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答《陽光時務》記者（ 供參考.）
辛亥百年，言說汗牛充棟。老朽不自量力，也嘮叨多回。翻檢自家議論，仍覺不夠痛快！《陽光時務》記者造訪，敞開胸臆，辯駁四大疑問。間有新意，足資談助，公諸於眾，聊博一粲！
（一）“國父”帽子真與假
陽光：港台地區，談到孫中山，口口聲聲離不了“國父”。仁兄認同嗎？
袁：孫文頭上的帽子，有不少A貨。
至今仍有人稱他為“博士”。屹立廣州珠江邊上的中山大學附屬孫逸仙紀念醫院，院子裏一座紀念碑，碑文刻的是“孫中山博士學醫處”！孫文生 前也麵無愧色，把這頂帽子拿到國外去招搖。1923年他派出以蔣介石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蘇聯去，頭銜居然是“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上一世紀90年代，有位波蘭學者到廣州參加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論證的就是孫文從未獲得博士學位（恕我記不清這位學者的名字和會議名稱了）。孫文的最高學曆是1892年7月23 日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當天頒發的畢業執照原文寫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曆經考驗，於內外婦嬰諸科，確堪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書院考準權宜行醫字樣，為此特發執照，以昭信守。” 全文沒有隻字提及學位，現存的選課資料，也沒有研讀過博士課程的記錄。畢業後做了幾年醫生，並忙於從事政治活動，無暇再入學深造了；此後也沒有任何學術機構授予他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貨。
陽光：小事一樁啦！現在買一頂野雞大學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幾個錢。孫中山的曆史地位不在於他有沒有那頂方帽子。
袁：不過，這件小事證明孫公除眾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這對解讀他的一些重要行動很有用。為什麽明知自己沒有什麽行政能力，卻要別人宣誓服從他？為什麽1921年4月在廣州，不顧陳炯明、蔣介石和黨內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對，硬要不足法定人數的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一般人眼中，虛 名無補實事。孫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頂大總統的峨冠!徒然增加了與掌握廣東軍政大權的陳炯明的隔閡，也招致本來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實力派的反對。
另一頂更大的假帽子是“國父”。這就涉及他的曆史定位了。
陽光：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尊稱本黨總理為國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據中常會的決議，國 民政府明令全國自是日起，尊稱總理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這是“國父”的由來。理由呢？“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 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 這是裝扮蔣介石黨國體製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萬世”是直接抄襲曆代歌頌帝王的馬屁文章。切莫以為這是陳年舊事！君不見現在仍有人演唱：老孫思想或中國模式“世界意義”頌！專製不除，必有清客專司歌功頌德。
至於孫中山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大家知道他在這方麵的記錄並不光彩，不必多費唇舌了。說他倡導革命，這合乎事實。他的貢獻可以歸納為：
1.首倡者。更由於1896年清政府駐英公使在倫敦違法拘禁，使他名聲大噪，成為中國革命的符號。
2.籌款。興中會、同盟會籌集的60萬元左右的捐款中，孫文出力頗大。
3.提出一套理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革命三階段論。
不過，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和“獨立”各省發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孫這些論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提出五條 綱領，孫味淡薄。第四條“曰采用民生政策，將以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 ，似乎有點民生主義的影子，但是，根本沒有提及孫文主張的核心：土地國有。到了1913年3月國會召開前夕，宋教仁草擬的《國民黨之大政見》洋洋灑灑十條 政策主張，更看不見民生主義的影子。什麽五權憲法、三階段論等等符咒，人們早就置諸腦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建構黨國體製，這些論述才被吹捧到 天上去。
至於“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華民國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者聯手的產物，不是某個人“手創”的。即使以革命領袖來說，也是群星燦爛。
直接談到武昌起義，則明顯與孫中山沒有多大關係。
武昌起義主要是當地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共進會發動的。他們與同盟會關係並不密切。在保路運動高潮中，他們策劃趁機起義。中部同盟會總務會議長譚人鳳到武昌，促進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和解，對8月下旬成立起義的統一指揮機構有所助益。1911年，孫文一直在北美籌款，遠離革命活動的中心； “手創”雲雲，不知從何談起。
譚人鳳、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組織中部同盟會，實際上是對孫文不滿的產物。他們力圖糾正孫文的偏差（興中會、同盟會所謂 十次革命，八次在廣東，廣西、雲南各一次），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長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條文，也蘊含與孫文的錯誤劃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領導人之一譚人鳳說：“中山本中國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負雖大而局量實小，立誌雖堅而手段實劣。觀其謀舉事也，始終限於廣州一隅，而未嚐終籌全局。其用人也，未光複以前，視為心腹者，僅胡漢民、汪精衛、黃克強三人。既失敗而後，藉為首足者，又僅陳英士、居覺生、田梓琴、廖仲愷輩， 而不能廣攬人才。其辦黨也，又以個人為單位，始則放棄東京本部，專注重南部同盟，繼者拒舊日同人，邀新進別開生麵，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測華僑心理，知必發難後始能籌款，遂不計成敗，嗾人輕舉妄動，敗後無力維持，則尤其失人心之處也。以故前後舉發十數次，靡費及數百萬金，無一成功之效果，卒至進 退失據，不亦可惜哉！”
美國也有稱國父的。但這是民間的評價，而且說的是一些人，即所謂建國諸父；不像中國自古以來就奉專製帝王為神，寫入法律，動用暴力，動員暴民，誓死捍衛！
對中國史學家說來，麵對權勢，需要學習古希臘哲學家狄奧根尼的獨立不羈的精神。他拒絕亞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說：“我希望你閃到一邊去，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二）主要功勞是“推翻兩千多年的帝製”？
陽光：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製的功勳，是應該寫入史冊的。
袁：這個老調子也經不起推敲。
現代社會，有沒有皇帝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專製製度是不是結束了？辛亥革命顯然沒有完成這個曆史任務。
陽光：這麽一場革命，難道一點收獲都沒有嗎？
袁：我認為有三大勝利成果：
第一.立即實現了言論自由。
壓製消除，報刊蜂起，監督政府和公眾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記者黃遠生罵袁世凱：“自其在滿洲時代得勢以來，即慣以收養遊民為得策。雞鳴狗盜之士，以袁門為最多……故袁氏盛時，感戴其恩德者，滿坑滿穀。民國既立……彼以為天下之人，殆無有不能以官或錢收買者”。
他對孫文的定評是“大言無實”！ 與廣東人稱之為“孫大炮”相呼應，可謂不謀而合，異口同聲！
1912年4月19、20兩天，孫文正式交權20天，戴季陶（筆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權報》上曆數袁世凱的六大罪狀。一個月後，他幹脆以《殺！》為題，在報端大書：“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 總統、總理都在死刑榜上，卻不見袁世凱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釗從英國歸來，以非盟員身份出任同盟會機關報主筆，主持該報的編輯工作。三月初，臨時政府內務部頒布《暫行報律》，他立即嚴厲抨擊：“本報對於內務部的《報律》，其所主張，乃根本的取消！無暇與之為枝枝節節之討論！” 對同盟會也毫不客氣，指出它作為革命組織的任務已經完成，應該“即行解散”，“會名理宜消滅”，改組為政黨後，務必認識“政黨者，與國會相依為命者也。”
北洋時期，盡管有來自掌權者和暴民對言論自由乃至報館和記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對而言，它是20世紀中國言論自由最好的時期。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貢獻。
第二．一舉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馮玉祥和國民黨脅迫下離開政治舞台為止，中國政壇風風雨雨乃至驚濤駭浪，卻有一條不變：掌權者總是不敢忘記，一定要維持這個架構，通過國會選舉來確認執政的合法性。
第三．對以三綱為核心的前現代意識形態的衝擊。
皇帝退位了，君為臣綱失去依據；自由、平等、法治成為朝野各界的習慣用語。新舊思潮的激蕩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麵蔓延，新文化運動進入新階段。
（三）資產階級軟弱是失敗的原因嗎？
陽光：不過，這次革命帶來的軍閥混戰和貪汙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認為這些都是革命不徹底，讓舊官僚混入帶來的惡果。
袁：當時政軍各界的確腐敗成風，不過，這正是現代民主國家成長中帶普遍性的現象。不要一講貪汙，就聯想到民國官員中原清代文臣武將，把這一瘟疫說成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他們中有些公認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個；徐世昌也無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湧現的“新貴”，不少卻是著名的行賄受賄 者。吳景濂是奉天諮議局議長，算是立憲派吧。武昌起義後，他迅速轉向支持革命，是臨時參議會（參議院）17位代表之一，參與了第一屆臨時大總統選舉和臨時 政府組建。可是，1923年曹錕賄選，他竟是主要組織者！
武力消滅不了腐敗。革命再起，腐敗再生，屢試不爽！國民黨用武力統一中國、建立黨國體製後，更是回複到晚清貪泉泛濫的光景。實踐反複證明，隻有分權製約加民主、法治，方能遏製貪汙。
陽光：軍閥混戰造成國家災難，你無法否認吧？
袁：誰是軍閥就是一個難於界定的概念。北洋係的領導人都被目為軍閥。1922年6月陳炯明與孫中山反目後，也給戴上一頂軍閥帽子。一個合 理的追問是：在這個月之前，他是支持孫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軍閥呢？再追問得徹底一些，孫文與一些被稱為軍閥的人，比如吳佩孚、閻錫山有多大差別？
陽光：可是，你說的三大成果都未能鞏固。這正好證實傳統的說法：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他們不敢發動工農，革命就半途而廢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後是中國資產階級最強大的年代。這是曆史事實，而與人們的價值觀無關。
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它的政權是怎樣轉移的？
革命爆發前，那裏已經有一個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權：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紳商組成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 管理上海的戶籍、警政、消防、衛生、馬路、電燈、稅捐等等事宜。機構分為議會和參事會，後者為執行機構，並附設一個裁判所，裁判違警事件和民刑訴訟案件。儼然一個地方政權！那些頭頭腦腦幾乎都是商會的領導人，商會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商團。1909年1月清政府頒發《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規定， 經兩江總督批準，總工程局易名為上海城廂內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義，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領導人李平書和同盟會的陳其美等共同 商議安排的。商團是民軍的重要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聽命。
廣州新舊政權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穩。1911年10月25日紳商在文瀾書院開會討論獨立問題，決定與革命黨人聯絡，但沒有明確宣布獨立。 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在愛育善堂集議……經公決承認共和政體，旋議定用正式公文呈告總督。一麵舉辦商團，一麵公舉代表至港，向黨人總機關 宣達意旨。” 消息傳開，滿城就爆竹震天了。兩廣總督張鳴岐不承認，第二天全城罷市。沉寂幾天後，爭取到水師提督李準轉變態度，支持共和，情況大變。11月8日，各商會、善堂和軍政學各界代表近千人在總商會集議後便宣布獨立，選舉都督，一致讚成人道主義，不分滿漢。第二天，張鳴岐舍棄眾人推選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麵 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舉革命黨人胡漢民為都督，政權的和平轉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識階層均在這次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了民間社會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麽軟弱的影子。不要忘記，直至20世紀20年 代，中國的資產階級一點都不軟弱。他們不但在經濟領域艱苦奮鬥，而且組織了自己的團體，經常發表政見，甚至組織“國是會議”，草擬憲法草案，力圖組織商人 政府。後來國民黨以軍力為後盾，一再打擊和控製他們，銳氣才逐步喪失。
陽光：不要忘記這次革命是不徹底的。人們認為他們的軟弱性表現在不敢發動工農！
袁：這個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實際的。
工農不是抽象的。工農卷入革命的方式，取決於當時的社會條件。辛亥革命前後，工農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幫會和民團、土匪。其實，他們都以“民 軍”、“革命軍”等形式廣泛參與了辛亥革命。戰鬥時間最長的四川，那些以袍哥為主體的保路同誌軍，正是發動得非常充分的工農。不過，這些工農的表現並非都 是正麵的。以廣東來說，那些進入廣州的民軍，除少數外，完全不知什麽叫軍紀，搶劫、賭博、吸毒、奸淫，甚至當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為了遣散這些民軍，各省不知費了多大勁，財政也不堪重負。這樣的發動工農，千萬別輕易嚐試。
（四）是誰摧毀了辛亥革命？
陽光：那麽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裏？
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確定：辛亥革命失敗的標誌是什麽？
三權分立架構被摧毀，言論自由被扼殺，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拋棄，革命也就終結了。具體說來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馮玉祥的國民軍脅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後努力失敗；這是辛亥革命終結的標誌。
陽光：時間那麽長？
袁：1640年的英國革命，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毀了原有社會架構，要重建新的架構，談何容易！
袁世凱死後，北洋武將群龍無首，各派爭權奪利，固然是內戰重要根源。國民黨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見，直至抗日戰爭才止息嗎？我看不出，這些革命口號震天價響的同誌，與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別。
歸根到底，這是革命必須付出的代價。“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戰城南》）千萬不要輕易動刀槍！如果堅持在大清帝國內部進行改革，內戰不息的局麵應該可以避免。戰勝者總是把他們打倒的對象說成無可救藥，與實際情況往往出入很大。
陽光：人們對清末的改革絕望了。
袁：一個敢於把科舉廢除、把一千多年來已成為社會習慣的中華法係廢除的政權；已著手推行地方自治，預計用九年時間預備立憲，從基層、縣、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權分立政治體製的政權；怎能說成是“假改革”、“無法繼續進行改革”呢？
政治宣傳和學術研究是兩回事。
現代社會要發展，穩定和改革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個輪子。過去老說不掃除軍閥中國就沒有希望。其實，袁世凱死後，對穩定最大的威脅來自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極端勢力。
陽光：這個說法非常新鮮。有根據嗎？
袁：請看四大事實：
第一．十來個人關起門來，急速製定和頒布《臨時約法》，把政治體製從總統製改為內閣製，架空已經當選的大總統袁世凱，招惹袁氏反撲。府院之爭，議員全麵腐化，也是這個憲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災禍！
第二．孫文和國民黨，眼睛隻盯著奪取最高權力，沒有完成從革命組織向民主政黨的轉化，沒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為首要任務。他們錯誤地發動 “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讓袁世凱找到藉口，使國會停止運作。發動曆時五年的“護法戰爭”，本身做了很多違法勾當，而對國家發展，了無建樹。發動北伐戰 爭，結果建立了一個專製的黨國體製！
第三．出爾反爾，與力主“聯省自治”，建立廣東“模範省”，進而建立美國式聯邦的陳炯明決裂。廣東戰火重燃，熄滅全國內戰的計劃破產。
第四．與蘇俄和馮玉祥聯手，操縱學生運動，使段祺瑞苦心組織的收回關稅主權的關稅會議，和冀圖效法費城會議的製憲會議功敗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徹底終結。在此之後，曆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走出黨國體製，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陽光：太複雜了。簡單說說留下什麽教訓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難盡，都應寫成一篇長文來解釋。上述觀點，必然引起許多人圍攻。不過，學者總要不計利害，說點真話。學術必須多元並存，激蕩切磋。研究和表達的自由，是國家健康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些一得之見，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責任就完成了。
至於教訓，最主要的一條，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堅忍不拔，致力於普及現代文明的知識。非常痛心，災難來自於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會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們對現代社會缺乏應有的認識。以孫文來說，就仍然受“朕即國家”的舊思想支配。
他說：革命“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
麵對這些矚目驚心的事實，拜托關懷國運的諸君子，千萬不要再用“傳統”或“國性”為藉口，構築抵禦現代文明在中國落實的思想堡壘！興之所至，你們高興玩《尚書》、《周易》、《論語》……就盡情玩吧。但請不要忽悠中國人，說這裏有計算機和最好的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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