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對科學史感興趣者一樣，我以前也讀介紹國外和古代的書籍。後來自己查資料寫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孟德爾、四十年前的屠呦呦和張亭棟。如果寫的文字與作者的空間和時間很近，可能不好算創新的史學方法，但也許可作史料。
如果讀者感興趣誰上誰不上院士，不妨就此打住不用讀以下文字。
如果讀者覺得院士選舉可以作為中國目前文化有代表性的一隻麻雀，透過公開可查的背景資料和文獻、透過有部分客觀標準的同行評價，來看平常一般在背後發生的事件，討論社會某些現象的縮影，那麽，本文可為周末讀物。
“中國特色”的學術逆淘汰等效於自身否定
2011年中國院士增選，六位曾任國外正教授的候選人中，五位全時回國的皆落選、一位尚未全時回國的當選。限於專業背景，本文隻討論生命科學和醫學部，其三位正教授全軍覆滅。雖然生物醫學部不乏學術上判斷公正的院士，卻仍未能避免出現社會關注的“逆淘汰”現象。
科學院的製度設計和程序並非問題所在，而在於文化。逆淘汰現象，在中國基層出現不少，但受一般尊重的科學家精英團體也是這樣，對國家的負麵影響可能就不限於科學界。
眾所周知，生物醫學部在判斷應用性研究的質量方麵有缺陷，缺乏能力判斷前輩的研究，因為以前袁隆平曾落選生物學部，不久前大家也了解到，老科學家屠呦呦和張亭棟在國內做出的科研成果，拯救了全球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但幾十年來未被生命科學和醫學部所肯定。近年，生物醫學部顯出其判斷以論文為代表的基礎科學成果的能力也有缺陷，多次出現增選的生物院士水平不高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一般人為落選者考慮，而實際上，多次出現問題、出現較大問題，結果是否定生物醫學部的能力和公平，從而降低其權威性、可靠性和公信力，可能不是很快能恢複。
2011年增選簡單的事實可留給後世社會學家提供解剖2010年代中國科學文化的一隻麻雀，有可供保存的記錄，看到把榮譽作為利益的排斥才能者如何使榮譽打上黑色的印記。
1.生物醫學部本年度當選者，與往常一樣，多數做基礎研究，以科研論文為代表性成果。原候選人施一公全職在國內發表的優秀論文遠多於中國任何科學家，他的落選勢必引起海內外相當多的生物學家和一般學生質疑生物醫學部是否以學術為首要標準；
2.施一公是發表優秀論文最多的大陸華人生物學家，因此刷掉他發出的信號超出他個人，而易被理解有意教訓以他為代表的大多數優秀華裔生物學家；
3.針對優秀論文特別多的施一公，有人提出不能以論文取人，而論文數量和質量遠不如他的人，並無論文以外的貢獻，卻當選院士；
4.同在生物醫學部，施一公在國外期間的大批優秀論文、重要學術成果不能算數，而多位候選人需要用國外做學術期間的論文才能湊上十篇代表性論文的數，學術成就低於施一公的人，還可用第一作者和第一地址都在美國的論文當選中國院士；
5.如果生物醫學部不喜歡施一公曾就科技政策發表過評論文章，那麽排斥科學成就優於本次當選者、低調無比的韓家淮，就不可能是因為個人風格的問題，而韓家淮本人學術優秀，如果用中國注重的引用率，他一個人的可能超過很多院士的總和；
6.近十幾年來，生物醫學部曾將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選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未放棄外國國籍。而2011年，在科學院主席團已依據官方證明正式確認候選資格的情況下，生物醫學部卻仍爭議已獲得中國國籍、放棄美國國籍的施一公所謂國籍問題；
7.在回國人員普遍沒在國外做過教授、而國家希望大力引進高層次留學人員回國的背景下，生物醫學部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三位曾任美國正教授、講席教授的候選人，而且他們在國內的學術成就超過其他候選人，2010年韓家淮已因國內工作獲每年給很少人的“長江學者成就獎”，卻出現似是而非的借口專門挑剔他們，讓他們全部落選，而隻在國外做過學生或博士後就回國、國內工作迄今國際影響極小者卻無人提意見而當選；
8.與生物醫學部排斥全時回國數年的原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施一公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另外的學部選出在候選時尚未全時回國工作的國外教授；
9.兩年前，未全時回國、也非美國院士的華人材料科學家被推選為外籍院士，表明還有其他學部珍惜和支持國外成長的優秀華人科學家，而在生命科學，有突出貢獻海外華人生物學家，包括為中國做出重要貢獻的、已經全時回國的、改革開放後第一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大陸華人，卻不為生物醫學部提名為外籍院士；
10.從生物醫學部的具體案例可見，重視的不僅不是學術水平，而且不是年齡、不是學術年資、也不是在國內科學貢獻大小，水平低一點、年紀輕一點、年資低一點、國內工作少一點，都不是特別的問題，而在有些人麵前低頭排隊的時間，有時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在現有院士中有優秀科學家、也有公正和善良科學家的情況下，在科學記錄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出現逆淘汰令人費解。是有些人缺乏判斷力、還是折射中國某些文化陋習？有沒有某些人不許他人高於自己的“懼才”文化、有沒有因為不看才能而重拜把子叩山頭的寨主“拒才”習俗，…？是否害怕報複，不敢依據事實提出疑問？
今天，中國引進的不過是同種同源同文的華裔科學家，就發生逆淘汰問題。如果以後中國真成為世界強國，必然像美國一樣，需要在很多行業引進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逆淘汰繼續存在會對我國發展帶來什麽影響，不是很難預料。
公開說合適嗎？
中國科學院的院士體製並不需特別改造、院士的待遇也不高。但是，這不是說院士就隻能被恭維。此次生物醫學部公開的、毫無區別地排斥所有擔任過海外正教授者，對海外優秀生物學家普遍比較負麵。滯留海外的華人生物學家們很容易看出當選者水平比他們差多少，從而帶來的很多生物醫學優秀科學家不敢回國的後遺症可能不容易一時克服。
訴諸行動排斥優秀的斥才者，是此次不和諧的始作俑者和係鈴人。
我8月和12月的文字是對此斥才事件的一個反應。
祖母逝世於國民黨監獄的施一公，在中國從來沒有因為烈士家庭而獲得任何利益，他學習和任職的清華大學基本也不知道。施一公靠自己的優異成績得到在清華大學學習的機會，靠自己的能力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因為科學研究成就突出，施一公晉升很快：31歲任世界名牌大學普林斯頓的助理教授，四年晉升為有永久職稱的副教授，第五年不到36歲就成為正教授。施一公很可能是全體留美生物學家中晉升最快的。他在中國遭遇挑剔，意義不僅在他個人，而是某些陋習的反映。在中國晉升快的是學術不如施一公、對中國貢獻不如施一公的人。
一些海外生物學家曾多次為了幫助中國的科學發展，在有些中國科學家文章水平在一定範圍內、但不一定突出的情況下，通過討論和確定課題、修改文章甚至到審稿等不同環節，幫助了多位後來成為院士的人。而惻隱之心並未阻止有些先回國做了院士的人打壓後回國者。
數理學部和化學部不是斥才者主導。其他學部之所以選舉未回國的教授，可能是因為他們最推崇的是學術水平，而無法將水平低一大截的人放到水平高的人上麵。
還有一個學部，幾年前提名尚未全時回國、且非美國院士的王中林選外籍院士，獲得通過，表明生物醫學部以外很支持海外有成就的優秀華裔人才。而生物醫學部從未提名最合適的王曉東做外籍院士。王曉東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位獲得美國院士的大陸出身的科學家，而且他2004年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已經是中國生命科學最好的研究所。北生所做出的成就，遠超出國內多個獲更多國家經費的同類生命科學研究所。但是，因為生物醫學“斥才”文化也照樣排斥和冷藏。
這些事情，生物醫學界很多人都知道，其他旁觀者不一定知情。
為什麽說生物醫學部有“斥才”問題
楊振寧先生不知細節，以為我們的風格招人忌。這不能解釋今年落選的還有廈門大學的韓家淮。他是美國Scripps研究所的正教授。這位在國內極為低調的優秀生物學家，也照樣被排斥。所以，斥才者不在乎候選人高調還是低調，什麽樣的個人風格，他們在乎的首先是不能比他們好，特別是不能比他們好很多，如果好很多，就一定想方設法給自己找投反對票的心理安慰。
楊振寧先生和一般人不容易想到的是，反對與個人關係也不大。我自從1995年開始在國內多個地方做過工作，認識的人可以說很多，直接接觸過我的人知道我在現實中脾氣很小（不同於讀文章的印象）。可以說，回國前，很多人和我的關係不錯。49後出生的生物院士，絕大多數學術年資並不高於我、多數開始獨立實驗室晚於我。但是，因為我全時回國而對我變臉的不少。在生物學界反對我們的人，本無個人恩怨，可以說一向還挺好。但是，因為我們回國本身，而不是我們做了什麽事情，他們隻要有機會就毫不留情，用我們沒有說過的話、沒做過的事、沒有的意思來爭取他人反感我們。這並非個人恩怨，而是“斥才”文化習俗在中國生物學界的具體表現。
何祚庥教授以前因為不知生物內情，曾以為在國內工作不足是原因。懂生物學的人稍查資料就知：施一公回國後發表的重要論文，多於此次全部同期當選院士加起來的總和；而且，……(後半句省略)。此次生物醫學部當選者們，除了兩三個做醫生等應用領域外，絕大多數當選的原因都是基礎科學研究，成果都在論文中，並無論文中看不到的成就。他們的主要論文全部加起來，可能還不如施一公一個人在國內這幾年的工作。而韓家淮在2010年已經獲得每年很少人能夠得到的“長江學者成就獎”，肯定他在國內的科學工作。
有人讓城門失火後，為了遮羞不惜殃及無辜。與施一公、韓家淮和我在機構或學科相近的兩位科學家此次落選，也許是給我們陪葬，雖然他們水平高於幾個當選者。
反對“懼才”和“拒才”文化是中國科學前進所必需建立的風氣
“懼才/拒才”不僅不利中國的於生物醫學健康發展，也影響希望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
排斥優秀是“懼才/拒才”的本質。這並非隻是針對近期回國的科學家，而是很多行業的問題。如果不旗幟鮮明地反對“懼才/拒才”文化，中國的科學發展就要受到阻礙。我們國家如果任由逆淘汰文化泛濫，就不可能很快發展成為世界強國。
事實上，斥才文化對生物醫學界的損害不斷發生。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國內生物學界成功地多年堅持全麵實行助理教授製度的單位，是國際聲譽最佳的國內生命科學研究機構，而且所用經費現在低於國內同類型、同規模的研究所。但是，它因為做的好而不斷受打壓、被邊緣化，甚至曾不止一次出現經費斷檔。
對於國家來說，如果人人對不良文化低頭，會損害國家利益、浪費國家資源。對於科學界來說，如果出現武大郎文化，是斯文掃地。
保持中國生物醫學界“聰明人”認為的“幼稚”心態，推動科學和文化進步是值得很多人堅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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