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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民主,中國就不會動亂嗎？
宋魯鄭 2011-11-30
11月27日，巴黎時事沙龍舉行了第十九次研討會。剛從台灣參加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我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觀感（詳見文章《“建國百年”背後的台灣民主》、《“建國百年”背後的兩岸關係》）。一位剛到法國的嘉賓介紹了國內的情況。一位來自台灣的嘉賓則談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是這次活動的一個片斷，主要是自己和現場朋友互動的內容，題目是話題之一。分別以“友”和“我”代稱，內容也是大意，並非原話。交流的順序也按主題進行排列.
友：中國有一個誤區，認為民主會導致混亂。其實我們看看台灣並非如此。雖然在立法院經常發生打架現象，但據我觀察已經許多年沒有發生類似事件了。更何況西方在早期也曾上演過同樣的一幕。更重要的是，在議會打架，遠勝於在街頭的動亂。
宋：我也認為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動亂。特別是成熟的民主確立以後。但民主化、民主轉型則必然會導致動亂。人類的曆史和現在都已經無數次的驗證了這一點。英國當年就發生兩次內戰、一次個人軍事獨裁、一次複辟，最終還是以政變確定了今天的製度。法國就更不用講了，其他國家大同小異。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當然，台灣是一個例外，所以我們都稱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奇跡，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生動亂和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但什麽是奇跡？奇跡就是極小概率的事件，如果大陸民主化，是否可能再現這種奇跡呢？
友：民主化和民主轉型或許會導致動亂，可是不民主就一定不會動亂嗎？
宋：首先我們都承認民主化必然會導致動亂，哪麽我們為什麽就一定要選擇民主化呢？為什麽不想想是否還有別的發展模式？這就是為什麽我支持中國模式的原因。至少到目前，中國模式是成功的，至於以後，哪就需要曆史來驗證。但我們應該給自己一個嚐試的機會（注：中華民國是民主化的嚐試，但在出現長期和大規模的動亂之後而歸於失敗，代價如此慘重，為什麽還要再重演呢？）
我反對中國采用西方的民主製度，除了轉型過程代價過於高昂之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國家分裂。根據曆史經驗，如果一個國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往往造成國家解體。就是已經建立起民主製度的國家，如果仍有民族認同問題，也往往除了訴諸武力之外，別無他法。如西班牙、英國、土耳其等。也就是說，民主無法解決多民族國家認同和統一的問題。“中華民族”做為一個概念被提出不過一百年的曆史，是上世紀由梁啟超所創，現在也仍然存在藏獨、疆獨和台獨分裂勢力。最近又冒出一個蒙獨。這些分裂勢力都把中國實行民主當作獨立的機會（注：最近一個蒙獨的海外人士在接受法廣采訪時聲稱隻有中國民主了，才有可能實現獨立）。但中國人民顯然不會接受一個令自己國家解體的製度安排。二是漸進式民主行不通。西方的民主製度是經過一兩百年的逐步演變。但高端民主模式形成後，初期階段的民主模式就不會被接受。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婦女沒有選舉權，沒有一定財產的人沒有選舉權。全球沒有異議，因為西方當時也是這種狀態。但今天如果實行民主，隻能一步到位，實行激進式民主。但激進式民主帶給中國的隻能是災難（注：中華民國采用低端民主模式尚且如此）。
友：民主和統一矛盾嗎？兩者是對立的嗎？
宋：應該說兩者沒有關係。因為不是一個層麵的問題。民主與否是製度之爭，統一與否是國家大義，涉及國家存廢。台灣最新的民意調查也表明，即使兩岸製度相近、生活水平相近，仍然70%以上的人反對統一。這也同樣證明了民主與統一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注：當然民主可以被用來阻撓統一的借口。此前和一位朋友曾爭論過這樣的問題，還做過這樣的假設：如果1949年中共不打過長江，中國一分為二。結果長江以南如台灣，北部如今天的大陸，是否會有人接受？再有越南不統一，南部如韓國，北部如朝鮮，越南人民是否會接受？）。
友：中國一直聲明不能照搬西方，但我們也從沒有提出過要照搬西方。我想引用韓寒的一個精彩反問：我們既然不照搬，請問，可否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是可以引進的，哪些又是不可照搬的？
宋：文化是製度之母，有什麽樣的文化就有什麽樣的製度。東西方文化不同，製度自然不同（注：唐德剛在《袁氏當國》這樣評論中國的製度：“在此之前的社會政治製度，原都是整個在數千年中，從生活實踐中慢慢發展出來的文化整體，帝王隻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圍繞著這個帝王還有一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和與它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係、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係統。它們是個相輔想成、一轉百轉的整體”。唐德剛的這個評論也同樣適合誕生於西方的民主製度。我們要采用，隻有全盤移植，是不可能隻使用某一部分的。就是引用生活用品如汽車，如果要讓它成功運行，也必須同時引入交通規則、建設公路、培養交警、開采油田或者進口石油、建立加油站諸如此類的配套措施。而這一切要完備起來沒有幾十年是不可能的。汽車僅僅是生活層麵的器具，遠達不到製度層麵，都尚且如此，更何況一個製度）。
友：中國為什麽不能實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害怕什麽？
宋：今年9月初我到上海參加一個研討會，主題就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我當時提出一個觀點，西方的新聞自由從理念提出到成為今天的現實，用了一兩百年的時間。西方用了一兩百年才逐步發展到今天的水平，怎麽可能讓中國現在就做到？而中國這三十年是不是越來越自由？再過二十年，我們將會更自由。這有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而不是害怕不害怕的問題。
友：我們在巴黎，不同立場的華人可以聚在一起，為什麽在中國就不能？
宋：其實就我所知，左中右的學者也曾聚在一起。但都不歡而散，哪像我們這般心平氣和。這也是為什麽我對中國的民主化根本不抱信心的原因。立場不同，就相互對立。你看看孔慶東怎樣對待南方報係？左派燒了南方報係的出版物，右派也叫嚷如法炮製。他們之不能，不是中國不允許，而是他們相互之間根本就不包容，不寬容。你們經常上網，也應該知道不同立場之間的網友是如何相互攻擊的。
友：（一位台灣同胞）我在法國發現大陸的留學生都很有錢，請問他們的錢來路是否正當？其家庭會不會是貪官？
宋：這個問題我最有資格來回答。2000年我到法國留學的時候，發現大陸學生普遍十分拮據，都需要打工維持生活（到是我認識的台灣同學生活都不錯，也不需要打工）。但到了2005年開始發生轉折，來法國的留學生打工的越來越少，生活條件也越來越高。這應該和大陸的經濟迅速發展有關。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當年來的時候需要10萬人民幣（吃、住、學費），到今天來法國還是需要10萬人民幣（有學生講由於歐元貶值，八萬多就夠了），但2000年時的10萬和今天的10萬對中國人來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友：宋先生，你能談一下對陳光誠事件的看法嗎？
宋：首先從國家利益和國家間博弈的角度，我不認同目前的做法。因為這給了西方又一個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當然西方也擅長拿中國人的利益和中國進行交換。其次，我一直關注陳光誠事件，但沒有去寫文章，是因為我一直覺的這裏麵有許多不符合人性的地方，不符合人之常情的地方，不符合邏輯的地方。一，今天的中國，老百姓上訪、抗議、群體性事件都是因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拆遷，占地，補償。但極少為了他人利益而不惜犧牲自己。中國經常出現的事情是，老人摔倒了，沒有敢扶，小孩出了車禍，沒人願意去救。這是時代背景。所以陳光誠做為一個盲人，一個社會的弱者，在自己利益沒有受到侵害的時候，卻去為別人的利益出頭，這是相當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你們可以想想，自己身邊是否有這樣的人？二，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而且都十分注重與政府的關係。陳光誠做為一個盲人，自學成才，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承認和鼓勵，被評為當地十大傑出法律人士。他和當地政府是有著良性互動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他的利益沒有受到任何侵害的情況下，他竟然完全拋棄這種一政府的良好互動資源並選擇和政府對抗，也是極為不正常的。我們可以想想，身邊是否有這樣的人？三，中國是一個黨同伐異的社會。隻要你和我觀點一致，出了錯也支持你或者保持沉默。比如麵對朱學勤先生的畢業論文抄襲嫌疑指控，自由派陣營就保持沉默。但對另一陣營的李希光類似事件就完全不同。法律界出身的楊恒均十年前就加入澳大利亞籍，但卻在博客中聲明自己是“中國公民”。事件曝光後，自由派立場的人士要麽保持沉默，要麽公開支持或者辯解----其實楊恒均是否加入外籍是他的權力和自由，他錯在刻意欺騙。這個時候，自由派陣營就沒有一個陳光誠式的人物出來批評楊恒均。原因無他：一是此事和自己無關，二是人情社會，不願意得罪他人。三是黨同伐異。但陳光誠卻一下違反上述三條中國現行原則。所以，其行為本身很值的思考。當然後來我們知道，陳光誠是被美國邀請訪問之後，才突然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答案或許就在美國身上。我們知道，在今天，誰要是站在政府的對立麵，二十多歲的人，也可以躋身時代百人榜，與同樣年青的臉書創始人齊肩，盡管這個人並沒有發明什麽。一個普通畫家也可以成為世界名家，甚至有的人也可以得到西方創立的最高獎：諾貝爾獎。至於受邀出國，講學，進修更是算不了什麽。美國為什麽這樣做？可以從前駐美大使洪博培的真言中得到結論，他在公開接受電視采訪時這樣聲稱：要依靠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國，使美國重新崛起（視頻網上有，不相信者可以去看）。
至於陳光誠的命運，南方周末時評人笑蜀曾投書美國媒體，批評美國好心辦壞事。其實笑蜀不明白，美國才不會管陳光誠的死活（或者更希望他現在就死在中國，這更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隻關心是不是又多了一個和中國博弈的籌碼。就是針對你笑蜀本人，也是這種立場。
附：研討會中，一位留學生有一個對我頗有觸動的發言。他說：“我來法國之前，看到宋先生的文章感到十分憤怒，不能接受。但到了法國之後，我才發現宋先生的文章50%以上，90%都是正確的。雖然我仍然無法接受他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