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楊浦區，有一個特殊的博物館——中國煙草博物館。通過其網站設立的虛擬展館，亦可“身臨”參觀。“走進”該館三樓的“煙草曆程館”，一座從北京拆除並原樣複原的四合院門樓，格外顯眼。
關於這座四合院門樓，中國煙草博物館生動地解說道：
“它是當年為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提供特供煙的生產所在地。1964年夏，在賀龍元帥的提議下，中央辦公廳決定由四川什邡煙廠為中央首長生產特供雪茄 煙。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和試驗，廠技術科搞出了35個配方，製成樣品後送北京審定。最終，大部分首長選的是13號，而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煙。”
1971年，四川什邡煙廠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遷京，組成“特供煙生產小組”，按中央首長選定的編號，對內稱“132”。當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門樓，如今便立於中國煙草博物館。
煙酒、食品等“特供”製度，究竟如何而來，又將如何而去?
據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關於北京海關特供蔬菜基地的報導，建國後的製度“特供”，始自一份報告。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1960年7月30日擬訂了《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麵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轉發時將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麵給予照顧”改為了“特需供應”。
其實，“特供”由來已久。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專門從事馬列著作翻譯的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風運動及當時的製度環境後，寫下了這篇文章。
文中，王實味對延安的“等級供給製”頗有微詞：“如果一方麵害病的同誌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隻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麵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 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產運動開展，1941年春，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兼政委王震，奉命開進南泥灣。同年9月，從蘇聯回來的任弼時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按照蘇聯體製健全了嚴格的等級供給製，同時完善了機關食堂的管理製度。
列寧時期蘇聯設立的“療養食堂”，被視作“特供”製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時期擴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豐富、價格低廉，以穩定幹部隊伍。
至1942年，因南泥灣開墾，延安的生產自給率達到61.55%，“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食堂形成《飯廳規則》，對不同職位的夥食標準作了具體地規定和說明。
據《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變味的機關飯》一文的資料統計，當時的延安的夥食標準按照等級製度執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工作人員夥食，分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規定“每人每月須吃8次肉，每次4兩”、“饅頭每月須吃4次”、“菜內應增加油4錢到5錢”、“米要碾細，米湯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飯維持同等水平，並規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長級別幹部或七年以上黨齡者、技術工作人員享用。
小灶則要求米麵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飯菜的調劑等，僅麵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幹部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王實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並不滿這種“特供”製度，於是便寫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語，代表著其強烈情感。
信力建在《從供給製看所謂“財產公有化”》一文中，記錄了當時除夥食標準外的“津貼”差異，按照當時規定，“中央委員以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各廳、處、院及師團級幹部每月津貼3元，以下依級別遞減，最少的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間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時又對“津貼”製度做出重大調整，如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貼一倍以上的津貼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貼10元。
香山農場
建國後不久，在曆來被稱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歸屬於中央警衛局管理的農場——“香山農場”建成，產品專供副總理以上中央領導和部分老中央委員。
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曆任服務科招待員、辦事員、總特灶夥食組組長等職的張寶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參考》上，發表了一篇記錄香山農場曆史的文章，並稱香山農場“開啟了新中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
供給製年代，香山農場主要人物是保證首長的飲食供給，“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他首長隻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給製年代，香山農場則以“真材實料”和“物美價廉”，來保證“(首長)夫人們為了有計劃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的要求。
農忙時節，因農場在編人員缺乏，需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援。後劉少奇、陳雲又特別指出當時許多“三門出身”(家門、學校門、機關門)的年輕幹部過於“官氣”，生活過於安逸，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原則”，即中央幹部每年需在香山農場勞動20天。
由於香山農場的特殊性，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並在部隊介入下，組建了更大的生產班子——“玉泉山農場”。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農場還開墾了山坡荒地，栽種果樹。並按照三個級別區別果品。
據張寶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憶，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農場還負責“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麵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農場還專為毛主席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
這種特殊需要的特殊對待，被稱為“專供中的特供”。
1956年後，當年隸屬中央警衛局，擔負特殊供應任務的香山農場，按政策改變劃歸北京市統一管理。張寶昌稱：“爾後，中南海首長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2011年，相關媒體報導稱，據知情人士透露，巨山農場為國家高級官員的瓜果蔬菜主要供應地。
CCN記者查閱了巨山農場的介紹得知：
“北京市巨山農場隸屬於北京三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位於首都環境保護區的西山腳下……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無公害汙染，經農業部和北京市環境監測中心對農場生態環境監測，農場水質、大氣、土壤的質量均達到國家規定的優級標準。”
34號供應部
1956年6月1日，地處北京東華門大街34號的“北京食品供應處”正式營業。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被習慣稱為“34號供應部”的食品供應機構，是一個正處級單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業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團”之前身。
如果說香山農場“開啟了為中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那麽34號供應部，則是這個製度機構體係化、任務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處，即食品保衛處，下設四科一室，負責為涉外及中央首長的食品特供任務;1953年該處取消後，特供任務於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號供應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業局特供站與北京飯店供應科為基礎組建起來。
通過第二商業局退休幹部高智勇，在媒體相關采訪中的回憶，及2007年第八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北京市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一文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特供”製度的“特別”之處，和對負責、參與“特供”事務人員要求的嚴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於三個方麵，即安全第一，高質量、高水準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數量、質量、品種、及時、安全‘五個保證’，一絲不苟、絕不鬆懈、全力以赴、萬無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產、采摘、采購、監測、加工、製作、化驗、包裝、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皆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
負責“特供”業務幹部與職工，由商業局親自選調，而保衛幹部與化驗人員，必須經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選派。政治態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點審查的因素。
同時，他們不僅要認真執行中央製定的“特供”政策與組織紀律，還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務對象，特別是“特需”對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實。
1959年至1961年，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同時也是特供製度高度發展的時期。
對享受“特供”待遇的幹部，因權位高低和官職大小而製定標準。如“四副雙高”(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長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標準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食油、果蔬等適量。”
而正、副部長一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給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在困難時期，執行特供任務的34號供應部，能做到特供保證，實屬“不易”。鳳凰衛視2009年一期《騰飛中國》節目的相關報導稱，由於商品匱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國各地以“政治大局”為重，壓縮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號供應部管轄的專用生產基地，如屠宰廠、肉食加工廠、糕點加工廠、熟食製作車間、檢測化驗室等，均配備當時最先進的設施，“甚至連豬舍、養牛場都是聘請蘇聯專家設計和建築的”。
132小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專為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生產特供煙的“特供煙生產小組”。在上海煙草集團北京卷煙廠網站——“中南海在線”的企業事記事裏，有一句話的曆史記錄如下：
“1971年，北京卷煙廠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務：在中南海對麵南長安街80號一座四合院內成立‘132’車間，專為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生產特供煙。”
四川什邡是曆史悠久的曬煙之鄉。早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什邡煙廠就給賀龍元帥卷製雪茄煙。而關於“132”曆史的細節，多數流傳的故事和媒體的報導，都是來自於當年什邡煙廠的一位132小組製煙老人範國榮的回憶。
1964年秋，範國榮等四人接到廠書記通知，要求他們帶上上最好的煙葉和洗漱用品，不用帶鋪蓋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務”。這四人政治合格、技術過硬、經驗豐富。
在成都的羅鍋巷煙麻局，他們“造”了四個月的煙，每天工作8小時，每人每天要生產煙100-200支。範國榮後來才知，這是專門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試過之後感覺不錯。我們從成都返回到廠裏開始給主席製作雪茄。”
接到任務之後的什邡卷煙廠，一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為選定產品，大部分首長選的是13號煙，賀龍選定的是33號，毛主席選定的則是2號。
“製作技術要求特別嚴格，首先要選上好的煙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煙梗;為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麴酒蒸;然後用特級花茶漂，這個環節中具體操作要根據煙味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晾曬、卷製，最後放在烘箱裏烘幹，10支一包裝進煙盒，要派專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體采訪中，範國榮“神采飛揚”地回憶道。
當時給中央領導造煙的任務，讓什邡煙廠和範國榮等感到十分驕傲。他們在存放特製煙的屋子周圍，拉起了鐵絲網，將特製煙放在上鎖的大鐵櫃子裏的上鎖的小櫃子裏。逢年過節的放假時間裏，屋子的門窗上都要貼上封條。
據中國煙草博物館對這段曆史的介紹，為保證中央首長的“生命安全”，1971年(當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範國榮等什邡煙廠的四名工人，遷往北京專門製造特供煙，成立特供煙生產小組，按多數首長和毛澤東選定的產品編號，被稱作“132小組”。
“132小組”的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產地點設在南長街80號，牆上拉著電網，門口有士兵站崗，對麵就是門牌號為81號的中南海。
從此直到1976年，這個為專為中央首長製作特供煙的小組，由什邡嚴格提供上好的生產原料，細活精工，每個月生產15到20條煙。
如今，什邡煙廠還珍藏著一幅毛澤東吸煙時的照片，桌上有一個白皮煙盒，上麵標有“2號”字樣。
時至今日，“特供”，可謂“深入人心”。一麵是因食品安全等問題引發的對“特供”的批判，一麵是因權力觀念等滲透導致的對“特供”的追捧。(如對標有“國宴專用”、“人民大會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睞)
記者在一家五星評價的淘寶酒類專營店看到，價格不菲的“特供”酒備受歡迎。便留言賣家詢問近期銷售最多的五糧液“1995特供酒”，為何如此熱銷，有何特別之處?
賣家回複很簡單：“親！看清楚了！特供！”
李遜達點評
過去，一方麵對人民宣傳平等，另一方麵卻又在處處設置等級製。我不懂平等和等級製有什麽本質的不同。最初鬧革命時，沒有等級觀念，並不是沒有等級思 想，而是沒有搞等級的條件，隻好偽裝一套平等思想到處宣傳，目的就是為了吸引窮人加入到他們的革命隊伍中去。當有了人，打了勝仗，占據了一些地方，有了物 質條件，就不可能上下再享受同等待遇了，否則就留不住人。為此，必然在分配上大搞等級差距，於是就有了批判絕對平均主義的一套偽理論，為以後搞特供製造輿 論。這是曆來統治階級所貫用的一套騙人的手段，隻不過到了紅色統治者的手裏，有了權力，把特權、特供搞得更加神秘化，更具虛偽欺騙性罷了。
記得六十年代中央轟轟烈烈地搞了個九評蘇共，一麵大批特批蘇修，還出了一本書《蘇聯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內容無非是揭露蘇修頭目都在搞腐敗搞特供，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麵對國內人民大搞封鎖，關起門來自己搞腐敗，讓人民受窮餓死。
從現在揭開的史料和檔案來看，無不暴露出最高層享受特供的真實情況，當時人民大眾是不可能知道的，直到現在，特權思想下，以黨和國家的名義，仍在全 國各地暗中搞特供，從吃喝、住、行、醫、玩、樂等等，都和人民大眾保持著極大的差距，而這些都是在不搞絕對平均主義的理論下，搞他們所謂的假平等、真專 製，如此虛偽、偽善的一套醜惡本質，早已被覺悟者徹底揭露，無法再掩蓋得了，於是隻得用拖延方式和反腐敗的壓力搞周旋，特別是在領導個人財產應該公開、公 示的呼聲下，自上而下玩起了躲貓貓，讓世界人民都感到中國的人民公仆隻要一張臉麵，卻不要一點廉恥。
當你看清楚了特供，你就明白他們為何要特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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