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樸：西藏不相信眼淚（之二）
——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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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薩！》有一個顯著亮點：雖然是本嚴肅的曆史著作，讀起來像暢銷書，環環緊扣，波瀾起伏。李江琳的筆觸大多落在1959年拉薩事件前後，卻令人浮想於時空之上，流連在曆史與現實之間。我經常會生出一連串思索：為什麽前赴後繼反抗中共占領的藏人，絕大多數是中共所說的“農奴”？為什麽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槍長刀與中共軍隊浴血拚殺，誓死護衛的是他們的頭人和喇嘛？為什麽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記錄的曆史上，沒有一起老百姓反對莊園主或政府的起義或暴動？
李江琳先後十多次采訪十四世達賴，達賴喇嘛對她說：你要記住，你寫書，不是因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為你要尋找真相。
六十多年來，中共的寫手們無數次把汙水潑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個最喧囂的斷言：西藏是一個野蠻、落後的農奴製社會，占人口總數95%以上的農奴生活在農奴主的殘暴統治下。
農奴製是西方人的用語，各個國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羅斯的農奴製具有典型性：1，農奴耕種農奴主的土地，沒有農奴主的批準，不得離開。如果農奴擅自離開，會受到國家的懲罰。2，農奴主可以把農奴連同土地一起買賣、抵押或轉讓。3，農奴主的產業往往以農奴的擁有量來衡量。
那麽，當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屬於政府財產。不管是官員、莊園主還是寺廟，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勞動階層主要有兩部分：牧民和農民。也就是被中共稱為農奴的部分。前者約占總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為生；後者約為55%，其中大多數租地耕種，少數出賣勞力或從事手工業。
幾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產者，區別隻在財產的多少。根據當時對草原部落的一個調查報告：貧窮牧民每戶平均擁有7頭犛牛，20隻綿羊，10隻山羊。農民中除了少數無業遊民，大多數都能依靠種地維持生活。另外還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轉租給其他人的農民，這類人中有的財產甚至多過莊園主。農民也可以開墾荒地，開墾後的土地無需交差稅。
拉薩政府從未頒布過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遷徙。無論是農民還是牧民，可以離開租種的土地或牧場，搬往他處，或繼續種地放牧，或改換身份，打工、賣藝、經商。既不會受到懲罰，更不可能成為莊園主擁有的產業。
當土地從一個莊園主轉給另一個莊園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給某人時，租種這塊土地的農民也跟著過去。但這決不是對人的轉讓或買賣。西藏麵積雖大，可耕地卻太少，農民沒有太多選擇，隻能跟著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廠裏幹活，工廠換了老板，為了生計，工人還得繼續在廠裏幹。
顯而易見：西藏不存在所謂的農奴製，西藏的農民或牧民也不是什麽農奴。比較一下中共，其建國不久，就以嚴厲的戶口製和公社化，加上各種凶惡的專製手段，剝奪了一切做人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國老百姓變成名副其實的奴隸。就是這樣的政權，占領西藏時，用的名義竟是“解放農奴”！五十年後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強加給了西藏，這不僅是汙辱當今的藏人，而且是對藏人先輩的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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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的“殘暴統治”，中共是這樣宣傳的：比歐洲中世紀還黑暗。不光莊園主、政府官員，甚至寺廟裏的喇嘛，對老百姓動輒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一次會議上羅列了酷刑的內容：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夥，恨不得把所能搜羅到的酷刑名稱，一股腦全栽給西藏。
我看過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隊寫的回憶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選出來到批鬥會上訴苦的農民或牧民，凡是曾經受過懲罰的，談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或遭遇過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當年的西藏並非沒有酷刑，直到19世紀，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體和挖眼。但這些都是針對罪犯或政敵的，而在實際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後，十三世達賴廢除死刑。同時期的大清帝國，每年用淩遲、砍頭等等方式處死的人，數以萬計。1913年，十三世達賴宣布取消砍掉肢體的酷刑。十七年後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蘇區，毛澤東下令肅反，大規模逮捕和處決他不喜歡的紅軍官兵。據幸存者的報告，酷刑多達一百二十種，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槍通條燒紅後捅肛門，火燒陰道。有一種叫“仙人彈琴”，用鐵絲從睾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
掌權後的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從土改、鎮反到文革，折磨中國人的酷刑種類，數不勝數。不知多少人慘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的記錄裏，中共政權依然是濫施酷刑的國家。當年汪鋒把西藏稱為殺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靈是否會捫心自問：中國與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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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真相。真相！
當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擁有槍，莊園主們，政府官員們，並不擔心農民或牧民會把槍口對準他們，有著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繳他們的槍。今天的中國老百姓，連買菜刀都需要實名登記。和諧社會在哪裏，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壞人，但在整個社會中無足輕重。西方探險家發現，老百姓看上去對貴族或官員顯得恭敬和順從，這並不妨礙他們表達獨立的意見。老百姓可以告官員，告寺廟，告莊園主。到縣府，到拉薩上告。我就讀到過一些告贏的案例：有農民去縣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換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債務問題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薩告狀，最終圓滿解決。而社會等級也不那麽森嚴。士兵可以因勇敢而獲得爵位；低層僧侶可以通過努力升為大喇嘛；農民可以臨時代替縣長行使職權；十四世達賴就產生於普通農家。
對寺廟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廟的很多社會功能：學校，文化載體，醫院。寺廟派僧侶去拉薩學醫，回來後也為當地老百姓治病。寺廟還相當於銀行和救助機構，不僅貸款給農民，荒年時寺廟會開倉救濟。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時間，西藏的兩千五百餘座寺廟，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毀。
由於西藏的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糧食產出低，能賺錢的產品很少，人們普遍過著簡單而貧困的生活。但心靈是平和的，社會是安定的，這表現在：自殺現象幾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過的另一現象是：即使在災荒年，也沒有人餓死。佛家的慈悲為懷升華人心，不論富人還是窮人，人人都有濟貧施舍的習慣。討飯也能為生。十四世達賴的母親，就是個充滿愛心的人，她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飯食送給饑餓的人。
從1959年開始，中共連續搞了三年征糧運動，把藏人家中本來就不多的糧食、肉類、酥油，差不多全部奪走，運往中國內地。造成藏區哀鴻遍野，餓殍載道。人類曆史上有過多少這樣的解放者：以人為製造的饑荒，來餓死據稱是被解放了的“農奴”？
1979年底，一時疏忽的中共，加上過分自信，讓流亡在外的十四世達賴的代表團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為，經過多年壓迫與洗腦，藏人會向達賴喇嘛的代表們扔石頭、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萬的藏人從四麵聞訊趕來，一浪又一浪的哈達拋向代表團，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歡呼的。拉薩街頭拉起“西藏屬於藏人” 的標語，有人帶頭唱起了西藏獨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會疏忽了，因為中共已完全喪失自信，而且總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領西藏，卻永遠也征服不了藏人。
（全文共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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