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何清漣的“中美關係變化之回溯”zt

               簡評：何清漣的“中美關係變化之回溯”大體上來說，何清漣對近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輪廓清晰的概述，但遺憾的是何的概述在兩個重要方麵留下了大的漏洞：

                              萬長安

大體上來說，何清漣對近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輪廓清晰的概述，但遺憾的是何的概述在兩個重要方麵留下了大的漏洞：

1．    中美關係為何對中國如此重要?

2．    中美關係為何突然出現了明顯的滑坡？

政治經濟往往密切相關。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脫貧致富有兩條政治路線作為基礎：對內放棄階級鬥爭，對外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盡量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保持友好，與西方進行密切的經貿合作往來甚至包括相當密切的文化往來。 蘇共倒台後我黨就成了唯一的“共產主義”大國，但是我黨奉行的與西方友好政策使得西方的反華勢力撈不著借機大勢上揚的把柄，從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爭取到了長時期的和平環境。

老鄧的一大遺憾是他沒能長壽看到香港回歸，但他畢竟親眼看到了他的政治經濟路線已快速進入正軌。江盡管來自傳統派集團，但對鄧的政治經濟路線是心領神會貫徹執行不虛餘力。 美國911事件發生時，江是最早致電布什表示支持美國反恐的外國元首之一。  胡作為鄧指定的隔代接班者當然不會放棄改革開放路線，不會有意在與中美關係中製造什麽麻煩。

鄧闔眼見馬克思之前多少還是有些耽心：黨內軍內的左派和傳統派是否在他百年後集結，一舉推翻他生前的政治經濟路線，高舉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大旗與西方勢不兩立全麵對抗。 所以鄧給後人留下了兩條遺訓以防有變：對外要韜光養晦（不搞對抗），對內要拗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不搞內鬥階級鬥爭也不搞會引起動亂的政治變革）。 

與美國西方友好其實是黨內高層各派的共識由來已久。根據記載，聯美抗俄的想法是四十多年前由在文革中下放到工廠的幾個老帥們提出，作為左派的巨頭，老毛得知後欣然同意。 作為傳統派的總頭和毛晚年內政外交的主要操盤手，周恩來是極力讚成與美恢複正常關係。有那麽一次周在與基辛格的談判中放矮了點身段，事後就受到了四人幫的一頓麵對麵劈頭蓋腦的猛烈批判。

中國在文革後期與美國西方的接近建立正常關係一方麵是為了抗擊俄國，另一方麵是為了進入聯合國擺脫在國際上的相對孤立狀態，最後也是為了經濟和科技的發展。 十年後，鄧的改革開放把毛周的與西方正常非敵對化的政策推到了一個維持密切友好關係的新水平。 當階級鬥爭被放棄，市場經濟被大規模引進之後，中西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就消失了很多，剩下的差異幾乎就隻有了一黨專製。 

從1978到2008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美關係經曆過兩次較大的波折。 1989年64 之後三年，美國西方停止了與中國高級別的政府來往，大大削減了與中國的經貿數量和技術援助。  1992年克林頓上台後的現實主義思維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老鄧和江主動迎合，使中美關係又駛入了正常軌道。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經曆了64 的低潮後也被鄧的南巡講話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再次揚起高潮。中美關係的第二次波折發生在2005年夏天，起源於美國國防部長Rumsfield作為超級鷹派的反華思維，其結果是Robert  Kaplan,  Max Boot 等人在美國主流媒體上公開把中國視為美國的安全威脅軍事上的對手。 幸好美國國務院，美國幾位資深媒體人物，美國的幾位高級將領包括參謀長聯席主席和太平洋艦隊司令，發出了不同聲音壓住了極右反華鷹派的狂想。

中美關係的第一次波折持續了幾年時間但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的層麵，第二次波折雖隻有短短數月但由於涉及到軍事看上去似乎險像環生。現在，中美關係的第三次波折好像是呼嘯而來，然而，何清漣給出的解釋過於簡單，在她看來中美關係的變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強硬，中國的國力增強後說話的口氣自然不同。

何清漣沒有看到或者看到後不想點明的是，中國目前對美國的態度變化主要是來自於黨內派別的鬥爭。 這些年來，在黨內占有主導地位的傳統派們突然感到了“民主”是個威脅，改革派要求民主憲政和增加人民對政府監督的呼籲使傳統派們有些手足無措。在中國是否要引進市場經濟的問題上，20年前傳統派的新一代骨幹在鄧的壓力之下欣然讓步引發了浩大的市場經濟潮流。於今改革派們又想把改革引向政治領域，傳統派覺得必須竭力反擊。

要擊退改革派就必須搞臭民主，要搞臭民主就有必要搞臭美國，要搞臭美國就需要大力宏揚民族主義壓製個人奉行國家至上。當國家的強大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公平正義得到了第一優先，黨就擁有了至高的權力。因為隻有共產黨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人民就必須把黨而不是民主憲政奉為神靈。

在黨內軍內的傳統派們看來，中美疏遠和對民主的打壓都隻是暫時現象。一旦黨內路線鬥爭塵埃落定告一段落，中美關係就可以馬上修複，民主和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著手進行。 原則是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一切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最好是由傳統派來著手主持。 

中國近幾十年的曆史表明，一切有利於民生民主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離不開傳統派的讚同參與甚至是領導指揮。 傳統派目前的反普世方針也許有利於建立一個健康的中國模式，但同時也暗含著危險。 這個危險就是，反美反普世的口號對中國的極左派來說也是一付興奮劑和大補丸，

我們不妨設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的某一天，像孔叫獸這樣的極左角色通過潛伏進入把持了軍隊的上層，文革浩劫將會重演。當黑暗到來之時，被稱為左派帶路黨的傳統派們與被稱為右派帶路黨的改革派們，其命運大概隻是會大同小異。

在18大之前的路線鬥爭中，傳統派改革派鄧派都在邊走著鋼絲邊鬥法，中華民族的安危和福祉就維係在這些鋼絲行走者的智慧修養和良心之上。 

要改變我黨三十多年與歐美修好的傳統共識並非易事。 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看到中美聯手的就是俄國總理普金，因為在中美歐的三道重壓之下，俄國就隻是個二流強者，中國與歐洲分享著老二老三的榮耀。 中國一旦聯俄抗美，俄國就有了老二的榮耀，因為那時中國必須仰仗俄國的軍事力量。 中國放著老二不做，要去仰仗一個經濟上隻有自己四分之一含量的軍事強國，豈不有點遺笑大方？ 

 

 

 

1．    中美關係為何對中國如此重要?

2．    中美關係為何突然出現了明顯的滑坡？

政治經濟往往密切相關。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脫貧致富有兩條政治路線作為基礎：對內放棄階級鬥爭，對外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盡量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保持友好，與西方進行密切的經貿合作往來甚至包括相當密切的文化往來。 蘇共倒台後我黨就成了唯一的“共產主義”大國，但是我黨奉行的與西方友好政策使得西方的反華勢力撈不著借機大勢上揚的把柄，從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爭取到了長時期的和平環境。

老鄧的一大遺憾是他沒能長壽看到香港回歸，但他畢竟親眼看到了他的政治經濟路線已快速進入正軌。江盡管來自傳統派集團，但對鄧的政治經濟路線是心領神會貫徹執行不虛餘力。 美國911事件發生時，江是最早致電布什表示支持美國反恐的外國元首之一。  胡作為鄧指定的隔代接班者當然不會放棄改革開放路線，不會有意在與中美關係中製造什麽麻煩。

鄧闔眼見馬克思之前多少還是有些耽心：黨內軍內的左派和傳統派是否在他百年後集結，一舉推翻他生前的政治經濟路線，高舉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大旗與西方勢不兩立全麵對抗。 所以鄧給後人留下了兩條遺訓以防有變：對外要韜光養晦（不搞對抗），對內要拗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不搞內鬥階級鬥爭也不搞會引起動亂的政治變革）。 

與美國西方友好其實是黨內高層各派的共識由來已久。根據記載，聯美抗俄的想法是四十多年前由在文革中下放到工廠的幾個老帥們提出，作為左派的巨頭，老毛得知後欣然同意。 作為傳統派的總頭和毛晚年內政外交的主要操盤手，周恩來是極力讚成與美恢複正常關係。有那麽一次周在與基辛格的談判中放矮了點身段，事後就受到了四人幫的一頓麵對麵劈頭蓋腦的猛烈批判。

中國在文革後期與美國西方的接近建立正常關係一方麵是為了抗擊俄國，另一方麵是為了進入聯合國擺脫在國際上的相對孤立狀態，最後也是為了經濟和科技的發展。 十年後，鄧的改革開放把毛周的與西方正常非敵對化的政策推到了一個維持密切友好關係的新水平。 當階級鬥爭被放棄，市場經濟被大規模引進之後，中西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就消失了很多，剩下的差異幾乎就隻有了一黨專製。 

從1978到2008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美關係經曆過兩次較大的波折。 1989年64 之後三年，美國西方停止了與中國高級別的政府來往，大大削減了與中國的經貿數量和技術援助。  1992年克林頓上台後的現實主義思維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老鄧和江主動迎合，使中美關係又駛入了正常軌道。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經曆了64 的低潮後也被鄧的南巡講話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再次揚起高潮。中美關係的第二次波折發生在2005年夏天，起源於美國國防部長Rumsfield作為超級鷹派的反華思維，其結果是Robert  Kaplan,  Max Boot 等人在美國主流媒體上公開把中國視為美國的安全威脅軍事上的對手。 幸好美國國務院，美國幾位資深媒體人物，美國的幾位高級將領包括參謀長聯席主席和太平洋艦隊司令，發出了不同聲音壓住了極右反華鷹派的狂想。

中美關係的第一次波折持續了幾年時間但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的層麵，第二次波折雖隻有短短數月但由於涉及到軍事看上去似乎險像環生。現在，中美關係的第三次波折好像是呼嘯而來，然而，何清漣給出的解釋過於簡單，在她看來中美關係的變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對外政策變得強硬，中國的國力增強後說話的口氣自然不同。

何清漣沒有看到或者看到後不想點明的是，中國目前對美國的態度變化主要是來自於黨內派別的鬥爭。 這些年來，在黨內占有主導地位的傳統派們突然感到了“民主”是個威脅，改革派要求民主憲政和增加人民對政府監督的呼籲使傳統派們有些手足無措。在中國是否要引進市場經濟的問題上，20年前傳統派的新一代骨幹在鄧的壓力之下欣然讓步引發了浩大的市場經濟潮流。於今改革派們又想把改革引向政治領域，傳統派覺得必須竭力反擊。

要擊退改革派就必須搞臭民主，要搞臭民主就有必要搞臭美國，要搞臭美國就需要大力宏揚民族主義壓製個人奉行國家至上的觀念。當國家的強大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公平正義拿到了第一優先，黨就擁有了至高的權力。因為隻有共產黨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人民就必須把黨而不是民主憲政奉為神靈。

在黨內軍內的傳統派們看來，中美疏遠和對民主的打壓都隻是暫時現象。一旦黨內路線鬥爭塵埃落定告一段落，中美關係就可以馬上修複，民主和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著手進行。 原則是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一切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最好是由傳統派來著手主持。 

中國近幾十年的曆史表明，有利於民生民主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離不開傳統派的讚同參與甚至是領導指揮。 傳統派目前的反普世方針也許有利於建立一個健康的中國模式，然而同時也暗含著危險。 這個危險就是，反美反普世的口號對中國的極左派來說也是一付興奮劑和大補丸，

我們不妨設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的某一天，像孔叫獸這樣的極左角色通過潛伏進入把持了軍隊的上層，文革浩劫將會重演。當黑暗到來之時，被稱為左派帶路黨的傳統派們與被稱為右派帶路黨的改革派們，其命運大概隻是會大同小異。

在18大之前的路線鬥爭中，傳統派改革派鄧派都在邊走著鋼絲邊鬥法，中華民族的安危和福祉就維係在這些鋼絲行走者的智慧修養和良心之上。 

要改變我黨三十多年與歐美修好的傳統共識並非易事。 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看到中美聯手的就是俄國總理普金，因為在中美歐的三道重壓之下，俄國就隻是個二流強者，中國與歐洲分享著老二老三的榮耀。 中國一旦聯俄抗美，俄國就有了老二的榮耀，因為那時中國必須仰仗俄國的軍事力量。 中國放著老二不做，要去仰仗一個經濟上隻有自己四分之一含量的軍事強國，豈不有點遺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