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蘇聯式的土崩瓦解 學習美國式的長治久安
辛子陵（2010.10.6.）
政治體製改革風聲一起，主流媒體的寫手們紛紛出來劃清界限：問一問姓無姓資，劃清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的界限。《光明日報》於
“劃界”理論是祖師爺列寧傳下來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一理論有兩大要點：一個是階級論，無產階級民主製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坐天下，這是階級的優勢；一個是數量論，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永遠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這是數量上的優勢。當時列寧理直氣壯地說：“無產階級民主製（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正是為了絕大多數的人，即為了被剝削的勞動群眾而把民主發展和擴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這兩論一擺，反對者隻好噤聲。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以這個為護身符，理直氣壯地實行一黨專政幾十年。
這一套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人民還是信服的。暴力奪取政權，首領不執政誰執政呢？兩代人的時間，合法性的危機就出現了，三代人的時間，就出現了蘇聯垮台，東歐劇變，中越等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列寧為一黨專政打造的“護身符”是1918 年發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無產階級民主製和資產階級民主製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彼此易位。“無產階級民主製”正在變成代表一小撮權貴資產階級的政權（如中國、朝鮮），“資產階級民主製”超出了有錢人的範圍，變成了全民民主製的政權（如美國、歐盟諸國），投票權成了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有力武器。
16至19世紀，歐洲和美國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些革命並沒有能夠立即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想，歐美等國都曾經有選舉的財產限製，說這個時期的民主僅僅是有錢人的民主大體是不錯的。1883年恩格斯說：“‘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由於工人階級的鬥爭，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19世紀末葉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國家紛紛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製，實行普選，美國和西歐國家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當1890年2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台，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製工人運動的非常法的時候，恩格斯的觀點完全變了。他肯定了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他甚至認為這是一場“社會革命”。
1924年1月，英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個競選上台的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西北歐各國家逐漸演變成為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工黨）帶給資本主義製度的是政策調節，不是重建製度，製度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所以從製度上說，這是一種改良，不是革命。但這次改良，在人類曆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其影響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使老資本主義變成了新資本主義，使暴力革命變成了和平進化，使社會重大的利益調整出現了雙贏的結局：一方麵，保留私有製，不剝奪資產階級，保護了先進生產力，保證了生產率的不斷發展；一方麵，政府調節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額累進稅，實行全民福利製度，實現了相對公平，縮小了貧富差距，這是一個資本家可以接受，勞動者也滿意的根本國策。所以恩格斯把這種政策調整提高到“社會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一個既非老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的老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製度就這樣產生了。
1945年二戰勝利後，英國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領導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產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社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政府實行再分配；實行“全民福利”的社會政策，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並對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製度。這種製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麽叫響的。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使原來的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瑞典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汙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中國的無產階級民主製，或曰人民民主專政製度，是蘇聯模式的變種，經曆了三代人的時間，曆史地走向了反麵。如果說上世紀40 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汙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製獨裁的民主黨，那麽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 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撲後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製獨裁的黨。《光明日報》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由誰統治”的問題，好極了，我們就從這裏入手，隻要一較真就會發現，這正是執政黨的軟肋。構成我們政權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麽人呢？
改革開放30年，中國（這個概念在本文中專指大陸）人的資產占有情況，是黨和政府的中層以上幹部成了特權階級。2006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市民 300年的工資。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據該報告披露：全國有七省市地廳級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財產超七百萬，概況如下：廣東省，平均800萬至2200萬；上海市，平均800萬至 2500萬；福建省，平均700萬至1600萬；浙江省，平均700萬至2000萬；江蘇省，平均700萬至1800萬；山東省，平均 700萬至1500萬；遼寧省，平均700萬至1400萬。
七省市地廳級以上幹部及配偶擁有住宅數及平均麵積如下：廣東省，平均3.5 幢，麵積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麵積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麵積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麵積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蘇省，平均3.5幢，麵積600平米至800平米；山東省，平均2.5幢，麵積500平米至700平米；遼寧省，平均3幢，麵積600平米至850平米。
從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職地廳級以上官員離婚再娶者52570人。這裏頭少數有正當理由，有許多屬於喜新厭舊，更多的是為了轉移財產，把巨額財產劃在前妻名下，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職位），又可再娶個美人。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這個數字許多文章引證錯了，說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點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係。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
鄧小平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多次強調：“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談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曆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
毛澤東和鄧小平是革命年代造就的政治強人，沒有人能夠控製左右他們。三代人以後，強人政治已經變成了常人政治。一個普通人，跟我們一樣的人，幸運地通過各種機遇走上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地位。他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誌來行事，隻能按照社會的合力來行事。在組成當今社會合力的力量中，權貴集團力量最強，所以權貴集團可能決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領導人可能成為權貴集團的俘虜 (西方政治學已經有一個共享名詞“俘獲國家” [State Capture] ，中國習慣譯成“俘獲政府” ，我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國家領導人成了權貴集團的俘虜），被他們所掌控，成為他們的工具，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現在事實上是“5000人的核心體係”控製了黨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所作為，連呼籲政治體製改革的講話都被媒體過濾掉，並受到主流媒體的圍攻，他們企圖把改革派領導人與人民隔絕開來。改革派領導人要擺脫困境，隻有向民間尋求力量。這就是中國的現狀。改變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和平改良，一種是暴力革命。
兩報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體係”對13億人民的統治和剝削說成“是人類曆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隻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為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這種站在雲端說出來的神話，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十萬八千裏，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資產階級巧取豪奪、貪汙腐敗的事實麵前，顯得那樣蒼白，那樣醜陋，那樣無恥。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種程度，連指鹿為馬的祖師爺趙高都隻能自歎弗如。在推動中共亡黨亡國的問題上，兩報一刊反對政治體製改革的文章又立了“頭功”。
結論：原來說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民眾的，黨的掌權集團經濟地位的變化把這種代表關係完全顛覆了。“由誰統治”？現在是“5000人的核心體係”對13億人民的統治，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個國體，一不代表窮人，二不代表多數。一黨專政絕對失去了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中共是經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進而成為執政黨的，沒有參加過暴力革命的黨派不可能成為與它平起平坐的反對黨；而沒有具有平等資格的反對黨的監督，革命黨必會腐敗蛻化，這已為二戰後社會主義各國走向衰亡的曆史經驗所證明，特別為中國30年改革開放一黨執政走向腐敗的鮮活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中國的具有反對黨資格的反對黨，隻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一個從中共分裂出來的、在執政黨麵前毫不矮化的反對黨的存在，是執政黨正確執政、民主執政、廉潔執政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出現的政黨輪替，不會產生亡黨亡國的心理危機。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幹預政治，也能夠順理成章地實現。
美國輪替執政的兩黨，原本是一家。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來源於1792 年托馬斯·傑斐遜建立的民主共和黨。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 為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1801─1809）。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的主要起草人，美國開國元勳之一。1825年，民主共和黨發生分裂，其中一派自稱國民共和黨，後改稱輝格黨；而另一派在延續了一段民主共和黨的名稱後，1828年建立民主黨。1854年7月，輝格黨與北部民主黨人和其它反對奴隸製的派別聯合組建共和黨。1860年11月，共和黨領導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當選為總統，該黨首次執政。
1861 年4月至1865年5月發生了南方奴隸主的叛亂。林肯領導了共和黨政府平息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
南北戰爭結束後，共和黨五任總統連續執政20 年。由於長期執政，許多共和黨官員貪贓枉法，腐敗無能，引起民眾的痛恨。民主黨改變了隻代表南方種植園主利益的狹隘立場，轉而代表工商企業家、中小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的利益，其總統候選人克利夫蘭在1884年大選中勝出，當選第22任美國總統。從此，共和黨與民主黨通過競選輪替執政的局麵形成。
參照美國長治久安的曆史經驗，隻有執政黨一分為二，隻有把黨的隊伍整編成兩路大軍，這兩支同根生的黨的隊伍，才能夠互相監督，互相砥礪，互相輪替，互相轉換，在為國民服務的競爭中接受執政的考驗，永葆青春，永不懈怠，永不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主義共產黨(2009年1月成立)、中國工人黨（2009年7月成立）的出現是件好事情，要因勢利導，允許其合法存在。
現在共產黨內事實上有三派：官僚資本主義派，毛派和民主社會主義派。
官僚資本主義派是當權派。他們控製著國有企業，控製著媒體，控製著國家機關。他們主張改革開放既不前進（搞政治體製改革）也不後退（放棄經濟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時代），停下來。這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想的是“維穩”，幹的是“維穩”。他們增加維穩經費，擴大維穩編製，甚至運用安元鼎保安公司這樣半黑社會力量抓捕關押上訪者，想在國慶60周年露一手，創造太平盛世。讓他們沒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體性事件達到23萬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萬起，翻了一番。他們終於認識到，治理13億人口的一個大國，靠暴力擺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們抗拒政治體製改革的意誌有所動搖。標誌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薩的顧問，被譽為波蘭1989年和平轉型的靈魂人物的亞當·米奇尼克應邀訪華。
毛派的主體是粉碎“四人幫”後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農弱勢群體的麵目出現，打毛的旗幟，以公平正義奪取話語權，實際上是不甘心被邊緣化的地位。他們並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計劃經濟時代，而是要奪取政權，至少是謀求政壇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組織了兩個毛派政黨。他們甘為權貴集團利用，攻擊改革派，成為權貴集團的同盟軍。
民主社會主義派由黨內民主派演化而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胡趙被撤換後跟著失勢。這一派是一個廣大的黨內幹部群體，離退休老幹部多數屬於這一派，在職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們人數眾多，但不顯山，不露水，不組黨，不組派，等待中央轉型。他們憂國憂民，也真心為黨，主張把公平和效率統一起來，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是建設性的救黨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現在，一個類似社會民主黨的派別或政黨，已經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誰能舉起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誰將在黨內和民眾中爭得多數，誰將在十八大勝出，並主導中國的未來。
令人欣慰的是溫家寶總理最近明確表態：“政治體製改革是鄧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盡管社會議論紛紛，盡管遇到阻力，我仍會堅定不移推動我的信念。在我能力範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還表示：“中國的下一代領導人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決定國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願望是不可阻擋的，順者昌，逆者亡。”
溫總理的堅定態度，說明在當權派中，改革派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強硬。這種明智態度，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希望。正當改革派的領袖人物向人民走來，與人民結合的時候，有人說大家千萬不要相信溫家寶，他是有個人企圖的，你們這些“改革迷”被他耍了……，這些“智者”明告我們的是共產黨隻能推翻，不可能改革；我聽到的畫外音是：把溫家寶和人民隔開，隻要做到了這一點，來勢洶洶的改革潮流就被化解了。我很讚成一位網友的意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溫家寶的真誠，勇敢和大度，他是活著的趙紫陽和胡耀邦，我們不要等待中國開明的領導人失去了權力以致生命之後，再去紀念他，緬懷他，我們應當在此時此刻就給他多一些鼓勵！”
老的政黨注定要滅亡，老的套語變得沒有意義了，老的口號已被推翻，老的萬應靈藥已經失效了。各個階級的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辟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隻能是走向民主製的道路。
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首先是執政黨的民主化。“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話是陳獨秀說的。要承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派別，把這看作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而不是削弱黨的執政能力。有意識地由一黨製向多黨製過渡。
要有意識地建設一個與執政黨相輔相成的反對黨，在執政黨發生重大錯誤不能繼續執政時，成為有準備地替補隊員。誰能擔當大任，被推上曆史的前台，要看他們的表現。中共各派隻有在黨能夠繼續執政的前提下，才有自己的前途。毛派必須改變文革思維，放棄推翻中央領導，禍亂全國的打算，自覺地參加到民主憲政的運動中來，按照民主共和國反對黨的模型建設和塑造自己，才能成為政治改革中的建設性力量。在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在民主共和國的框架內，實現黨的民主轉型，建設執政黨和反對黨能夠互相轉化、互相替補的多黨製，避免蘇聯式的土崩瓦解，實現美國式的長治久安，是我們政治體製改革的最終目標。
2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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