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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出國就變“左”？
宋魯鄭 2011-12-18
12月14日，正在法國訪問的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在巴黎與旅法華人華僑和留學生代表近40人進行座談。（詳細報道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網站：http://www.amb-chine.fr/chn/ttxw/t887680.htm）。朱部長曾於2008年一個特殊的時期訪問過法國，所以他的開場白也就從此開始。他非常感謝海外華人針對西方的不實報道、達賴分裂國家的行徑，出於愛國之情、激於義憤而作出的積極努力。而海外華人的這種反應，也極大的震撼了達賴本人。冷戰後達賴在西方社會備享尊榮，但2008年，無論他到哪裏，都有華人群體在後麵追著抗議，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我也在法國親身經曆了特殊的、百味雜陳的2008年。全球海外華人自發的、整體性的、帶有政治色彩、民族色彩的覺醒令人震撼，即使哪些已經被認為在西方社會成功融入、接受西方規則、極少關注政治的人士，也都罕有的發出了自己聲音。八十年代初就到美國發展的大陸影星陳衝----被認為是“中西方最早的跨越者之一”，投書《華盛頓郵報》，發表了感人的《讓奧運繼續》。而引發她這個衝動的事件則是奧運聖火舊金山站傳遞前夕，舊金山市議員準備推動一條反華決議案。用陳衝的原話講就是：“他們講的話比較可笑，意思是要動員全舊金山的人民抗議聖火，說這是我們給13億中國同胞自由與人權的一個禮物。”“我當時就覺得太可氣了！太過分了！太無知了！”。
更令中國國內社會震動的是，率先揭穿西方媒體歪曲和不實報道並采取行動進而引領整體華人抗議的群體竟然是一向不被看好的“八零後”。以獨生子女為主體的八零後，在國人心目中是“享受的一代”、“自我、自私的一代”，甚至是“垮掉的一代”。但當2008年這個曆史大背景出現時，發出時代最強音的竟然是他們。他們的敏銳和匹夫責任感固然不輸先輩，其在海外擁有的知識優勢更為醒目。為此，他們也贏得了“四月青年”的美譽。
在座談會開始前，我與早到的一位留學生有過簡短的交談。他的一句話再度引起我的共鳴：許多立場挺右的人，來到法國後都變左。這不僅是我本人的寫照，也是許許多多來到西方後中國人的演變規跡。為什麽來到西方就變左？原因無他：我們看到了真實的西方：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對中國的攻擊和歪曲、西方製度的弊端。
這種轉變，不僅是普通的留學生，還有一流學者。哲學家李澤厚、文學理論家劉再複在其引發全球華人爭論的巨著《告別革命》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劉：我以前從書本上了解的西方世界還是太抽象。其實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問題也非常多。這種社會有另一種冷酷和冷漠。
李：世界上並沒有什麽理想國，西方社會裏的人，處在種種的異化狀態中。這種異化也是很殘酷的。
劉：我記得你在文學所對來訪的暢廣元教授和他的學生說，西方現代社會異化的危機也很深，由於經濟的高度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人的個性也受到另一種形式的壓抑，人成了廣告的奴隸和技術的奴隸。確實如此，我覺的洋專政和土專政一樣嚴酷。在學術界，洋霸氣和土霸氣一樣可怕。
李：國內許多人特別是好些年青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到西方來吃點苦頭有好處。
……
李：世界確無理想國，西方社會各個層麵上的問題都很多，有的問題依我看比中國的問題還難以解決。所以出國後看世界，是對讀書一個很重要的補充。
劉：我是到國外兩年半，一個重要的收獲，就是清醒一些。
要知道這段對話發生在二十年前，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正沉浸在冷戰勝利的陶醉中，西方知識分子正熱衷於定性為“曆史的終結”，中國還遠遠落後於西方。更重要的是，這兩位學者都由於其自由化觀點而被迫流亡到美國。還需要指出的是，後來這兩位學者也都從“自由、民主”的西方回國。
以這兩位學者的變化做為參考，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卻正處於全麵、持久的經濟危機中，這個背景出來的中國留學生，已經根本無需多久就能從國內哪種被自由派營造的氛圍中清醒過來。僅以2011年為例，法國這個自詡的人權大國，卻違反歐盟憲法驅逐羅姆人。為了打擊刑事犯罪，竟然規定入籍的外國人如果犯罪，將被剝奪法籍。不是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嗎？獲得自由的突尼斯人民來到歐洲並得到意大利頒發的臨時身份證而前往法國時，所乘火車全被封堵不得入內。由於經濟困難，失業率高企，法國政府(內政部、勞動部)對全國警察局長發出“5.31”通告，對工作許可證申請進行嚴格審核。大幅減少雇用外國人，甚至中國公司雇用中國人也被警察局拒絕。在巴黎市警察局，若申請轉居留的學生簽合同的公司不在巴黎大區，警察局會要求他們去公司營業地所在的警察局遞交轉身份的材料，而事實上，法律明確規定學生應當在居住地的警察局遞材料。要知道，在法國的高等名牌專科學校中，目前攻讀博士學位的一半學生是外國人。連這樣的人才法國都無力容納，足見其經濟之困難。不僅如此，警察局還大幅減少了外國人的辦理窗口，以致持合法居留的留學生竟然需要在冬天淩晨兩點就要前去排隊。一位我認識的台灣學生這樣感歎：難以相信這樣的事就發生在人權國家法國。西方費盡代價和心機樹立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觀，在寒風中不需要五分鍾就會崩潰。而一向不佳的治安更在經濟困境的背景下超過了善於忍耐的華人底線：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華人接連兩次大規模遊行，抗議愈演愈烈的公開搶劫。現在中國大使館對來自國內的中國人第一個旅遊警告就是安全。當然放眼歐洲，法國還算不錯的了。挪威、比利時、意大利甚至發生極右分子或者用炸彈、或者用手榴彈或者持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光天化日之下屠殺無辜平民。還有英國，麵對下層民眾的抗議和騷亂，從媒體到政府再到警察、司法強力機關都是鎮壓，甚至要求動用軍隊之聲不絕於耳。假設大搜捕無效，利比亞、突尼斯和埃及的一幕就要在英國上演----這一幕過去在北愛爾蘭上演過，在美國的芝加哥、華盛頓也上演過。
假設李澤厚先生和劉再複先生在這種背景下再來到西方，應該還會有更深刻的對話錄麵世----周恩來總理告訴法國部長阿蘭-佩雷菲特他在巴黎留學時（注：此時西方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危機重重）學會的兩樣東西：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不過我個人的體會是，任何權利本質上都是物質的，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馬克思當年批評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上不平等，政治上的平等毫無意義。法律公平的禁止窮人和百萬富翁去偷麵包和睡在橋洞之下。隻是這樣的法律平等有何意義呢？至於西方現行的製度，12月12日出版的《時代周刊》關於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下台的一個評論非常到位：很不幸，在我們國家（即意大利），投票不過是從最壞的人中選擇最好的而已。總之西方這種一方麵極力討好民眾非理性貪欲(無止境、盡善盡美的福利)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麵臣服於資本的政治犬儒化已經走到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斯蒂芬.哈珀在《北京共識》中所講的：經濟危機就是政治危機。今天的美國近半國民處於貧困或低收入行列（總數為1億4640萬，占全美總人口的48%。），美國大城市也有越來越多人連吃飯都成問題。調查發現，除了4個城市之外，在接受調查的29個城市當中，過去一年裏申請緊急糧食援助的人都增加了。這個現象可以解釋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2011年民主指數調查的結果是全球民主倒退(顯然它並不認為中東革命是第四波民主浪潮，也不認為中東革命會結出民主的果實，這還是實事求是的)。除了極少數民主基本教義派之外，民眾都是務實的。2003年在拉丁美洲的調查發現，五成以上的受訪者同意“隻要能解決經濟問題，我不在意讓非民主的政府上台。”
如果說過去西方遙遙領先之時對中國表現出來的偏見和無知，有其可理解性----畢竟我們落後於人，但今天在這種狀態下仍然如此，就未免令人可笑，甚至可悲。正如朱部長座談時所說，他們就是不想了解真相，自我蒙蔽，我們也沒有辦法，但這隻能令他們停滯，對中國並無壞處。
最後還是回到本次座談會。以下是本人的發言：西藏“問題”（注：即涉藏事務）的國際化，這既不是宣傳問題，也不是溝通問題，更不是學術問題，本質上是利益問題。講白了，就是西方用來牽製、遏製中國以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工具而已。所以，要想解決，就要從利益入手。隻有損害到西方的利益才會令之改弦易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天法國出版了一本客觀描述達賴的書《達賴並不這麽禪》（朱部長插話：我看過），包括農奴製、政教合一以及和CIA的合作都有揭露。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本客觀反映達賴的書，之所以這本書能夠在一個把達賴捧上神壇的社會出版，應該是信奉藏傳佛教的法國民眾劇增，已經威脅到天主教的正統地位。這種出於利益需要由西方人自己來批判達賴，其效果遠比我們自己來做要好的多。
我還有一個問題請教朱部長，在法國天主教有兩個特點。一是政教分離。二是反對自殺。因為生與死都是上帝的權力。再者也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所以在法國絕不可能出現神職人員以政治名義進行自殺的現象。不知藏傳佛教如何看待此種現象？
朱部長回答的十分幹脆。對於哪些出於利益而故意歪曲事實的，我們毫不客氣，沒什麽好話可講。對於哪些不了解事實而又想了解真相的人，我們要耐心解釋。佛教主張不殺生，這自然也包括不自殺。有些宗教人士出於政治目的誘導或者強製年幼僧侶自殺，是達不到目的的。也是違反佛教教義的。
朱副部長還介紹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來的發展變化。其中有兩個數字十分醒目。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壽命隻有35歲，現在則高達67歲。和平解放時不過一百萬人，現在則達到三百萬人，而且主要是藏人。事實是最有力的，哪些針對中國種族滅絕的汙蔑早就應該煙消雲散了。不過西方就是執迷不悟也不是什麽壞事，否則中國人怎麽會這麽團結，一代代的中國人怎麽會變左？
注1：西方的左派指的是代表中下層利益的政治力量，右派則指代表大財團、大資本利益的群體。極左則往往主張絕對平等。極右則是排外的民族主義者。在海峽兩岸的中國，含義十分不同。台灣主張統一則為左派，主張獨立則為右派。主張立即統一的為極左，主張立即獨立的為極右。大陸主張改革開放、走符合自己國情模式的為左派（這是本文所用之意），右派則是反對改革開放希望以西方民主製度為榜樣。否定改革開放希望重回文革道路的為極左，否定改革開放希望立即引入西方民主製度的為極右。
注2：法國的治安日益惡化，原因很多。如經濟困難、大量外國移民失業、過於保護人權而無法有效打擊犯罪（在法國搶劫是輕罪，未成年人根本不受罰處，結果反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日益普遍）。這裏可舉兩個例子，可一窺全貌。中國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在法國的外交生涯》講述了他光天化日遇襲的事件。當他等候紅綠燈時，一騎摩托青年用石頭猛擊車窗，試圖搶劫。但由於大使專車有防暴功能，未能得逞。隨後到當地警察局去報案，對方卻告之現在警察正在罷工，請於第二天再來報案。但根據法國法律警察是不允許罷工的。但法國也是一個變通的社會，法律不允許罷工，他們就怠工，減少執勤人數，以達到罷工的目的（此類事件2011年也發生過：法官罷工。根據法律法官也是不能罷工的。法國是一個公認的法治社會，警察和法官也都是法律的執行者，卻如此對待法律。所以對於一個以人情社會為基礎和傳統的中國，法治水準真的是不必苛刻）。這件事最後也是不了了之，因為這樣的搶劫事件每天不知道發生多少起。唯一不同的是，法國政界紛紛對中國大使吳建民表示道歉和慰問。僅此而已。
另一個例子則是發生在普通百姓身上。以下是其在媒體上的陳述。
葉女士：在1992年到2001年在巴黎美麗城居住時，我被搶過四次。第一次是1998年，我在美麗城街上走，剛從超市買東西回來，突然聽見好像有人叫我，我一轉身，我的項鏈就被搶了，當時是下午五點左右。他搶了我，我就放下手裏的袋子抓住他，他就踢我，把我踢倒在地上。我報了警，警察十五分鍾以後到了。但是我沒受傷，我跟警察去了警察局，警察拿了很多照片讓我認，我看了很多照片但是沒有認出來。一個月後也在附近街區，我又被搶了手機，後來不久又在地鐵附近被搶了手提包。當時我覺得美麗城越來越亂，我就搬到93省了。但93省也很亂，也被人搶了好幾次。第一次是2002年，我記得是下午三點左右，我從停車場停好車準備回家，有一個非洲人躲在停車場看見我就搶我的包。我的包裏有鑰匙有支票、信用卡、現金等，全被搶走。從那次以後我不敢回家，就搬到親戚家去住。三個月之內我隻回去過一次，我去拿一些我的衣服，沒想到又碰上了上次那個搶我的人。
沒去報案嗎？
葉女士：報案了，第一次被搶我就報案了。報了以後根本不了了之。第二次被搶時我還被他打了，我周邊的鄰居給警察打了電話。警察二十分鍾後趕來把我送到醫院，因為我全身都是血。那個歹徒把我拖在地上，又打我。從醫院出來時我柱著拐杖。一個星期後我去93省的警察局報案。我是拄著拐杖去報案的。到了那裏，他們讓我在樓下等，一等就是兩個多小時。然後警察讓我上去，連電梯都沒有，我就柱著拐杖一點點爬上去。是一個女警察接待我，我跟她說了經過。警察問我你說你丟了銀行卡，你的銀行卡號碼是多少？我說銀行卡被搶了，卡號很長，我怎麽能記住銀行卡上的號碼？她就很生氣，她說，你回家吧，把卡號找到了再來報案。我覺得很奇怪，我是受害者，怎麽好像那個歹徒是受害者似的。當場我就站起來了，我說我不報案了。然後另外一個警察過來吧我按住，讓我安靜下來。讓我把經過講了。又讓我等一下，我又等了一個多鍾頭，警察就拿出來了很多照片讓我認，我認了都沒有，我就對他說，能不能把我住的附近的慣犯案的人的照片拿出來。他就拿出來了三十多張。在這些照片中我終於認出了那個搶了我兩次的歹徒，因為都是在白天搶的，很容易記住了他的樣子。我本來很高興，終於認出來了那個歹徒。我對警察說百分之九十九就是這個人。沒想到警察說，我要你百分之兩百肯定就是這個人。我說我已經基本上認出來了，為什麽還要百分之兩百。我對警察說，你能不能把這個歹徒抓來讓我認，我一定能認出來。可是他說，你如果沒有百分之兩百的把握，我就不能把他抓來。我聽了這話很生氣，我說我走了不報案了。他要扶我，我說不用你扶。他後來讓我去，我從來不去，因為很明顯他們是故意的，故意漠視我們遇到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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