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口述：喬石給綠燈的“海歸”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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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作者：采寫：丁東，趙誠，主編：米鶴都
來源：編者賜稿
來源日期：2011-12-12
老鬼 本名馬波，1947年生於河北，小說家。其母為《青春之歌》的著名作者楊沫。文革前，老鬼為北京47中1966屆高中畢業生。1969年到內蒙生產建設兵團，曾因有反動言論被關押。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在《法製日報》工作。著有《血色黃昏》、《血與鐵》、《母親楊沫》等。
兒時的電影
我年輕的時候，除了國內的小說電影，主要是受俄羅斯文學和電影影響，當時也就能接觸這些。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裏的拉赫美托夫，他為了鍛煉意誌睡在上麵有很多小釘子的床板上，印象很深。書中的主人公羅普霍夫、吉沙諾夫等名字現在依然記得。自己從小能自覺的去磨練，去吃苦，與這本書有關係。
現在的人們當然不追求這些看上去很“傻帽”的精神了，可我的童年都是看英雄主義的電影長大的。50年代這種題材的電影特別多，我記得給我印象特深的是《鋼鐵戰士》，主角是張平演的。講述咱們一排解放軍戰士突圍，排長跳崖摔傷被俘，另一個小戰士和老炊事員也被俘。國民黨軍官勸他們投降，小戰士佯裝寫投降書，用鋼筆紮瞎了國民黨軍官的眼睛，立即被敵人槍殺。老炊事員當了叛徒。而這排長受盡了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後來解放軍把敵人消滅，救出了排長。他已被折磨得蓬頭垢麵，像個野人。結尾是他把胡子刮了，英姿颯爽，端著刺刀重新站崗。還有《董存瑞》也看了好幾遍。那個董存瑞很有個性，他好強，愛和人摔跤，有些虛榮，還有點小脾氣。我看了後就抱著枕頭鑽到桌子底下“炸碉堡”……一遍一遍地玩兒。
看完這些電影後久久沉浸其中，產生了強烈的學習他們，模仿他們的衝動。蘇聯電影也如此，記得有個蘇聯電影叫《從小培養勇敢精神》，一開始就是一群小男孩在水塘裏打水仗，一小男孩被打得很慘。他父親是一個布爾什維克，被沙皇通緝。一天他秘密回家，這時警察敲門了。他將自己的一把手槍送給兒子，從容被捕，不久即被殺害。這個兒子就拿著爸爸留下的槍去找紅軍。當時蘇聯內戰連綿，社會很亂。他在路上碰見另一個小孩，也自稱也去找紅軍，兩人就一塊結伴而行。但一個晚上睡覺時，那小孩用大棒子把他打昏了，並說：死前讓你明白，我爸爸是白軍軍官，我要找爸爸去消滅你們這些赤匪。當正要最後打死他時，這小孩偷偷拔出爸爸留給他的槍，把那白軍軍官的小孩打死。最後他終於找著了紅軍。電影《保爾•柯察金》是60年代上演的，保爾曾偷了一把手槍，藏在老鴉窩裏。還有《小兵張嘎》主角也偷過槍，這都給當時的小男孩一種強大的影響，喜歡武器，喜歡槍。我在文革中四處搞槍，跟這些電影不能說沒有關係。
我的個性就是特別容易受感動、受感染，跟母親一樣。看了故事後總要模仿，我媽看了俠客小說後，就要當俠客，我看了革命電影後就要當革命者。年輕的時候幹了很多舉動很怪的事。比如在育才小學時，以穿舊衣服為美、為榮、為革命，認為穿新衣服是資產階級的，覺得越破越革命。因為那時正麵人物都是穿破舊衣服，隻有反麵人物才是西裝革履。所以女同學若穿件花衣服就很瞧不起，斥之為“資產階級”。
狂飆初起
文革一開始我是反對血統論的。我們學校47中有兩個紅衛兵，一個是血統論的紅衛兵，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為基礎的紅衛兵，一個是反對“對聯”的紅衛兵。反對“對聯”的紅衛兵是先成立的，但被排除在主流紅衛兵之外。擁護“對聯”的紅衛兵占大多數。
我們反對“對聯”的叫“47中紅衛兵”。我們的頭頭叫楊誌剛，他當時頭腦比較清醒，反對血統論。我們在當時是少數，受壓的。“8•18”毛主席接見的都是讚同“對聯”的那一派。我們學校在西郊溫泉，那一帶軍隊機關較多，故軍隊子弟不少。文化革命可鬧騰了，在海澱區是有名的，比101中還厲害。學校附近的北安河、周家巷等農村的地富反壞幾乎全都被我們學校紅衛兵和當地貧下中農給打死了。
我們學校衛生室謝大夫的母親也被打死。文革初期說她母親是地主婆，給遺返回原籍，但過了一段時間，她母親可能無法生活，又返回北京。在學校大門口，讓人發現。一群初中小孩就開始打，後來發現她的小包袱裏有把剪刀，做針線活用的剪刀，就說她企圖階級報複、行凶殺人，打得更凶狠。最後有個同學一腳把她從橋上踢了下去。我們學校門口的那座橋雖然不高，可橋下是幹涸的河床，裏麵有很多石頭。老婆婆當場就死了。她女兒嚇得流了產。學校團委書記黃秀玲老師也給打流產。我們這派是反對打人的，因我們這派的頭頭都是高中的，比較沉穩。但高中也有個別人打人，這是人性邪惡的大暴露。打人最狠的、最熱衷的竟然是文革前，校領導很重用的同學。比如高三四班有個貧農子弟，文革前是三好生，很積極，但沒入了黨。文革開始後就說校領導迫害貧下中農子弟，不讓他入黨。對校領導和老師打得特狠。老師一提他就搖頭，不敢相信這人變成這個樣子。
當時圍繞血統論展開過激烈辯論，我們受到了圍攻。後來批判“資反路線”，中央文革肯定了我們。我們的觀點被實踐證明對了，很有滿足感。“對聯”那派受到了中央的批評。以後我們就變成了“四三”派，對方“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則成了“四四”派。
擁護對聯的還有個叫“紅紅紅”的紅衛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軍子弟居多，頭頭是彭憶東。後來在西單民主牆時期，他寫了一個《在社會的檔案裏》，從文革初的極左變成了批判現實的先鋒，因為這個，北京市檢察分院不要他了，調到全總文工團搞創作。
我文革時持這種態度和家庭背景是有關係的。我父親是文教界的幹部，當時陸平被揪出來了，我爸是北師大的副校長，副書記，當然同病相憐了。但我不支持這個“對聯”，靠的還是一種本能，從沒想過這“對聯”對自己有沒有好處。很多人支持這個“對聯”是覺得“對聯”能給他帶來好處。我沒想那麽多。就是覺得對聯不符合毛主席團結大多數的教導。為搞清楚這個問題，那些日子整天學毛選，翻毛選……，從毛選上看黨的政策是不唯成份論的，不搞血統論的。自然也有一些人認為我出身有問題，這種受壓的處境，也確實促使我不喜歡這副對聯，使我對出身不好的同學很同情。我媽屬於文藝界，當時文藝界被認為是爛透了的，統統是黑幫。陸平的女兒正和我一班，她爸被揪出來後，我還公開給她寫過一個紙條，向她表示同情。這事後來在兵團被人揭發出來，說我同情大黑幫陸平。
我這些思想怎麽形成的呢，就是覺得毛主席對出身不好的態度不是打擊排斥的。周總理也曾說過，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卻可以選擇。所以我本能地反對“對聯”。後來有一段我還當了學校的一個什麽委員。自從1966年10月陳伯達講話批血統論，我們這派翻身了，有人推舉我當了學校革委會籌委會的委員，掌了些權。時值1966年年底，我們還成立一個47中戰鬥營，把出身不好的都弄進來了，包括陸平的女兒，以前沒有組織敢要她。那時候我們整天學馬列，找理論依據，防備對方揪我們的辮子。後來有點累了。當這個委員成天開會，還有一些人總追著我，哭著喊著要當紅衛兵。高三四班有個同學，文革前年年都是三好生，爸爸是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成了走資派，她當不了紅衛兵，找我哭啊，懇求呀，死活要當紅衛兵。整天處理這些婆婆媽媽的事，心神交瘁，就不大想幹了。
抗美援越
這時一個同學從雲南回來，說有不少人到越南了，去抗美援越。我最初認為不可能，但他說絕對可能，有人都參了戰，並列舉實例。這我才開始相信有可能，於是暗中組織了一幫人。1967年4月出發。我們是屬於去得晚的，最早的1966年10月份就過去了，還有人犧牲在越南。其中一個是裝甲兵副司令員趙傑將軍的兒子趙建軍。
我們一共10個人，8個男的2個女的，都是我們學校的，算是我拉的隊伍，叫“毛澤東抗美鐵血團”。經過1966年疾風暴雨般的運動之後，又經過大串聯，跑野了，沒有心思再回到教室搞什麽“鬥批改”，實在坐不住了。支援世界革命已經不再遙不可及，白日做夢，好像唾手可得。當我們幾個一聊起去越南，越說越激動，說得熱血沸騰，心跳加快。記得我們是在學校遊泳池的一間屋子裏策劃和組織的，當時我住在那裏。我們聊著去越南後可能會碰到的種種情況，覺得馬上就要為革命捐軀，要為世界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了。既悲傷又興奮，禁不住熱淚縱橫。
這個行動我們都沒有告訴家裏。為解決路費，我就搶了自己家裏的錢，意思是一去不複返。當時父母都不在家，就個兩姐姐。我走前把她們都綁上了，怕我前腳走，她們後腳就去報告。為了延長她們晚一點報告的時間，我才把她們全捆起來。這些我都寫進我的書裏。平日我和家裏的感情很淡。還有一個目的是用此行動斷了自己的後路，強迫自己義無反顧地去越南前線。
抄完家後，我們真奔北京站，上了北京到憑祥的5次特快。當時覺得買全程票太虧，就買了到石家莊的票。到石家莊後查票時，我們被發現，列車長就把我們騙到餐車，然後叫來一群膀大腰圓的大師傅，通過餐車窗戶把我們一個個給扔下車。我有一個背包和一把剌刀沒來得及拿，就丟在車上了。後來就隻好扒貨車，一直扒到憑祥。在貨車編組站，每輛貨車車廂上都有一個小卡片，寫著去哪，我們就通過這個知道貨車的目的地。最髒的是煤車，比較舒服的是放機器的車廂，很幹淨。還有平板車箱，一輛一輛解放牌卡車摞著，我們多次藏在汽車下麵。
那些天真是風餐露宿，我們一會分散，一會匯合。中途還被人搶過。扒貨車的什麽人都有，烏合之眾，有的是紅衛兵，有的就是劫道的。常常打架，誰拳頭硬誰生存，誰拳頭硬聽誰的。有一個晚上在一小車站上來一幫子人劫住我了，問我要錢。從家裏搶的200塊錢就在身上，但不能給他們，這是鐵血團的經費。為首的是北京玉淵潭中學的。我背包裏有一把斧子，就掏出來和他們對峙，對峙到了另一小車站，這幫人都下車了。我就去找我的一哥兒們，說有人劫我。等天亮後我們一個車廂一個車廂找，找到了就打。這幫人是烏合之眾，臨時湊成的團夥，哪兒的都有，專劫那些單個的人。後來找見那領頭的了，上去狠打，直到他求饒為止。他說他被人搶了，身無分文，隻好也搶別人。我們繼續找另一個目標。最後在守車裏發現，打完後我還把他一腳踢到車下。當時火車正上坡，走得很慢，夜色中我看見他跟在列車後麵跑了幾步，就消失在黑暗裏。那時血氣方剛，又有崇高的理想支撐，拿出對付美國鬼子的勁頭，痛打這些小癟三。
中越邊界當時並沒有界樁。走大路通過友誼關，有人站崗，走小路沒人管，走上一會兒就過去了。越南人不會說中國話，但連猜帶曚，也能知道意思。頭一次，到了那邊還沒明白怎麽回事就被人家捉住遣送回來了。我們出發了三次都失敗而歸。一次是被越南人抓住了;一次是被廣西當地的民兵抓住了;還有一次走著走著，喪失了鬥誌，自己返回了。
第一回是被越南公安抓住，我們的部隊又把我們要回來，最後送回國。自從總理說“去越南的紅衛兵，他們的動機、想法是好的，但這樣的做法不好，要勸他們回來”之後，咱們的援越部隊就不接受紅衛兵了，我們到越南以後，援越部隊讓我們好吃好喝一頓，就把我們送回來。部隊用汽車把我們送到友誼關的邊防站。邊防站的幹部負責處理，他們要政審、檢疫、打針。完後，就放我們走了。
從邊防站再步行20公裏走到憑祥，那真是又累又餓。過去後最大的痛苦就是饑一頓飽一頓，每回都特別餓。我們的目標是越南南方，去打遊擊。我們當中有一人的姐姐在河內，想找到他姐姐，讓她姐姐把我們送到南方。我覺得我們沒有走到南方的最大原因是饑餓。在山林中行走沒人能發現我們，但要長久生存不行。沒吃的、沒喝的，逼得你要走出山林，到有人煙的地方找吃喝。我們要是能解決吃飯問題，保準能一直走到越南南方。我們最遠一次到了諒山，再遠就不行了，餓得不行了。隻要一離開深山，下到公路找吃的，就會被發現。越南北方當時是戰時狀態，公安民兵特別多，嚴防美國空降特務。而一到有人煙的地方，馬上就暴露了。越南的公安馬上就來了，讓你跟他走。那時對我們還算友好，還行。
還有一回沒過邊境就被廣西當地民兵抓住。對我們最凶的是廣西邊境的當地民兵，他們對北方人有一種排外的敵意，打起來真打。我們被他們抓起來後又逃跑了，他們很氣憤，就敲鑼緊急集合，村裏老頭老太太都動員來，拿著扁擔、棍子追我們。後來，被他們抓住了就狠狠打，還叫我跪下，我不跪，就拳打腳踢。
他們把我們送到邊防站。但一出邊防站就自由了，自己走回憑祥市委。市委已經癱瘓了，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把市委的二層小樓都住滿了，都是要去越南的。憑祥市離越南就20公裏吧，是離邊界最近的一個小城。這裏哪的紅衛兵都有，有一個還自稱是聶榮臻的兒子，後來知道是一個騙子，也被我們狠打一頓。我特別恨騙子。此人自稱武漢某學院的，名叫聶軍。跟這人說一套，跟那人又說一套，四處向人借錢。有幾個上海男女猛巴結他，也有人對他身份表示懷疑，他動不動就說：你不信給軍委辦公廳打電話去!憑祥市的一個老警察負責接待我們，逐一登記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並去電話核實。最後他告我們，軍委辦公廳答複說聶榮臻根本沒這麽一個兒子。我得知此消息後，找到這家夥，左右開弓，拳腳並上，好好教訓了一番。還聽說有一個青島來的小姑娘，獨自去越南15次，死活要抗美援越，後來她哥哥把她接回去了。這也是老警察告訴我們的，當時我很感動。想想我們去了三次就沒信心了，真慚愧。
西藏之行
回北京後，我以後就沒回家，住在我姑姑那兒。我從小是姑姑把我養大，所以我和姑姑很親。姑姑就去我們家找我爸，說我回來了。父親表示每月繼續給我生活費。之後，我就住在學校了。時間一長，父母自己處境不好，與我的關係就緩和了。前些時候我寫回憶母親一書時，得知挨綁的小胖姐姐還曾替我說過話，說我搶家裏的錢，父母也有責任，因為他們平日對我太不關心了。我真沒想到，我綁了她，她還替我說話。我很感謝她。
這次去越南連去帶回一共兩個來月吧。我們是1967年4月走的，6月份回來的。這年8月份，我們學校發生了一次武鬥，打得特別厲害，還打死一個。我們的組織“毛澤東思想公社”人數雖多，但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比較老實膽小，沒有力量，老挨打。
8•21武鬥起因是搶奪廣播室。廣播室原來在我們這派手裏，他們來搶，把我們這派的人打傷了。我們就叫外校的人來支援我們，來的是北京鋼校的，都戴著柳條帽，拿著棍子，表麵上挺嚇唬人。到了47中後，“主義兵”紛紛後退。但這幫人不熟悉地形，我們學校在山腳下，“主義兵”退到一個坡上，用密集的石塊往下扔，鋼校的人柳條帽頂不住，就後撤，一撤就亂了。“主義兵”乘勢追擊。有一個學生跑的較慢，被追上了，眾人圍著一頓打，當場斃命。我記得他叫丁世德，當時被授予烈士稱號。海澱分局來人勘察了屍體，也追究了。但因為是集體打死的，後來抓了幾個人，關了一段時間，就給放了。
“主義兵”那派打死我們的人後，害怕遭報複就都撤離了學校。偌大學校空無一人。這時候我和一個後來的好友杜廈住在學校。他們“主義兵”、“紅紅紅”的宿舍被人砸了，丟了很多東西，如皮箱、皮鞋、軍毯、被褥等物。學校附近的農民可能順手牽羊偷了一些東西。但對方卻懷疑是杜廈偷的。杜廈雖然出身不好，但骨頭特硬。一般出身不好的都膽小怕事，他出身不好，卻勇敢得很，老和對方辯論，所以對立派把他恨之入骨。“8•21”武鬥後，他們就說杜廈搶了“回力鞋”[1]等，總想打他。他隻好四處躲避。武鬥後，學校沒法呆了，我聽說西藏好弄槍，就想去西藏。杜廈呢，為了躲避對方追殺，也決定和我一塊去西藏。
我們是從格爾木，青藏線進去，從川藏線出來的，川藏線沿途風景美麗極了。在唐古拉山口時，有一輛車翻到溝裏，我們隻好把貨卸下來，搬到另一車上。我們本來可以不幹，但看見工人都在幹，我們站著也不好，就幫著卸。一動就喘，特別喘。腳上像踩了棉花，軟綿綿的。過了唐古拉山就到了拉薩。自從平叛之後，西藏的基層幹部都配著槍，所以我才想來西藏找找機會，看看能不能弄支槍。1967年秋，內地搶槍成風，河南二•七公社大規模武鬥，到處都動槍動炮。在當時那個背景下，搶把槍也不算事。我們在拉薩發現了一個當兵的，走到哪兒都背著一把帶皮套的五四手槍。拉薩城市不大，隻有羅布林卡、大昭寺等幾個名勝，老碰見這當兵的，因此萌生了奪他槍的念頭。為了不打死他，我用床單將斧頭把兒厚厚地裹起來，以防打壞頭骨。但那晚上他沒有出現在我們埋伏的地方，此計劃落空。
後來返回路上，我們在昌都狠狠地偷了一批刀劍，十幾把，有長有短，特漂亮，一些刀把上還鑲嵌著寶石。由杜廈進去偷，我在外麵放風。這是昌都公安局的一間小土房。回到招待所一看，哪把刀都愛不釋手。因為我們走的時候，很多同學都讓回去給捎把刀。我們擔心回去這幾把分不過來，就計劃再偷一次。但第二次偷時，當場被抓。結果連同第一次偷的全部被沒收，我身上帶著一顆手榴彈也沒收了。經過與我們學校打電話核實了我們的身份，就把我們釋放。這次教訓是太貪婪了，要不偷第二次，就能帶十幾把刀回來。文化大革命給了你一個機會，讓你能幹許多平時不可能幹的事情。
搞到3支槍
從西藏回來後，我們覺得8•21武鬥已過去好幾個月了，估計沒事了。1967年12月7日，我和杜廈就悄悄溜回學校。結果被對立派發現後立即報告了他們的頭頭。他們就來了很多人把我們堵在宿舍，抓住杜廈猛打。他們沒打我，因為我出身好。把他扭送到軍訓團辦公室後還繼續拳打腳踢。那晚，滿院子都是人，把他打得頭破血流，我們隻有幾個人在旁邊死死護著他。但護不住啊，他們人太多，有上百號子人。
那時軍代表根本沒權威，說話沒人聽。軍代表一看不行了，就打電話給北安河派出所，讓他們把杜廈帶走。他謊稱公安局要拘留杜廈，那派人才住了手。派出所來了一輛吉普車，把杜廈帶上銬子押走。車一到北安河派出所，警察就解開銬子，把杜廈放了。我們連夜進了城。如果不這樣假拘留一下，那晚上杜廈有生命危險。
從那以後，我們就不敢回學校了。有個同學山根，他姐姐在北師院，我們就住到北師院去了。每天練“塊兒”[2]，練格鬥、拳擊、摔跤，準備報仇。那次打杜廈時表現最壞的一個叫大鼻子，我們準備和他單練。後來我們還是想弄幾把槍，杜廈和山根就去了河南信陽。那時，河南信陽的初中生都有槍。我在北京當後勤，他們要什麽我就給寄什麽。有一個人愛喝酒，我曾給寄過茅台酒，可那人特謹慎，睡覺槍都不離身。發現找大人不行，就找小孩，後選中了一個小初中生。他特愛武術，我們就用幾本摔跤書、武術書，換了兩把10響的駁殼槍。但我們三人就兩把槍，分不過來呀。山根有個姨夫在湖北軍區當幹部，他就去武漢把姨夫的五四手槍偷了。他姨夫丟了槍急得要命，報告了湖北軍區保衛部，保衛部的人來北京找山根問：你拿了姨夫的槍沒有?如果拿了趕快交出來，否則你姨夫要受紀律處分。山根說沒有，死不承認。湖北軍區保衛部一看我們三個都死不承認，就報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湖北軍區保衛部一找我們談話，就預感不妙。我們照了一些拿槍的相，在鷲峰附近輪流放了幾槍。然後用布包上，抹了很多黃油，放進一木盒子，埋在學校的果園裏。1968年4月份的一天，海澱分局先把他倆抓了，一進去他們就都招了，公安局去果園把槍挖了出來。
我進去的晚，放的也晚，在局子裏呆了75天，印象最深就是餓。每天兩個窩頭，餓呀!窩頭說是一個四兩，其實也就二兩半，我在裏麵餓昏過兩次。每次拿上窩頭，捧在手上，先把窩頭邊上的渣舔幹淨，一點一點地嚼，咬一小口，要嚼幾百下，把窩頭嚼成糊糊了再咽。吃完以後，還要把每個拿窩頭的手指頭舔一遍。掉地上的小渣渣也要用蘸上唾沫的手指頭粘上，放進嘴裏。那真是可怕呀!
那裏麵有個關了一年的，大腿和我的胳膊一般粗了，隻剩下骨頭，屁股上根本沒肉，沒有屁股了。哎喲，整個就是一活的骷髏架子。這人是昌平的農民，民兵隊長，村裏一老貧農沒糧食去隊裏借，隊裏不借就吵了起來。隊長讓他處理，他就把老貧農吊起來給打死了。他常常撫摸著自己的皮包骨頭，眼淚汪汪。
和我一屋的還有一個科學院的知識分子，說是現行反革命，進來時就被打壞了，有內傷，整天躺著。我們在裏麵白天不能躺，必須端端正正坐著學毛選。那個人就在我旁邊，白天也躺著，老是呻吟。看守帶他去海澱醫院看，醫院一聽是現行反革命，不好好看，沒幾天就死了。死的那天晚上，他不停地叫。我不知道他那麽嚴重，還嫌他喊的聲音太大，弄得別人無法睡覺。結果第二天早上死了。全號子14個人卻十分興奮。因為他剩下了幾個幹窩頭。大夥迅速地把剩窩頭分成14份，每人享受了一份這額外的食物，感覺特別幸福，特別美好。
每個號子裏麵有一個便池，有一次我站起來小便，起來快了，一下子就暈倒在地。第二次也是站快了，一站起來就“嘣”地跌倒。以後害怕了，在裏麵走路，都扶著牆慢慢站起來，再扶著牆慢慢走路，像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兒，一步步慢慢蹭。長期饑餓，把年輕人餓成垂垂老翁!裏麵個個人都這樣老態龍鍾，說話有氣無力。聽說現在看守所能吃飽了，是個很大進步，那時就故意不讓你吃飽。
看守所裏一般都有犯人頭，我還當過呢。原來的走了後，我當上了，就是看你沒什麽大事，負責組織學習。那時候牢頭不能隨便打人，也不能多吃多占。我們每頓吃飯都輪流第一個拿窩頭，牢頭也要排隊拿。送飯的給你送14個碗，每個碗裏放一個窩頭，今天你第一拿，明天就最後拿。14天一個周期。第一拿的可以挑一個大點的窩頭。說是大個，實際上都差不多，隻不過有的窩頭多一小鼓包，有的窩頭有那麽一小坑。剛進去的時候，不餓，我隨便拿一個。呆了一個禮拜之後就餓得不行，也使勁挑啊。我眼鏡讓人拿走了，隻好撅著屁股，把眼睛幾乎貼在窩頭上麵挑。饑餓導致了人喪失尊嚴。後來有一次我餓得不行就含著淚喊：報告班長，共產黨毛主席說不準肉刑，你們為什麽不讓吃飽，這不是變相的肉刑嗎?看守說，這還不老實呢!吃飽了你們就該在裏麵瞎折騰了!由於饑餓，人們說話都聲音微弱，更沒勁折騰。也有個把折騰的，那是不想活了。大多數都服服貼貼，就餓你這一招兒，能給你治得服首貼耳。
後來給我們辦了學習班後就放了。家裏沒有找人活動。我給家裏寫信，家裏說：誰讓你瞎鬧的?不管。那時看守所也人滿為患，每個號都擠著呢!混身都是虱子。還不斷有新人進來，看你餓得差不多，刻骨銘心了，就辦個學習班讓你走人。
我記得是7月份出來的，出來以後居然一天長一斤肉，持續長了20斤。這些經曆對我當時也沒什麽影響。我搞槍也不是想去搶銀行，當劫匪，堅信大方向正確。當年看過《青年近衛軍》，很羨慕他們跟德軍打遊擊的生活。覺得我們遲早要和蘇修打一仗，有把槍可以挺身而出，救國救民。當時就想象青年近衛軍那樣幹一番事業，沒想幹歪門邪道。在裏麵警察曾問過，你為什麽要搞槍?我說：我們紅衛兵不愛紅裝愛武裝!我們愛的是手槍匕首，愛的是炸藥手榴彈，愛的是埋葬美帝蘇修的革命戰爭。
牧區生活
出來以後，正趕上去黑龍江兵團的要走。從夏天開始，同學就一批一批的走，到秋天我們學校有一大批人去了內蒙古錫盟插隊。1968年11月我們66屆的要分到山西農村，我不想去，和杜廈幾個商量，就決定去內蒙。當時學校是工宣隊領導，工宣隊正辦一個學習班，學習班裏都是打砸搶分子，幹什麽的都有。我是因為去越南，搞槍這個事，也在學習班裏頭。
我們就密謀去內蒙，暗中準備了點錢和糧票。事先，我把這事告訴了哥哥，他又告訴了我媽。我媽立即就讓我哥報告給工宣隊，結果工宣隊把我關進小屋。審查我半天，怕我外逃。我說，我們要去內蒙古插隊怎麽錯了呀?符合大方向呀?家裏的人來學校告密讓我很丟人，使我對母親很有意見。最後我們還是私自去內蒙了。走之前最後一刻我才告訴我媽。這次她沒反對，給了我一些錢。當晚我們從西直門火車站出發了。
時值1968年月11月，到了張家口後，準備步行到錫林浩特，想用這種方式表示我們去內蒙古大草原的決心，讓人家接收我們。結果走了一段發現不行，內蒙古大草原幾十裏沒人煙，吃飯睡覺都成問題。隻好又攔汽車，最後到了錫林浩特，找到了“知青辦”，人家表示拒絕接收。因為國家有政策，一個知青的安家費是450塊錢，現在他們的經費都花光，無法再安置了。我們當時住在盟中學，呆了幾天，眼看口袋裏的錢越來越少。我們絞盡腦汁想著怎麽辦。正好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的兒子在這個中學，我們就和他套近乎唄，給他幾個從北京帶來的毛主席大像章，那時主席像章正火著呢。我們和他混熟了後，他就領我們到他家，我們每人給他爸一份血書。司令員受了感動，大筆一揮，批準了我們。當時內蒙古正在“挖肅(內人黨)”，地方幹部靠邊站了，趙德榮是一把手，正掌權呢。我們最怕內蒙這邊不要我們，還得回到學校。學校那邊的工宣隊看我第二次逃跑，氣得要命，回去準沒好下場。這下我們才放了心，以後就到了西烏旗一個牧場。當時去內蒙，一是覺得牧區比農區好玩，能騎馬，射箭、摔跤，比農區有意思。再一個就是內蒙古地處反蘇第一線，將來蘇修要打我們，最先要從這裏進攻。戰場就像山珍海味一樣，對我們充滿誘惑力。當時還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去的。我們在招待所見一女生，也是北京來的。招待所爐子不暖和，凍得她披一條大被子學毛選。後來她和我們分到了一起。
我們去的時候，開始還沒兵團，把我們分到一個牧場，1969年3月解放軍接管了我們的牧場，就成了內蒙生產建設兵團5師41團。我們剛到草原時，就趕上“挖肅”。我記得當時《內蒙古日報》上的大標題是《當前“挖肅”的最大危險是右傾》，其實打擊麵已經很大了，還說是右傾。但我們相信報紙，積極投入了“挖肅”。大多數知青是支持挖肅的，但也有一小批北京知青反對“挖肅”。這批人能獨立思考，有遠見，比我們水平高。我們當時就是打手。所以我們和蒙族牧民關係不好。我們心中想的是下牧區後，千頭萬緒抓階級鬥爭是第一條。要搞階級鬥爭，就要積極參加“挖肅”，積極參加抄牧主家。
後來，聽說是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給周總理寫信反映了“挖肅”擴大化的情況，總理收到她的信後，才指示內蒙古停止搞“挖肅”。當時滕海青是內蒙古的第一把手，老說右傾是當前主要危險。周秉建給總理的信中說：我們這裏好人成了百分之五了，百分之九十五都成了敵人。《狼圖騰》的作者呂嘉民也是反對“挖肅”的，還有在寶日格斯泰燒死的那個北京知青杜恒昌也不支持“挖肅”，他們依據的就是毛主席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都是好的，“挖肅”違反了這一條。
下牧區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牧主背後都縫著白布條，上麵寫著牧主分子某某，這與內地不一樣。每天早上有個牧主給我們生爐子。我們住在蒙古包裏，不生爐子不敢起床。裏麵跟戶外一個溫度。我們都穿棉衣，早上棉衣凍得跟鐵塊一樣，一挨住你37度體溫的皮膚，刀割一樣。等牧主把鐵爐子點著，放上一簸箕牛糞，把爐筒子燒紅了，包裏特別暖和。外頭朔風凜烈，裏頭你卻可以隻穿一背心、褲衩。我們趁這個機會才能穿上衣服。蒙古人睡覺不脫衣服，隻把皮褲脫半截，穿著大得勒，再蓋上一個皮被。早上不管多冷，起床都很容易，一點不覺得冷。因為羊毛無論多冷，都是溫暖的。很快給我們知青每人發了8張白羊皮，牧主幫我們熏成黃色，熏完以後，就不冒油了。再讓牧主老婆無償地給我們裁皮子，縫得勒。可我們後來還去抄了人家的家，當時我們是比較左的。
1969年1月1日，為了打響搞階級鬥爭的開門紅，我們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條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還這麽狂，就想滅了它。我讓牧主把狗給拴起來，準備用鐵鍬拍死。可那牧主不讓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腦門冒汗，就喪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頓。這時有一叫趙大嘴的漢人，正好路過，看不過去，就拿大鎬把給我頭上一下，鎬把打斷兩截，我昏倒了。一個老貧農竟替牧主說話。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和在學校學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蘇醒過來後，我又把這個老貧農打得夠嗆。經過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聲就臭了，牧民都說我特孬種。當時知青們分住在牧民家，隻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獨。1969年春節，其他知青都騎著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個人包的餃子，沒案板，拿鍋蓋當案板，每個餃子跟包子一樣大，年三十煮了幾個大餃子，算是過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裏出來騎馬回家，在大野地裏嚎叫，跟哭一樣，就是那蒙古長調，曲裏拐彎，啊啊呀呀，特別淒涼。我現在寫作時常聽長調。蒙古族曆史上曾輝煌過，但後來衰落了。共產黨統治下，挖“內人黨”把他們挖得心驚肉跳，灰灰溜溜,他們心裏非常壓抑。你聽那歌就能聽出來，他們心裏有一種委屈，特別悲涼。雖然這歌是歌頌毛主席的。
我們這些中學生，手無縛雞之力，抄他們時，他們卻惟命是從，點頭哈腰。我都奇怪這是成吉思汗的後代?一個個畏首畏尾……特別奇怪，後來我想，這是共產黨整的。那時，老有一頂民族分裂的帽子懸在你頭上。隻要一強調自治，一與上級有不同意見，就說你是搞民族分裂。
轉入兵團
1969年3月，解放軍一來，我特別高興，特別歡迎。因為我們整大多數蒙古人，整得處境孤立。解放軍也對蒙古人有看法，睢不起蒙古人，跟我們有共同語言。一說蒙古人就認為有問題，牧主和貧農都串著親。解放軍來後，把我們老知青集中起來到連部住，不再和牧民一起生活。
我們兵團等級森嚴。現役軍人是一等，複轉軍人是二等，知青是三等，最下一等是蒙古老鄉。招待所就特別明顯，現役軍人住最好的，其次是複轉軍人，再其次是兵團戰士，最差的是蒙古老鄉，住的都是大通鋪，被子又薄又髒。
改成兵團後，知青待遇是每月工資32塊5，牧民就當職工對待，因為我們是牧場，每月四十塊錢左右。解放軍來後，我剛開始特高興，後來時間一長就發現解放軍不是自己原來想的那麽好。這些幹部都是在部隊提不上去的，有問題的，犯錯誤的。他們來內蒙後牢騷滿腹，情緒低落。所以在兵團這段期間，我原來對解放軍的崇拜，漸漸破滅了。現實中的解放軍和電影裏的解放軍完全不一回事!我們內蒙兵團的連級幹部都是現役軍人：每個連的連長、指導員、副連長、副指導員、軍醫全是現役。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關係緊張，5月內蒙古兵團正式宣告成立，第一年朝氣蓬勃，日新月異。當時有個口號：一切為了戰備。6月時還挺正常，脫坯蓋房，知青們你追我趕，誰也不服誰，玩命幹。到了10月就特別緊張，成立了武裝排，發了槍。這時，矛盾開始顯現。複轉兵們都是班、排長，領導著知青。誰能發槍，誰不能發槍，他們說了算。包括指導員，他們看不起知青，又嫉妒又輕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動不動就嗬斥，就上綱。到1969年年底，開門整黨，號召大家提意見，我們連北京知青就給連領導寫了一封信，書麵的提了些。開門整黨按連裏的計劃，大部分時間是學習最高指示，學習北京軍區司令、政委講話等等，真正給連支部提意見就一天。我們覺得沒提夠，杜廈就寫一個東西，找了幾個北京知青骨幹，其中就有在錫林浩特碰見的那個女生，聯合簽名了一個意見信，委婉地批評了連黨支部。譬如吧：作風粗暴，處理問題不公平，多吃多占，大搞一言堂等等。結果呢，指導員氣壞了，說我們幾個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才跑這兒來的。說我們有野心，想奪支部的權。還說我們來曆不明，需要審查。憋足了勁要整我們。而導火索呢，就是我和我的班長，一個複員大兵打架。
我從小崇尚武力，在學校刻苦練“塊兒”，練過摔跤、格鬥、擒拿……而我的班長也迷信武力，到處炫耀他力大無比，說他一個胳膊能夾一個麻袋上拖車，號稱在部隊裏偵察連的老戰士都摔不過他。因為我們倆過去曾摔過跤，我摔他個八比零。那麽多知青都看著，他很丟麵子。我到了馬車班後，他成了我的領導，就治我。晚上讓我挑草，早上讓我飲馬，卸車裝車等出公差全讓我去。他自己則鑽到女生宿舍聊天。
矛盾爆發是為吃飯引起的。有一天特別冷，他讓我上山拉石頭。冒著嚴寒，走了幾個鍾頭，裝上一車石頭就往回趕，因為冷，就把車趕得很快。我眼睛近視，沒看到前麵路上有一塊石頭，那石頭有尖，我的重車壓上去後把我的車胎紮破，癟了。我隻好把石頭卸下來，空車返回。先上連部報告，說大車胎破了。正報告時，我們班長也來連部，我站在門背後，他一開門，把我擋住了。他說：“馬波把大車胎紮破了。扯球蛋呢，大車胎拿刀捅都捅不破，石頭怎麽能紮破呢? ”他說得對，一個人拿刀是紮不破，但一車石頭有幾千公斤重卻能紮破。我當時就和他吵起來。副連長說，你沒吃飯吧，趕緊吃飯去，這個事我們會調查清楚的。等我去食堂後，那天吃包子，炊事員說：你的飯，你們馬車班給打回去了。我就回到馬車班問這個班長，他叫王連如，我說：“我的飯呢?”他說“我沒打你的飯。”我說“食堂說你打了”，他說“他胡說呢，你找食堂去”。我又回到食堂，說班裏沒打，食堂那天津小夥子說，“沒錯，他百分之百打了”。我就隻好吃了碗幹幹的小米剩飯。跑了一天，凍了一天，累了一天，他閑呆著還瞎匯報我，還偷吃我的包子。我實在忍無可忍，決定當麵警告他老實點。他自認為身強力壯，誰也不敢惹他。每天沒事就去女生宿舍吹牛，人家女生要睡覺了，勸他快點走。他惱羞成怒，抄起扁擔要揍人家。他就是這麽個二杆子。
第二天一早吃早飯時，我問他，我昨天幹了一天活回來，你為什麽把我的飯吃了?他說，我沒有。我說，炊事班的說就是你打了我的飯。他說沒有。我說你以後老實點。他勃然大怒，罵道砍吊哩!咚就給我一拳，從爐子那邊一直把我打到牆根，當時穿著氈靴，幸虧我靠住牆才沒倒下。然後我衝過去，拿起一個盛麵條的鐵桶朝他砸去，並把他按在地上，順手抄起一個裝敵百蟲的大黑瓶子，要砸他腦袋，他急忙喊：別砸、別砸!因用力過大，離他那麽近就沒砸著。在我倆撕扭的時候，另有幾個人拉偏架，其中有一副班長也是複員兵，他們都向著他。危急關頭，杜廈挺身而出，不讓他們拉偏手。這樣，我才能把對手打倒在地。
晚上，我很早就昏昏欲睡。打一架隻不過幾分鍾，可比幹一天活兒累多了。手也疼。杜廈前來告我，那小子對衛生員說“這事沒完，七連有他沒我，有我沒他。”杜廈讓我小心點。我聽後就想得一鼓作氣，把他打服了，為民除害，全連知青對他都敢怒不敢言。第二天早上我就主動闖進他的宿舍問：你是不是還要打呀?好，我跟你奉陪到底，手持木棍就打，他拿一大剪刀亂紮，把我手背紮一窟窿。但他沒有技術，最後把他打得毫無還手之力，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這時副連長來了說;昨天是他先動的手，今天可是你的不對。讓我高姿態，在全連作檢查，我說行。後來，我就在全連大會上念了一個檢查。這事我以為就過去了。當時指導員在師裏開會。據事後了解，他回來後就埋怨副連長，為什麽不采取緊急措施?我也不明白這緊急措施是什麽意思?
一個多月後，中央開始“一打三反”運動。是杜廈告我的，讓我小心，說最近中央要搞一個很大的運動“一打三反”，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還說咱們過去說的那話就再也別提了。因為我們過去議論過江青，議論過中央領導。1970年1月份的一天，團領導到我們連來宣讀“一打三反”文件。那天早晨，我剛起來還沒洗臉，就通知我去連部，我說我還沒洗臉呢，洗完就去。排長說你現在就去吧。我隻好去了連部。指導員看見我說：你來了，咱們談談心吧。我很納悶，大清早談什麽心呀?他說先談談你的家庭吧。我就開始說起我們家的情況，正說著，門開了，團政委進來，後麵跟著幾個拿槍的。問：就是他吧。指導員說就是。團政委說：銬起來!保衛幹事就來銬我，我一看來那麽多人，就沒反抗。我問政委，為什麽抓我?他說，你做的事你明白。我說：我不明白。過一會兒政委就走了，估計他們正在那麵召集全連開大會呢，本來他們想讓我在全連會場上亮相。但怕我不老實，就把我押在連部，用一輛白色救護車，把我送到團部。
現在回想起來，七連是個人治社會，指導員是強者，他能允許更強者存在嗎?你一個知青把他們引以為豪的骨幹摔個灰頭土臉，人家指導員還怎麽領導你們知青?槍打出頭鳥，治服你一個，壓服全連人，這是人治社會的統治經啊。
成了“一打三反”對象
我們團“一打三反”抓了三個人。七連是我，二連的叫冉長發，天津知青，還有一個營建連的，叫閻肅。二連的冉長發是因為班長(複員兵)平時老欺負他，大過年的又打了他。他找連長讓給他調班，連長讓他先回去，等調查後再解決，他不回，說：大過年的挨打我受不了。連長說那怎麽辦呀。他說你把我送監獄去，連長說我幹嗎把你送監獄去，他說我說反動話了。連長問你說什麽了，他說：毛主席不好，蔣介石好。連長臉色一變，馬上讓人把他綁起來。又是一頓打，腦門都打破了，給關到團部小牢房裏。當時他18歲，我比他大兩歲。營建連的閻肅也是和複員兵打架而被抓起來。據說抓他以後，陳政委說，還有個七連的馬波也給我抓起來。指導員恨我們北京的，因為以杜廈為首給他寫過聯名信，提意見。這聯名信他說是政治事故，說他們打破了班排界線，私自串連，把地方上的無政府主義帶到了部隊。以後就開始把我往政治上整，我到牧區以後，聽過敵台，聽過蘇修廣播。這些很多知青都知道，我曾說：隻有兩麵都聽聽才能知道誰對誰錯。毛主席說了：隻了解共產黨的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隻了解日本一方，不了解中國一方;隻了解自己一方，不了解敵人一方……就會犯片麵性。必須兩方麵都聽聽才對。我聽主要是想知道什麽時候打仗。我一抓起來以後，別人就開始揭發了。我給陸平女兒寫的條子被揭發了，說過邱會作搞過很多女人也被揭發了。我說過《東方紅》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要唱膩了，說過三忠於四無限不能強迫搞，還說過“毛主席也有缺點”這種話不算汙蔑毛主席。總之，反正就是給你亂上綱唄。
這樣我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兵團保衛處馮處長親自下來調查處理。1970年6月份，全團開大會批鬥我們仨，給我定成了現行反革命。冉長發也定成現行反革命，還有一個牧民給判了刑，說是強奸少女。其實他們是雙方願意，因這個牧民是連長的人，指導員要整連長，就說他強奸，把他判了。判過以後，就把我送回連裏監督改造。
我當反革命後，給母親寫信告訴了這一切情況，希望她能幫幫我。她給我來一封信說，單是你訓練狗咬解放軍這一條就是反革命，表示支持兵團對我的處理，要我低頭認罪。我媽那時特別左。我到牧區後養了一條流浪的狗，見了誰都搖尾巴。我看過一本書，好像是梅裏美寫的，一老太太為給兒子複仇，做了個假人，腰部放上肉，訓練一大狗天天撲咬，後來那狗真替她報了仇。我受到啟發，也做了一假人，穿一破綠棉襖，其中一個袖子被燒焦了，藍棉褲，戴一個藍色棉帽兒，腰部放些骨頭訓練狗撲咬……結果兵團整我的時候，說我馴狗咬解放軍。
這以後我在連裏和其他的地富反壞右一塊勞改。所有的重活都讓你幹。白天脫坯和泥，晚上還要加班。比牧民放的牛和馬要累得多。所以反革命不是人當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山上打石頭，刮白毛風，不能幹活了，就學習批林文件。當時批林文件對五類分子保密，不能讓五類分子聽，排長說馬波你出去吧，我們要學習了。外麵刮白毛風呀，當著那麽多小青年就把我趕出去了。去哪兒呢?我就鑽到石頭坑底下，還有一個橫挖進去的洞，我坐在一個大筐上，大雪很快就把洞口封住了，裏麵昏暗寒冷。我那天真不想活了，想拿炸藥跟指導員一塊同歸於盡。雖然學習文件不讓我參加，但我能猜到林彪出事了。
一般農村比我們強多了，你到縣城、到別的村不用請假，老農民還是厚道的。兵團的環境是講政治，講階級鬥爭。在兵團，離開連隊必須請假，回家探親也不能都走，連隊總要保持三分之二的人員，等於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實兵團就是中國一大專製社會的縮影。兵團領導為了控製住這些小青年，經常把我們這些專政對象拉到下麵各連批鬥，巡回展覽，讓他們看不聽話，不好好改造思想的下場。當時我感覺，離團部越遠，氣氛越輕鬆，喊口號，稀稀拉拉，人們似乎還挺同情我們。離團部越近越狠，團部的知青，一個個橫眉怒目，恨不得把你吃了。在千人批鬥會上，讓我低頭，我都彎腰九十多度了，還嫌我低得不夠，還不停地打我腦瓜子。
批鬥完後，我去找保衛幹事，說這麽處理太嚴了，不符合事實。保衛幹事說，我們對你最寬大了，單是你搶槍這件事就能判你十年。還說對我的處理經過了北京軍區，因為當時內蒙兵團歸北京軍區領導。
剛回連時，排長、班長問我，這麽處理你滿意嗎?我說：我怎麽反革命了，完全不符合事實。結果這話反映到指導員耳朵裏，他警告我，對你的處理是兵團黨委定的，說不符合事實是鬧翻案，是現行活動。團裏說你不老實可以隨時批鬥。這以後我就不敢說了。當專政對象最大的不好受是別人都跟你劃清界限。大多數人都不敢理你了，同學們都認為你是壞蛋，認為你當年說的那些想上戰場的話都是假的，是欺世盜名。你是偽君子，你有個人野心，眾叛親離，被集體疏遠，這最痛苦了。
後來這個指導員給調走了，謝天謝地，我非常高興。王連長來後我的處境就好些了。王連長很同情我。我去團部貼大字報、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1974年，中央30號保護知青的文件下發了。當時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報告中提到了反潮流。我就去團部貼了一張大字報，說兵團隨便把知青打成反革命，與奸汙迫害知青一個性質。這把我們政委氣壞了，大會小會點，說我的行動代表地富反壞的利益，是一股反動的逆流。團裏批我批得很厲害，連長同情我，就讓我到石頭山躲起來。山上沒人，與世隔絕。雖然和石頭、草、老鼠為伍，孤獨、寂寞，很苦，但沒有階級鬥爭，不受氣，我願意在山上呆著。老一個人呆著，話都說不利索了。
後來，我還跑了一次。從我們那到西烏旗有二百裏地，沿途隻有幾個居民點，冬天的茫茫草原很容易迷路，一迷路必凍死無疑。我為了不迷路就沿著汽車道走，但繞遠。渴了就吃雪，餓了就吃炸的果子，嚼得特別累。雪水在嘴裏融化一會後，嘴的溫度低了，再吃雪就融化不了，雪水有一股甜腥味，不能多吃。後來走到阿爾山公社後，離西烏旗還有最後60裏，我已走了一天一夜，腿抬不起來了。在阿爾山公社飯館，我吃了一斤肉餅，那個香呀，至今還有感覺，喝的開水就跟甜水一樣。那有我們團的一個轉運站，一個院子，幾間房子，管轉運站的人姓包，他安排我在一間屋子裏休息，背後又打電話報告了團部。就這樣，我連夜又給保衛幹事抓回去。關了一段，參加批鬥會，當陪鬥。反革命呀，跟蒼蠅老鼠一樣，可以隨便打，隨便收拾，生命沒有保障。後來還是我母親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批給尤太忠(當時內蒙古負責人)，尤太忠又批下來，兵團才下來複查。最後改成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人民內部矛盾了，這我就心滿意足了。
監督改造期間工資照發，經濟上待遇還是一樣。我上山下鄉期間老挨整，所以我寫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寫出的東西自然就比較悲慘。
《血色黃昏》
我是1976年我調到大同礦山機械廠當的工人。那時，我爸的一個戰友在大同市當勞動局局長。我調到大同之前，從1975年秋在內蒙草原上就開始寫《血色黃昏》了。回到北京家裏，我想把我在內蒙挨整的這一段寫下來，我媽反對。我當時就想寫個備忘錄，別忘了。我媽不讓我寫，說我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我沒理她，繼續偷偷寫。白天出去辦事，晚上便偷偷寫。但到大同以後，我一打開行李，發現我的稿子沒了。我立刻明白是我父親拿了，因為我媽很少進我的屋子。我給我爸寫信說這稿子是我插隊這些年的血淚結晶，你應該還給我，不應該偷。你要因害怕而燒毀了這些稿子，一切後果由你負責。他很快來封信，說我反動透頂，過河拆橋，表示和我斷絕關係。我就給我媽寫一封信說，父親偷了我的稿子，我向他要，他還和我斷絕關係。我以為我媽會同情我，沒想到我媽也來一封信，也和我斷絕關係。他們倆鬧矛盾，但在對待我的問題上，觀點是一致的。
他們害怕我也理解。可一般家長不會做的這麽絕情，為寫點東西就跟孩子一刀兩斷，也太極端了，他們和我感情上還是比較疏遠。他們和我斷絕關係後，我在大同又重新寫。下班後，哪裏都不去，就悶在宿舍裏寫。我非要出這口氣，非要寫!當時沒想發表，就是備忘錄。稱我為老鬼的天津知青喜剛說，你寫那幹嗎?根本不可能發表。但我心裏窩著口氣，不寫難受。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喜歡的一個女孩總躲著我，我想寫出來，讓她看一看，讓她知道我不是壞人。當時父母與我斷絕關係，回不了北京，自己一個窮工人，社會地位很低，連個老婆都不好找。後來她真看了我的稿子了，很受感動，我們又接觸了一段，但因為思想差距太大，在1979年西單民主牆時期最終還是分手了。
1976年秋，沒想到“四人幫”倒台了，變天了。1977年底，我還能參加高考。那年高考各省自己命題，山西的高考作文題是《知心的話兒獻給華主席》。我沒想到當了這麽多年反革命，又三十好幾了，還能進考場，真是百感交集。我一邊寫，一邊掉淚，鋼筆尖戳著桌子梆梆響。過去看工農兵學員進大學，好羨慕呀!沒想到，咱也能進考場，那真激動啊。我一進教室就寫，直寫到結束鈴響了，我也寫完了。監考老師總看我。據說當時很多閱卷老師看了我這篇作文都掉淚了。1977年那次高考我是大同市文科第一，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
在傷痕文學的熱潮時，我就想出版《血色黃昏》。但是，找了好些出版社都碰了釘子。青年出版社都要給我出了，後來一批《苦戀》，又不敢出了。青年出版社的許岱、王維林看了都說很震憾，難受了好幾天。《血色黃昏》的手抄本曾給好多人看過，大多數人的評價都很好。《今天》的趙一凡看後給我寫了很長的讀後感，現在還保留著呢。鄭義看完後特激動，在《黃河》上還給我登了一段。但是出版社還是遲遲不敢出，有顧慮，如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等。我媽隻給我介紹過花城出版社，這是她唯一給我介紹的一家。她聽說中國青年出版社想出，認為我的書可能有點價值，不再反對了。但花城的編輯看後說“立意不高，寫一個知青受迫害，沒有典型意義”。我當然不接受，又把他的信退了回去，說他這純粹是奶油小生之見!母親曾看過我這部稿件的前幾章，說我打架寫得好，但後來說忙，兒子寫的書，她也沒全看。
有些人還以為我沾我媽什麽光了，我絕沒沾什麽光，我的書是靠它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我上大學後，父母還曾和我斷絕過一次關係。那是因為抓魏京生，我和我爸辯論起來了，他說抓得好，抓得對。我說不應該抓，憑什麽以言治罪?我爸說，小平同誌是我們黨難得的領袖，我說小平同誌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對，他抓魏京生就不對!老父勃然大怒，讓我滾蛋。我就離開了這個家門。
我後來算算，《血色黃昏》一共碰了14家出版單位的釘子。幸虧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副主任南雲瑞調到工人出版社當副主編了，他又想起了我這部書。1986年夏天，他對嶽建一說：楊沫的兒子寫了一部稿子很不錯，你給我找來。嶽建一四處打聽，終於滿頭大汗跑到我家。這本書終於在1987年冬天出版了。書出來後，我沒告我媽，因為她那時也出了一本《英華之歌》，幾乎沒啥反應。我怕老太太傷心，沒告訴過她我這部書怎麽轟動。結果她對我姐姐說，小波出了一本書，也不給我一本。我這才送給了她一本書。因為當初為反對我寫這本書，她曾和我斷絕關係，在我心裏總是有一個疙瘩，跟她不願再提這本書的事。
背井離鄉
我大學畢業後，當時分到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但不知何故，被拒收，說我歲數大了。後來我了解到，是有個女生向學校告我們班主任，把我作為了一個例子，說我分配工作走後門什麽的。其實，她根本不了解我跟父母的對峙狀態。但我確實也不想去電影廠，想到一個報社去，能接觸實際，特別想去法製報。因為自己當年當過反革命，知道受冤屈，告狀難啊，很想替老百姓說說話。因為沒有單位，有一段時間我就靠老婆養著。之後，學校又把我重新分到文化藝術出版社，當了兩年編輯。最後我還是調到法製報去了。1989年“六四”時，我就在《法製日報》。
當耀邦下台時，我特別窩火。《血色黃昏》出版後我沒給任何大官，就給耀邦送了一本。因為耀邦和我老婆家認識，我老丈人是原中組部副部長，1930年代耀邦被打成AB團時，就是他接替的耀邦，他們30年代就認識，是老戰友。從他們家我知道耀邦這人品行特別好。他不像有些共產黨的幹部，當了多年官以後，缺少人性。耀邦卻是能幫就幫，不怕被扣上走後門的帽子。他說老同誌有困難當然得照顧照顧呀!在黨性高於一切的共產黨隊伍中，他這種講人情的幹部是很少見的。何況我又曾在1967年批鬥“三胡”(編者注：指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胡啟立、胡克實)的會上，親手押鬥過耀邦，也有一種內疚吧。我在給他的書上寫道：當年曾押過他，很內疚。所以特地送給他一本我的書。沒想到他去世前不久和廣西的一個教授李洪欣聊天時問：你們認識不認識老鬼，請轉告他，他給我的書，我收到了，寫得很好。1989年耀邦去世後，李洪欣終於找見我，把耀邦托付的話轉告給我。當時《南風窗》還登了這件事。工人出版社的同誌告我說，耀邦去世後，床頭有四本書，《血色黃昏》就是其中一本，我聽了以後很感動。
我是從“黃雀通道”逃出去的，沒護照，我到那邊兒一年多就想回來了。我找紐約總領館，領館說請示國內有關部門，一請示就沒音信，一年、兩年、三年，總沒消息。美國好是好，但不是我的永久棲息地。在美國，我感到我是最底層、最窮的人。我在美國人眼中，就是城裏人眼中的外地民工，這個感覺很不好。在中國，我雖然被開除公職，屬於窮作家，但比我更窮的人還很多，所以我的心情還好一些。但在美國的中國人裏，特別是作家裏，像我這樣混得如此潦倒的，很少。我幹過司機、裝卸工、送外賣、看倉庫、給富人遛狗、打掃衛生、搬運圖書、地毯商店的夥計、看護艾滋病人等等。
我的孩子也在美國。我看別人開電招車挺掙錢。我也想法子買了輛開，希望能掙點錢，讓孩子過點有生活質量的日子。等我幹時，卻掙不了錢了。因為幹這行的太多了，都是第三世界來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我原以為白天幹活，晚上可以寫點東西。後來發現開電招車特熬人，你每天必須幹12小時以上才能掙錢。這樣回到家隻想睡覺，根本寫不成東西。流亡的生活不是鮮花，不像小說那麽羅曼蒂克。那是很苦、很悲慘，缺少尊嚴的。有些人能說會道，能找到錢，過得挺好。我不行，我嘴巴笨，又不善交際，在美國就隻有靠賣力氣，所以處在最底層。頻頻受到美國人白眼之後，我幹脆呆在家裏，專心寫東西。
《血與鐵》是我在美國寫的一本書，回憶了自己插隊前的生活，把文革中幹的那些壞事都寫出來了，也算是一個懺悔吧。因為美國人特別不理解年輕人為何這麽狂熱地參加文革?我想應該好好寫寫這個原因。文革前有那麽多思想改造運動，對年輕人反複的革命教育，這種洗腦，這種脫胎換骨的改造，把千千萬萬年輕人鑄成了絕對忠於領袖，絕對忠於共產黨的“黨衛軍”。所以一到文革開始，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忠誠和革命時，就拚命投入，拚命表現。
我後來回國是母親幫的忙。我與美國是個“民族矛盾”啊，與國內政府是“階級矛盾”，按慣例，“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吧。所以，我就找母親幫忙回國。我媽晚年大徹大悟了，臨終前幫了我一把。1995年我媽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就給喬石寫信，獲喬石批準，一路綠燈我就回來了。
我回國後，曾多次給單位寫信，說對反革命分子也應該給出路，不能開除了事。但沒人理我。有人勸我，《法製日報》不敢給你解決，給上麵寫信吧，但給上麵寫了也沒人理。沒人理就沒人理。反正現在房租、水電、取暖費等都欠著，還可以住，沒人趕我走。每天吃食堂，幾百塊錢就能活，有口飯吃就行了。我從來不去理發店，都是對著鏡子自己給自己剃光頭。除了寫書，我沒什麽娛樂，花銷不大。現在我成了中國最低層的了，沒有單位，沒有分文收入，連烤火費都交不起，但我不後悔。
我現在是以賣稿為生，但我不寫那些應景文章，寫的都是大部頭。我的電腦裏共有五部書稿，但是沒人給我出。我寫母親的這部書是給出了，但別的書還是出不了。寫老幹部的《胡開明傳》就沒人給出，我還寫過一個監獄政委，是我在法製報親手處理的一個冤案，直到現在也沒人敢出。我還翻譯了一個法國革命家布朗基的傳記，也沒人出。馬克思對布朗基這個人是肯定的。布朗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巴黎公社期間，他被缺席選舉為公社名譽主席。但是中國似乎並沒有正麵肯定過他，中共中央在《關於若幹問題的曆史決議》中說中共早期受布朗基冒險主義影響，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以後布朗基在中國的處境都不好，都是被批判，被否定的。他是主張暴動的，不過他為勞苦大眾奮鬥終生的精神在今天還有現實意義。布朗基的那種精神並沒有過時，他一生為窮人奮鬥，替窮人說話，還是要肯定的嘛!現在窮人依舊是大多數，他們過得很不好，應該有人關心他們，為他們的利益奮鬥。
經過這麽多年的坎坷，我已經明白，我這一輩子發不了財，我就不是發財的命，所以絕了發財致富的念頭。能寫出一點有意義的東西，就知足了。
[1] 當時流行的一種球鞋。
[2] 方言，指肌肉發達。
文章出自米鶴都主編: 《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曆史叢書第二冊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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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網友評論：
[9] 思考老鬼苦難的根本原因（修改稿）
老鬼的苦難是中華民族苦難的一個縮影。怪誰呢？我看不能怪他年輕時受過的崇高信仰教育（因為他的文章介紹中首先介紹了他當時受到崇高理想教育的情況，又接著講到自己的一些胡作非為，就很容易讓讀者在這兩者之間產生聯想），不然的話，文革起始，老鬼不會那麽鮮明地反對血統論，站在比較善良的保守派一邊的（他自己的出身根正苗紅）。老鬼後來的亂來（包括67年下放到內蒙批判牧主，給團政委寫大字報等），很大程度上是被文革整人的做法所刺激出來的。因為在他看來，不進攻就意味著被侵犯，所以隻有表現得更左一些才更有利於自己。這種行為本質是一種動物性的條件反射本能。文革的很多罪惡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這種動物性本能的反映，由此再又刺激更多更強的肢體衝突和暴力相向，以至於造成了文革很多無盡的苦難。這種情況表明了我們民族性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的一種低下水平。其實我們的現代史、近代史和古代史上這種自相殘害習慣於窩裏鬥的時期還是很普遍的。去看看中國曆史朝代的人數統計，很多朝代更迭的時候，就都是從大幾百萬到幾千萬一下子直落到幾百萬，經常是一死就是死一半以上的人，正是謂“直殺得血流漂杵”的曆史。為什麽要這樣互相殘害？還是中國人曆來就沒有崇高博愛的精神信仰，中國人信奉的是儒家寄托在世俗功利等器物利益上的最終追求，從來就缺乏著超越這種紅塵利益的精神世界生活，這樣便鑄成了中國人的思維境界的低下，這樣就為了各自的功名利祿的最終私利而不惜互相殘害了。毛澤東時代也難以逃脫這個宿命很遠。雖然它一度舉起了一個崇高的信仰，但與此同時，又信奉了愚昧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是造成共產黨各種曆史錯謬的主要理論來源（而另外一個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東西是，毛澤東共產黨的那些成功的方麵成績的方麵，根本上又來自哪裏呢？其實就來自其崇高信仰的力量凝聚和實事求是科學思維的力量運用啊！）。文革也不例外。我們不應該懷疑像老鬼等當時參加文革者的出自公心，他們大都不像現在已經完全被世俗傳統觀念文化俘獲了的人們那樣，他們熱心甚至狂熱地參與文革不是斤斤計較私自的利益，而是滿懷著一定的公益心思，可是為什麽收效那麽差呢，根本還是階級鬥爭學說在造孽呀！每思及此，我不得不天真地設想，假如沒有階級鬥爭學說，假如共產黨信奉人人平等博愛的思想，文革將會怎樣進行喲？現在勢利世態的人們都在用權術陰險狡詐私利的眼光評價文革發起者毛澤東的個人作為，以此來判定中國精英的無救。我想僅此還不夠。應該看到即使毛澤東是因為私心而搞文革，但也應該看到其思想基礎主要還是來自中國傳統狹隘的思想理念。中國主流的思想觀念文化不改革不轉變中國就沒有希望。另外文革的一切罪惡集中到思想理論上看，無一不是階級鬥爭學說造成的。為什麽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國這麽時興，根本還是中國人，包括毛澤東、李大釗等精英人物的思想認識水平受到傳統思維的桎梏而低下了。
用戶：夜嘯 發表於：2011-12-13 15:39:48支持(0) 反對(0)
[8]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若真有那麽真實可以拍成電視連續劇或拍電影。老鬼應該去香港活動一下。
用戶：馮夢雲 發表於：2011-12-13 14:08:56支持(1) 反對(0)
[7] 思考老鬼苦難的根本原因
老鬼苦難是中華民族苦難的一個縮影。怪誰呢？我看不能怪他年輕時受過的崇高信仰教育，不然的話，文革起始，老鬼不會那麽鮮明地反對血統論，站在比較善良的保守派一邊的。老鬼後來的亂來，很大程度上是被文革整人的做法所刺激出來的，因為在他看來，不進攻就意味著被侵犯，所以隻有表現得更左一些才更有利於自己。這種行為本質是一種動物性的條件反射本能。文革的很多罪惡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這種本能的反映，由此再又刺激更多更強的肢體衝突和暴力相向，以至於造成了文革很多無盡的苦難。這種情況表明了我們民族性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的一種低下水平。其實我們現代史、近代史和古代史上這種自相殘害習慣於窩裏鬥的時期還是很普遍的。去看看中國曆史朝代的人數統計，很多朝代更迭的時候，就都是從大幾百萬到幾千萬一下子直落到幾百萬，死了一半以上的人，正是謂“直殺得血流漂杵”的曆史。為什麽要這樣互相殘害？還是中國人曆來就沒有崇高博愛的精神信仰，中國人信奉的是儒家寄托在世俗功利等器物利益上的最終追求，從來就缺乏著超越這種紅塵利益的精神世界生活，這樣便鑄成了中國人的思維境界的低下。毛澤東時代也難以逃脫這個宿命很遠。雖然它一度舉起了一個崇高的信仰，但與此同時，又信奉了愚昧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是造成共產黨各種曆史錯謬的主要理論來源。文革也不例外。我們不應該懷疑像老鬼等當時參加文革者的出自公心，他們大都不像現在已經完全被世俗傳統觀念文化俘獲了人們那樣，他們熱心甚至狂熱地參與文革不是斤斤計較私自的利益，而是滿懷著一定的公益心思，可是為什麽收效那麽差呢，根本還是階級鬥爭學說在造孽呀！每思及此，我不得不天真地設想，假如沒有階級鬥爭學說，假如共產黨信奉人人平等博愛的思想，文革將會怎樣進行喲？現在勢利世態的人們都在用權術陰險狡詐私利的眼光評價文革發起者毛澤東的作為，以此來判定中國精英的無救。我想僅此還不夠。應該看到即使毛澤東是因為私心而搞文革，但也應該看到其思想基礎主要還是來自中國傳統狹隘的思想理念。中國主流的思想觀念文化不改革不轉變中國就沒有希望。另外文革的一切罪惡集中到思想理論上看，無一不是階級鬥爭學說造成的。為什麽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國這麽時興，根本還是中國人，包括毛澤東、李大釗等精英人物的思想認識水平受到傳統思維的桎梏而低下了。
用戶：夜嘯 發表於：2011-12-13 12:40:46支持(3) 反對(0)
[6]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青春之歌”與“血色黃昏”，都是描寫中國青年生活與奮鬥經曆的文學作品，且出自親母子兩代之手。對比來看，同樣在中共領導下，前者刻劃的是“解放”前中國青年一代，對理想的追求與奮鬥；後者則是“解放”之後，年輕一代所經曆的迷茫、苦難與反思——有意思的是：這種反襯說明了什麽？對當事青年一代來講，啥叫“解放”？這對母子對社會認知的矛盾與激烈碰撞，又應引起哪些嚴肅的思考？...
用戶：不識字 發表於：2011-12-13 12:35:02支持(2) 反對(0)
[5]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不管老鬼將來命運如何，一輩子有這麽一本書，足矣。
用戶：芳草碧連天 發表於：2011-12-13 12:34:01支持(2) 反對(0)
[4]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我也讀過老鬼的《血色黃昏》,也為之感到震撼過，他今日的落魄，隻能是時代的悲哀。這樣的人文環境，在今天還在從事寫作的人不可能有他們父輩的成就。
用戶：lshh 發表於：2011-12-12 18:37:09支持(17) 反對(0)
[3]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看老鬼的《血色黃昏》，感覺有些像看巴別爾的《騎兵軍》，“橙黃色的太陽浮遊天際，活像一顆被砍下的頭顱”，這樣的場景很少有人用文字來描述，看著讓人眼睛疼。
用戶：michael_xgw 發表於：2011-12-12 17:35:14支持(21) 反對(0)
[2]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血色黃昏》寫得真的很好，那些赤裸裸的真實使人感到震撼。寫知青的文學中，可能沒有比它更真實的了。不管老鬼將來命運如何，一輩子有這麽一本書，足矣。
用戶：nygsfw 發表於：2011-12-12 14:47:05支持(31) 反對(0)
[1] 回複：老鬼口述：我這四十年
若幹年前，讀了老鬼的《血色黃昏》,震驚於作品的粗礪沉雄，真實、大膽
用戶：我是科學家 發表於：2011-12-12 14:26:26支持(33) 反對(0)
（ 網友評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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