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這句話，也許既適於描述今天的世界，也適於描述今天的中國。
在11月15日上海召開的FT2011年度中國高峰論壇上，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在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說，今年似乎比任何一年過得都快，原因是，在全球發生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挫折。全球範圍內，人們對於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測，已經降到20年來的最低水平。的確，一年來的中外形勢都令人憂喜交集、觀感複雜。
變革的需求開始席卷全球。張力奮分析說，2011年，全球似乎告別了增長年代，不論在政治、金融還是社會方麵，都進入了一個動蕩期。美國“該吃的藥都吃了”，但經濟依然沒有起色。在歐洲，幾個月前，希臘退出歐元區還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現在這個可能性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人類史上最宏大的共同貨幣實驗已陷入危險境地。張力奮判斷，中國要應對經濟增長的轉型，西方也在麵臨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建立以來的一場新挑戰，人類的政治經濟製度正麵臨一些共通的問題，結構性變革將成為全球的主題。
那麽，變革的力量應該從何處去尋找呢？張力奮強調，FT中文網的動力來自於對中國內生改革意誌的認定，這種內生的改革意誌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利好消息。而本次論壇上的探討，也許是對這種內生改革力量的一種探索。為此，我們精選和總結了與會嘉賓對於中國轉型的一些精彩分析與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也許是對目前的形勢提出最嚴峻警告的人。據蔡昉分析，其實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並不是那麽高，大概隻有10%左右，充其量有幾千萬人在從事與出口直接相關的工作，這與7億勞動就業人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中國的問題現在主要還是在內部轉變增長方式。而中國的一個誤區是把結構性問題當成周期性問題來治，而短期內的刺激政策無法修補長期的問題。
在他的專業研究領域——人口政策上，蔡昉也發出了“盛世危言”。“所謂中國的‘人口紅利’在喪失，這還是一種客氣的說法，”蔡昉警告。拿“人口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這個指標來看，雖然該指標目前還在下降，但最晚到後年，下降就會見底。而且見底之後，不會像有些發達國家那樣長期停留在低點，而是會迅速反彈。屆時不僅中國“人口紅利”不保，反而會背上“人口負債”，這使“未富先老”成為一個現實的風險——中國的人均GDP還遠低於發達國家，但老齡化程度卻比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警告，在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高技能的勞動力，但如果年輕勞動力越來越迫於經濟壓力而較早輟學去工作，中國勞動力隊伍的整體技能能否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就會成為難題。
中國前駐印度大使華君鐸則從另一個視角分析了中國的轉型挑戰。他比較了中國和印度的發展路徑。他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模式類似，都奉行 “社會主義”，重視重工業，忽視第三產業和農業，造成短缺經濟和糧食不足。而在20世紀80年代後，兩國發展路徑出現很大不同。印度在農村發展和吸引外資方麵也許有些不及中國，但印度在培養人才和科技創新方麵下了很大功夫，所以現在軟件、能源、外包等行業發展得很快，這兩方麵的轉型經驗值得中國研究學習。
來自中國企業界的代表則對中國經濟給出了較為樂觀的判斷。複星集團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梁信軍認為，應該區分中國在短期和長期麵臨的不同局麵。就短期而言，確實是挑戰很多，不確定性很強，例如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企業的高利貸危機與倒閉潮，都令人憂慮，但中長期來看，存在兩個戰略機遇：中國其實已經從一個製造大國變成了消費大國，而且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資本市場。“中國人沒有理由悲觀，企業家要學會如何利用這些機遇。”這一判斷背後的哲學是，經濟轉型是逼不來、盼不來的，有時，它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被視為中國“新左派”先鋒人物之一的崔之元，則對中國前途給出了更樂觀的判斷。他引用並認同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論，即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1年超越美國。而且，他認為重慶的一些實踐，例如戶籍改革，對於中國如何擴大內需很有啟發意義。
對於一年來得到中外媒體廣泛關注的中國地方債問題，國開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黎維斌表示，11萬億的地方債風險是可控的，因為其占GDP的比例遠遠低於別國的債務水平，而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所投資的資產是有價值的，可以帶來現金流的。目前的重點是規範地方融資平台，讓其向著企業化和市場化的方向發展，成為一種“政府+企業+市場”的平台。
而恰好在這個問題上，蔡昉的觀點似乎針鋒相對。他把當前的地方債挑戰總結為四句話：目前地方債問題並不是現金流的問題，它掩蓋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對應的體製問題，地方債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介質，反映了一種用刺激政策來替代正常經濟增長的做法。總之，“不是什麽好事。”
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則重點評價了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後引發熱議的“文化”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如此大的發展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方麵是前所未有的好，有些方麵是前所未有的壞。”這句話引起了全場的笑聲。
葛劍雄說，對於“文化是新的增長點”的說法，他不是很樂觀，發展文化，也許首先要以自由和開放的環境為前提。他還認為，靠所謂的“軟實力”來擴展世界影響力，效果是有限的——“軟實力”的重點還是“實力”，“中國文化隻能起潤滑劑的作用，不能成為動力。”如果不能轉化成經濟、產業方麵的硬實力，也許能發揮的作用有限。這也許是對“文化建設”潑的一瓢冷水。
當前的改革困境也引起了討論。華君鐸把今天中國轉型的意義提到了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同等的高度。他認為，“十二五”規劃期間的中國轉型也是一場大改革，大家要形成共識，不能像20年前那樣，對於是否發展市場經濟還是有爭議，而目前轉型的關鍵是資源和利益的再分配。這也印證了中國政府今年以來不斷強調的觀點，即“十二五規劃”要實現“包容性增長”。
在悲觀與樂觀兩股潮流交織、碰撞的情況下，應該對明年的中國形勢如何判斷呢？也許蔡昉的總結之言值得引用——“我想在各位嘉賓說的基礎上，把所有樂觀的成分減10分，所有挑戰成分加10分，就將是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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