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右派和解之時，就是中國進入真正民主社會之日。
今年8.27，中國右翼人士搞了場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發表三十周年的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大都是當今中國右翼大腕。如楊繼繩、茅於軾、張維迎等等等等，以及南方報係的一班人馬，甚至包括中央黨校的教授。主持會議的是我們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平。
據說會議一開始，就有人上台大罵：共產黨最操蛋的就是，老子幹完了，兒子幹，兒子幹完了，孫子再幹。在這種氣氛下感染下，竟有有人喊出了：“不殺毛左，國無寧日”等比較情緒化的口號。
在這之後，左右派的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北大孔教授的“三媽”，更將這股烈火燒遍了全中國各大網站。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入這場戰鬥的各方人馬與日俱增。前不久，河北、山西兩地有人發起焚燒南方係報紙的運動。而右翼也表示將會采取類似行動反擊。
大約在兩年前，我就在網上看到過“先殺左派，再反腐敗”，“殺左族毛”這類口號。我當時還不以為然，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極端右翼分子在宣泄內心仇恨而已，以及矯枉過正導致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過渡期。這種意識成不了主流。但也曾產生過一點質疑：凱迪網，一個很文明的網站，一個把“理性、寬容”幾個大字掛在網站門臉上的公共平台，怎麽能允許開設這種專欄？
有關這事，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兩年前凱迪網開設了一個【屠殺左派討論】專欄，公開討論如何屠殺左派，包括具體屠殺方式。專欄主辦人提出，對待毛左，應該像對待法西斯分子一樣。先殺掉幾十個，以化解中華民族60年的積怨。其中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上了第一批黑名單。
這是殺左，還有族毛。所謂族毛，既族殺毛的所有直係子孫，以平民憤。極右翼人士提出：將“殺左族毛”作為政改的突破口，搬開攔路虎、絆腳石。
現在將其與今年8.27研討會中“不殺毛左，國無寧日”貫穿起來，足見當年的殺左族毛，並非僅僅是一幫極右分子的個人宣泄，它的確實實在在的道出了中國右派的心聲。
我想有人會說：你在偏袒左派（這是相對客氣的說法），也有人會說：你就是個毛左（這屬於不客氣的說法，當然還會有更不客氣的）。
對於比較客氣的人，我可以回答你：你說我偏袒，我承認。但我偏袒的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因為中國右派的手裏高擎著那麵“普世價值”大旗。何謂“普世價值”？說法甚多。我們還是以《南方周末》作為權威解釋：自由、民主、文明、博愛、人權、平等、公正、法製。
我看了這些讓人動容的字眼良久，無論如何也難與前麵提到的右派言論對得上號。你說在這點上我是該對一個將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民主、文明等作為價值觀的政治派別、民間群體所表現出的非自由、非民主、非文明的現象表示沉默呢，還是該對一個反對普世價值觀的政治派別、民間群體規勸他們對待右派的這種言論應該文明一點、寬容一點呢？既然一個宣揚博愛、人權的政治派別、社會群體，都可以說出誅殺對方的言論，你還要我對它的對立派說什麽？
當然，說還是要說的。我們現在來說左派。左派有豐富的意識形態鬥爭、階級鬥爭理論和經驗。他們很善於將原本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激化為敵我矛盾。“漢奸”、“西奴”、“帶路黨”，“吳三桂”、“李鴻章”、“汪精衛”，哪個都可以被定義為中華民族的敗類而全國共討之，中華民族的罪人而全民共誅之。
有人講了：左右之爭嘛，不過是思想交鋒，是思想爭鳴。沒啥大不了的。可我卻無論如何也得不出這種結論。一派被罵為法西斯，一派被罵為賣國賊，兩派都把對方定位為敵人，都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都想不僅在言論上封殺，而且在肉體上消滅對方。他們之間的鬥爭屬於思想爭鳴範疇？我看這與思想爭鳴完全屬於兩個不同概念。
中國目前這種左右之爭，對中國社會有什麽好處？我感覺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它造成的後果不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和相互包容的關係，進而使民族更團結，社會更和睦，政治更進步，而是在撕裂這個民族、這個社會，並極其有礙政治進步。
左右派嚴重對峙無益於社會和諧，無益於政治進步。而兩派和解，則社會得益、政治進步得益（為什麽說會得益？我將在後麵講到）。那麽如何才能尋找到一條讓左右派能坐下來理性交流的途徑？我認為最關鍵是讓他們意識到，在他們兩派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共識。
先插入一個內容：嚴格地說，中國左、右派並非真正意義（定義）上的左派、右派。按西方政治派別分類（用美國作樣本），籠統地講，左派屬於草根階層，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相對激進。比較側重於關注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入。草根階層出於利益上的關係，一般是站在各類精英（尤其是大企業主，大銀行家以及管理精英）的對立麵。因此工會是左派的老營區。
而右派在政治上相對保守。與左派比，右派更關注和維護社會上層利益，比如大企業、大財團。右派因為保守，墨守規則，因此對激進做法反感。
右派在一般情況下比左派更愛國，對祖國有更強烈的認同感（這點可以在對待焚燒國旗的態度，對待關塔地摩恐怖分子的態度等方麵略見一斑）。而左派與自由主義者走得比較近（自由主義者，對國家這個概念相對淡薄）。當年馬克思時代的左派，曾有一句很流行、很時髦的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
但中國的左右派不然（在這點上還沒做到與世界接軌）。中國的左派反而高舉愛國主義大旗，右派則抨擊其為激進民族主義、激進愛國主義。右派一般認為，人權高於主權。為了確保人權可以放棄國家主權，尤其是領土主權，甚至可以做殖民地。
中國的右派也並不象西方右派那樣相對保守。中國右派比左派在政治上，以及對社會現狀所表現出的態度更激進。而且缺乏西方右派的務實精神，具有西方左派的理想主義傾向。
關於美中左右派之間的分野，這裏就不多說了。
當然在中國左右兩派間，除了上麵提到的幾處不同外，在很多領域都存有相當嚴重的分歧。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外交領域，以及曆史、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等等方麵。但他們之間又的的確確如我所說存在著巨大的共識。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存在於左右派之間的共識。比如對政府官員貪汙腐敗、官商勾結，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環境汙染、強行拆遷、社會不公等等方麵的態度。甚至民主政治方麵，左右派都有相似之處。
有段民謠大家還記得吧？說的是下崗女工的命運：“下崗女工莫流淚，挺起胸，露出背，昂首走進夜總會。不靠國家靠社會，有吃有喝有小費”。這民謠，左派唱完右派唱，並不分彼此，雙雙都以嘲諷的口吻揭露當今社會的墮落、不公，以及政府的無能。
對於“民主”這個話題，右派就不說了，我們說說左派。有人認為左派喜歡專製，不喜歡民主。其實不然，左派一樣喜歡民主。隻不過左派喜歡的民主與右派喜歡的民主，本質上存在一定差別。
讓我們看看左派最著名的理論家，當代左派第一筆杆子張宏良是怎麽說的：就民主建設來說，黨內隻搞權力民主，黨外隻搞資本民主，而把原本應該是民主主體的人民大眾排除在民主範圍之外，如此一來，民主（指的是黨內權力民主與黨外資本民主）越發展，各級官員和老板的權利就越大，老百姓就越是沒有任何出路。
上麵那段話，我如果事先不說這是張宏良的，有幾個人能認為它出自毛左之口？說到這，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左派張宏良幾年前那篇《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曾被人冠上中央黨校教員周天勇的名字（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周應該算是右派）在網上流傳，而且被一些不知內情的右派們捧上了天。
文章用大量數據揭示了當今中國生態狀況：百分之八十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中國的GDP是帶血的GDP，是用民工的如河血淚和礦工的如山骨灰堆積起來的（這都是張宏良的原話！）。
另外在對待三公消費問題上，左右派也表現出嚴重一致。右派極其憎惡政府官員三公消費，反對政府用國家的錢、納稅人的錢滿足一己私欲。而左派也當仁不讓。幾天前國內左派網站曾就廣州市三公消費大力鞭笞。那裏揭露：僅在去年，僅在廣州市的四個大商場，就有40億購物券被消費。購物券是什麽？是政府發給他們職員的消費補貼。40億，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它是廣州市政府年度開支的1／6。不算公車、不算公費旅遊，僅僅四大商場的消費券。這麽巨大的政府開支為什麽不用在福利、教育和醫療上，為什麽不用在校車上？
可見中國左右派不僅有共識，而且相當巨大。既然兩派都有反腐、反貪官、反官商勾結的鬥誌，都有讓人民參政、議政的訴求，都有為弱勢群體請命的意願，都有對三公消費的痛恨，那麽為何不坐下來，就其共同點一起努力，迫使中共在這些方麵做出一些實質性改變？這不比長期爭吵而不果更有社會價值？這不比打口水張更惠及百姓？
客觀地講，左右派實際上還是曾坐在一起過的，而且不止一次。今年十月，大概是中旬，國有企業與世界未來發展論壇攜多家經濟報刊、雜誌社在京召開了一場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當今國內政治經濟舞台比較活躍的左中右各路精英，同時還邀請了國外學者。
結果開會不久，一些學者跳上講台上對發言者破口大罵。會議進行到下午時，左派學者隻剩下張宏良一人，其餘的都退場了。第二天，個別右派學者沒到場，而所有左派學者全部缺席（可見今天的左派，還是未得毛的真傳：讓人說話，天是塌不下來的。當然最後如何收拾說話的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帶有學術性質的研討會，參加者大都是知名教授、專家、管理精英、理論精英，隻因為政治理念不合，就打的一個學術性研討會不歡而散。文人們踢場子，也算中國一大發明。難怪連老外（加藤嘉一）都寫文章，說中國左右派之間缺乏交流意識。說白了，就是不懂得如何交流，也不願意學習如何交流罷了。
我在尋找根源：為什麽西方的各政治派別能坐在一起，而我們卻不能？除了一般認為的：中國人缺乏包容、妥協、退讓的文化、意識、素質外（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上，的確缺乏和解的成功經驗與例證），是否還有其它什麽我們沒大注意到的地方？目前我初步下了一個判斷：中國左右派坐不到一起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屬於利益矛盾，而屬於信仰矛盾，意識形態矛盾。利益是可以交換的，但意識形態不能交換，信仰更不能交換。尤其是信仰，她是排外的。
從這個意義講，盡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但中國還完全沒進入真正的商品經濟社會（西方國家大都屬於成熟的商品經濟社會）。起碼在意識上，在價值觀、在世界觀上還沒進入商品經濟社會。還存留著改革前的認識。尤其在中國知識分子層麵上更是這樣。他們對社會的解釋依舊沒有走出“一種信仰戰勝另一種信仰”，“一個意識形態戰勝另一個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階段。
在商品經濟社會，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人們可以做出一些讓步。交出一部分利益，以換取和保護另一部分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妥協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否則兩敗俱傷對誰也沒好處。在民間，資方與勞方的成功談判，最能說明問題。另外在政府與國會中，國會各黨派議員中，也體現到這點。
但是我們必須回到現實中來。我們不該因為我們目前尚未具備商品經濟社會的條件，就眼睜睜看著社會資源（關注中國百姓、關注中國發展的輿論資源）浪費和流失。因此在左右派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回避存在於他們之間巨大分歧和爭議的地方，就相互的共同點，攜手辦幾件事實，對中國社會進步有所作為，是一項很有必要的嚐試。
左派有一些運營、管理的相當不錯的網站。右派的南方報業網，以及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四大門戶，也可謂功能齊全，讀者眾多，影響力甚大。中國網民已近五億，這個資源實在太大了。
我認為，利用網絡這個資源，先從左右兩派共識的兩個方麵下手，第一個：一致力推政府做出退步或承諾，全國以及地方人民大會代表真正做到由人民自己一票一票選出。在沒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推舉代理投票人。比如一個人可以代表他全家投票。第二個：將扼製三公消費具體方案，提請全國人大討論，立法。
不管先走哪步，著著實實地幹幾件事，才是真章。
說到這，我想起piachan博對左右之爭扔下的一句話（大意）：“當年國共都能坐在一起”，左右派又有什麽不可？是呀！國共爭雄天下的矛盾，怎麽著也比我們民間要激烈得多，血腥得多，殘酷得多，不可調和得多吧？
我很欣賞紐約居士所說的：促使左右派“結成同床異夢的統一戰線”。其目的在於，先努力將雙方認同的“民主訴求”，法律化。這樣以後的事就都好辦多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將解決實際的問題，與民主（包容異議）操練同時進行，進而達到和解。而左右派和解之時，就是中國真正進入民主社會之日。
今年8.27，中國右翼人士搞了場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發表三十周年的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大都是當今中國右翼大腕。如楊繼繩、茅於軾、張維迎等等等等，以及南方報係的一班人馬，甚至包括中央黨校的教授。主持會議的是我們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平。
據說會議一開始，就有人上台大罵：共產黨最操蛋的就是，老子幹完了，兒子幹，兒子幹完了，孫子再幹。在這種氣氛下感染下，竟有有人喊出了：“不殺毛左，國無寧日”等比較情緒化的口號。
在這之後，左右派的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北大孔教授的“三媽”，更將這股烈火燒遍了全中國各大網站。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入這場戰鬥的各方人馬與日俱增。前不久，河北、山西兩地有人發起焚燒南方係報紙的運動。而右翼也表示將會采取類似行動反擊。
大約在兩年前，我就在網上看到過“先殺左派，再反腐敗”，“殺左族毛”這類口號。我當時還不以為然，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極端右翼分子在宣泄內心仇恨而已，以及矯枉過正導致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過渡期。這種意識成不了主流。但也曾產生過一點質疑：凱迪網，一個很文明的網站，一個把“理性、寬容”幾個大字掛在網站門臉上的公共平台，怎麽能允許開設這種專欄？
有關這事，還是先簡單介紹一下。兩年前凱迪網開設了一個【屠殺左派討論】專欄，公開討論如何屠殺左派，包括具體屠殺方式。專欄主辦人提出，對待毛左，應該像對待法西斯分子一樣。先殺掉幾十個，以化解中華民族60年的積怨。其中張宏良、司馬南、張召忠上了第一批黑名單。
這是殺左，還有族毛。所謂族毛，既族殺毛的所有直係子孫，以平民憤。極右翼人士提出：將“殺左族毛”作為政改的突破口，搬開攔路虎、絆腳石。
現在將其與今年8.27研討會中“不殺毛左，國無寧日”貫穿起來，足見當年的殺左族毛，並非僅僅是一幫極右分子的個人宣泄，它的確實實在在的道出了中國右派的心聲。
我想有人會說：你在偏袒左派（這是相對客氣的說法），也有人會說：你就是個毛左（這屬於不客氣的說法，當然還會有更不客氣的）。
對於比較客氣的人，我可以回答你：你說我偏袒，我承認。但我偏袒的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因為中國右派的手裏高擎著那麵“普世價值”大旗。何謂“普世價值”？說法甚多。我們還是以《南方周末》作為權威解釋：自由、民主、文明、博愛、人權、平等、公正、法製。
我看了這些讓人動容的字眼良久，無論如何也難與前麵提到的右派言論對得上號。你說在這點上我是該對一個將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民主、文明等作為價值觀的政治派別、民間群體所表現出的非自由、非民主、非文明的現象表示沉默呢，還是該對一個反對普世價值觀的政治派別、民間群體規勸他們對待右派的這種言論應該文明一點、寬容一點呢？既然一個宣揚博愛、人權的政治派別、社會群體，都可以說出誅殺對方的言論，你還要我對它的對立派說什麽？
當然，說還是要說的。我們現在來說左派。左派有豐富的意識形態鬥爭、階級鬥爭理論和經驗。他們很善於將原本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激化為敵我矛盾。“漢奸”、“西奴”、“帶路黨”，“吳三桂”、“李鴻章”、“汪精衛”，哪個都可以被定義為中華民族的敗類而全國共討之，中華民族的罪人而全民共誅之。
有人講了：左右之爭嘛，不過是思想交鋒，是思想爭鳴。沒啥大不了的。可我卻無論如何也得不出這種結論。一派被罵為法西斯，一派被罵為賣國賊，兩派都把對方定位為敵人，都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都想不僅在言論上封殺，而且在肉體上消滅對方。他們之間的鬥爭屬於思想爭鳴範疇？我看這與思想爭鳴完全屬於兩個不同概念。
中國目前這種左右之爭，對中國社會有什麽好處？我感覺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它造成的後果不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和相互包容的關係，進而使民族更團結，社會更和睦，政治更進步，而是在撕裂這個民族、這個社會，並極其有礙政治進步。
左右派嚴重對峙無益於社會和諧，無益於政治進步。而兩派和解，則社會得益、政治進步得益（為什麽說會得益？我將在後麵講到）。那麽如何才能尋找到一條讓左右派能坐下來理性交流的途徑？我認為最關鍵是讓他們意識到，在他們兩派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共識。
先插入一個內容：嚴格地說，中國左、右派並非真正意義（定義）上的左派、右派。按西方政治派別分類（用美國作樣本），籠統地講，左派屬於草根階層，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相對激進。比較側重於關注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入。草根階層出於利益上的關係，一般是站在各類精英（尤其是大企業主，大銀行家以及管理精英）的對立麵。因此工會是左派的老營區。
而右派在政治上相對保守。與左派比，右派更關注和維護社會上層利益，比如大企業、大財團。右派因為保守，墨守規則，因此對激進做法反感。
右派在一般情況下比左派更愛國，對祖國有更強烈的認同感（這點可以在對待焚燒國旗的態度，對待關塔地摩恐怖分子的態度等方麵略見一斑）。而左派與自由主義者走得比較近（自由主義者，對國家這個概念相對淡薄）。當年馬克思時代的左派，曾有一句很流行、很時髦的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
但中國的左右派不然（在這點上還沒做到與世界接軌）。中國的左派反而高舉愛國主義大旗，右派則抨擊其為激進民族主義、激進愛國主義。右派一般認為，人權高於主權。為了確保人權可以放棄國家主權，尤其是領土主權，甚至可以做殖民地。
中國的右派也並不象西方右派那樣相對保守。中國右派比左派在政治上，以及對社會現狀所表現出的態度更激進。而且缺乏西方右派的務實精神，具有西方左派的理想主義傾向。
關於美中左右派之間的分野，這裏就不多說了。
當然在中國左右兩派間，除了上麵提到的幾處不同外，在很多領域都存有相當嚴重的分歧。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外交領域，以及曆史、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等等方麵。但他們之間又的的確確如我所說存在著巨大的共識。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存在於左右派之間的共識。比如對政府官員貪汙腐敗、官商勾結，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環境汙染、強行拆遷、社會不公等等方麵的態度。甚至民主政治方麵，左右派都有相似之處。
有段民謠大家還記得吧？說的是下崗女工的命運：“下崗女工莫流淚，挺起胸，露出背，昂首走進夜總會。不靠國家靠社會，有吃有喝有小費”。這民謠，左派唱完右派唱，並不分彼此，雙雙都以嘲諷的口吻揭露當今社會的墮落、不公，以及政府的無能。
對於“民主”這個話題，右派就不說了，我們說說左派。有人認為左派喜歡專製，不喜歡民主。其實不然，左派一樣喜歡民主。隻不過左派喜歡的民主與右派喜歡的民主，本質上存在一定差別。
讓我們看看左派最著名的理論家，當代左派第一筆杆子張宏良是怎麽說的：就民主建設來說，黨內隻搞權力民主，黨外隻搞資本民主，而把原本應該是民主主體的人民大眾排除在民主範圍之外，如此一來，民主（指的是黨內權力民主與黨外資本民主）越發展，各級官員和老板的權利就越大，老百姓就越是沒有任何出路。
上麵那段話，我如果事先不說這是張宏良的，有幾個人能認為它出自毛左之口？說到這，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左派張宏良幾年前那篇《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曾被人冠上中央黨校教員周天勇的名字（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周應該算是右派）在網上流傳，而且被一些不知內情的右派們捧上了天。
文章用大量數據揭示了當今中國生態狀況：百分之八十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中國的GDP是帶血的GDP，是用民工的如河血淚和礦工的如山骨灰堆積起來的（這都是張宏良的原話！）。
另外在對待三公消費問題上，左右派也表現出嚴重一致。右派極其憎惡政府官員三公消費，反對政府用國家的錢、納稅人的錢滿足一己私欲。而左派也當仁不讓。幾天前國內左派網站曾就廣州市三公消費大力鞭笞。那裏揭露：僅在去年，僅在廣州市的四個大商場，就有40億購物券被消費。購物券是什麽？是政府發給他們職員的消費補貼。40億，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它是廣州市政府年度開支的1／6。不算公車、不算公費旅遊，僅僅四大商場的消費券。這麽巨大的政府開支為什麽不用在福利、教育和醫療上，為什麽不用在校車上？
可見中國左右派不僅有共識，而且相當巨大。既然兩派都有反腐、反貪官、反官商勾結的鬥誌，都有讓人民參政、議政的訴求，都有為弱勢群體請命的意願，都有對三公消費的痛恨，那麽為何不坐下來，就其共同點一起努力，迫使中共在這些方麵做出一些實質性改變？這不比長期爭吵而不果更有社會價值？這不比打口水張更惠及百姓？
客觀地講，左右派實際上還是曾坐在一起過的，而且不止一次。今年十月，大概是中旬，國有企業與世界未來發展論壇攜多家經濟報刊、雜誌社在京召開了一場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當今國內政治經濟舞台比較活躍的左中右各路精英，同時還邀請了國外學者。
結果開會不久，一些學者跳上講台上對發言者破口大罵。會議進行到下午時，左派學者隻剩下張宏良一人，其餘的都退場了。第二天，個別右派學者沒到場，而所有左派學者全部缺席（可見今天的左派，還是未得毛的真傳：讓人說話，天是塌不下來的。當然最後如何收拾說話的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帶有學術性質的研討會，參加者大都是知名教授、專家、管理精英、理論精英，隻因為政治理念不合，就打的一個學術性研討會不歡而散。文人們踢場子，也算中國一大發明。難怪連老外（加藤嘉一）都寫文章，說中國左右派之間缺乏交流意識。說白了，就是不懂得如何交流，也不願意學習如何交流罷了。
我在尋找根源：為什麽西方的各政治派別能坐在一起，而我們卻不能？除了一般認為的：中國人缺乏包容、妥協、退讓的文化、意識、素質外（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上，的確缺乏和解的成功經驗與例證），是否還有其它什麽我們沒大注意到的地方？目前我初步下了一個判斷：中國左右派坐不到一起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屬於利益矛盾，而屬於信仰矛盾，意識形態矛盾。利益是可以交換的，但意識形態不能交換，信仰更不能交換。尤其是信仰，她是排外的。
從這個意義講，盡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但中國還完全沒進入真正的商品經濟社會（西方國家大都屬於成熟的商品經濟社會）。起碼在意識上，在價值觀、在世界觀上還沒進入商品經濟社會。還存留著改革前的認識。尤其在中國知識分子層麵上更是這樣。他們對社會的解釋依舊沒有走出“一種信仰戰勝另一種信仰”，“一個意識形態戰勝另一個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階段。
在商品經濟社會，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人們可以做出一些讓步。交出一部分利益，以換取和保護另一部分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妥協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否則兩敗俱傷對誰也沒好處。在民間，資方與勞方的成功談判，最能說明問題。另外在政府與國會中，國會各黨派議員中，也體現到這點。
但是我們必須回到現實中來。我們不該因為我們目前尚未具備商品經濟社會的條件，就眼睜睜看著社會資源（關注中國百姓、關注中國發展的輿論資源）浪費和流失。因此在左右派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回避存在於他們之間巨大分歧和爭議的地方，就相互的共同點，攜手辦幾件事實，對中國社會進步有所作為，是一項很有必要的嚐試。
左派有一些運營、管理的相當不錯的網站。右派的南方報業網，以及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四大門戶，也可謂功能齊全，讀者眾多，影響力甚大。中國網民已近五億，這個資源實在太大了。
我認為，利用網絡這個資源，先從左右兩派共識的兩個方麵下手，第一個：一致力推政府做出退步或承諾，全國以及地方人民大會代表真正做到由人民自己一票一票選出。在沒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推舉代理投票人。比如一個人可以代表他全家投票。第二個：將扼製三公消費具體方案，提請全國人大討論，立法。
不管先走哪步，著著實實地幹幾件事，才是真章。
說到這，我想起piachan博對左右之爭扔下的一句話（大意）：“當年國共都能坐在一起”，左右派又有什麽不可？是呀！國共爭雄天下的矛盾，怎麽著也比我們民間要激烈得多，血腥得多，殘酷得多，不可調和得多吧？
我很欣賞紐約居士所說的：促使左右派“結成同床異夢的統一戰線”。其目的在於，先努力將雙方認同的“民主訴求”，法律化。這樣以後的事就都好辦多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將解決實際的問題，與民主（包容異議）操練同時進行，進而達到和解。而左右派和解之時，就是中國真正進入民主社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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