富，有沒有國家並不重要。這樣的階級存在決定中國知識騙子與外國侵略天然地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天然地願意勾結合作，問題僅僅是談妥分贓條件。
（再沒有什麽比“人權高於主權”、“當帶路黨”更能反映知識騙子的卑劣怯懦了——如果你真那麽“正義”，那麽有決心，就應該帶頭流血犧牲為之奮鬥。你的“正義”你不打，讓外國人來替你打，你僅僅“帶路”，這算哪門子“正義”？這叫借外國刀殺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難道不卑鄙透頂？）
不管知識騙子們往毛澤東身上潑了多少髒水造了多少謠，有一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毛澤東結束了中國戰亂不休的曆史，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一直無戰爭。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使中國老百姓免除戰亂、享受和平是最大的保護人權。毛澤東以前沒有任何人做到這點，唯有毛澤東做到了。就憑這一條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就不能否定毛澤東時代。而如今中國政治騙子們為了搞垮中國、製造內戰，連“和平是最大的保護人權”也不認帳了，公然大肆鼓吹“沒有戰爭的時代不如有戰爭的時代”：
——俞可平說，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
——白岩鬆說，沒有戰爭的毛澤東時代“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是最不講道德、最不講法律、最不講人性的時代。”
——右派網說，戰亂不斷的北洋軍閥時期很民主，很憲政，很尊重知識分子。
——“普世精英”說，“人權高於主權”，歡迎外來幹涉，提倡當“帶路黨”。
——“民主與專製，勢不兩立！甚至於專製之惡，之頑固不化，需要戰爭來解決！”（凱迪論壇）
——“民主人士都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從專製演變到民主，但那是幻想，縱觀曆史，民主的實現過程往往都是血腥和殘酷的，這是由專製製度鎮壓民主的殘酷性所決定的。”（凱迪論壇）
——“張揚民主時，隻要比專製極惡之惡程度更低一些的惡，都是可以借以利用的，在道德上就高於專製極惡。謾罵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丟臭雞蛋也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捅菊花也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有限的戰爭——如僅限於推翻專製，都在專製極惡之惡之下，都是道德的。”（凱迪論壇）
——“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其它的民主轉型，包括最和平的蘇聯東歐，以及南韓、中國的台灣，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號稱“民主理念的推廣者和當之無愧的民主啟蒙家”楊恒均）
……
知識騙子們說了這麽多，意思隻有一個：毛澤東帶來的沒有戰爭的時代不好，戰亂不斷四分五裂的時代好。中國人不應該留戀和平，應該回到自相殘殺的分裂時代去。
知識騙子隻對掠奪財富感興趣，對創造財富的客觀規律和實際需要既不懂也不想懂，對國家的生死、民族的生死、絕大多數人的生死絲毫不感興趣。隻要自己利益需要，立刻毫不猶豫按照詐騙三規則辦事（不管受害者死活、不計任何後果、不負任何責任），其輕率、無知、蠻橫、殘忍、不負責任和厚顏無恥簡直匪夷所思駭人聽聞——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幾千萬老工人變成“改革代價”；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國有企業一筆勾銷；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把億萬老百姓的血汗雙手奉送外國；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讓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輕輕鬆鬆一句話要強迫中國人信仰“普世價值”；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把中國人變成轉基因食品實驗的小白鼠；如今則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讓中國陷入崩潰和戰爭。
公然鼓吹“沒有戰爭的毛澤東時代不如有戰爭的軍閥割據時代”，是知識騙子決心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搞垮中國的鐵證。它表明知識騙子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老百姓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剝奪光了還不夠，如今要向中國老百姓最後的身內之物——生命下毒手了。沒有它為內應，西方帝國主義再想幹涉顛覆中國也是老虎吃天——沒處下嘴。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外來幹涉必須通過內部的知識騙子起作用。
摧毀公有製、使中國重新陷入“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規律支配的私有化“改革”注定死路一條，以政變開始，以政變或內戰結束：你立得起規矩嗎？你攏得住人心嗎？立不起規矩、攏不住人心，豈有不散架之理？回顧中國曆史，哪個立不起規矩、攏不住人心、靠“人盯人”的恐怖維持的體係逃得掉分崩離析的下場？哪個的最後結果不是打成一團？
六．崩潰和內戰與回歸毛澤東
1．崩潰和內戰逼出革命
2．革命逼出認同毛澤東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澤東者必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4．小結
1．崩潰和內戰逼出革命
有人說，“革命是一種最壞的選擇”。
錯。革命不是選擇出來的，而是逼出來的。革命不是選擇，而是逼上梁山——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隻要另有出路，沒多少人願意主動“選擇”以死相拚。《水滸》裏梁山一百零八將，自願上山者僅李逵一人而已。說“革命是一種最壞的選擇”，意思是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偏偏做了個蠢決定，選了個最壞的。言外之意革命發生不發生是可以任人選擇的，反過來就是說也是可以任人不選擇的。就憑這就可以知道說這話的人對革命一無所知——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東西發生不發生還由得了你？隻要條件具備，革命必然發生，不管你主觀上選擇不選擇。此時誰攔著誰被消滅；就象洪水決堤，誰擋道誰被卷走。
中國分裂、陷入戰爭、變成殖民地的時候，就是老百姓被逼上梁山不得不革命的時候。當然，知識騙子例外——隻有創造財富才必須有國家保護。知識騙子靠掠奪財富為生，誰準許他們掠奪財富就跟誰合夥，有沒有國家沒關係，中國分裂不分裂、戰爭不戰爭、老百姓是死是活都沒關係。所以在劉曉波、俞可平、白岩鬆們的口中筆下，國家分裂、戰爭、當殖民地、當奴隸不但不可怕，而且簡直很幸福、很美好、很有詩情畫意——“以人為本”、“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扭曲”、“中國最不黑暗、最講道德、最講法律、最講人性的時代”。普通中國老百姓則無緣享受這種浪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破山河碎，無人保護，靠創造財富為生的老百姓隻能成為掠奪對象，再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也逃不掉被侵略、被占領、被掠奪、被蹂躪、被屠殺的命運，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最典型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哎，那時的人老實，都不敢動，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貨房裏三千多人隻有三個日本人看管，大門開著，又都沒有綁，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幾百個，兩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沒有人出頭，都膽小，都怕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為什麽麵對著死亡，這麽多的人都不敢拚死去尋求生路呢？看來，懦弱和膽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許，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膽怯和軟弱是可以諒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團性的通病，成了國民性，那就會釀成悲劇。”（人隻有到了這種時候才會明白陳有西之流鼓吹的“沒有家哪有國？”是何等坑人。）
2．革命逼出認同毛澤東
隻要逼上梁山逼出革命，就必然逼出認同毛澤東。
中國曆史幾千年，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並沒有使中國人產生新思想。唯獨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後中國就誕生了毛澤東思想，並得到了中國老百姓的普遍認同。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給帶來的是中華民族生存大危機，從而把中國人置於“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的處境，非革命不可，所以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把人民組織起來幹革命的科學。要革命就必須組織起來。要組織起來就必須依靠毛澤東思想。
“優勝劣汰”不算錯。但人的優等劣等不按人種分，而按組織狀態分：誰組織嚴密誰優等，誰無組織誰劣等。人沒有“生理性優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狀態性優等”和“狀態性劣等”。處於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處於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人與野獸的根本區別之一是人能主動自動組織起來而動物不能。人一旦處於無組織狀態，就等於退化到了野獸狀態。在危機麵前，誰能保持有組織狀態統一行動集體救助，誰的生存機會就高，這就是“優等”。誰隻能憑動物本能消極應付、各自逃生，誰就對災害毫無抵抗能力，誰的生存機會就低，這就是“劣等”。
同樣是碳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剛石。同樣是鐵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頑鐵，有組織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屬纖維。同樣是光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無堅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樣是個人，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烏合之眾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鋼鐵巨人無人敢犯。同樣的個體群，優等劣等的區別完全取決於有組織還是無組織。“有組織”就是整體的網絡，“無組織”就是零散的個體。個體對抗不了網絡，個人對抗不了組織。同樣的個體群，處於有組織狀態（並入網絡之中）就是優等，無組織狀態（離散於網絡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戰爭時毛澤東說：“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抗美援朝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同樣是中國人，無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敢於欺負”，有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惹不得”——優等劣等完全取決於是否“有組織狀態”：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
要逼上梁山拚死求生就必須組織起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是狀態性劣等。處於狀態性劣等再拚死也是徒勞，休想求生。要組織起來就必須靠毛澤東思想：“民主自由”“普世價值”是知識騙子們為自己量身定做的東西：不創造財富、從來是散兵遊勇個人奮鬥、隻知道爾虞我詐、沒有集體勞動、不需要集體努力，不需要協作配合，不需要組織起來的人才用得著。你可以把“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誇得天花亂墜，把毛澤東思想貶得一文不值，但有一個事實你改變不了：隻要背離毛澤東思想搞“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隊伍就沒法帶，就得散架，就得變成土匪軍閥烏合之眾——“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別的作用沒有，專門讓你散夥散攤子。
中國革命是逼出來的。中國人認同毛澤東也是逼出來的：凡不聽毛澤東的都垮了——不抓武裝鬥爭的、不去農村而迷戀城市的、不建立農村根據地的、不執行毛澤東的政治建軍原則路線的、不按毛澤東的打法打仗的……全失敗了。撤了毛澤東的職，連吃敗仗，眼看著就要全軍覆沒，這才不得不讓毛澤東指揮，這才轉危為安。一方麵軍的服了，四方麵軍的不服，不聽毛澤東的，不北上而南下，吃了敗仗，多過了兩次草地、多吃了更大的苦頭。這下大家才都服了毛澤東。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用了14年才在遵義會議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用了24年才在7大正式把毛澤東思想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每一步都是逼出來的。這中間凡是心裏揣了個小九九想謀私的、想到城市享樂的、想偷懶圖省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書本的、迷信個人經驗的……都不願意聽毛澤東的，都有機會就搞自己的，都被現實碰得頭破血流，最後都不得不認同毛澤東。等全黨一致認同了毛澤東，僅僅四年就取得了全國政權。
等建了國，沒有反麵敵人立竿見影從反麵上課了，背離毛澤東的後果一時看不出來了，許多人就頭腦發熱了——毛澤東堅持公有製，這就堵住了一切想謀私的人的發財路；毛澤東堅持把人民組織起來，這就妨礙了隻知道個人奮鬥、對集體勞動創造財富不屑一顧的知識騙子推銷“皇帝的新衣”所必須的“自由民主”。毛澤東一去世，他們立刻搞“非毛化”，靠煽動對毛澤東的仇恨驅動私有化詐騙。但一切對毛澤東的妖魔化都無非是言辭的堆砌。能用言辭堆砌起來的東西就能用言詞推翻，隻有用事實建築起來的東西才無法用言詞推翻。三十多年的事實使越來越多的中國老百姓終於認識到：原來還是毛澤東對——“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好了，就說明文革錯了；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壞了，就說明文革對了。”如果說過去對毛澤東的稱頌有含水的成分，如今已全部去掉了，再也不可能用言詞推翻了。毛澤東這次是真的成了神了。
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產物，是中華文明深厚底蘊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絕地大反擊。從建黨到7大，毛澤東思想在戰爭年代獲得全黨一致認同用了24年。從毛澤東逝世到如今，毛澤東思想在和平年代被中國老百姓重新認同用了30年——中國前進的途中，錯誤的選擇有無數，正確的選擇隻有一個；通向失敗的道路有無數，通向成功之路隻有一條：毛澤東思想。這是不知多流了多少血、多死了多少人、多走了多少彎路、多付出了多少代價、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才驗證出來的。不管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都如此。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澤東者必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毛澤東思想是組織人民求解放的科學。科學是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消滅不了的。用權力可以歪曲事實，可以捏造事實，可以隱蔽事實，但無法消滅客觀規律。“殺了公雞，也阻止不了天亮”。宗教裁判所可以燒死布魯諾，封殺哥白尼，讓伽裏略屈服，讓人們都認同太陽繞著地球轉，但無法消滅地球繞著太陽轉這個客觀規律。知識騙子可以封鎖毛澤東，汙蔑毛澤東，歪曲毛澤東，妖魔化毛澤東，但無法消滅毛澤東揭示的客觀規律，也無法阻止中國老百姓從親身實踐中感受並認同這些規律。隻要條件滿足，客觀規律就一定發揮作用，就一定遲早被人們所認識，即便本來一無所知。知識騙子私有化的“改革”必使“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規律重新支配中國，必使中國重新陷入“禮崩樂壞”、走向內戰的死循環，必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必把中國人逼上梁山，必使中國人有組織起來的迫切需要，必尋求一切“組織人民求解放”的規律，必回歸認同毛澤東。因此知識騙子即便成功地用權力把毛澤東從中國人心目中抹掉也是徒勞，因為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後人重新“發現”一遍毛澤東揭示的規律而已。
用權力可以封殺掉一個人的具體事跡，但封殺不掉客觀規律。妖魔化毛澤東，封不掉毛澤東揭示的客觀規律，頂多封殺掉毛澤東的個人事跡。這樣一來妖魔化毛澤東反而會事與願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比如，知識騙子總是說毛澤東如何如何殘酷無情不人道。事實上毛澤東最堅持革命的人道主義，即便對敵人也如此。毛澤東親手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八條明文規定“不虐待俘虜”。在實際戰場上執行的標準更具體：“交槍不殺、優待俘虜”——“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得虐待俘虜，但怎麽樣才算“俘虜”就沒準了。有的國家不承認敵軍人員一交槍就自動成為俘虜，就自動受日內瓦公約保護。換句話說，交了槍算不算俘虜得另說，可以承認也可以不承認。隻要不承認對方是俘虜，那就可以公然不買“日內瓦公約”的帳。美國大片《拯救大兵雷恩》和《硫磺島來信》都有這樣的情節：敵軍舉手投降，美軍當頭一槍，打死白打。實際情形比這嚴重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司令艾森豪威爾明確規定：“德國的戰俘可分成兩種等級：1．降的戰俘。2．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第一類人可按日內瓦戰俘公約處理，第二類人仍舊按敵對武裝力量處理”——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投降了，也可以殺死他們。實際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國戰俘都歸入了第二類，即DEF。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美軍的德國戰俘集中營裏有一百萬已經投降的德國戰俘死於人為地饑餓、疾病和無醫無藥。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爾將大量德國戰俘界定為“繳械的敵對武裝力量”，到1946年一月，有一百萬德國投降戰俘從美軍的戰俘營消失。到1950年，大多數非登記在冊的德國戰俘的材料被美軍相關機構銷毀。戰後成為曆史學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回憶道：“我們住在周圍圍著鐵絲網的非常擁擠的露天土坡上，食物異常缺乏，一天吃一頓，數量隻有美國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隻剩下皮包骨頭。我向一位美國軍官說，他們這樣作違背了日內瓦公約，他回答我：‘日內瓦公約與你們無關，你們沒有任何權利。’”而毛澤東“交槍不殺、優待俘虜”的規定就非常明確：敵人隻要交了槍，立刻就自動成為俘虜，立刻開始享受俘虜優待，從交槍到當俘虜一氣嗬成，一點空白漏洞不留，比《日內瓦公約》更嚴密更人道。知識騙子妖魔化毛澤東再瘋狂，迄今也沒能拿“虐待俘虜”當話題做文章指責毛澤東。對比“普世價值”的美國戰俘政策，能把“殘酷無情不人道”的罪名扣到毛澤東頭上嗎？ ...華嶽論壇 - "http://hua-yue.net"
毛澤東對拿槍的敵人隻要放下武器就講人道，對拿筆的敵人呢？
從本質上講，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凶殘，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都是拿筆的敵人製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鬥力都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後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於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殺”。不交筆，那就等於沒放下武器，照樣屬於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一個“共產共妻”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凡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共產黨革命勝利後如果按常規清算血債罪行，最該嚴懲的就是拿筆的敵人。而毛澤東卻動了隱惻之心，沒有按常規邏輯對待拿筆的敵人，而是特別寬大：第一，把拿筆的敵人與拿槍的敵人一樣對待，隻要不殺人放火就不殺——比如毛澤東對周作人專門指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第二，對拿筆的敵人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如果毛澤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徹底清算拿筆的敵人給中國革命造成的犧牲損害，他們豈能有機會活下來寫“傷痕文學”和“往事並不如煙”？
知識騙子為了妖魔化毛澤東，硬把上述事實一筆勾銷。假定他們成功了，後人對毛澤東上述的人道做法一無所知，而毛澤東揭示的規律又遲早被中國人所認同，那將來的結果就是中國人按毛澤東揭示的規律鬧革命，卻不知道毛澤東具體的人道做法，因此也就不可能學毛澤東對拿筆的敵人講什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而是老實不客氣地按照“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凶殘，罪惡更大”、“交槍不殺，不交筆就殺”、“交筆也要算老帳”等常規邏輯清算他們——中國曆史幾千年，動亂一波又一波，誰也沒把動亂跟“知識分子”聯係在一起。如今不同了，中國老百姓三十年來看得清清楚楚：好好一個團結平等的共和國楞是被一群號稱“知識分子”的知識騙子推向了崩潰和內戰。這“煽動戰爭罪”、“反人類罪”、“叛國罪”、“民族滅絕罪”等罪名再也休想跑掉。有史以來知識騙子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從來沒有這樣臭過，而且永遠也休想恢複名譽。中國老百姓早憋足了勁要找他們算帳。“不時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一切全報。”那時就該他們後悔了：為什麽當初把毛澤東封殺得如此徹底？如今想求對手學毛澤東對自己講寬大人家都無從學起了——這就叫事與願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4．小結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如今中國老百姓對什麽叫“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深有體會了。知識騙子妖魔化毛澤東的客觀效果是與毛澤東劃清了界限，讓老百姓都知道他們跟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完全不是一回事，從而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修正主義的黨、法西斯黨”的根本區別一清二楚。這樣一來，知識騙子把自己私有化“改革”造成的一切惡果賴到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的如意算盤就落了個一場空——吳敬璉說，中國今天的一切罪惡全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全是毛澤東共產黨搞公有製的責任。但中國老百姓心中有數：中國三十年來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在吳敬璉們的指導下進行的，“特別是”以來連黨政首腦都換了一茬又一茬，唯獨這幫把舵的“精英”從來沒變過，自始至終是他們在台上指手畫腳。對中國的一切他們不負責誰負責？製造“權貴資本主義”的不是他們是誰？導致今天中國一切醜惡禍害的不是他們是誰？如今中國問題成堆，吳敬璉們眼看快混不下去，便拚命搖唇鼓舌推三托四把一切往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賴，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但如今中國老百姓已經看透了：王八蛋嘴裏的王八蛋還是王八蛋嗎？窮凶極惡欺負老百姓的惡棍最仇恨的人能是壞人嗎？這就使知識騙子讓中國老百姓把對法西斯黨的仇恨發泄到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從而煽起反共內戰的戰略企圖難以實現。
“權貴資本主義”是知識騙子轉基因出來的怪胎——知識騙子分為兩撥：沒當上官用軟暴力搶劫的“文匪”和當上了官用硬暴力搶劫的“權匪”。三十年來二者一直狼狽為奸共同搶劫老百姓。如今權匪臭名昭著人人喊打，文匪一是見勢不妙想開脫自己，二是眼紅權匪分贓不均，狗咬狗起了內訌，要發動政變把撈著官的權匪趕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為了師出有名，便找個好聽的借口，叫“政治改革”；為了利用老百姓給自己當替死鬼，便高喊反腐敗，口口聲聲譴責“權貴資本主義”；為了確保政變的結果隻能是知識騙子上台，便不遺餘力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汙蔑成“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如意算盤是把權匪的法西斯罪惡全賴到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頭上，利用老百姓對腐敗的正當不滿煽動反共反毛仇恨，借反共搞內亂，最終分裂中國，自己好搶塊地盤當草頭王。如今左派罵腐敗，右派也罵反腐敗。隻不過左派的結論是回歸毛澤東，靠公有製實現共同富裕；右派的結論是消滅共產黨，靠私有化實現“優勝劣汰”。左派說，隻有徹底發動群眾通過不流血的文革打倒權匪才能消滅腐敗。右派說，隻有“普世價值”、“政治改革”、“多黨製”才能消滅腐敗，寧可搞“茉莉花革命”流血暴動全麵內戰，也不許搞不流血的文革。
知識騙子右派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國製造分裂與內戰——他們的私有化“改革”已經山窮水盡，不掀翻賭桌就不能賴帳，不搞垮中國就不能推卸責任。隻不過他們製造分裂與內戰的手法有直接間接之分。直接手法是發動“茉莉花革命”，間接手法是搞“自由競選”——在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條件下，隻要“自由競選”，結果必定是分裂與內戰：知識騙子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決定他們永遠是一群不受任何約束的烏合之眾，管不了自己也管不了別人。“靠仇恨驅動的詐騙“決定他們必須靠煽動仇恨吸引擁護者，言論不極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動聽眾，任何折衷妥協的主張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夠極端的人都會被排斥（隻要看看“廣場政治”的發展演變結果就足以說明問題）。對知識騙子來說，任何約束都是空話，任何協議都是廢紙，不鬧到天下大亂、崩潰內戰、把老百姓逼上梁山鬧革命決不罷休——敬酒不吃吃罰酒，文革不要要武革。
知識騙子私有化的“改革”把中國引向崩潰和內戰。知識騙子的私利決定他們需要搞垮中國、分裂中國、挑起內戰。其陰謀能否得逞，取決於中國內部各方力量的較量。從中國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角度看當然不希望內戰和分裂，隻要有一線希望也該盡力避免，用不流血的文革來避免流血的內戰。但願望畢竟是願望，事物的發展任何時候都有兩種可能性。如果知識騙子硬把分裂與內戰強加給中國老百姓，那時就別無選擇，隻能逼上梁山——還是毛澤東的預測：“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製止戰爭。”
不管將來會是哪種結果，按毛澤東的主張準備總沒錯：“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爭取最好的，準備最壞的。”
不管是哪種結果，都得凝聚中國老百姓才能應對。而要凝聚老百姓就得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要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就得證明自己不是騙子。要證明自己不是騙子就不能靠空話，而必須靠實際行動。唯一有效的實際行動就是公有製——“幹部不準有私產”。公有製是檢驗騙子最權威的試金石，是真是假百發百中，一目了然。隻有認同毛澤東的人才能凝聚老百姓，隻有認同公有製的人才真正認同毛澤東。
如果中國已經有了今天的毛澤東、今天的周恩來，那麽他們必定正按毛澤東的主張，不計名利在人民群眾中默默耕耘。
黎陽
2011．12．21．
一．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二．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二：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三．兩大曆史性社會性特色決定中國走不通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
四．毛澤東用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
五．通向崩潰和內戰之路
六．崩潰和內戰與回歸毛澤東
一．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經滄海難為水
2．宗教的共同之處
3．沉重的曆史遺產——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經滄海難為水
剛到美國時經不住幾個熱情拉我入教的教徒的三請四邀，也出於好奇，跟著到教堂聽了一次布道彌撒。之後他們問我有什麽感想。我說：“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差不多，也是‘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帶著感情學’、‘把自己擺進去’、‘要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按照最高指示聯係實際對照檢查’、‘早請示、晚匯報’、‘思想爬坡’、‘忠不忠，看行動’……不同的是把讚美對象換成了‘上帝’。”
幾個一臉虔誠期待我也會感動不已的教徒頓時大驚失色，幾乎把眼珠子都瞪了出來：“哎呀，你怎麽會這樣看問題啊！太褻瀆神了。那些邪教的東西怎麽能拿來跟主相比？”
我：“為什麽是邪教呢？”
對方：“隻有主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
我：“為什麽隻有主是真神？誰說的？”
對方：“聖經說的。”
我：“聖經是誰寫的？”
對方：“上帝。”
我：“上帝用什麽語言寫的聖經？”
對方：“希伯萊語和希臘語。”
我：“上帝為什麽要用這兩種語言寫聖經呢？”
對方：“當時講希伯萊語的國家最強大，講希臘語的人口最多。”
我：“如果上帝萬能，就會知道今天中國人口最多，就會用中文寫聖經了，聖經裏也不會一句中國也不提了。說聖經是上帝寫的，誰能證明呢？會不會有人假冒呢？我看教堂裏畫的上帝全是白人。信不信白人的上帝跟中國人有什麽關係呢？”
對方：“相信上帝死後才能進天堂。不信上帝死後會下地獄的。”
我：“這麽說是信上帝是為了有好處，動機不純啊！如果人人都信上帝，人人都進天堂，那天堂有多大？能裝多少人呢？”
對方：（猶豫了一下給出了一個數字。）
我：“這麽說天堂能裝的人是有限的，而人口世世代代的增長累積卻是無限的，總有一天天堂會裝滿。那時候信上帝也進不了天堂了，那豈不是白信了嗎？”
對方：“如果你相信主就不會有這樣的怪想法了。”
我：“你這個邏輯是‘信才靈’，我的邏輯卻是‘靈才信’。你們都很善良，我也很願意跟你們做朋友。但朋友歸朋友，信仰歸信仰。我相信了無神論，對任何神都再也虔誠不起來了。做不到虔誠還硬說相信就是撒謊。這樣的事有的人做得到，我做不到。如果為了得到某種好處，對不相信的東西也裝成一副相信的樣子，那是把信仰當交易，那才是真正的褻瀆神靈。”
這次經曆使我認識到一個規律：當一個人真誠地相信一種信仰之後，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很難同樣真誠地去相信另一種信仰，至少不會很盲目。初戀可能是盲目的，但卻是最真誠的。信仰也一樣，第一次信仰可能是盲目的，但卻是最真誠的。以後則不管是對是錯都很難會象第一次那樣盲目，但也都很難會象第一次那樣虔誠。“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越是飽經滄桑越不容易盲目相信。有經曆跟無經曆就是不一樣。戀愛的次數越多，每次當真的可能性就越小。信仰的次數越多，每次虔誠的可能性也越小。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藥吃多了就會產生抗藥性，越來越不管用；宗教見多了就會產生抗教性，越來越不當真。
2．宗教的共同之處
各種宗教盡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都告訴你自己的教代表“真善美”，都用“信我這個教有什麽什麽好處”來動員你入教（不管是切切實實的好處還是虛無縹緲的好處）。從不見哪個教說：信我這個教什麽好處也得不著，隻有吃虧倒黴的份。由此可以說，任何宗教說到底都是靠利益驅動來傳教，人們入教的目的說到底都是為了某種利益：
基督教——上天堂；
道教——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驅邪消災；
佛教——來世富貴，成佛成仙、驅邪消災；
儒教——當君子；
伊斯蘭教——上天堂；
……
不僅如此，所有宗教都或遲或早會有個更進一步的動作：“為了真善美，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從這點講，隻要知道了一種宗教的傳教，再看其它宗教的傳教馬上就會感到“似曾相識燕飛來”。
3．沉重的曆史遺產——全民性的“抗教性”
中國曆史幾千年，朝代更迭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宗教信仰在中國的興衰起落——從儒、道、佛、白蓮教、明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到各種各樣沒成大氣候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宗教流派。中國老百姓飽經滄桑，對各種不同的宗教輪流當紅各領風騷的狀況早習慣了，也早看透了：信這個教能過日子，信那個教也能過日子；信了教能過日子，不信教也能過日子。你就是說破天也沒法證明不信你那個教人類就活不下去。對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既然不管信不信教都一樣能過日子，那就沒有理由非信某種教不可。
中國從漢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教千年稱老大。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取締百家、獨容儒術”，政治上獨尊儒家的同時並不禁止民間信仰其他宗教。曆史上在中國老百姓生活中幾種宗教長期和平共處，各領風騷，甚至一個人可以同時信幾種教：政治上尊儒，生活上拜佛，同時還崇道搞煉丹之類。《紅樓夢》裏的賈府既到寺廟拜佛又到道觀打醮，死了人又請和尚又請道士，連全書的引子都是結伴而遊的一僧一道。《西遊記》裏代表道教的玉皇大帝和代表佛教的如來則成了一個戰壕裏的戰友，聯手共同對付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環顧世界，曆史上似乎隻有中國人可以同時信幾種教。這往好了說是包容，但副作用是什麽都信，什麽都不當真——同時信幾種教，自然可以做比較，從而發現各種宗教從本質上講其實都差不多——都宣揚自己代表“真善美”，都允諾相信自己的“真善美”有什麽什麽好處。既然如此，那就沒必要太較真。所以中國曆史上幾乎從沒有宗教戰爭——既然看透了各種宗教其實都差不多，那自然犯不上為差不多的東西去你死我活。“為了真善美，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如果需要做出的貢獻力所能及是一回事，如果要弄得你死我活、搭上身家性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傳教是“為了真善美”、“信了教有好處”，既然信教的本意是為了“真善美”，那為“真善美”而弄到搞“假惡醜”甚至殺人放火豈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信教是為了得到好處，如果得不到好處反賠了老本豈不是上了大當？如果為別人嘴上許諾的不知何時兌現的虛無縹緲的好處而付出傾家蕩產甚至連命都搭上這種實實在在的代價，那就簡直是上當到家了。
有人說這證明中國文化低劣、中國人素質低劣。恰恰相反，這證明中國老百姓有記性有常識，如果不這樣那才真成了低劣，因為僅僅看表現形式是分不清詐騙和宗教的——都是用嘴聲稱自己代表某種美好的東西，都是用嘴許諾將來的某種好處吸引別人相信，都要求“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好”，全靠嘴來證明；“壞”，也全靠嘴來證明；人們除了用嘴搞的主觀的誇張之外其實什麽也見不著——這招誰都能用。光憑這個，在水落石出之前從表麵現象和表現手法上根本分不清誰是騙子、誰是宗教。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騙子是為了詐騙發財，得了手就會銷聲匿跡；宗教是為了信仰，除非是邪教，傳教的自己並不發財，不會從信徒手裏得了錢就玩失蹤。但等到了這一步雖然能分出騙子與宗教，卻為時已晚，已經讓騙子得了手。而且這次上了當，碰到下一次與宗教攪在一起的詐騙時照樣分不清真假孫悟空。中國老百姓從中能得到的教訓隻能是對一切“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某種好處讓別人相信自己”、“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東西都不得不留個心眼，包括宗教。這是“久病自成醫”，上當受騙次數多了的必然結果。如果不這樣那反而不正常。比如一個人，第一次戀愛被騙財騙色，第二次戀愛又被騙財騙色，第三次還如此，第四次仍如此……每次都上當受騙，每次都不長記性，下次碰上花言巧語談清說愛照樣輕信，照樣被騙財騙色，這才叫低劣。而吃一塹長一智、受了騙就長了記性、留了心眼、不再輕信、學會堤防上當受騙才叫有常識有記性。中國老百姓就是如此：中國曆史上用“我代表真善美”、“相信我，你會有什麽什麽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之類手法搞詐騙的騙子太多了。中國老百姓看得多了，不但總結出了規律，還寫成了文藝作品告誡人們提高警惕——比如古代小說《初刻拍案驚奇》就描述了一個這樣的典型：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慣說會燒銀。
自家何不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這一夥燒丹煉汞之人，專一設立圈套，神出鬼沒，哄那貪夫癡客，道能以藥草煉成丹藥，鉛鐵為金，死汞為銀。名為‘黃白之術’，又叫得‘爐火之事’。隻要先將銀子為母，後來覷個空兒，偷了銀子便走，叫做‘提罐’。曾有一個道人將此術來尋唐解元，說道：‘解元仙風道骨，可以做得這件事。’解元貶駁他道：‘我看你身上檻褸，你既有這仙術，何不燒些來自己用度，卻要作成別人？’道人道：‘貧道有的是術法，乃造化所忌；卻要尋個大福氣的，承受得起，方好與他作為。貧道自家卻沒這些福氣，所以難做。看見解元正是個大福氣的人，來投合夥，我們術家，叫做訪外護。’唐解元道：‘這等與你說過：你的法術施為，我一些都不管，我隻管出著一味福氣幫你；等丹成了，我與你平分便是。’道人見解元說得蹊蹺，曉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顧，飄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這首詩，也是點明世人的意思。”
無數類似的“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給你好處讓你相信”、“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詐騙迫使中國老百姓學乖了：結論一，你說信了你的有好處，如果真有好處，那你為什麽不把好處留著自己用而要分給別人？結論二，凡是騙子必定花言巧語用嘴許諾某種好處來誘使別人為自己做犧牲，得了手立刻翻臉不認人。結論三，不管是誰，如果隻拿話甜和人、隻用嘴許諾“相信我，你會有某種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就有可能是個騙子。結論四，隻要你不能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自己不是騙子，那就最好別理你那一套。結論五，如果你有權有勢逼著大家相信你的一套、誰不信誰倒黴，那就隻好順從。但“順從”不是“認同”，隻是不吃眼前虧裝著相信而已。等你不得勢了，那就把你的那一套扔掉。
這樣的曆史事實使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對任何宗教信仰都虔誠不起來——你能說會道，曆史上比你更能說會道的人多了去了，騙子照樣是騙子。如此曆史悠久豐富多彩的詐騙史讓老百姓再不長記性也逼出本能來了：光有花言巧語決信不得。這就逼出了中國老百姓宗教信仰上的實用主義：你不是說信你的教有好處嗎？那有好處就信，沒好處就不信了；需要的時候就信，不需要的時候就不信了。這樣的曆史存在造就了中國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對不管什麽宗教信仰都不會很當真。所以毛澤東對斯諾說：“在你們那些國家，搞革命也比較困難，壟斷資本厲害得很，它的宣傳機器那麽多。中國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是貨真價實的“中國特色”。任何人想讓中國老百姓接受任何代表“真善美”的東西、尤其要為這種代表“真善美”的東西付出代價的話都必須先克服這個“抗教性”，否則就休想指望中國老百姓會普遍當真相信你，更不用說認同你、響應你、自覺自願自動按你的主張辦。你能得到的結果隻能是：如果你無權無勢，那就無人理睬你；如果你有權有勢，那人們會順從你的那一套，但決不會認同你的那一套，隻是裝出順從的樣子撈好處。等你無權無勢了，你的那一套很快就會被忘掉——對你大肆宣揚的東西老百姓也許沒辦法抵製，但不相信或不虔誠相信還是做得到的。
普遍地習慣對任何宗教都不當真的副作用就是普遍地習慣對任何規章製度也不當真——規章製度說白了跟宗教也差不多，都是預先規定好讓用來約束人們舉止行為的東西，都離不開人們信奉尊重的意願。
要克服中國老百姓的“抗教性”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先證明你不是騙子——言論證明不算數，行動證明才算數；少數人的主觀證明不算數，絕大多數人的客觀證明才算數；一時一事的主觀證明不算數，時時事事的客觀證明才算數。要證明自己不是騙子同樣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證明你宣揚的東西不是為了占老百姓的便宜。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讓老百姓親眼看見並相信你決不從自己宣揚的東西中謀求任何私利；也就是說決不讓老百姓做犧牲而自己撈好處。做不到這一點，不管如何口若懸河長篇大論也無法讓老百姓相信你那一套不是詐騙，因為古往今來這樣幹過的騙子實在太多了。
二．中國曆史性社會性特色之二：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中國封建社會本質上一直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農耕社會。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歸根到底是從原始的農耕部落群發展而來。而原始的農耕部落群裏人與人的關係不是血緣關係就是熟人關係，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當人們遇到困難或危險時能指望得上的隻有親人或熟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雖然社會發展了，人口增加了，交往頻繁密集了，但農耕社會的本質一直沒變，實際上不過是在原始農耕部落群的基礎上加以某種放大和迭加。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權基礎一直是以血緣關係和鐵杆熟人關係為骨幹。一旦這個骨幹瓦解了，政權統治就瓦解了。這樣的客觀存在經過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日積月累，導致中國社會“親人熟人才可靠”這個傳統意識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空前的強化：越是陌生的地方，越是要緊的事情，越不能信任陌生人，越隻能寄希望於親人或熟人（所以才會用“舉目無親”來描述困難和絕望）。“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越是要害越隻有親人熟人可依賴。一切利益關係都必須依靠以血緣關係和熟人關係為核心的私人關係網來維持才能相對放心，沒有自己的私人關係網什麽都幹不成，搞政治保不住權力，做買賣穩不住陣腳——搞政治，必須有自己的“死黨”；做買賣，要害部門如財務、技術要害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裏。想辦事必須靠私人關係。沒熟人，單靠原則規矩辦事準到處碰壁——哪怕是魔鬼也是熟悉的好對付一些。經過幾千年漫長的曆史積澱，“人與人的關係以血緣關係和熟人關係為基礎”這一發源於原始農耕社會的客觀存在演變成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本質是認人不認事的人治——原則不重要，人緣才重要；規矩不重要，關係才重要。這導致“不能死摳規矩而不講交情”、“不能六親不認”、“難得糊塗”、“通達權變”、“善解人意”、“懂得人情世故”等等成了“成熟懂事”的“社會常識”。這是曆史上中國社會不得不靠人治維持統治的關鍵——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規則抗不過“潛規則”，不管辦什麽事都別指望有規章製度就能解決問題，越是要害越必須有“自己人”象打籃球那樣人盯人死死看住，稍微一盯不住馬上就被鑽空子，防不勝防。這樣的客觀存在決定曆史上的中國政治沒法不獨裁——誰不獨裁誰馬上就會被人搞掉，稍不留神就會變成漢獻帝：四麵八方虎視眈眈想當董卓、曹操、趙匡胤的人有的是。朱元璋就深有體會：“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罵蔣介石獨裁沒錯，但說獨裁全是因為蔣介石個人的原因就錯了。蔣介石如果不獨裁，早被其他搞獨裁的張介石、李介石們取而代之了。中國曆史上的獨裁是“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這一曆史遺產的結果，並不是哪個具體個人的責任或發明創造。隻要“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壓倒一切這個大環境不根本扭轉，中國社會就隻能靠人治維持秩序，中國的一切就隻能靠“人盯人”解決。隻要盯不住，必定天下大亂，結果必定是舊的獨裁垮台，新的獨裁建立。
中國封建社會不要說政治，就連家庭內部關係也同樣“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規則抗不過‘潛規則’”，不靠人治玩不轉，不搞獨裁準要亂——《紅樓夢》裏的賈寶玉不喜歡搞獨裁，結果連他手下的人都瞧不起他：“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隻管隨便，都過的去。”所以尤三姐說：“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難纏。”而人們雖然抱怨王熙鳳“嘴甜心苦，兩麵三刀，上頭笑著，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卻又認同“論理，我們裏麵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不改變這樣的大環境，不管如何想不搞人治搞法製講民主也行不通。
明白這些就能理解中國曆史上的朝代更替規律：每個王朝的興衰史說穿了就是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規律作用下社會製度從建立到崩潰的瓦解史——新王朝建立了，絞盡腦汁製定了一整套看上去很嚴密嚴格的法律法規，似乎萬事大吉了，隻要照著做就皇朝永固了。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鐵規律使這些法律法規從小到大一點點一步步被侵蝕被瓦解被破壞——不管中間穿插了多少“清官貪官”鬥法鬥爭的故事，最後結果總是一樣：清官鬥不過貪官，講規矩的鬥不過講關係的，誰講原則規則誰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規也遲早變成一紙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規不起作用就等效於無政府，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政權崩潰，社會瓦解，然後再建立一個新王朝，一切又從頭再來一遍。隻要“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這個社會意識得不到徹底扭轉，中國社會就跳不出“建立規矩——人情壞了規矩——規矩分崩離析——逐步滑向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大動亂”的死循環。不根本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個社會意識問題，光在體製上玩花樣沒用。體製是“硬件”，“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是“軟件”。硬件問題得用硬件解決，軟件問題得用軟件解決。軟件問題光靠改變硬件解決不了——砸了計算機並不能真正解決計算機病毒問題。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也沒能改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老大難”的社會意識——想改變的人不少，但無不失敗，因為這等於向整個社會挑戰——整個封建社會裏幾乎所有的利益關係都建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上，上上下下縱橫交插盤根錯節。一旦觸動了這個基礎等於讓幾乎所有人的利益關係都前功盡棄，都必須從頭學起另謀出路，這個利害關係太大了，涉及麵太大了，大得誰都受不了，誰不講“關係”誰馬上陷入孤立——比如你好不容易“疏通”了升官發財的“門路”，突然此路不通了，你多少年的苦心經營上下打點打了水漂，今後再也不可能如法炮製，而你又不會別的謀出路的辦法，對這樣的變革你會甘心嗎？別說當大官的不幹，建立在熟人關係基礎上的商業王國的商人不幹，靠托門子找熟人關係才得以上崗的“協警”、才拿到了好攤位的小販、才得到飯碗的職員之類也都不會幹。即便自己靠真才實學站住了腳根，但為了親屬子女的出路前途往往也不由自主走上“找熟人拉關係解決問題”的路子。
三．兩大曆史性社會性特色決定中國走不通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道路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嚴重妨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它一否定了平等，二否定了競爭，三否定了理性，四否定了法製，五否定了社會責任。它使中國社會始終無法建立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大環境，無法象西方國家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係。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照抄西方製度，運轉起來也隻能完全走樣，畫虎不成反類犬。
從長遠觀點講，私人關係是最靠不住的關係：一是隻有感性，沒有理性，極易受情緒等偶然因素左右——私人關係極易受個人感覺支配，感覺好關係好，感覺不好關係不好，沒多少道理可講；二是極不穩定，說變就變，充滿了主觀隨意性、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人隨時會變，現在是朋友，轉眼就可以不是；三是有時間性，隻有暫時性，沒有永久性——“三年不上門，是親也不親”；四是沒有延續性——關係再鐵也不能遺傳，“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在關係在，人一不在一切全吹；五是無章可循無標準可依——沒有客觀標準和固定模式，沒有一個隻要照著做就能搞好私人關係的統一標準，一切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可能普及推廣；六是作用距離短，有效範圍窄，專人專用，專項專用，不能傳遞、不能延伸、不能轉讓、不能普及——隻有麵對麵交往直接建立的關係才算數，哪怕隻隔一手就不靈了：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朋友買我的帳，朋友的朋友就不買我的帳了；七是經不起折騰——不任勞不任怨，最怕碰上需要沒完沒了地盯著或辦砸了的情況；八是能粗不能細——沒法指望誰對別人的事自始至終都事無巨細一絲不苟、極端認真、極端負責；九是脆弱嬌貴經不起考驗——私人關係在挑撥離間威脅利誘麵前很容易分化瓦解，況且你能拉關係別人也能，關係對關係誰親誰疏誰占上風就難說了，誰的關係不夠硬誰便被撬行；十是錯綜複雜變幻莫測——一人一套關係網，涉及的人越多，關係網的層層迭加就越多，情況就越複雜，數不清的的利害關係無窮無盡地排列組合交叉互動盤根錯節，最後變成撲朔迷離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牽一發動全身，明無山頭暗有礁，按倒葫蘆浮起瓢，複雜程度舉世無雙，哪怕把人的全部時間精力都搭進去也不夠應付的；十一是難逃兩重性——關係最密切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危險的人，一旦翻臉，關係越密切危害越大；十二是競爭激烈代價高昂——沒有不斷的、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不能維持。
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條件下，私人關係是超原則關係。超原則關係本質上是純粹的利益關係，即便是親戚也不例外：“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利益關係隻有靠不斷的利益輸送才能建立和維持，尤其是與“關鍵人物”的私人關係。而這種“利益輸送”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原則隻有一條：與眾不同——隻有“與眾不同”才能讓人產生印象，才能讓人滿意，才能保障私人關係。一旦不能與眾不同，那就意味著跟大家都一樣，那這“私人關係”有跟沒有就沒區別了。與眾不同的私人關係必須有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才能維持這個“與眾不同”——如果大家輸送的利益都一個水平一個樣，那送跟不送也沒區別了。建立並維持與“關鍵人物”的與眾不同的私人關係隻能通過激烈競爭把別人都淘汰掉。如此競爭的主要手段是隻能是“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 而“與眾不同”隻有相對性而沒有絕對性，更沒有任何底線極限。這就決定維持與關鍵人物的“私人關係”的代價是按幾何級數無限瘋漲的——從“二十響”、“炸藥包”、“手榴彈”的級別迅速狂漲到現鈔、珠寶、古董、文物、珍奇、汽車、房子、子女留學、美女、海外存款……在這場“與眾不同的利益輸送”的瘋狂的淘汰過程中，老老實實靠工資收入的人再勒緊褲帶也拿不出多少利益，最先被淘汰。靠老老實實創造財富生存的企業能拿得出來的利益同樣有限，也難逃被迅速淘汰的下場。隻有搞邪門歪道假冒偽劣發橫財的才有可能拿出巨額的利益輸送而堅持下來。隻有有條件掠奪別人的財富尤其是“持權搶劫”的權匪才能無限製地源源不斷地獲得與眾不同的利益，才能無限製地源源不斷地輸送與眾不同的利益，才能成為這種競爭的最後勝出者。舉國上下無數這樣的私人關係，無數這樣的利益輸送，象無窮膨脹的癌細胞一樣無限吞噬著社會的資源財富，直到整個社會承受不住轟然崩塌為止。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觀念不僅使中國社會擺脫不了人治，也使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突破不了本質上屬於原始農耕經濟的低層次——“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大環境根本造就不出循規蹈矩、照章辦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協議執行的社會主流意識。毛澤東說：“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實際上即便經過很大的努力也往往徒勞無功，紙上的東西始終在紙上，變不成現實的東西：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信用靠不住，規章製度靠不住，合同協議靠不住，技術規範靠不住，工藝規程靠不住……一切需要多數人自覺遵守才有效的白紙黑字統統靠不住，非得有“自己人”日夜不斷地象打籃球那樣人盯人、象防賊那樣目不轉睛、象奴隸監工那樣虎視眈眈不可，否則馬上給你做手腳——例如魯迅小說《孔已己》裏描述的情節：“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黃酒從壇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兼督下，羼水也很為難”——連打酒這樣麵對麵人盯人的最簡單的經濟活動都要當麵羼水做手腳，何況複雜程度高得多的現代化經濟？越是現代化，越是高科技，越需要方方麵麵密切協作配合，越需要自覺照章辦事循規蹈矩，越不可能象奴隸監工那樣靠直接的人盯人來應對。就算十個手指頭按住十個跳蚤，那第十一個呢？一個現代化的項目涉及的方方麵麵豈止十個跳蚤？中間有多少看不過來、可以暗中做手腳的環節？“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存心鑽空子，總有空子可鑽，永遠防不勝防：禁了三聚氰胺，出了地溝油；禁了地溝油，出了蘇丹紅；禁了蘇丹紅，出了重金屬；禁了重金屬，出了轉基因……有這樣的大環境，縱然有少數重信譽的商人也回天乏力，改變不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活動隻能停留在靠直接的‘人盯人’這種最簡單最直觀的監督照顧得過來的簡單低級水平上”的大局。這就決定曆史上中國社會的經濟技術活動隻能局限於靠直接的“人盯人”這種最簡單最直觀的監督能應付得過來的簡單低級水平上，隻能應對規模小、人員少、距離近、能夠一目了然地監管、不需要依賴協作或對協作依賴程度最低的簡單產品、初級產品、簡單生產關係等，稍微複雜一點就招架不住了，就要出亂子。國土狹小、人口密集、距離近便、有條件實現不間斷的“人盯人”的島國尚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突破這種局限；而幅員遼闊、人口分散、相互距離很遠、不可能晝夜不停地搞“人盯人”的中國則做不到這點。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觀念使中國曆史上的經濟技術活動始終局限在直接交往，難以突破家族和熟人的小圈子，無法擴大；相應的生產關係也隻能局限於複雜程度不超過依靠少數熟人血親能處理的水平，超過了就對付不了，就要亂套，因此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隻能停留在小規模低技術小打小鬧的低水平上，始終建立不起來大規模商品經濟和工業化社會所必須的可靠的分工協作大環境。而沒有循規蹈矩、照章辦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協議執行成為主流社會意識的大環境，即便不蓄意偷工減料弄虛作假也無法跨入工業化的門坎——工業化需要整個社會普遍嚴格按標準辦事、按規定辦事、按工藝流程辦事、按規定執行、密切配合的大環境，而這與經過千百年養成粗疏散漫、不知協作、不嚴格按規定執行的農耕社會的習俗格格不入，不經過大規模的持續的移風易俗的徹底改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可能搞出任何超越“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力所能及的東西，象高技術、大規模、需要多方協調配合的現代化經濟活動之類——你能靠“人盯人”防止科研不出活、搞做假、防止協作加工做手腳、製止高科技產品搞偷工減料嗎？“人盯人”隻適用於簡單生產、簡單技術、尤其是奴隸勞動。這樣的客觀存在不根本改變，中國走得通的道路就隻能是“高技術靠進口，靠壓榨本國人民血汗搞廉價加工的‘血汗工廠’發財”。這樣的道路是落後挨打的必由之路。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本質上是原始農耕部落遺留下來的落後習俗，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的個人充滿渺小無力感覺的本能反應，是一切脫胎於原始農耕經濟的民族邁過現代化這道坎的最頑固的無形障礙。它使中國無法象西方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靠關係、靠“人盯人”才能勉強運轉的經濟根本產生不出也容納不得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軟環境——用不著競爭，有關係就行了；用不著法律，有關係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用不著辛辛苦苦實幹，靠關係投機取巧輕輕鬆鬆就能發大財……“一個中西部鄉長的告白：每天的主要工作有三件事：一是當三陪；二是數據造假；三是維穩”——這不是今天的特色，而是中國官場從古到今的一貫傳統：全國各地各級的官員不管名義上的官銜是什麽，實際每天的主要工作內容都是當招待所所長兼交際處處長，忙的是四麵八方送往迎來，為的是上下左右拉關係——關係才是政績，關係才是生產力，關係才壓倒一切高於一切，有了關係就有了一切，沒了關係就沒了一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誰實實在在幹實事誰倒黴，越千辛萬苦發明創造搞貨真價實就越沒功夫拉關係，就越吃不開。
明白了這點就能明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體製的主張有多荒謬和危險——體製是硬件，意識形態是軟件；硬件問題必須用硬件解決，軟件問題必須用軟件解決。軟件對不上號，硬件有也沒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中國特色的“軟件”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體製的“硬件”根本尿不到一起。不顧這個事實，硬要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社會輿論占壓倒主流的情況下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隻能導致天下大亂。這往輕了說是驢唇不對馬嘴犯糊塗，往重了說是存心搗亂破壞。比如，本來“人盯人”死死盯著都盯不住，稍微有點空子就要鑽，你卻在這種情況下大鬧什麽“自由化”、“放權”，實際等效於為賊去警，為狼拆牆：你放權，他收權，你放多少他收多少，讓賊不費吹灰之力撈走一切，白白搶到一個天下，等於搞了場換了個名義的政變，在“反獨裁”的名義下實現自己的獨裁。譬如話語權，你放多少南方報係收多少，最後南方報係跟中宣部掉了個個兒，成了事實上的“影子中宣部”，誰有不同意見封殺誰圍剿誰，在“言論自由”的名義下實現了自己的言論專製。又譬如假冒偽劣，本來“人盯人”都盯不住，稍微看不住就要搗鬼，你卻來了個“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製”、“腐敗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市場會自動調節”……結果假冒偽劣泛濫成災，有毒有害層出不窮，實際的效果是與造假的合夥坑中國老百姓。
隻要是私有製，中國“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會意識就休想扭轉。道理很簡單：要扭轉就必須破除一切已有的靠私人關係維持的利益關係，就必須讓已經靠私人關係維持生存的人做出犧牲。但私有製的實質是人人各謀私利，問題的本質就成了“為了我的私而犧牲你的私”，被犧牲者當然不幹：“憑什麽為了你的私而犧牲我的私？”若為謀私而試圖改變這一狀況，馬上就麵臨一個選擇：“隻要我的私能滿足，又何必為改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而流血拚命？”——在幾乎整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關係都與私人關係密切交織在一起的私有製的中國，真要徹底改變這一局麵就意味著革命，就要遇到空前激烈的拚死抵抗，就會迅速陷入孤立以至眾叛親離——馮玉祥想講規矩，要求部下清廉無私，結果部下紛紛陽奉陰違，在蔣介石的金錢美女攻勢麵前一敗塗地。這一點也不奇怪：私有製一切為謀私，人家跟你是以為跟你有好處。你要堅持原則高於私利，就沒法用“給好處”籠絡部下，為得好處才跟你的人憑什麽還要跟你？當然要轉而投靠能帶來好處的人去了。在軍閥林立的中國蔣介石比任何人都善於運用“給好處”，所以無往而不勝。過去如此，如今同樣如此。堅持原則、不拉私人關係、不肯用或沒有條件用豐厚的私利籠絡人的官員別說部下，連身邊的人都攏不住。賴昌星說中央剛決定處理李紀周、別人都不知道時他馬上就知道了，因為他跟大人物的秘書是朋友——賴昌星一個沒讀過幾年書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混混怎麽會跟通天人物的秘書交上朋友？當然靠的是重金收買“給好處”。能收買成功這一事實本身一證明即便權力中樞的秘書根本出發點也是謀私，二證明即便最高權力中心也難免“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潛規則，三證明如今權力再大也要靠“給好處”維係人心，否則可能連秘書、司機、警衛都靠不住。從謀私利的角度看，徹底扭轉“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是隻有風險沒有回報的得不償失的蠢事。想方設法利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用自己的私人關係取代別人的私人關係、讓自己變成既得利益者才既安全又可靠、既省事又現實，真正的有利可圖。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更確切的意思是“與強者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有多少人主張“與弱者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背後的含義是把自己的生存和根本利益寄托在與強者的私人關係上了。從根本上講這反映了一種弱者的心態：靠強者來保護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這是個體的人的一種很自然的本能：感到勢單力薄孤立無援、看不見前途出路，最直接的反應便是尋求強者的保護。既然有求於強者，自然得跟強者拉私人關係。而作為個人，強者之強是相對的，在這個層次上強，到另一個層次就不強了，“強者”自己也得找更強者保護，也得跟另一個層次的強者拉私人關係……就這麽“排排坐，吃果果”，密密麻麻的關係網從最底層一路層層迭迭張到最高層，整個社會盡在網中。所有這些關係網都以私人關係為基礎。在曆史和社會麵前個人永遠是脆弱的，私人關係永遠是暫時的、不穩定的、不連續的、不可預見的、沒有普遍性的、時時在變的、因人而異的；靠私利維持的私人關係是永遠是靠不住的。因此所有以私人關係為核心的關係網永遠充滿了無窮無盡的動蕩、毀滅和重建；以這些關係網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關係也不可避免充滿了動蕩和不可預見性。越是動蕩和不可預見，越讓“網中人”充滿危機感，越無法顧及未來，越隻能急功近利——“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靠私人關係隻能解決少數人眼前的私人利益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長遠打算。沒有長遠打算就談不上原則規矩——任何“原則規矩”說到底都是確保某個群體作為整體的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才用得著的手段。沒有未來的人不會為未來考慮，隻認個體的人不會為整體考慮。不為未來考慮、不為整體考慮，自然不會讓對維護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才需要的原則規矩妨礙自己靠私人關係維持的眼前私利。這是進入沒落階段的封建主義中國的必然現象：社會越沒落，靠原則規矩越找不到出路，人們越沒有希望，越沒有安全感，越不得不靠私人關係找出路。這就導致了惡性循環：越依賴私人關係，越破壞原則規矩；越破壞原則規矩，越沒有長遠利益，越沒有長遠利益，越依賴私人關係……
“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如此可惡，為什麽不鏟除它？
在占壓倒優勢的西方資本主義麵前，私有製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根本不是對手，除了被吃掉之外毫無前途。越沒有前途，人們越沒有安全感，越不得不把希望出路寄托在私人關係的保護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就越有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為私利，那鏟除這一陋習還不如利用它合算。如果不為私利，那就等於向整個社會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賴以生存的保障挑戰，不但不可能獲得他們的支持，而且必然麵臨空前強大而凶狠的反對，沒有更強大的力量根本招架不住。這更強大的力量何來？天上掉不下來，隻有動員老百姓。而隻要動員老百姓，馬上就麵臨著“抗教性”的問題——對老百姓來說這等於是又一次的“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給你好處讓你相信”、“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誰知道是真是假？
曆史上中國看到“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弊端的人不少，試圖扭轉局麵的人也不是沒有，在私有製前提下他們誰也沒能解決老百姓的“抗藥性”問題，因此誰也沒能凝聚出足以克服強烈抵抗的力量，最後都陷入了匹馬單槍的苦鬥，都成了那個時代向風車挑戰的唐．吉柯德。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也是私有製嗎？為什麽人家就能超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
第一，誰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搞“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隻不過已經當上了世界老大的人家搞的跟中國不是一個層次而已——吃慣了大魚大肉，看不上小魚小蝦；當慣了金融大鱷，不稀罕小偷小摸，連搶銀行都瞧不上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侵略擴張獲得了支配世界的優勢地位，有條件“抓大放小”，用不著專在小地方搞小動作——你以為人家在要害大問題如金融市場的支配權之類問題上會當真循規蹈矩？
第二，獅子老虎吃飽時見了兔子老鼠懶得去抓，但餓極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什麽地方處於持續性的大災大難逆境險境，什麽地方便人心惶惶鬧亂子，“循規蹈矩”的紳士矜持便煙消雲散，小魚小蝦兔子老鼠也不放過了，“私人關係大於原則規矩”照樣大行其道——例如美國新奧爾良鬧水災，比如紐約貧民區。隻不過西方國家在世界上曆來占優勢的時候多，總能把危機轉嫁給別人，能在世人麵前保住“一貫循規蹈矩”的形象，而近代以來一貫處於逆境危機中的中國人則根本沒有保有這種有恃無恐悠閑風度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麵，相對於封建主義的中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確實在許多地方、至少在相對穩定時期能做到擺脫“私人關係大於原則規矩”的陋習，用法律規則保護社會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能做到這些與其跟中國大不相同的曆史淵源不無關係：
1．曆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發源地的經濟不是純粹的原始農耕部落經濟。
2．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多種宗教長期和平共處的曆史，基本是一神論的單一宗教的一統天下，老百姓的“抗教性”不象中國那樣強。
3．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幾百年持續不斷的繁茂商業活動的陶冶才逐漸發展、形成、完善出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主流社會意識和價值觀。
4．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外侵略轉嫁了矛盾，在對外擴張中逐漸建立出不完全依賴純粹私人關係的各種利益關係，使“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重要性相對降低。
5．西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升時期曾經是進步的革命的力量，能夠按照當時先進生產力的需要發展出超越“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靠私人關係隻能保護少數人的眼前利益；要保護多數人共同的長遠目標就必須靠原則和規矩。但隻有超越了個體經濟的經濟共同體才談得上共同利益，隻有代表先進生產力才能對未來有信心，隻有對未來有信心才能夠為未來著想，才能從長遠角度看問題、從全局看問題，才談得上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才需要原則和規矩。有了西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升時期創造的超越個體經濟的經濟共同體，才有了保護共同利益的需要，才有了對保護共同利益的原則規矩的認同；獲得了曆史成功的西方資本主義對未來具有沒落的中國封建主義所沒有的信心，因此能夠從長遠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能夠認同保護長遠利益的原則規矩——有了這樣的曆史存在，才有了西方資本主義相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中國有這樣的曆史存在嗎？幾千年裏經濟上都是個體戶，思想上都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個人精英主義者，政治上都是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私權統治，從來沒有過穩定可靠的利益整體，如何產生出對整體利益的認同？沒有對整體利益的認同，怎麽可能認同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原則規矩？隻有能保護多數人利益的原則規矩才能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如果原則規矩不能保護多數人的長遠利益，人們就必然拋棄這些原則規矩另謀出路，最本能的辦法就是靠私人關係獲得保護。進入沒落階段的中國封建主義的原則規矩不能給多數人帶來希望和出路，理所當然被人們拋棄。
在中國曆史上，統治階級認同長遠利益、整體利益是商鞅變法、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代的事，從那之後越來越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根本談都別談——就以明末清末為例：
——明末：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皇帝經濟窘迫苦籌軍費，號召高官捐獻銀兩助軍。屢詔催促，隻有太監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萬兩，崇禎自己拿出七萬兩，國丈嘉定伯周奎拿出一萬兩，首輔魏藻德宣布捐獻五百兩，前任首輔陳演堅持說自己從來不貪贓枉法，一兩也不出。更多的高官顯貴東躲西藏，裝模做樣地把家裏的擺設都拿到大街上拍賣，以顯示自己家無餘財，甚至在紫禁城大門上寫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等李自成攻破北京嚴刑追財，聲稱“一兩也捐不出”的陳演獻銀四萬兩，隻肯給女婿崇禎一萬兩的周奎獻銀五十萬兩，李自成在紫禁城最終獲得的金銀數目達三千七百萬兩（真是“舍命不舍財”，寧可被搶光都不肯為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掏腰包）。
——清末：武昌起義發生後，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帶頭從中國的銀行取走上百萬存款直接存入英國匯豐銀行。上行下效，人們認為清朝沒錢了，自己的銀行存款不安全了，紛紛到銀行取錢，隻有兩天的時間，北京有幾家銀行就關了門。上海隨即發生金融危機，十裏洋場一夜之間現金不夠了，外國銀行拒絕援救，上海幾家大的民營銀行都關了門，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立即出現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機——錢都到哪裏去了？都到了私人口袋裏：許多親王、貝勒和大臣家裏都很有錢，唯獨大清朝的國庫沒錢。武昌起義發生時尚有兩百萬大洋的大清朝國庫很快隻剩二十萬兩白銀，許多部因為沒有辦法發工資，紛紛關門，當然再也拿不出錢當軍費鎮壓辛亥革命。本來就風雨飄搖的大清朝如今山窮水盡，不得不倒台。
曆史一再證明中國曆來的當權者別說遠見，往往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曹劌論戰的年代就已經“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秉性幾千年都沒長進。道理很簡單：他們早已腐朽沒落，再也代表不了先進生產力，沒有未來，沒有整體利益。既然沒有未來、沒有整體利益，當然隻能鼠目寸光，隻顧自己、隻顧眼前，當然不可能考慮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不可能認同維護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才需要的原則規矩，不可能跳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死循環。
“存在決定意識”。中國的曆史存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存在大相徑庭，決定出來的社會意識也迥然不同。中國的曆史存在決定出的中國根深蒂固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社會意識根本無法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資本主義的體製“硬件”，但不可能複製出維持這硬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軟件”——體製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等。你可以指鹿為馬挖空心思用一切動聽的詞句稱之為“普世價值”，但再號稱“普世”也與中國的“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實際存在不兼容。在私有製條件下，中國“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會意識絕無任何可能扭轉。而這一客觀存在不扭轉，中國就休想象西方國家那樣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係。
四．毛澤東用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
不徹底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中國就毫無出路。要徹底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靠少數人的權傾一時、少數人的聲嘶力竭、少數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動員全國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國老百姓自古以來的“抗教性”，就休想喚起民眾。在私有製條件下無數人曾努力動員全國老百姓起來解決“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都失敗了。隻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功了。要害關鍵就一條：公有製。
道理非常簡單：“公有製”意味著“沒有私產”，這就斬釘截鐵毫無保留破釜沉舟地斷絕了一切謀私的可能，讓老百姓憑常識一看就能信服：這不是詐騙——人人沒有私產，就是騙到手也沒地方放，什麽好處也撈不到。（聽老八路們講過，他們在戰爭年代的追求往往是弄到支好槍。至於個人發財，想都不想：繳獲歸公，你就是想打埋伏也沒地方放，扛都扛不動，純粹是累贅，想那玩藝幹什麽？）既然什麽好處也得不到，那還騙個什麽勁？隻有這樣從上到下人人都無私產的公有製的政黨才決不會是騙子，隻有這樣的政黨的原則規矩才可能是真的，隻有這樣的政黨才可能真正為老百姓謀利益。隻有這樣的政黨才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獲得老百姓的真誠認同和擁護。
相反，隻要有私產，那就“黃泥巴掉進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有私產”這一條就足以讓你即便渾身是嘴，也沒法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為謀私、不是在假公濟私。你做的一切跟“用嘴聲稱自己代表某種美好的東西，用嘴許諾將來的某種好處吸引別人相信，要求：‘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詐騙老一套沒什麽區別，不可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不可能獲得老百姓的真誠認同和擁護——即便你自己一時一事當真不為謀私利，你也不可能阻止為謀私利而追隨你的人陽奉陰違把你的一切最終都強行納入謀私利的軌道。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人人沒私產”和無數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說：“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曆，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在全國人民麵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
注意：“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這樣的結果是怎麽來的？不是耍嘴皮子吹牛吹出來的，而是用“沒有私產”、用“艱苦奮鬥的經曆”和“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等硬梆梆的事實證明出來的。以身作則帶頭“沒有私產”、“艱苦奮鬥的經曆”、“流血犧牲”的就是毛澤東。
妖魔化毛澤東的人總是說這一切都是假的。既然如此，那不妨拿出他們的“真”來比一比：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看他們能不能不論古今中外找出個毛澤東以外的開國領袖來，在以下各方麵能挑戰毛澤東、超越毛澤東：
1．締造出一個從上到下人人都沒有私產的政黨、軍隊、政權。
2．為理想原則犧牲了六個親人，包括夫人兒子親弟弟。
3．為理想原則帶頭把兒子送上前線，犧牲後就地安葬。
4．領導近10億人口的國家達27年，身後沒有一分錢私人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關於財產的遺囑。身後子女僅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從“中辦特會室”按公款管理的海外出版著作所付120多萬元稿酬中每人分到8000元。
5．身為國家領袖27年，身後子女無一人高官厚祿發大財。
6．堅持原則不徇私情，一再拒絕利用權力為親友提供方便：
——“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說話的。”（一次回絕外婆家15個親人走後門請求）
——“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1950年5月12日給表兄文南鬆的信）
——“在地方上做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較為適宜。”（1950年8月23日給原配羅氏的堂兄羅石泉的信）
——“趙某求學事，我不便介紹。”（1953年9月8日給表兄文澗泉的回信）
——“我不大願意為鄉裏親友形諸薦牘，間或也有，但極少。”（1954年3月31日給少年時代的朋友彭石麟的信）
——“調你兒子做財經工作一事我不能辦，要在當地所屬機關自己申請。”（1956年12月13日給族姑毛春秀回信）
——“我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鄉親友要勤耕守法，好自為之。”（向要進京的親友捎話）
——“戀親，但不為親循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對來北京的親友講三條交往原則）
——“成千上萬的先烈為革命事業犧牲了他們的寶貴生命，我們活下來的人想事、辦事，都要對得起他們才是。”（回複想請毛澤東批準留京或介紹回湖南工作的親戚）
——“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努力和眾人一樣，不應有任何特殊。”（給石城鄉黨委、鄉政府的信）
……
汙蔑毛澤東的人一口咬定上述毛澤東的一切都是假的，卻從來也拿不出他們的“真”來比倒毛澤東的那些“假”——毛澤東做到的，別說其他開國領袖，就是如今隨便哪個“精英”能做得到？——有誰做到了“沒有私產”？有誰做到了“艱苦奮鬥的經曆”？有誰做到了用“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國人民麵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有誰敢公開宣布自己不謀私？有誰為理想原則艱苦奮鬥？有誰為理想原則出生入死？有誰帶頭把兒子送上前線？有誰不為親友拉關係？有誰死後兩袖清風、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毛澤東以身作則的水平在他同時代的共產黨領導人中首屈一指——除了毛澤東，還有幾個當時已有子女長成人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把孩子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戰場？）不僅如此，毛澤東並非僅僅自己獨善其身，而是使整個黨、整個軍隊、整個政權都講原則不徇私情，在整個社會造成了講原則不徇私情的風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艱苦奮鬥”、“犧牲在前享受在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令行禁止紀律嚴明”、“講原則不苟私情”……上述這些除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其它哪個政黨哪個人做到過？妖魔化毛澤東的人能找出一個能用事實證明自己是人人不要私產、不謀私的政黨來跟毛澤東的共產黨相比嗎？“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明燭”——整天拚命用嘴宣揚毛澤東如何如何壞、如何如何假、如何如何醜惡，不如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大家看看你那個“真善美”究竟是啥樣，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騮騮。“騮”的結果：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的鐵的事實證明了自己從不謀私，而指責毛澤東“謀私”的人公然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自己不謀私——“捉賊要贓，捉奸要雙”，憑什麽無憑無據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個沒有任何贓物的人是盜賊？憑什麽無憑無據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個掌握國家公器幾十年而沒有任何私產的人“謀私”？堅決謀私的人指責堅決不謀私的人“謀私”，是不是既可惡又滑稽？是不是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
鬧“多黨製”、“政黨輪替”、“公平競選”得有個前提：先得有同樣性質的“多黨”。如果同樣性質的政黨隻有一個，那還有什麽“多黨製”可言？可放眼中國，用公有製、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用“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等實實在在的事實和行動“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成為“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的隻有毛澤東領導的、遵循毛澤東主張的共產黨一家，其他所有的黨派都認同私產，都認同謀私，都無法用確鑿無疑的事實證明自己不是假公濟私的騙子。既然不謀私利、不是騙子的隻有毛澤東一家，那當然就隻能由這一家掌舵，隻能是這樣的“一黨製”——大海行船，要害在於不迷航不沉沒。誰能做到這一條就必須由誰掌舵，不管掌多久。做不到這一條的決不能掌舵，不管是誰，也不管多久，哪怕隻有一分鍾——尤其不能讓隻要把船弄沉就能獲得一大筆保險費的騙子把持航向。大海航船如此，國家航船同樣如此。要害在於不迷航不沉沒，更不能允許吃裏爬外賣國求榮的內奸把舵。借口“反終身製”硬把已經證明靠得住的舵手換成隻要把船弄沉就能獲得一大筆保險費的騙子是蓄意謀財害命。借口“反終身製”硬把已經證明靠得住的領袖換成隻要搞垮國家就能發大財的內奸是蓄意禍國殃民。國家生死、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任何含糊的餘地。既然用公有製證明了自己不是騙子的隻有毛澤東領導的、遵循毛澤東主張的共產黨一家，其他一切黨派都不能證明自己不是騙子，豈能僅僅因為“反終身製”而讓蓄意謀私的騙子取代用毫無私產證明決不謀私的無產階級領袖？要搞“多黨製”，隻能在同樣都用事實和行動證明了自己不謀私利、不是騙子的公有製政黨之間搞，不能在騙子與非騙子政黨之間搞，起碼得等有第二家用公有製證明自己不是騙子的政黨出現再說。然而隻要主張公有製、隻要能用事實證明自己不謀私利、不是騙子，那就必然搞“五湖四海”，必然凝聚到一個黨裏，沒有分庭抗禮另起爐灶的理由。因此歸根到底隻能是認同公有製的“一黨製”——曆史證明，通向失敗的道路有無數，通向成功的道路卻隻有一條。誰正確聽誰的，而誰不存心謀私誰才能最終正確——不存心謀私，即便一時一事出了差錯也會糾正過來。存心謀私，根本就不會把國家往正道上引，即便一時一事未能得逞，仍會另找機會改頭換麵七拐八繞把國家引向滅亡。不存心謀私必認同公有製。不認同公有製必存心謀私。結論：誰主張公有製誰才不存心謀私，才能最終正確，才有資格掌握國家大權。
“公有製”是“不謀私利”最雄辯、最過硬、最徹底的證明——實行了“公有製”，就破釜沉舟杜絕了謀私利的一切可能，這比任何“公開個人財產”都更能說明問題。任何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私產，就沒有任何資格指責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謀私——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整整一個黨從上到下人人沒有私產，除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誰做得到？
這一點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承認，不得不折服——1949年6月8日解放前夕，蔣介石在日記中細數共產黨七大優點，並將“幹部不準有私產”作為特別標注。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用公有製和自己實實在在的行動讓中國老百姓親眼看見並相信毛澤東的共產黨決不從自己宣揚的東西中謀求任何私利，決不讓老百姓做犧牲而自己撈好處，從而克服了中國老百姓的“抗教性”，從心底裏自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使幾億中國人終於有了一個共同的美好理想和真誠信仰，建立了共同的道德規範。中國終於擺脫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陋習，全社會“原則高於私情”的風氣蔚然成風，用私人關係、私人利益來架空原則規矩之類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搗鬼手段紛紛失效。以前中國不管搞什麽現代化社會需要的東西，不是這個私利集團來攙和就是那個私人關係來掣肘，結果總是被扭曲得不成樣子：度量衡各搞各的，電壓周波各搞各的，鐵路路寬各搞各的，公路左行右行各搞各的，經濟布局各搞各的，工業標準各搞各的，公製英製各搞各的，專業名詞術語各搞各的，武器裝備體係各搞各的，管理體製各搞各的，部門設置各搞各的，用人標準各搞各的，金融貨幣各搞各的，稅收製度各搞各的，對外交往各搞各的……整個社會的管理體係是個大雜燴：沿海發達地區照抄外國的，而且屬於哪個國家的勢力範圍就抄哪個國家的，落後偏遠的地區則大量保留了沿襲千年的老古董。“油水衙門”人人插手，一窩蜂疊床架屋重重迭迭，“清水衙門”無人過問甚至一片空白。原始的、近代的、東洋的、西洋的、半路出家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亂七八糟不倫不類全攪和在一起，根本談不上按現代社會的需要建立起獨立、全麵、係統、完整、不遺不漏不重不疊的管理體係。對這一切不管做什麽變動都必定妨害某個利益集團的私利，都必定在“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規律麵前敗下陣來。毛澤東使中國擺脫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有史以來第一次得以完全不受任何私利集團的幹擾和糾纏，真正地、徹底地、全麵地、規模空前地按現代化發展的長遠需要和全局需要，“全國一盤棋”，紮紮實實地搞政權製度建設和經濟、國防、科學、文化建設，該怎麽辦就怎麽辦。中國從此才真正建立起現代社會所必需的全套管理體係，填補了許多體製空白，如完整的國家動員體製、社會福利救濟體製、社會管理信息收集體製、國家資源普查體製、領土領海測繪體製，等等——沒有毛澤東領導共產黨破除“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這些體製根本建立不起來，勉強建立起來也運轉不下去，最後全得變成擺設——私有製使整個中國境內利益集團山頭林立，任何要越過私利集團地盤的社會性公益性建設都不得不在這林立的利益山頭中蜿蜒曲折七拐八繞勉強爬行。而中國特色利益場造就的利益山頭不僅有一般的“重巒疊障”，更有無法逾越的“喜瑪拉雅山珠穆郎瑪峰”。在這些超級私利集團的“懸崖絕壁”麵前，現代化建設之路再曲折蜿蜒也繞不過去，完完全全“此路不通”。毛澤東的公有製用“人人平等”鏟除了一切大大小小的利益山頭，使整個中國社會從此變成“一馬平川”，得以敞開了大規模地全麵建立起現代化社會必須的一切製度，隨之而來的是敞開了大規模地耕耘，敞開了大規模地建設：鐵路、公路、工廠、樓房……再也不受任何私利集團利益山頭的礙手礙腳做梗刁難。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性全局性高效率。可以說，中國從毛澤東時代起才真正全麵而徹底地告別了原始的農耕社會的管理體製，邁入了現代化之門。
擺脫“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束縛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不僅是有形的製度，而且是整個社會脫胎換骨的改造——“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使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動曆來隻能局限在“人盯人”的管理能夠承受的水平——無論是行政管理、經濟管理還是技術管理，隻要“人盯人”盯不過來就要出亂子。這樣的客觀存在使中國從來沒機會見識什麽叫“按現代化社會的需要實行以規章製度為主的大規模產業管理”，更不用說在國家級別全麵付諸實踐、全麵積累經驗了（其實不光中國如此，一切“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可以說這是一切古老的農耕社會邁進現代化工業社會大門最難翻過去的一道坎。迄今為止，唯有中國在毛澤東的共產黨領導下成功地翻過了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都還沒真正翻過去）。
破除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突破了離不開“人盯人”的局限，通過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標誌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現代化科學管理、現代化科學管理的意識和實現工業化必不可少的常識、作風、養成、習慣等“軟件”第一次大規模在中國紮下了根——不能隻看見“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那156個有形項目等“硬件”，看不見那156個項目背後無形卻更有意義的“軟件”，以及這些“軟件”給中國社會中國人帶來的深刻變化：它不僅把中國從古老的農耕社會一下子大規模地帶進了現代工業社會，讓中國人全麵地、係統地、從上到下學到了現代化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識，而且對中國老百姓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基礎性工業化培訓；不但使上百萬祖祖輩輩習慣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農民在短短幾年內迅速變成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產業工人，而且大批培養出具備現代科研、現代管理、現代生產基本常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而這一切能成功又歸功於毛澤東狠抓的各項基本建設：大規模普及教育、掃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締造了一個紀律嚴明的黨和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由這個黨和這個軍隊派出骨幹力量管理新建工廠，從一開始就以黨和軍隊為榜樣在工業部門樹立起紀律嚴明的作風……）這使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經曆了脫胎換骨的工業化改造，用現代工業社會必不可少的精密認真取代農耕社會的散漫粗放。中國工業終於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業化從此在中國紮下了根、站住了腳、具備了生命力——以前中國人隻能在支離破碎、不成體係的若幹局部工廠裏給外國人當小工、當苦力、照著外國的葫蘆畫瓢，如今則頭一次具備了大規模獨立發展自己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具備了從此源源不斷研究開發新技術的經驗和能力和源源不斷教育培訓符合現代化工業生產要求的新工人新技術人員的經驗和能力，也就是說，從此有了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這是一切工業化國家與非工業化國家最要害的區別。沒有這種自主發展工業的能力，買幾個依賴別人才能勉強運轉的支離破碎的工廠成不了什麽氣候，別人一翻臉你的工廠全沒戲。隻有有了這種能力，才算邁進了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大門。記住：一切機器設備技術都會過時，唯獨這種能夠大規模自我發展工業的經驗和能力永遠不會過時。這種經驗和能力是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的工業化發展才逐步摸索總結出來的“武功秘笈”，不會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規模轉移傳授給第三世界國家。前蘇聯之所以肯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傳授這種經驗和能力，一是毛澤東建國初期的“一邊倒”，二是中國的抗美援朝。而這種大規模轉移傳授這種經驗和能力之所以能成功，最關鍵在於內因：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的中國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包括不用“人盯人”也能自覺認真按技術規定工藝流程辦事的風氣。當然外因也不可缺。內因外因一樣不拉保證了水到渠成——教的大規模手把手對口認真教，學的大規模手把手對口認真學，這使這次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國與國之間“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圓滿成功。中國從此真正從農耕社會邁進了工業社會的大門。
回顧曆史，國與國這樣工業技術“軟件”“硬件”一齊來的大規模轉移傳授以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前蘇聯和印度關係那麽好，這樣幹過嗎？至於西方國家和日本就更不用說了。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抓住了這獨一無二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中國不可能從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農業古國迅速轉變為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係的現代國家。而沒有沒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使中國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了“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這樣的曆史機遇抓住了中國也消化吸收不了——別的不說，靠“人盯人”怎麽可能克服懶散粗疏的農耕社會習慣、在工業界普遍培養出“自覺一絲不苟”、“嚴格按工藝流程”辦事的精細作風？俄羅斯人說他們的好東西中國人看一眼就能造出來，而同樣的東西哪怕圖紙資料工廠設備全送上，印度人也造不出來。有人因此洋洋得意嘲笑印度人愚昧、自誇中國人聰明，這是最膚淺的傲慢自大。中國人今天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毛澤東建國伊始就給中國帶來了“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和工業化基礎改造培訓。印度沒這樣的經曆，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這樣的經曆，隻有中國有，因此二十世紀隻有中國成功地從農耕古國邁入工業化國家之門。沒有這樣的經曆，今日的中國工業水平決不會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國家更高明。中國今天之所以能變成工業製成品出口大國，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掙那麽多外匯，仗的全是毛澤東留下的底子——破除“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傳統陋習、樹立“從上到下都自覺按原則規定辦事”的風氣、按現代化發展的長遠需要、全局需要，“全國一盤棋”，紮紮實實地搞政權製度建設和經濟、國防、科學、文化建設、“一邊倒”和“抗美援朝”帶來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沒有這一係列脫胎換骨的轉變，今天中國想靠出口給別人打工也沒人要——你的工業加工水平不會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強到哪裏去，至於接二連三推出讓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裝備更是想都別想。那些毫無基本的科學訓練、毫無理工常識、對工業化社會的運行規律一無所知、高高在上毫無實踐經驗卻自以為是大叫大嚷“文科專家治國”的“經濟學家”、“法律專家”們永遠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認這個曆史事實：是毛澤東帶領中國邁過了最難的一道坎，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大門。因此他們雖然恬不知恥用“中國今天外匯儲備世界第X”來嘲笑貶低毛澤東時代，卻解釋不了為什麽同是第三世界國家、曆史上同是古老的農耕社會，中國有能力當“世界加工廠”而其他國家不能。
當年“發展工業技術的經驗和能力”的大規模轉移傳授都發生在國營企業，中國工業的脊梁骨——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都集中在國營企業。雖然如今“國營企業”被弄成了“國有企業”，但元氣還在，底子還在，還沒徹底傷筋動骨，還能支起中國工業的一片天——在這種情況下外資企業撤不撤沒太大關係，你走了中國人自己也玩得轉。一旦“國有企業”也被搞垮，中國的工業脊梁骨就徹底垮了，研發精華、加工精華、技術精華、管理精華等等就全完了，外資企業一撤中國人自己什麽也玩不轉，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滅中國工業的生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中國工業自主發展的能力，就必須徹底消滅國有企業。“普世精英”拚命叫囂取消國有企業，說明他們眼光很準，手段很刁，專揀要害下刀子。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公有製解決了“抗教性”這一千古難題，真正發動起群眾克服了“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陋習，終於使中國翻過了古老的農耕社會邁入工業化現代社會最難翻的一道坎——在帝國主義主宰世界的條件下，中國象西方資本主義那樣靠私有製實邁入工業化社會門坎的道路已被堵死，出路隻能是公有製。所以毛澤東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如此論斷：“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惟一的道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這一切還證明：中國任何改革者隻要有私產，就不能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在借改革之名行謀私之實，就不能讓老百姓不懷疑你的一切不過是個假公濟私愚弄百姓的圈套，就不能獲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隻有沒有任何私產的政黨才能取信於民，才能讓老百姓相信你不是騙子，才能真心擁護你，你挽救中國變革社會的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私有製鼓吹人人發財，結果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困。公有製不準少數人發財，結果全民富裕——不發是發，發是不發，不富是富，富是不富。
從這個角度講，對“無產階級最革命”這句話應該重新理解。不應該再簡單地機械地理解為“出身無產階級才最革命”，而應該理解為“隻有自覺處於沒有任何私產的無產階級狀態才最革命”——“無產階級”指的不是出身，而是狀態。從主觀上講，隻要保留私產就不可能真心革命；從客觀上講，隻要保留私產老百姓就不可能真心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為謀私，就不會真心跟你走。整個政黨隻有部分人認同“沒有私產”、“不謀私利”不算數，必須從上到下都認同“沒有私產”、“不謀私利”才算數——沒有這樣的全黨一致，光自己潔身自好沒什麽用，也不可能持久：處於底層的會被排斥被孤立，處於高層的會被架空被出賣（如馮玉祥）。即便能保住權位，也無法阻止底下謀私的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把你的主張搞走樣，對老百姓來說仍然是在謀私。
把“無產階級最革命”解釋為“出身無產階級才最革命”是一種歪曲，它一方麵盲目地排斥了出身非無產階級的人，另一方麵盲目地肯定了出身無產階級的人，並不符合曆史事實——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導師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許多出身無產階級的人則變成了叛徒。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不管原來無產還是有產，要革命就得先放棄私產主動使自己處於無產狀態；不管原來無產還是有產，隻要放棄私產主動處於無產狀態就可以成為革命家。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很不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但一旦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為了理想和信仰，革命意誌就不是一般的堅強，最不容易被名利金錢所誘惑——比如周恩來。不止一個出身闊少的共產黨老幹部這樣表示過對撈錢的嗤之以鼻：“我要是為撈錢就不幹共產黨了。幹國民黨有的是錢可撈，幹共產黨連工資都沒有，天天準備掉腦袋還被罵成‘共產公妻’的‘共匪’。要撈錢何必到共產黨這裏來？”另一方麵，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是很不容易、很難下的決心，無私產可放棄的人當然就沒有這麽艱難的抉擇，比有私產關的人更容易下決心參加革命——所以說“無產階級最革命”。但“無私產可放棄”雖然使人容易下決心參加革命，卻也使人無法象主動放棄私產當無產階級鬧革命的人那樣，從一開始就已經自覺過了“金錢關”——世間事物就是這樣充滿了辯證法。
五．通向崩潰和內戰之路
1．私有製的“改革”使中國重新陷入曆史上各個朝代走向崩潰的死循環
2．私有製的“改革”煽動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國走向崩潰
⑴．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⑵．知識騙子即文匪。文匪搶劫財富需要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⑶．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詐騙。靠仇恨驅動詐騙離不開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分裂與內戰
3．私有製的“改革”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強行製造中國的分裂與崩潰
1．私有製的“改革”使中國重新陷入曆史上各個朝代走向崩潰的死循環
公有製的革命是無權無勢的整有權有勢的，是老百姓整當權派。私有製的“改革”是有權有勢的整無權無勢的，是當權派整老百姓。隻要搞私有製，就不可能不一切為謀私，就不可能不被人們看透你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亂墜也不過是重複千百年來“用嘴聲稱代表真善美”、“用嘴許諾某種好處讓別人相信自己”、“為了將來的好處，現在得做出貢獻”的標準詐騙程序，你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將被陽奉陰違各取所需而不可能獲得真心認同自覺遵守。
私有製一切為謀私，休想讓任何人肯為別人的私犧牲自己的私，談不上“顧全大局”、“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人服從全局”。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壓倒優勢麵前，中國的私人經濟前景暗淡，絕大多數人看不到前途出路。看不到未來，就談不上為未來打算，就談不上“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都顧不上了，當然談不上遵守規章製度——任何規章製度的出發點都是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人們遵守任何規章製度的內在動力也無非是顧及全局或顧及未來。吃了上頓沒下頓、今天不知明天能不能活的人決顧不上擠出口糧去養老，不搞假冒偽劣馬上倒閉的企業決顧不上百年之後的信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既不管全局又不管未來，那還有什麽積極性去為規章製度而製約自己眼前行為？中國隻要實行私有製，“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的規律立刻重新支配一切，中國社會立刻重新陷入“建立規矩——人情壞了規矩——規矩分崩離析——逐步滑向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社會大動亂”的死循環，“清官鬥不過貪官，講規矩的鬥不過講關係的，誰講原則規則誰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規也遲早變成一紙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規不起作用就等效於無政府，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天下大亂，政權崩潰，社會瓦解”的社會敗象立刻重現——不信回顧回顧過去這三十年，中國社會是越來越循規蹈矩，還是規章製度越來越形同廢紙？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向是越來越凝聚穩定，還是越來越離心動蕩？
2．私有製的“改革”煽動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國走向崩潰
私有製的“改革”並不僅僅簡單使中國陷入“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矩”導致社會走向崩潰的死循環，而且增添了使中國社會加速瓦解、加速崩潰、加速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代化利器——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⑴．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自由”都有原則底線，起碼包括：不得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民族生存，不得危害社會，不得煽動內戰。唯獨中國“普世精英”的“自由民主”沒有任何原則底線——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普世精英”斬釘截鐵地說，我的“自由民主”有原則，有不可逾越的底線——確保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決不允許“自由民主”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民族生存、危害社會、導致內戰，否則寧可叫停。恰恰相反，中國主流媒體、主流網絡上連篇累牘狂熱鼓吹的是“民主自由高於一切”，隻要打出“民主自由”的旗號什麽都可以幹：鼓吹賣國、鼓吹亡國、鼓吹分裂、鼓吹內戰、鼓吹殺人、鼓吹當殖民地、鼓吹中華文化是“劣等文化”、鼓吹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
——“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劉曉波）
——“假如有來生，當兵隻當美國兵。假如今生注定死於戰火，就作美國精確製導炸彈下的亡靈”（焦國標）
——“你必須承認藏人有想獨立的權利。想獨立是人之常情！想獨立無罪！”（焦國標）
——“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焦國標）
——“做亡國奴是不幸的，但有時候不做亡國奴的人可能更不幸。”“就算當年日本人真的將全中國占領了，日本人會不會也被漢人同化？這種可能性應該非常大。”“不管是嶽飛還是汪精衛，在我看來，內心應該都是愛國的，隻是，兩人的路線不同而已”
（劉逸明：汪精衛到底是不是“賣國賊”？http://blog.ifeng.com/article/6574643.html）
——“若是日本侵略成功，中華大家庭也就是多個少數民族日本族而已。”（同上）
——“從避免戰爭傷亡無數的角度來看，曲線救國是人道的。如果當年沒有人反抗的話，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說不定還能像日本一樣發達，既人道又繁榮，多好啊，管他叫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同上）
——“汪先生當年籌建親日國民政府，向日本人示弱主降，實際上是智慧舉措”、“在南京三天就殺了百姓三十萬眾。那是戰爭殺紅了眼，傷及無數平民。汪先生曲線救國。客觀上壓製了日本狗殺人的野性。”“正是因為中國出了個汪精衛。他敢於為中國民族先，挺身而出冒著被人吐罵當漢奸風險，籌建親日國民政府，保全了敵後數萬萬中國同胞免受日本狗殺害。體現了國際大愛精神，符合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汪先生當年的舉措，不僅不應當鞭撻，反而值得歌頌”（紫言齋點評汪精衛）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4774501）
——“分裂有什麽不好？中國國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時期，就是南宋”（凱迪網絡）
——“中國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國的未來一定是大一統為最優嗎？……大家都過得好，分開過又如何？”（凱迪網絡）
——“分裂就分裂吧！隻要大家過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願在你統治之下，你硬是要用專製手段去統治他，有什麽意義？現在分裂，你認為我們會被誰占領？美國麽？會被誰屠殺？日本麽？別再拿鬼話來嚇唬我們了，我們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凱迪網絡）
——“7塊就7塊，幹脆聯邦製……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麽我寧可要前者，這是民主的本意。什麽是以人為本，這就是以人為本，1億廣東人公投獨立與否結果必然要尊重和實現，沒有這個前提，不要談民主”（凱迪網絡）
——“中國人都被秦始皇洗腦洗壞了。老是追求大一統。我實在不知道統一有什麽必要性。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選擇生活在瑞士，韓國，芬蘭這樣的蛋丸小國”（凱迪網絡）
——“強扭的瓜不甜，要吃甜瓜，該怎麽著就怎麽著。即使民主造成了國家分裂，也比永遠專製下去的悲慘境遇更令人民恐懼。”（凱迪網絡）
——“人權主權哪個更重要？？！合不來就分，曆史本來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凱迪網絡）
——“新疆，西藏，甘肅，蒙古，東北，河南，台灣，香港一起獨立。氣死蝗漢，哈哈” （凱迪網絡）
——“如果大家可以生活得更好，分裂又有什麽不可？？？如同婚宴，強扭的瓜不甜啊！歐洲小國比利時，都那麽小了，還要興高采烈地分裂呢。老百姓高興，分啥樣都行。”（凱迪網絡）
——“人權高於主權。隻要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好，分就分了吧，愛她就應該給她自由。”（凱迪網絡）
——“這個世界上彈丸之國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這個有戰略縱深的大國國民差。
大一統腐敗落伍，分裂很好，歐洲那麽多小國家，德國法國都試圖統一歐洲，結果呢？“（凱迪網絡）
——“若一個民族大部份老百姓願意脫離而獨立，我覺得沒什麽不好，讓他們過自己的生活。我也讚成分裂，沒必要硬是把一圈人用國家給框起來，人少管理才會好，人越多越是亂” （凱迪網絡）
——“真分裂有什麽不好？大一統有什麽好處？其實，中國人，最適合的就是小國寡民的形態！！”（凱迪網絡）
——“如果實現民主必然導致新疆、西藏與國家分裂，也隻能說明的新疆、西藏現在已有充分的理由獨立了”（凱迪網絡）
——“如果真的要在分裂與民主之間選擇，我寧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數中國人都需要這個。別用分裂來嚇唬人。”（凱迪網絡）
——“什麽叫民主，民主就是讓大家自己說了算，既然公民自己說要‘分裂’，其實是自治，那就讓她們自治好了，這才是民主。分裂或統一，僅僅是形式，隻要對人民有益就應該順應曆史潮流，現在的世界國家的數量不是減少，而是在增加，說明了什麽。”（凱迪網絡）
——“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隻能選擇民主！如果一個國家隻有分裂才能實行民主，那就證明她應該分裂！”（凱迪網絡）
——“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於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權都麵臨競爭的壓力，需要不斷革新以自存。”“偏安一坳，結果，經濟反而得到巨大發展，創造了曆史上的最好記錄，文化也得到繁榮，人權狀況也是曆史上的較好時期。”“中國分裂了會不會更好”（凱迪網絡）
——“假如美軍攻打中國，我將投降甚至為美軍帶路！”（北大名帖）
——“真正愛中國的，就一定要給美軍帶路，隻有敢於為中國人民流血的美國大兵，才是中國人民的真正希望”(強國論壇，金陵客2011-09-28 19:1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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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中國百姓，我堅決支持美國吞並中國”（博訊網）
——“918這天，中國女青年都應該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個國恥日，對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南都周刊》執行主編主編許慶亮）
——“順利實現和平崛起，銷毀核武對華有十大好處！”
——“處理西藏問題中國不妨換個思路”
——“爸爸恥於做個中國人，這是讀過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這不需要避諱，已經招徠無數謾罵，繼續增加也無所謂。爸爸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種族”（蕭瀚）
——“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我覺得，怎麽看都是個劣等民族”（蕭瀚）
——“以曆史的後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蕭瀚）
——“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中國是沒有文化的民族，語言是全世界最低級的！”
（凱迪網絡：飛龍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極幼稚與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瑋）
——“所謂‘四大發明’的無稽之談”
——“如果沒有核武的話，天朝早就變成民主國家了！”“孔慶東應判刑”（《南方都市報》創始人、新京報前總編輯程益中）
——“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經濟學家王福重）
——“民族英雄洪承疇翻案成功福建南安建紀念園”
——“殺掉兩億中國人才有自由民主製度”、“中國是由13億支那劣種組成的四流國家”（周亞輝）
——“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報》城市雜誌中心記者閆濤）
——“殺盡中國毛左，還神州乾坤！給任何人說話的自由，都絕不能給法西斯分子以愚民和反人類的自由。”（凱迪網絡）
——“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這是一種世上最大的邪惡，堪比法西斯主義”“族毛所有的直係子孫，基本可消民憤！這點看上去很難，但是唯一救這個民族的辦法，並徹底解毒！”“對毛左的處置，到時候了，一定要幹淨利落！”“處置毛左，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不能再讓毛左有春風吹又生的機會！項羽族秦，是個好的榜樣，起碼2000年內，殘暴如秦始皇的一個也不敢有”（凱迪論壇zumao）
——“應該把毛左都送爐子煉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場總監陳樂、網名“2可器”）
——“我們的製度設計有那麽多的原罪”（陳有西）
——“漢語是一種低級語言”、“漢語是易於觸發人們不良情緒的病毒性落後語言”、 “‘保衛漢語’＝狙擊中華民族進步”、“扼製華人獲得若貝爾獎的罪魁禍首－－漢語漢字”、“現實就是，要麽進化，要麽淘汰！！！那些叫囂‘要保護漢語的純潔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凱迪論壇：靜虛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941548）
——“獨裁者沒有內政”、“該換個角度看遊擊隊。他們是以老百姓的生命為掩體，打仗該是兩國軍人的事，這種打法太懦弱。”（韓寒）
——“人權高於主權”：“政治家們製造的欺騙百姓的重要理論，就是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幹呢？”（茅於軾）
……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表麵上鬧得歇斯底裏走火入魔，實際上方寸絲毫不亂，嚴格遵守著千百年來一切騙子的標準詐騙程序：“一切邪惡，隻有XX代表真善美”、“相信XX，你們會得到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你們現在得付出代價”——“一切邪惡，隻有我的‘民主自由’代表真善美”、“相信我的‘民主自由’，你們會得到好處”、“為了將來的好處，你們現在得付出代價”……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真正作用是瓦解中國——隻要“可以為‘民主自由’而分裂”的原則成立，那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同樣借口“民主自由”鬧進一步的分裂：省可以為“民主自由”而“獨立”，地區同樣可以為“民主自由”而再“獨立”，依此類推，縣、區、鄉、村……層層都有權為“民主自由”而“獨立”、“獨立”再“獨立”、分裂、分裂再分裂，無限獨立，無限分裂——隻要能糾集一幫人聲稱“不民主不自由”，那就可以鬧分裂：沒有原則底線嘛，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客觀限製，當然就無限可分——你分裂得，我為什麽分裂不得？你獨立得，我為什麽獨立不得？隻要有人不滿足，總能糾集一夥人在某個地區形成局部多數，按照“人權高於主權。隻要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好，分就分了吧”的原則搞進一步的分裂，不回到原始部落狀態不算完，不使中國徹底瓦解崩潰不罷休。
“民族生存”是任何民族一切行為的原則底線。“國家生存”是任何國家一切行為的原則底線。任何“民主自由”都不能逾越這個原則底線。國家的生死存亡、民族的生死存亡根本沒有“隨意討論”的餘地。把不可討論的問題變成可討論的，這本身就是犯罪——你能容忍別人“自由討論”如何殺掉你以便處置利用你的身體器官嗎？中國“普世精英”的“民主自由”不但如同兒戲般討論根本不可討論的問題，而且突破了最起碼的原則底線，公然鼓吹分裂國家，公開全盤否定中國文字、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明目張膽鼓吹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這等於連中華民族的生存權都否定了，等於公然為滅絕中華民族製造“理論根據”。這樣的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嚴重威脅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危害之大，亙古未見。
⑵．知識騙子即文匪。文匪搶劫財富需要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最起勁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如“南方報係”人士、張維迎、厲以寧、吳敬璉、賀衛方、茅於軾、劉曉波、蕭瀚、俞可平、陳有西等等有一些共同之處：
第一，都號稱“知識精英”（但絕大多數都是文科類文人出身，沒有任何嚴格的現代科學知識技能技巧邏輯推理的基本培訓，沒有任何現代工農業生產實踐科學研究的經曆經驗）；
第二，都不能用確鑿的客觀事實證明自己在為社會直接創造財富；
第三，都不能用確鑿的客觀事實證明自己在為社會間接創造財富（即獲得多數為社會直接創造財富的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和科學技術人員等人的認同，證明自己為他們提供了服務）。
盡管這些“普世精英”連篇累牘天花亂墜，卻拿不出任何看得見摸得著的確鑿證據來證明自己為中國社會創造了財富。這就是說，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衣”——全憑嘴巴說，說什麽就是什麽；隻有他們自己聲稱看得到，別人誰也看不到；誰敢說不存在、看不到，誰就被他們說成“智商低下”、“腦殘愚昧”、“不忠實”、“不稱職”。
這現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足以證明這些“普世精英”是號稱“知識分子”的知識騙子——用知識為社會創造財富的是知識分子，以知識的名義為自己詐騙財富的是知識騙子。“皇帝的新衣”型的社會“貢獻”證明“普世精英”們隻掠奪財富不創造財富，對社會財富的“貢獻”是負數。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知識騙子，不折不扣的不勞而獲的吸血鬼寄生蟲，不折不扣對社會毫無建設性，隻有破壞性。用詐騙掠奪財富即用“軟暴力”搶劫財富。用硬暴力搶劫財富的是土匪，用軟暴力搶劫財富的是文匪。知識騙子即文匪（當了官的則是權匪）。
（知識分子與知識騙子的區別如同禾苗與稗草的區別——表麵上相似，本質上不同：一個對人類有益，一個對人類有害；一個創造財富，一個掠奪財富；不鏟除稗草，禾苗就不能正常生長。沒有實踐經驗的人最容易良莠不分，把稗草當禾苗，把知識騙子當知識分子。）
“存在決定意識”。騙子的存在決定騙子的意識。知識騙子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的意識——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意味著對別人負責任，對別人負責任意味著“有限民主、有限自由”——必須把“民主自由”約束在不破壞責任的範圍內。對子女負責，就不會不管未成年的孩子在家裏沒飯吃而自己“自由”地跑出去度假；對乘客負責，就不會驚濤駭浪來了還靠開會“民主”表決如何處置海輪故障，對家庭負責，就不會“自由”地去吸毒……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實際隻不過不由別人而由自己來製約自己——“自由”意味著你能自己製約自己的自由而不濫用，所以用不著別人來製約你。你不能自我製約自己的自由就得由別人來製約——傷害自己的就得關進醫院，傷害別人的就得關進監獄。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自由就不負責，負責就不自由。
無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意味著對別人不負責任，隻管自己需要不管別人死活。對別人不負責任的“民主自由”是匪類的“民主自由”——“自由”搶劫，“民主”分贓，對受害者不負任何責任，絕對不管受害者的死活。這樣的“民主自由”土匪求之不得，受害者絕對不可容忍。土匪如此，文匪也如此——凡主張“絕對民主”、“絕對自由”者必為匪，不是土匪就是文匪。不管土匪文匪，隻要是匪，那就是不勞而獲靠搶劫為生。要搶劫就必須有“絕對民主”、“絕對自由”，否則豈能“自由”搶劫、“民主”分贓？“普世精英”們狂熱地鼓吹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此：他們是匪——文匪，從不創造財富，全靠推銷“皇帝的新衣”掠奪財富為生。讓他們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就等於繳了他們搶劫的家夥、要了他們的命。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對他們的“民主自由”有任何製約——“存在決定意識”，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
創造財富需要有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掠奪財富需要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創造財富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必須尊重遵守客觀規律，必須實事求是，否則就沒法創造財富。而知識騙子如果實事求是，就得老老實實承認說：“我對社會的貢獻是‘皇帝的新衣’，什麽實際價值也沒有，全靠把別人創造的財富據為己有才混得下去”。這樣的階級地位決定知識騙子決不能說實話，隻能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過日子。而要能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過日子就必須創造出一個保護“撒謊詐騙掠奪財富”的大環境——無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這也順便解釋了為什麽最狂熱鼓吹無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文科類專業出身——理工科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客觀世界，強調的是嚴肅、嚴密、認真、冷靜，成功的標準是符合客觀規律。這一性質決定理工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是教人實事求是說實話。文科則未必。文科專業不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主觀世界，強調的是渲染、浪漫、空想、激情，成功的標準是滿足主觀追求。這一性質決定文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往往不是教人實事求是說實話，而是專門教人如何虛構誇張撒謊詭辯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白發三千丈”在文科是成就，在理工科是荒謬——你能按“白發三千丈”來設計汽車飛機的容積和承重嗎？專業性質決定理工科出身的人容易從客觀出發實事求是，文科出身的人容易從主觀出發脫離實際——以下這段與德國醫生的對話證明不光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也如此：“我們的談話是從閑聊開始的。他問我：‘您是學日爾曼語言學的？’我說不是，我學的是工科。他說：‘很好。學工的人研究曆史和文學一般來說比較嚴肅和縝密。’”（尋訪“二戰”德國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理工科出身的人隻有學以致用堅持親身直接參與創造財富的社會實踐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否則照樣瞪著眼說瞎話，如茅於軾，如製造三聚氰胺牛奶、轉基因主糧之類的“專家”。而文科出身的人隻要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特別是工農兵、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提供服務，那就參加了創造財富的社會實踐，就必然認同實事求是，因為非如此沒法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私有化的“特別是”把創造財富貶為“落後劣等”，把掠奪財富捧為“先進生產力”，學理工的尚紛紛不務正業，學文科的更不屑與創造財富的人為伍，更不用說提供服務了。這使文人以掠奪財富為時髦，也使中國文人根深蒂固的脫離實際的劣根性泛濫成災。如果中國走上真正的富強之路，社會必崇尚實事求是，“皇帝的新衣”必沒有銷路，濫竽充數必沒有市場，知識騙子必混不下去，學理工的隻有老老實實學以致用參加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實踐、學文科的隻有老老實實為創造財富的人服務才有出路。隻有中國腐敗成風、靠撒謊詐騙掠奪財富時髦，知識騙子才能如魚得水。此時文科注重誇張輕蔑實踐的專業技能訓練大有用武之地，搞起詐騙來得心應手。這一切決定學文科的最容易變成知識騙子，最容易認同知識騙子掠奪財富的根本——自由掠奪，不受任何幹涉；自由行騙，不負任何責任——愛說什麽就說什麽，愛幹什麽就幹什麽，愛怎麽騙就怎麽騙，說出的話概不負責（如果必須對自己說的話負責、要替受害者著想、要顧及今後的信譽……那還怎麽騙？）——難怪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最賣力的“普世精英”、“民運人士”等知識騙子大都是對創造財富毫無基礎、毫無認同的文科類出身。
對知識騙子來說，僅僅能自由行騙還不夠，因為這還不能確保詐騙成功。要確保詐騙永遠成功，就必須創造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詐騙高”的大環境，使掠奪財富的統治創造財富的，能永遠不勞而獲，永遠高高在上，永遠不被清算。這靠什麽實現？靠權力實現——建立一個確保由專業製造推銷“皇帝的新衣”的知識騙子把持政權的大係統。如何才能建立這樣的大係統？還是“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是知識騙子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掠奪財富的得力工具：隻有不負任何責任的“言論自由”才能確保自由行騙，隻有不負任何責任的“言論自由”+“自由競選”才能確保隻有知識騙子獲取政權——誰能把持輿論工具誰就能操縱人們思想；誰能操縱人們思想誰就能操縱“一人一票”的“自由競選”。誰能操縱“一人一票”的“自由競選”誰就穩拿政權。記住這幾條知識騙子的行為特征：第一，受知識騙子操縱把持的輿論才叫“民主”，不受他們操縱把持的輿論就叫“民粹”。第二，知識騙子隻有把持了輿論工具時才叫嚷“民主選舉”、“少數服從多數”，把持不了時必定叫嚷“反對輿論一律”、“反對多數暴政”。第三，知識騙子僅僅沒上台時才鬧“民主”，他們的“民主”並非真的民主，僅僅意味著“自己上台”，等他們上了台決不允許別人跟他們也玩“民主”。
創造財富需要和平環境、社會穩定、政權保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掠奪財富則不需要這些，隻要有“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就行——國家越強盛、民族越團結、社會越安定，知識騙子們招搖撞騙濫竽充數就越難。而國家越動亂，掠奪財富越方便。哪怕亡了國、當了殖民地、陷入了內戰，那倒黴的也隻是創造財富的，不是掠奪財富的——渾水才好摸魚，趁火才好打劫。沒有任何原則底線、一切為掠奪財富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必需煽動一切為掠奪財富、哪怕瓦解中國、製造動亂也在所不惜的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的意識。
⑶．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詐騙。靠仇恨驅動詐騙離不開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
生活中的騙子往往靠自我吹噓行騙。但這僅僅是詐騙的“初級階段”。在這類詐騙裏受害者還處於主動，隻要鐵了心不信就可以不上當，騙子就沒轍了。但這一手碰上真正厲害的騙子就不靈了。
真正的詐騙高手的詐騙不靠吹噓驅動，而靠仇恨驅動——詐騙的關鍵是讓受害者以為詐騙犯高明正確。然而證明自己正確很難，“證明”別人“錯誤”卻很容易。但隻要“證明”了別人“錯誤”，就很容易讓其他的人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正確——證明了某人是賊，其他人就容易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清白；證明了某人論文抄襲，其他人就容易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是正經專家。這是一個很容易陷進去的認識誤區。真正的詐騙高手就是利用這個規律來作案——選擇一些特定的人有意識地予以妖魔化，煽動整個社會對這些人的盲目仇恨。隻要人們陷入了這種盲目仇恨的狂熱，最先最起勁地“揭發壞人”的騙子自然就會被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是“英明正確”的代表，詐騙大業遂大功告成。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都被騙子綁架了，即便有人頭腦清醒也由不得你了，不想上當也得上當。這正是“精英民主”的訣竅——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是一種“逆向詐騙”——不是靠許諾誘惑引人上當，而是靠煽動仇恨逼人上當。
靠仇恨驅動的詐騙並不一定直接煽動仇恨，往往是先煽動歧視：歧視產生仇恨，煽動歧視就是煽動仇恨。隻要人們認同歧視，看到自己斬釘截鐵認定“不配”做某事的人做了某事，必定無名火冒三丈，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仇恨馬上就來了——比如開寶馬的居然被叫化子擋了道便氣不打一處來，有私人飛機的居然被擠地鐵的頂了嘴便怒火中燒，奴隸主見奴隸居然要與自己平起平坐便暴跳如雷，“精英”見屁民對自己的天花亂墜居然不唯唯諾諾便憤恨欲狂……歧視是仇恨的必要條件，仇恨是歧視的必然結果。
製造“精英”就是製造歧視——“精英”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著對絕大多數人的歧視和否定：我“精英”，我“優等”，你們都“劣等”，活該被淘汰，唯我尊貴，該高高在上——貶低了別人才能抬高自己，指責別人“劣等”才能顯示自己是“精英”。這一立場決定“精英”對老百姓不可避免地有天然的歧視。歧視產生仇恨。自從“精英”把自己捧到天上之日起，普通勞動群眾就被打入了地獄，不僅飽受欺淩歧視，而且被無端強加了越來越多的罪名，甚至被要求麵對歧視壓迫不但不反抗，不但逆來順受，而且還得毫無怨言笑眯眯：
——“低能”、“無知”、“愚昧”、“競爭失敗者”、“蠢笨”、“懶惰”、“民智未開”……
——“農民子女事業有成後不可能搞民主，他們是群沒信仰隻有追求無窮盡的個人自由的人，是依法貪腐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因。”（凱迪論壇）
——“兩代內的農民社會隻有自私和謊言的男盜女娼，此外就是提暢做賣國賊和漢奸的自由為榮。”（同上）
——“農民進城最大的習慣就是隨地吐痰！”（同上）
——“種姓製度有千般不是，與現代民主社會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卻著實是一個意料之外的‘紅利’”、“在一個內在等級製度森嚴的社會中，憤恨也會很小”、“當不平等是社會通則時，最大的不平等都見怪不怪。但當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時，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印度乞丐始終麵帶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於對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運抱持與生俱來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憤恨，他們安天知命，可以通過精神性的訴求來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憤恨情緒盡管正當，但因為糾結了太多的怨氣和嫉妒，最終將吞噬每一個體的靈魂。”（南方周末：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
知識騙子要求老百姓對自己的歧視壓迫逆來順受笑眯眯，自己對老百姓則充滿仇恨咬牙切齒，開口閉口“窮鬼”、“屁民”、“垃圾人口”……
放眼世界，一切知識騙子、政治騙子都靠煽動無端歧視、煽動盲目仇恨來驅動詐騙。
希特勒就是這樣上的台——拚命煽動種族歧視、拚命妖魔化猶太人和共產黨、拚命煽動對猶太人和共產黨的盲目仇恨。等整個社會反猶反共的狂熱成風，納粹黨就自然成了“民族英雄”，這時誰敢質疑納粹誰就得掉腦袋，想不上當都不成。
台灣陳水扁也是靠玩這一手上的台——拚命煽動籍貫歧視、拚命妖魔化“外省人”、拚命妖魔化中國大陸、拚命煽動“原住民”與“外省人”的仇恨。等“省籍情節”狂熱橫掃台灣，陳水扁自然成了“台灣之子”、“獨立英雄”，爬上了“總統”寶座。
當年美國“排華法案”也是這樣出籠的——政客撈不著選票了，就拚命煽動種族歧視、拚命妖魔化華人。等煽動起了反華浪潮，政客們就成了“捍衛美國利益的英雄”，就保住了選票。
如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客們仍然離不開這一手：經濟危機了，日子難過了，立刻煽動無端歧視，不是“文明的衝突”，就是“中國威脅論”，這樣才能把人們的不滿轉移開，自己才能被認為“保衛了國家利益”撈到選票，否則就混不下去。
明白了這些，就可以明白今天中國的知識騙子們為什麽如此瘋狂地煽動盲目仇恨——對毛澤東的盲目仇恨、對共產黨的盲目仇恨、對老百姓的盲目仇恨、對中華民族的盲目仇恨、對中華文明的的盲目仇恨……有人弄不明白，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堅持公有製擋住了知識騙子們掠奪財富之路，他們恨之入骨很自然。但為什麽他們煽動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仇恨還不夠，還要煽動對中國老百姓、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仇恨？因為這是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的根本戰略需要——希特勒的老把戲：用“證明”別人是惡魔來“證明”自己是天使。隻有把中國老百姓、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一古腦兒踩在腳下，連愛國者都變成了“愛國賊”，才能“證明”那些不為創造社會財富做任何實際貢獻、隻有“皇帝的新衣”可推銷的知識騙子們“一貫正確”，是“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明”，必須由他們把持一切。隻有煽動起這樣的盲目仇恨狂熱，才能把任何膽敢對知識騙子不信不敬的人一棍子打下去——不信到他們把持的地方試試看，隻要不是無條件擁護，哪怕對他們的極端狂熱有半點保留，惡言穢語大帽子馬上就飛過來了，根本不由分說。許多本來同情他們的右派就這樣被他們改造成了左派。這倒也不奇怪，因為騙子就是騙子，知識騙子本來就沒打算用“民主自由”說服任何人，“民主自由”不過是他們用來打人嚇唬人的大棒，是他們煽動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的工具。要煽動歧視與仇恨就必須撒謊。想靠擺事實、講道理來應對知識騙子們無孔不入編造的彌天大謊是白費力氣，因為你麵對的是詐騙犯罪，而不是正常討論。不管你說什麽人家也早就鐵了心不聽，也不準別人聽，連說話的機會都不會給你——不為別的，就因為這是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的需要，是他們掠奪財富的需要。麵對這樣的瘋狂，不能消極防禦，不能吊死在辯解澄清苦口婆心見招拆招一棵樹上，辟謠不如抓謠，窮於應付不如主動進攻，釜底抽薪徹底揭穿知識騙子的老底——不事生產、不為社會創造任何財富、不為創造財富的人做任何貢獻、全靠推銷“皇帝的新衣”掠奪財富為生，不煽動仇恨就無法驅動詐騙，就無法生存。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煽動盲目仇恨最瘋狂、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最狂熱的“普世精英”全是脫離創造社會財富實踐的人，而且絕大多數是文科類專業的文人。一切都在毛澤東的論斷中：“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存在決定意識”，知識騙子的存在決定知識騙子的意識。
要煽動盲目仇恨驅動詐騙，就必須製造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如果必須對所說的話負責，那就沒辦法煽動盲目仇恨了——“自由就不負責，負責就不自由”。
給“靠煽動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起個好聽的名字，就叫“民主政治”——所謂“自由競選”說白了就是政治騙子們煽動盲目仇恨情緒的詐騙大比賽，勝者為王。中國的“普世精英”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詐騙煽動體係。
如今中國社會充滿兩種仇恨——知識騙子為搞“逆向詐騙”而用嘴巴煽動起來的虛假仇恨——受蒙蔽的人們對毛澤東、共產黨、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盲目仇恨，以及知識騙子掠奪財富而用行動製造出來的真正仇恨——老百姓對壓在自己身上的吸血鬼寄生蟲的深仇大恨。中國社會充滿歧視、仇恨和對立，知識騙子的貢獻當數第一。
知識騙子一手製造了仇恨，卻倒打一耙反過來說一切仇恨皆因受害者“仇富”，是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製造了仇恨。這是不折不扣的賊喊捉賊，倒果為因——從來是貧不壓富，富慣欺貧，有作用力才有反作用力，有壓迫才有反抗，有“仇貧”才有“仇富”，有“精英”的歧視才有平民的抗爭。劃分“精英”意味著劃分階級，意味著階級壓迫，意味著階級鬥爭，意味著歧視，意味著仇恨。誰自封“精英”，誰就實際站到了與民為敵的立場。階級仇恨是階級壓迫的產物，不是哪個人哪個黨主觀想煽就能煽動起來。政治騙子煽動的無端歧視和盲目仇恨與客觀存在的階級壓迫階級仇恨完全不是一回事——靠欺騙煽動的無端歧視和盲目仇恨可以贏得大選，但贏不了階級戰爭。
一旦靠仇恨驅動的“逆向詐騙”把戲被揭穿，知識騙子必定把被他們煽動起來虛假仇恨與被他們製造出來的階級仇恨混為一談，反咬一口說他們搶劫的受害者在煽動仇恨。但區分這兩種仇恨並不難。煽動仇恨搞“逆向詐騙”必有以下特征：第一，必以謊言為根據，決拿不出人們親身經曆耳聞目睹身邊活生生的事實來證明，隻能靠連篇累牘沒人能證明的道聽途說虛構誇張來疲勞轟炸。第二，必一開口就不離歧視，充滿人身攻擊和人身侮辱如“腦殘”、“智障”、“無知”、“愚昧”、“暴民”、“憤青”……第三，正常爭論的基本邏輯是明辨事實是非，煽動仇恨的基本邏輯是明辨身份貴賤，全部內容都是“證明”對方如何如何賤、如何如何壞、如何如何無知……總之一切問題都是對方人品的問題，不存在實際情況是黑是白的問題。第四，為“逆向詐騙”而煽動仇恨者必知識騙子，必既不直接創造財富也不為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服務、隻能用“皇帝的新衣”證明自己是“知識精英”，其大多數必文科專業出身。第五，必蔑視創造財富的勞動人民、否定中華文明、鼓吹“普世價值”。
（順便說一句，我從不用“腦殘”、“智障”這類字眼，哪怕對手是死敵。建議左派朋友們也別用這樣的詞匯。從生理上貶低對手是知識騙子的特色，也是無能的標誌——這類貶低如果不是事實，就等於承認自己撒謊；如果是事實，就等於承認自己欺負殘疾人——欺負傻子即便大獲全勝又有何光彩？“墨菲定律”有一條：“別跟傻瓜吵架——別人分不清誰是傻瓜”。“說話有勁不在上糞多少”。應該學學孔慶東：兩軍對陣時老實不客氣，“當陽橋頭一聲吼，喝斷了橋梁水倒流”，具體爭辯時則侃侃而談以理服人。爭辯時講不出道理光潑婦罵街搞人身侮辱等於自認理屈詞窮。罵得再痛快，也無損對方一根毫毛，反而授人以柄，用來煽動仇恨，為知識騙子靠仇恨驅動的詐騙助了一臂之力，大大不合算。我爭辯時從來不從生理上貶低對方，倒喜歡證明對方智商高超能力過人，隻可惜利令智昏，被屁股綁架了腦袋。從生理上尊重對手其實是尊重自己，從事實、道理和邏輯上擊敗對手才是真正的擊敗。）
⑷．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分裂和內戰
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必分裂中國，必引發內戰。
知識騙子一切為謀私，鼓吹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也不例外。既然沒有任何原則底線，可以絕對“民主自由”，那謀私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凝聚，不可能為任何人約束自己，不可能形成任何穩固的組織，為了私利動不動就翻臉，永遠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如果由這樣的人來決定國家前途，將會如何？
看看中國的“海外民運”就夠了——據了解，如今“中國海外民運人士”有幾百人左右（包括為獲得“難民”身份而濫竽充數的），建立的“民運團體”卻多達五六十個，很多組織甚至隻有一個人——立個“山頭”才可以到處討錢，當了頭頭才能為自己謀利益，人人不甘落後。整天忙的是為爭奪“民主經費”而互相攻擊互相拆台你死我活，早就不要臉了。
跑到海外的“普世精英”如此不堪，留在國內的也好不到哪裏去。南都周刊搞了個“大牌律師轉型”，把一批“精英”捧上了天。然而這些“精英”一點也不給南方報係爭氣，整天上演狗搶骨頭的滑稽戲——比如那個被吹捧為“自有一套楊氏刀法，諳熟進退之道”的楊金柱，在無視中國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要求占用張家界遊覽區150畝土地供自己私人辦學時便極力誇耀自己財大氣粗：“2012年其個人年度收費將突破1000萬元大關”、“在2000年前就不做收費在1萬元以下的案子！”如此暴富不差錢，參加了“北海律師團”卻向全國募捐，硬要把為自己沽名釣譽的“北海律師團”的費用轉嫁給普通老百姓。為了錢，昨天還跟李莊稱兄道弟，今天因為索要捐款不得立刻翻臉宣布絕交，一轉眼又跟昨天的“戰友”撕破臉皮……整天到處上竄下跳狂喊亂叫，活像個小醜。這一點也不奇怪。一切為私，不惜損人利己，人與人之間除了私利沒有任何交集，決談不上為別人犧牲自己，要合夥就必然服從“需要受害人定律”——能合夥犧牲別人共同分贓才會走到一起。一旦沒了受害人，無它人可犧牲無贓可分，那就變成彼此算計了，馬上就翻臉——隻有勾結，沒有團結。所以強盜動不動就火並，“精英”動不動就鬧翻，永遠處於狗咬狗的不斷分裂之中，永遠不可能凝聚團結。
假如實現了沒有任何製約的“民主自由”，允許“多黨製”，這些動不動就翻臉的知識騙子“民主精英”們肯定跟海外“民運”一樣，恨不能一人一個黨，永遠處於狗咬狗的不斷分裂之中，永遠不可能凝聚團結。這許多黨攪和到一起，國家政治將會是什麽樣？
看看《第三帝國的興亡》裏的描述：“魏瑪政體軟弱無力的原因。政黨數目過多（1930年擁有100萬張選票以上的政黨有10個），這些政黨相互傾軋，隻顧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經濟和社會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國會中形成一個持久的多數派來支持一個能夠對付30年代開始時國家麵臨的重大危機的穩定政府。議會製政府成了一樁德國人稱之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黨為了他們所代表的群眾討價還價，爭取特殊利益，而國家利益卻被丟在一旁。無怪乎當勃魯寧在1930年3月28日就任總理時，已經不可能在國會中拚湊多數議員來支持任何一項政策了，不論它是左翼的，中間的，還是右翼的。”“戈培爾指出，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記裏承認，甚至納粹黨內的工作人員也‘由於這些永無休止的選舉而弄得神經緊張不安。他們疲勞過度……’”（《第三帝國的興亡》：第六章共和國的未日：1931—1933年）
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對付國家麵臨的重大危機、導致“人民對於政治演說和宣傳已經感到厭倦了”的後果是什麽？希特勒上台。“物極必反”，極端民主之後必是極端獨裁。
更準確地說，如果沒有外來勢力的幹涉，極端民主之後將是極端獨裁，如希特勒上台。如果有外來勢力幹涉，則極端民主之後必是極端動亂——國家的分裂和內戰，如南斯拉夫——“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製，一個人口隻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麵爆發。”“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張維為：別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5882.html）
隻要是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靠盲目仇恨驅動的詐騙必然大行其道，必然是“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必然是“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中國也休想例外——如今端倪已現：
——“讓我們想象一下，假如廣東是一個國家，或者說，假設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是單獨的經濟體”、“‘廣東共和國’將成為世界第14大經濟體。”“上海人的平均收入與匈牙利人和波蘭人差不多”、“天津的平均收入水平跟阿根廷人或土耳其人差不多”、“新疆人和山西人的購買力與危地馬拉人和約旦人相當，最窮的要屬貴州人了——人均GDP隻有1976美元，生活水平相當於尼日利亞人、塔吉克斯坦人和柬埔寨人。”（南方都市報2008年9月11日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080911/ArticelC03002FM.htm）
——“廣東有自己的文化，不用你們這些SB操心，廣東人自己的人文思想，也不用你這幫SB來操心。”（貓眼看人）
——“普通話是一種落後的語言”、“南北地區的人的智商差異也的確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顯。”“北方話中由其令人不理解的就是其兒化音，平白無故增加一個音‘r’，使本來就效率不高的語言變得越加低下。”（信源：南方網｜編輯：2010-07-17）
——我們考察清末至今的中國曆史，可以說就是由南方人寫就的——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改革開放。引領時代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南方人——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還有建國至今的中國黨政領袖基本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我隻能想到葉赫納拉氏和袁大頭幾位了。科學，藝術，文化菁英，南方人也是占統治地位的。我們現在所謂的官方語言其實卻是被奴化後的語言，如果說漢語偉大，請明確，那是指古代漢語，漢族人優秀，那是指具有正宗漢族血統的漢族人，這就能解釋，為什麽同樣抗戰淪陷區，南方抗戰英雄多，自古狀元絕大多數出自南方。我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也不相信血統決定智商優劣的那一套，但南北地區的人的智商差異也的確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顯。思維的速度和語速是成正比的，說話思維都拖拖拉拉慢慢騰騰的北方人怎麽可能競爭得過高效率的南方人？”（同上）
——“你們北方連連接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京津線高鐵年虧損也達7億，那沈大線，蘭包線這類客流量更少的二三線城市線路豈不是虧得一塌糊塗？那北方中小城市間的鐵路線更不用說了？整個北方估計找不出一條能盈利的客運線。”（貓眼看人：沒有廣東，中國早就破產了）
——“整個中國大陸全靠廣東創造的財富在支撐。可廣東人的工資水平是全國低下水平。粵西的工資水平全國倒數第一。中國中西部靠吸廣東的血活得忒滋潤”（同上）
——“我們南蠻子，粵閩破產農民組成的新加坡城市規劃及經濟比集中全北方頂尖人材的北京強多了，新加坡立國發展才幾十年，國民都是沒文化的粵閩農民”（同上）
——“普通話其實是被胡人奴化的語言”（南方都市報）
——“占據了地球1/5人口的中國，居然隻有一種語言，那真的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我們有什麽值得自豪？曆史書上一直歌頌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實有人知道不統一就有什麽問題嗎？如果要做中國人就不能說廣東話，那我寧願不做這個中國人。” （同上）
……
隻要實現了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鬧“廣東人的廣東”、“西藏人的西藏”、“新疆人的新疆”、“台灣人的台灣”、“河南人的河南”之類是遲早的事，學南斯拉夫搞“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是遲早的事。
在中國，隻要是私有製，那就一切為謀私，搞“多黨製”就除了私利不能吸引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則底線，隻能靠謀私利吸引人，隻能靠私人關係結黨營私，隻能“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隻能結成私利團夥而不能講任何原則規則、不能對黨徒有任何製約，否則追隨者會立刻轉投它人——中國曆史一大特征就是文人動不動就叛國：自恃才高但不受重用即反叛；因罪受罰即一反到底報仇雪恨；經不住金錢和美色的誘惑即反叛。投敵叛國還美其名曰“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然而中國曆代昏君當道時文人個個如魚得水，從不“臣投外國”。曆史上漢民族統治中原時代，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智囊人物大都是來自中原的文人，如契丹的智囊韓知古、韓延徽、康默記，滿清的智囊範文程、洪承疇等。今天的文人比他們的前輩無恥得多，沒有國家和民族觀念，沒有道德觀念，以認賊作父為榮，以賣國斂財為能，以買官淫亂為樂。他們自命“公共知識分子”，這“公共”的含義是沒有國家界限、沒有民族界限、沒有道德和法律界限，公而共之——共國、共民族、共家、共產、共妻，純粹狗彘不如。由這些沒有任何原則規則的文人組成的團夥跟土匪流氓沒什麽區別，為私利什麽都可以幹，包括煽動分裂。人人想當頭，個個自己拉山頭，必然山頭林立政黨如雲。隨之而來的激烈的競爭必使自我吹噓的詐騙很快混不下去，必然隻能靠仇恨驅動的詐騙生存。拚命煽動仇恨的結果必如南斯拉夫一樣：“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隻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外來幹涉必然乘虛而入，那時中國的分裂和內戰就不可避免——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分裂+內戰。
3．私有製的“改革”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強行製造中的國分裂與崩潰
毛澤東說：“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
如今西方國家對世界每個角落每時每刻的變化都要嚴密監視，豈能放過幹預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事物的機會？至於具體是否幹預、如何幹預則完全看利益需要。台灣、香港搞“民主自由”沒出大亂子並非因為“普世價值”，而是西方國家不想讓它們亂，否則早混不下去了——如果人家想讓你亂，隻要有機會，不管你搞不搞“民主政治”都在劫難逃。前蘇聯如此，南斯拉夫如此，利比亞如此，敘利亞如此。中國隻要給人可乘之機，那就必然如此。
根據西方殖民主義滅絕美洲印地安人的曆史，種族滅絕並不是幻想。根據國際精英主義者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全球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必須淘汰。根據美國《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的‘劣種人’妨礙美國獲得充裕的、廉價的原材料，必須除掉這些高速增長的人口才能保護美國利益。”根據《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頭目海德裏希在1942年的柏林汪西湖會議上闡述過一條“滅絕劣等人”的原則：經過最艱難的淘汰“剩下來終於能活下來的人，由於無疑是具有最堅強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須受到相應處理。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應該認為這些經過自然淘汰而剩下來的人是猶太人可能東山再起的禍根。”在毛澤東領導下讓美國嚐到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失敗滋味的中華民族無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民族，理所當然成為西方國家眼中“必須淘汰的垃圾人口”中“無疑是具有最堅強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須受到相應處理”的民族。
這一切決定西方帝國主義不可能不插手利用必將導致中國走向崩潰與內戰的私有製“改革”，不可能不與中國的知識騙子裏應外合密切合作，不可能不對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推波助瀾，不可能不迫使中國加速走向分裂與內戰。
西方國家的幹預和侵略正中中國知識騙子的下懷，因為分裂中國、搞垮中國已經成為中國知識騙子迫切的利益需要。其關鍵動機有二：第一，毀滅罪證推卸責任逃避曆史懲罰，第二，尋求靠山獲得權力維持詐騙。
——毀滅罪證推卸責任逃避曆史懲罰
騙子詐騙有三大規則：第一，不管受害者死活；第二，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一切隻顧眼前這一騙；第三，不負責任，麵對詐騙造成的惡果要麽躲起來，要麽裝傻充楞若無其事玩沉默，要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矢口抵賴，要麽找替罪羊把一切責任推給給別人。中國知識騙子把持的私有化“改革”從頭到尾始終體現著這三大規則：“一包就靈”、“一私就靈”、“一合資就靈”、“一破產就靈”、“一股份製就靈”、“大鍋飯，養懶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競爭上崗”、“改善國企”變“消滅國企”、“靚女先嫁”、“吐痰論”、“犧牲三千萬”、“改革代價”、“教育產業化”、“住房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最大限度寬容不規範”、“腐敗是次優”、“道德的血液”……每次都說：就這回最關鍵最要害、隻要過了這一關一切迎刃而解萬事大吉、為了過這一關必須付出“改革代價”，每次都從老百姓身上再刮一層油，每次都不解決問題反而加劇問題，每次都不承認自己有任何責任，每次都再找出新借口指責別人……下一回這一切又都在更壞的前提下再重複一遍。經過這持續三十多年的螺旋式惡性循環，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穩定的一切因素幾乎已被破壞殆盡：貧富空前懸殊，環境空前惡化，汙染空前嚴重，資源空前破壞，官員空前腐化，腐敗空前猖獗，道德空前淪喪，誠信空前破產，社會空前緊張，民心空前不穩，民怨空前強烈……對這一切負有全部責任、三十多年來一直把持私有化“改革”的知識騙子已經山窮水盡，再也找不出新的壓榨老百姓血汗的戰略空間、再也找不出推卸責任的新借口、再也沒辦法靠拆東牆補西牆、編新謊圓老謊的伎倆混日子了。三十多年的實踐早已把知識騙子毫無原則、貪得無厭、凶狠殘暴、口是心非的本性暴露得一覽無餘。尤其是那些撈到一官半職成了權匪的知識騙子，獲得權力後格外“小人得誌、不可一世”，用硬暴力貪贓枉法敲詐勒索老百姓肆無忌憚窮凶極惡無所不用其極。這一切使知識騙子徹底威信掃地。私有化“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已臭不可聞。賭棍眼看要輸個精光時最需要有人掀桌子砸場子大打出手攪局鬧事，這樣自己就有機會賴帳了；知識騙子眼看要徹底破產被追究責任時最需要有人鬧動亂起戰爭搞垮中國，這樣自己就有機會逃脫曆史懲罰了——對山窮水盡焦頭爛額唯有搞垮中國才能挽救自己免遭曆史懲罰的知識騙子來說，來自西方國家的侵略幹涉簡直是雪中送炭，舉雙手歡迎還來不及。
——尋求靠山獲得權力維持詐騙
毛澤東有一條鐵規則：團結大多數，絕不允許脫離群眾，更不用說與絕大多數人為敵了。中國的政治騙子恰恰相反，從心眼裏就蔑視大多數，一開口就罵“群氓”、“愚民”、“暴民”、“民智未開”、“老百姓愚昧無知不可理喻”……文人之間尚且相輕，更不用說尊重老百姓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精英”傲慢決定他們不能也不屑凝聚老百姓。如今他們的利益需要搞垮中國，而一旦中國崩潰了，內戰了，那就不是靠筆杆子說話而是靠槍杆子說話了，那就是俾斯麥所說的情況：“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知識騙子既沒有“鐵”也沒有“血”，有的隻是舌頭；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決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真誠擁護建立新政權。但他們要高高在上欺負老百姓又離不開權力的庇護——唯一可行的就是靠外國權力的支持建立傀儡政權。隻有外國權力才會全心全意歡迎由他們這樣的知識騙子建立一個詐騙高於一切的體係統治中國。
事實上，中國知識騙子今天之所以敢如此猖獗，仗的就是有外國撐腰：不光要錢給錢要名給名，更給戰略威懾——你敢鎮壓漢奸我就不但經濟製裁你叫你鬧經濟危機，而且把你在國外的存款家屬老底兜出來。這一手就足以讓那些一屁股屎的知識騙子兼官僚屁滾尿流，乖乖就範。沒有西方帝國主義如此撐腰，幾個知識騙子豈能有這麽大膽子敢公然鼓吹搞垮中國？
遭受侵略、國家崩潰對老百姓是災難，對知識騙子則不是。創造財富才需要國家保護——外來侵略歸根到底是為掠奪財富。國家垮了，受害者隻能是創造財富的。因此創造財富的人最認同國家，最認同民族。掠奪財富的人則沒這樣的利害——不創造財富，外來侵略當然不是衝你來的。既然大家目標一致都是以創造財富的人為掠奪對象，那隻要肯分贓，對抗就不如合作。中國知識騙子靠掠奪財富為生，掠奪財富高於一切。隻要能掠奪財富，有沒有國家並不重要。這樣的階級存在決定中國知識騙子與外國侵略天然地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天然地願意勾結合作，問題僅僅是談妥分贓條件。
（再沒有什麽比“人權高於主權”、“當帶路黨”更能反映知識騙子的卑劣怯懦了——如果你真那麽“正義”，那麽有決心，就應該帶頭流血犧牲為之奮鬥。你的“正義”你不打，讓外國人來替你打，你僅僅“帶路”，這算哪門子“正義”？這叫借外國刀殺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難道不卑鄙透頂？）
不管知識騙子們往毛澤東身上潑了多少髒水造了多少謠，有一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毛澤東結束了中國戰亂不休的曆史，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一直無戰爭。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使中國老百姓免除戰亂、享受和平是最大的保護人權。毛澤東以前沒有任何人做到這點，唯有毛澤東做到了。就憑這一條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就不能否定毛澤東時代。而如今中國政治騙子們為了搞垮中國、製造內戰，連“和平是最大的保護人權”也不認帳了，公然大肆鼓吹“沒有戰爭的時代不如有戰爭的時代”：
——俞可平說，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
——白岩鬆說，沒有戰爭的毛澤東時代“正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是最不講道德、最不講法律、最不講人性的時代。”
——右派網說，戰亂不斷的北洋軍閥時期很民主，很憲政，很尊重知識分子。
——“普世精英”說，“人權高於主權”，歡迎外來幹涉，提倡當“帶路黨”。
——“民主與專製，勢不兩立！甚至於專製之惡，之頑固不化，需要戰爭來解決！”（凱迪論壇）
——“民主人士都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從專製演變到民主，但那是幻想，縱觀曆史，民主的實現過程往往都是血腥和殘酷的，這是由專製製度鎮壓民主的殘酷性所決定的。”（凱迪論壇）
——“張揚民主時，隻要比專製極惡之惡程度更低一些的惡，都是可以借以利用的，在道德上就高於專製極惡。謾罵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丟臭雞蛋也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捅菊花也是惡，但它遠遠低於專製極惡。有限的戰爭——如僅限於推翻專製，都在專製極惡之惡之下，都是道德的。”（凱迪論壇）
——“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暴力”、“其它的民主轉型，包括最和平的蘇聯東歐，以及南韓、中國的台灣，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隨時訴諸暴力的仁人誌士——為避免引起誤會，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張非暴力滴……”（號稱“民主理念的推廣者和當之無愧的民主啟蒙家”楊恒均）
……
知識騙子們說了這麽多，意思隻有一個：毛澤東帶來的沒有戰爭的時代不好，戰亂不斷四分五裂的時代好。中國人不應該留戀和平，應該回到自相殘殺的分裂時代去。
知識騙子隻對掠奪財富感興趣，對創造財富的客觀規律和實際需要既不懂也不想懂，對國家的生死、民族的生死、絕大多數人的生死絲毫不感興趣。隻要自己利益需要，立刻毫不猶豫按照詐騙三規則辦事（不管受害者死活、不計任何後果、不負任何責任），其輕率、無知、蠻橫、殘忍、不負責任和厚顏無恥簡直匪夷所思駭人聽聞——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幾千萬老工人變成“改革代價”；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國有企業一筆勾銷；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把億萬老百姓的血汗雙手奉送外國；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讓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輕輕鬆鬆一句話要強迫中國人信仰“普世價值”；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把中國人變成轉基因食品實驗的小白鼠；如今則輕輕鬆鬆一句話就要讓中國陷入崩潰和戰爭。
公然鼓吹“沒有戰爭的毛澤東時代不如有戰爭的軍閥割據時代”，是知識騙子決心與外來幹涉裏應外合搞垮中國的鐵證。它表明知識騙子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老百姓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剝奪光了還不夠，如今要向中國老百姓最後的身內之物——生命下毒手了。沒有它為內應，西方帝國主義再想幹涉顛覆中國也是老虎吃天——沒處下嘴。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外來幹涉必須通過內部的知識騙子起作用。
摧毀公有製、使中國重新陷入“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規律支配的私有化“改革”注定死路一條，以政變開始，以政變或內戰結束：你立得起規矩嗎？你攏得住人心嗎？立不起規矩、攏不住人心，豈有不散架之理？回顧中國曆史，哪個立不起規矩、攏不住人心、靠“人盯人”的恐怖維持的體係逃得掉分崩離析的下場？哪個的最後結果不是打成一團？
六．崩潰和內戰與回歸毛澤東
1．崩潰和內戰逼出革命
2．革命逼出認同毛澤東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澤東者必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4．小結
1．崩潰和內戰逼出革命
有人說，“革命是一種最壞的選擇”。
錯。革命不是選擇出來的，而是逼出來的。革命不是選擇，而是逼上梁山——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隻要另有出路，沒多少人願意主動“選擇”以死相拚。《水滸》裏梁山一百零八將，自願上山者僅李逵一人而已。說“革命是一種最壞的選擇”，意思是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偏偏做了個蠢決定，選了個最壞的。言外之意革命發生不發生是可以任人選擇的，反過來就是說也是可以任人不選擇的。就憑這就可以知道說這話的人對革命一無所知——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東西發生不發生還由得了你？隻要條件具備，革命必然發生，不管你主觀上選擇不選擇。此時誰攔著誰被消滅；就象洪水決堤，誰擋道誰被卷走。
中國分裂、陷入戰爭、變成殖民地的時候，就是老百姓被逼上梁山不得不革命的時候。當然，知識騙子例外——隻有創造財富才必須有國家保護。知識騙子靠掠奪財富為生，誰準許他們掠奪財富就跟誰合夥，有沒有國家沒關係，中國分裂不分裂、戰爭不戰爭、老百姓是死是活都沒關係。所以在劉曉波、俞可平、白岩鬆們的口中筆下，國家分裂、戰爭、當殖民地、當奴隸不但不可怕，而且簡直很幸福、很美好、很有詩情畫意——“以人為本”、“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扭曲”、“中國最不黑暗、最講道德、最講法律、最講人性的時代”。普通中國老百姓則無緣享受這種浪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破山河碎，無人保護，靠創造財富為生的老百姓隻能成為掠奪對象，再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也逃不掉被侵略、被占領、被掠奪、被蹂躪、被屠殺的命運，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最典型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哎，那時的人老實，都不敢動，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貨房裏三千多人隻有三個日本人看管，大門開著，又都沒有綁，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幾百個，兩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沒有人出頭，都膽小，都怕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為什麽麵對著死亡，這麽多的人都不敢拚死去尋求生路呢？看來，懦弱和膽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許，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膽怯和軟弱是可以諒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團性的通病，成了國民性，那就會釀成悲劇。”（人隻有到了這種時候才會明白陳有西之流鼓吹的“沒有家哪有國？”是何等坑人。）
2．革命逼出認同毛澤東
隻要逼上梁山逼出革命，就必然逼出認同毛澤東。
中國曆史幾千年，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並沒有使中國人產生新思想。唯獨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後中國就誕生了毛澤東思想，並得到了中國老百姓的普遍認同。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給帶來的是中華民族生存大危機，從而把中國人置於“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的處境，非革命不可，所以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把人民組織起來幹革命的科學。要革命就必須組織起來。要組織起來就必須依靠毛澤東思想。
“優勝劣汰”不算錯。但人的優等劣等不按人種分，而按組織狀態分：誰組織嚴密誰優等，誰無組織誰劣等。人沒有“生理性優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狀態性優等”和“狀態性劣等”。處於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處於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人與野獸的根本區別之一是人能主動自動組織起來而動物不能。人一旦處於無組織狀態，就等於退化到了野獸狀態。在危機麵前，誰能保持有組織狀態統一行動集體救助，誰的生存機會就高，這就是“優等”。誰隻能憑動物本能消極應付、各自逃生，誰就對災害毫無抵抗能力，誰的生存機會就低，這就是“劣等”。
同樣是碳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剛石。同樣是鐵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頑鐵，有組織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屬纖維。同樣是光子，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無堅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樣是個人，無組織的個體群隻能是“低等”的烏合之眾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鋼鐵巨人無人敢犯。同樣的個體群，優等劣等的區別完全取決於有組織還是無組織。“有組織”就是整體的網絡，“無組織”就是零散的個體。個體對抗不了網絡，個人對抗不了組織。同樣的個體群，處於有組織狀態（並入網絡之中）就是優等，無組織狀態（離散於網絡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戰爭時毛澤東說：“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抗美援朝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同樣是中國人，無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敢於欺負”，有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惹不得”——優等劣等完全取決於是否“有組織狀態”：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
要逼上梁山拚死求生就必須組織起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是狀態性劣等。處於狀態性劣等再拚死也是徒勞，休想求生。要組織起來就必須靠毛澤東思想：“民主自由”“普世價值”是知識騙子們為自己量身定做的東西：不創造財富、從來是散兵遊勇個人奮鬥、隻知道爾虞我詐、沒有集體勞動、不需要集體努力，不需要協作配合，不需要組織起來的人才用得著。你可以把“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誇得天花亂墜，把毛澤東思想貶得一文不值，但有一個事實你改變不了：隻要背離毛澤東思想搞“民主自由”“普世價值”，隊伍就沒法帶，就得散架，就得變成土匪軍閥烏合之眾——“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別的作用沒有，專門讓你散夥散攤子。
中國革命是逼出來的。中國人認同毛澤東也是逼出來的：凡不聽毛澤東的都垮了——不抓武裝鬥爭的、不去農村而迷戀城市的、不建立農村根據地的、不執行毛澤東的政治建軍原則路線的、不按毛澤東的打法打仗的……全失敗了。撤了毛澤東的職，連吃敗仗，眼看著就要全軍覆沒，這才不得不讓毛澤東指揮，這才轉危為安。一方麵軍的服了，四方麵軍的不服，不聽毛澤東的，不北上而南下，吃了敗仗，多過了兩次草地、多吃了更大的苦頭。這下大家才都服了毛澤東。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用了14年才在遵義會議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用了24年才在7大正式把毛澤東思想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每一步都是逼出來的。這中間凡是心裏揣了個小九九想謀私的、想到城市享樂的、想偷懶圖省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書本的、迷信個人經驗的……都不願意聽毛澤東的，都有機會就搞自己的，都被現實碰得頭破血流，最後都不得不認同毛澤東。等全黨一致認同了毛澤東，僅僅四年就取得了全國政權。
等建了國，沒有反麵敵人立竿見影從反麵上課了，背離毛澤東的後果一時看不出來了，許多人就頭腦發熱了——毛澤東堅持公有製，這就堵住了一切想謀私的人的發財路；毛澤東堅持把人民組織起來，這就妨礙了隻知道個人奮鬥、對集體勞動創造財富不屑一顧的知識騙子推銷“皇帝的新衣”所必須的“自由民主”。毛澤東一去世，他們立刻搞“非毛化”，靠煽動對毛澤東的仇恨驅動私有化詐騙。但一切對毛澤東的妖魔化都無非是言辭的堆砌。能用言辭堆砌起來的東西就能用言詞推翻，隻有用事實建築起來的東西才無法用言詞推翻。三十多年的事實使越來越多的中國老百姓終於認識到：原來還是毛澤東對——“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好了，就說明文革錯了；如果否定文革，幹部隊伍變壞了，就說明文革對了。”如果說過去對毛澤東的稱頌有含水的成分，如今已全部去掉了，再也不可能用言詞推翻了。毛澤東這次是真的成了神了。
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產物，是中華文明深厚底蘊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絕地大反擊。從建黨到7大，毛澤東思想在戰爭年代獲得全黨一致認同用了24年。從毛澤東逝世到如今，毛澤東思想在和平年代被中國老百姓重新認同用了30年——中國前進的途中，錯誤的選擇有無數，正確的選擇隻有一個；通向失敗的道路有無數，通向成功之路隻有一條：毛澤東思想。這是不知多流了多少血、多死了多少人、多走了多少彎路、多付出了多少代價、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才驗證出來的。不管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都如此。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澤東者必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毛澤東思想是組織人民求解放的科學。科學是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消滅不了的。用權力可以歪曲事實，可以捏造事實，可以隱蔽事實，但無法消滅客觀規律。“殺了公雞，也阻止不了天亮”。宗教裁判所可以燒死布魯諾，封殺哥白尼，讓伽裏略屈服，讓人們都認同太陽繞著地球轉，但無法消滅地球繞著太陽轉這個客觀規律。知識騙子可以封鎖毛澤東，汙蔑毛澤東，歪曲毛澤東，妖魔化毛澤東，但無法消滅毛澤東揭示的客觀規律，也無法阻止中國老百姓從親身實踐中感受並認同這些規律。隻要條件滿足，客觀規律就一定發揮作用，就一定遲早被人們所認識，即便本來一無所知。知識騙子私有化的“改革”必使“私人關係大過原則規則”的規律重新支配中國，必使中國重新陷入“禮崩樂壞”、走向內戰的死循環，必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必把中國人逼上梁山，必使中國人有組織起來的迫切需要，必尋求一切“組織人民求解放”的規律，必回歸認同毛澤東。因此知識騙子即便成功地用權力把毛澤東從中國人心目中抹掉也是徒勞，因為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後人重新“發現”一遍毛澤東揭示的規律而已。
用權力可以封殺掉一個人的具體事跡，但封殺不掉客觀規律。妖魔化毛澤東，封不掉毛澤東揭示的客觀規律，頂多封殺掉毛澤東的個人事跡。這樣一來妖魔化毛澤東反而會事與願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比如，知識騙子總是說毛澤東如何如何殘酷無情不人道。事實上毛澤東最堅持革命的人道主義，即便對敵人也如此。毛澤東親手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八條明文規定“不虐待俘虜”。在實際戰場上執行的標準更具體：“交槍不殺、優待俘虜”——“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得虐待俘虜，但怎麽樣才算“俘虜”就沒準了。有的國家不承認敵軍人員一交槍就自動成為俘虜，就自動受日內瓦公約保護。換句話說，交了槍算不算俘虜得另說，可以承認也可以不承認。隻要不承認對方是俘虜，那就可以公然不買“日內瓦公約”的帳。美國大片《拯救大兵雷恩》和《硫磺島來信》都有這樣的情節：敵軍舉手投降，美軍當頭一槍，打死白打。實際情形比這嚴重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司令艾森豪威爾明確規定：“德國的戰俘可分成兩種等級：1．降的戰俘。2．繳了械的敵對武裝力量。第一類人可按日內瓦戰俘公約處理，第二類人仍舊按敵對武裝力量處理”——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投降了，也可以殺死他們。實際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國戰俘都歸入了第二類，即DEF。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美軍的德國戰俘集中營裏有一百萬已經投降的德國戰俘死於人為地饑餓、疾病和無醫無藥。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爾將大量德國戰俘界定為“繳械的敵對武裝力量”，到1946年一月，有一百萬德國投降戰俘從美軍的戰俘營消失。到1950年，大多數非登記在冊的德國戰俘的材料被美軍相關機構銷毀。戰後成為曆史學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回憶道：“我們住在周圍圍著鐵絲網的非常擁擠的露天土坡上，食物異常缺乏，一天吃一頓，數量隻有美國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隻剩下皮包骨頭。我向一位美國軍官說，他們這樣作違背了日內瓦公約，他回答我：‘日內瓦公約與你們無關，你們沒有任何權利。’”而毛澤東“交槍不殺、優待俘虜”的規定就非常明確：敵人隻要交了槍，立刻就自動成為俘虜，立刻開始享受俘虜優待，從交槍到當俘虜一氣嗬成，一點空白漏洞不留，比《日內瓦公約》更嚴密更人道。知識騙子妖魔化毛澤東再瘋狂，迄今也沒能拿“虐待俘虜”當話題做文章指責毛澤東。對比“普世價值”的美國戰俘政策，能把“殘酷無情不人道”的罪名扣到毛澤東頭上嗎？ ...華嶽論壇 - "http://hua-yue.net"
毛澤東對拿槍的敵人隻要放下武器就講人道，對拿筆的敵人呢？
從本質上講，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凶殘，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都是拿筆的敵人製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鬥力都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後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於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殺”。不交筆，那就等於沒放下武器，照樣屬於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一個“共產共妻”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凡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共產黨革命勝利後如果按常規清算血債罪行，最該嚴懲的就是拿筆的敵人。而毛澤東卻動了隱惻之心，沒有按常規邏輯對待拿筆的敵人，而是特別寬大：第一，把拿筆的敵人與拿槍的敵人一樣對待，隻要不殺人放火就不殺——比如毛澤東對周作人專門指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第二，對拿筆的敵人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如果毛澤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徹底清算拿筆的敵人給中國革命造成的犧牲損害，他們豈能有機會活下來寫“傷痕文學”和“往事並不如煙”？
知識騙子為了妖魔化毛澤東，硬把上述事實一筆勾銷。假定他們成功了，後人對毛澤東上述的人道做法一無所知，而毛澤東揭示的規律又遲早被中國人所認同，那將來的結果就是中國人按毛澤東揭示的規律鬧革命，卻不知道毛澤東具體的人道做法，因此也就不可能學毛澤東對拿筆的敵人講什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而是老實不客氣地按照“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凶殘，罪惡更大”、“交槍不殺，不交筆就殺”、“交筆也要算老帳”等常規邏輯清算他們——中國曆史幾千年，動亂一波又一波，誰也沒把動亂跟“知識分子”聯係在一起。如今不同了，中國老百姓三十年來看得清清楚楚：好好一個團結平等的共和國楞是被一群號稱“知識分子”的知識騙子推向了崩潰和內戰。這“煽動戰爭罪”、“反人類罪”、“叛國罪”、“民族滅絕罪”等罪名再也休想跑掉。有史以來知識騙子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從來沒有這樣臭過，而且永遠也休想恢複名譽。中國老百姓早憋足了勁要找他們算帳。“不時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一切全報。”那時就該他們後悔了：為什麽當初把毛澤東封殺得如此徹底？如今想求對手學毛澤東對自己講寬大人家都無從學起了——這就叫事與願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4．小結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如今中國老百姓對什麽叫“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深有體會了。知識騙子妖魔化毛澤東的客觀效果是與毛澤東劃清了界限，讓老百姓都知道他們跟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完全不是一回事，從而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修正主義的黨、法西斯黨”的根本區別一清二楚。這樣一來，知識騙子把自己私有化“改革”造成的一切惡果賴到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的如意算盤就落了個一場空——吳敬璉說，中國今天的一切罪惡全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全是毛澤東共產黨搞公有製的責任。但中國老百姓心中有數：中國三十年來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在吳敬璉們的指導下進行的，“特別是”以來連黨政首腦都換了一茬又一茬，唯獨這幫把舵的“精英”從來沒變過，自始至終是他們在台上指手畫腳。對中國的一切他們不負責誰負責？製造“權貴資本主義”的不是他們是誰？導致今天中國一切醜惡禍害的不是他們是誰？如今中國問題成堆，吳敬璉們眼看快混不下去，便拚命搖唇鼓舌推三托四把一切往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賴，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但如今中國老百姓已經看透了：王八蛋嘴裏的王八蛋還是王八蛋嗎？窮凶極惡欺負老百姓的惡棍最仇恨的人能是壞人嗎？這就使知識騙子讓中國老百姓把對法西斯黨的仇恨發泄到毛澤東的共產黨身上、從而煽起反共內戰的戰略企圖難以實現。
“權貴資本主義”是知識騙子轉基因出來的怪胎——知識騙子分為兩撥：沒當上官用軟暴力搶劫的“文匪”和當上了官用硬暴力搶劫的“權匪”。三十年來二者一直狼狽為奸共同搶劫老百姓。如今權匪臭名昭著人人喊打，文匪一是見勢不妙想開脫自己，二是眼紅權匪分贓不均，狗咬狗起了內訌，要發動政變把撈著官的權匪趕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為了師出有名，便找個好聽的借口，叫“政治改革”；為了利用老百姓給自己當替死鬼，便高喊反腐敗，口口聲聲譴責“權貴資本主義”；為了確保政變的結果隻能是知識騙子上台，便不遺餘力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汙蔑成“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如意算盤是把權匪的法西斯罪惡全賴到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頭上，利用老百姓對腐敗的正當不滿煽動反共反毛仇恨，借反共搞內亂，最終分裂中國，自己好搶塊地盤當草頭王。如今左派罵腐敗，右派也罵反腐敗。隻不過左派的結論是回歸毛澤東，靠公有製實現共同富裕；右派的結論是消滅共產黨，靠私有化實現“優勝劣汰”。左派說，隻有徹底發動群眾通過不流血的文革打倒權匪才能消滅腐敗。右派說，隻有“普世價值”、“政治改革”、“多黨製”才能消滅腐敗，寧可搞“茉莉花革命”流血暴動全麵內戰，也不許搞不流血的文革。
知識騙子右派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國製造分裂與內戰——他們的私有化“改革”已經山窮水盡，不掀翻賭桌就不能賴帳，不搞垮中國就不能推卸責任。隻不過他們製造分裂與內戰的手法有直接間接之分。直接手法是發動“茉莉花革命”，間接手法是搞“自由競選”——在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條件下，隻要“自由競選”，結果必定是分裂與內戰：知識騙子沒有任何原則底線的“民主自由”決定他們永遠是一群不受任何約束的烏合之眾，管不了自己也管不了別人。“靠仇恨驅動的詐騙“決定他們必須靠煽動仇恨吸引擁護者，言論不極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動聽眾，任何折衷妥協的主張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夠極端的人都會被排斥（隻要看看“廣場政治”的發展演變結果就足以說明問題）。對知識騙子來說，任何約束都是空話，任何協議都是廢紙，不鬧到天下大亂、崩潰內戰、把老百姓逼上梁山鬧革命決不罷休——敬酒不吃吃罰酒，文革不要要武革。
知識騙子私有化的“改革”把中國引向崩潰和內戰。知識騙子的私利決定他們需要搞垮中國、分裂中國、挑起內戰。其陰謀能否得逞，取決於中國內部各方力量的較量。從中國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角度看當然不希望內戰和分裂，隻要有一線希望也該盡力避免，用不流血的文革來避免流血的內戰。但願望畢竟是願望，事物的發展任何時候都有兩種可能性。如果知識騙子硬把分裂與內戰強加給中國老百姓，那時就別無選擇，隻能逼上梁山——還是毛澤東的預測：“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製止戰爭。”
不管將來會是哪種結果，按毛澤東的主張準備總沒錯：“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爭取最好的，準備最壞的。”
不管是哪種結果，都得凝聚中國老百姓才能應對。而要凝聚老百姓就得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要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就得證明自己不是騙子。要證明自己不是騙子就不能靠空話，而必須靠實際行動。唯一有效的實際行動就是公有製——“幹部不準有私產”。公有製是檢驗騙子最權威的試金石，是真是假百發百中，一目了然。隻有認同毛澤東的人才能凝聚老百姓，隻有認同公有製的人才真正認同毛澤東。
如果中國已經有了今天的毛澤東、今天的周恩來，那麽他們必定正按毛澤東的主張，不計名利在人民群眾中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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