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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班牙危機透視西方民主
宋魯鄭 2011-11-26
本人自2007年開始涉足時評以來，便遇到自由派“孔慶東三罵”式的禮遇。多年來，一笑置之。這倒不是因為二十多年前自己也是一個認同普世價值的自由派，更不是自己修養如何。而是明白他們雖然口喊民主，但並不知道西方民主究竟是何等模樣。中國古語，不知者無過。所以這一篇文章就是寫給他們----我過去的同路人，今天的歧路者。
當得知西班牙已擔任八年首相的薩帕特羅的悲劇性結局（法國《解放報》用語）----以西方民主社會極為罕見的、落後於對手二十個百分點的懸殊差距敗北之後，不由一聲歎息。這種歎息和這位首相的命運無關，更和他的左翼立場毫無瓜葛。我歎息的是中國足球。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在訪問中國時（為經濟困局向中國求助，歐債危機以來，中國持有的西班牙國債從4%提升到12%。2010年西班牙向中國出口增長35%），曾答應了溫家寶總理的的一個請求（實是一個條件）：同意世界杯新科狀元西班牙足球隊年底訪問中國，和已經不知是第幾世界的中國隊進行友誼賽，以後還要加強交流雲雲。現在西班牙“舊桃換新符”了，新的領導人還會遵守這個外交承諾嗎？其實做為一個球迷，我還是很為西班牙隊打抱不平的，這樣世界一流的球隊屈尊萬裏來華，和一個都被本國球迷拋棄、除了輸球就是腐敗和色情醜聞、更有外號“太監上青樓”之隊進行比賽，簡直是奇恥大辱。但沒有辦法，國家羸弱無法自強，球隊也難免受辱。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麵表明中國確實也沒有什麽需要西班牙的了，隻好拿不爭氣的足球說說事。其實二十多年前，中國是曾欠過西班牙一次人情。當時被西方製裁的中國經過努力取得“外交突破”，獲得西班牙八千萬美元貸款。當時的中國媒體曾大加宣傳過。誰料想，才二十年，就已經“河東”變“河西”了。
如果從數據上看，西班牙說起來也算是世界經濟強國：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全球第九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三萬美元，在世界169國的人類發展水平排名中名列第20位----這是被列為極高級別的水平。可是在這些亮麗的數字背後，西班牙又是一幅什麽景像呢？失業率超過了21%，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6%（歐盟規定不能高於3%），而經濟增長率竟然是為負的0.1%！它的債務總額超過愛爾蘭和希臘總和的兩倍！和希臘、葡萄牙等並稱“歐豬五國”----我們中國可是金磚四國之一啊（中國這個金磚，其份量可超過另外三個國家的總和啊），一個歐豬，一個金磚，真是天涯之別。也難怪中國也要逐步放棄GDP指標，實在是不能反映一國真正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民眾的生活水平。
西班牙是民主國家，一談到民主，一般認為其本質就是監督，對權力的監督。毫無疑問，任何製度都麵臨著權力的使用和監督問題，哪麽我們就看看西班牙這個民主國家是如何在民主體製下對權力進行製約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吧。
西班牙在全球經濟危機之前，長期實行瘋狂借債發展公共工程和房地產的策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爭先恐後上大型公共項目，西班牙各級地方政府出讓土地，銀行閉眼提供貸款。每到一個地方，那些停著豪華車的最好的建築，肯定是地區的議會或者辦公機構。其勢頭遠超中國地方政府存在的“土地財政”。不同點在於，中國政府一旦發現就可以立刻出手幹預，而製止西班牙的則是外部的經濟危機，而且一衝即倒。
其實發展公共工程並不能一概否定。但要有幾個條件。一是國家得有足夠的資金，至少不能完全靠借貸。二是國家確實需要，不能出現浪費型重複建設。三是特定時期的特定政策。如為了應對全球經濟危機。2008年，中國出台四萬億救市資金，用於公共工程就符合上述三個條件。但西班牙又是什麽狀況呢？
先看高鐵。西班牙的高速鐵路已經長達2200公裏，超過法國成為歐洲第一。但西班牙的國土麵積僅50萬平方公裏，隻是中國新疆的三分之一大，卻修建如此密度的高鐵，顯然屬於投資過度。所以，在西班牙出現價值1000萬歐元的車站每天卻隻有19乘客使用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再看機場建設。西班牙的公共機場共有47個，其中隻有10個是賺錢的。西班牙的機場夢做了三年，投資5億歐元，完全是失敗。一個離馬德裏250公裏，有260個居民的村莊為了建機場而借債4百萬歐元，人均欠債16000歐元。
而西班牙隻所以出現這樣瘋狂的借債和建設，則完全是各級政府追求政績和權力所致。因為隻有經濟迅速發展了，才能有選票，也才能贏得連任。至於以後還債的事情，哪就是其他政黨的問題了。但為什麽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監督失靈了呢？首先，西班牙是君主立憲議會民主製。隻有控製議會的政黨才能出任首相。顯然議會怎麽會反對本黨領導人的決策呢？其次，瘋狂投資過程中，短期內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有誰敢違背社會主流民意？就是反對黨心知肚明，也怎麽敢逆民意而為？更何況，在這瘋狂的投資過程中，得益還主要是各大財團，做為政治獻金金主，又有哪個政黨敢於得罪？
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不出危機則已，一出則必然是全局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因為隻有紙裏包不住火，真相才會大白。希臘如此，美國如此，各主要西方國家都如此。
然而，等到問題徹底暴露之後，不管哪一黨卻會發現，無論是誰都沒有多少解決之道。以西班牙為例，西班牙新政府隻能在削減財政和維持社會穩定之間進行平衡。西班牙要把公共財政赤字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的指標是從現在6%降到2012年的4.4%----相當對節省170到200億歐元，但這些錢從哪裏來？在無力開源的情況下，隻能節流。這裏麵，健康和教育則是主要節約的對象，因為這兩項開支占西班牙各地區獨立開支的百分之六十。但卻麵臨民眾的強烈抗議。這就是為什麽危機以來，西班牙工潮、民潮不斷的原因。這也是西班牙“憤怒者”運動轟轟烈烈持續八個月的原因，他們的口號是要求民眾棄權不要投票。情況更差的希臘則不再新建學校，同時關閉近800座校園圖書館，甚至……甚至5到18歲的孩子發放教學光盤，以取代更為昂貴的書本！一個連教材都負擔不起的民主國家還有什麽值的肯定之處？
當然西班牙並不是孤案，實行總統製的美國也是一樣。今年11月9日，美國亞拉巴馬州傑斐遜縣政府宣布破產。該縣破產規模達41億美元，刷新了美國地方政府破產記錄。今年8月，美國最小的州，羅德島州上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中央瀑布（Central Falls）城也宣布破產。這個人口不足2萬的小城市之所以破產，主要是因為它曾承諾發放8000萬美元退休金。該退休金計劃於今年10月用完資金，但卻造成了當地巨額財政赤字，入不敷出。這筆8000萬美元的退休金相當於該市總基金預算的五倍。另一個即將破產的新澤西州哈利森（Harrison, NJ），破產的原因竟然是由於該市為拉動旅遊業而投入2億美元興建紅牛體育場。美國曆史上已有600多次地方政府破產，大多數是因為政府發債太多，超支後又無法多征稅補缺口，再遇上經濟不振，不堪重負下隻能關門大吉。地方如此，中央也一樣。一向以代表中下層民眾自詡的民主黨上台之後，強力推行全民醫療保險。本來，在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中，隻有美國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險，這確實是美國的恥辱。醫療保險也確實需要建立。但誰都知道醫療保險的建立需要巨額的資金，如果經濟環境好，無可厚非，但在全球經濟危機而且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奧巴馬聲稱寧願隻做一任總統也要強行立法推行就非常令人不解，也非常令人質疑其政治才幹。這背後恐怕還是和選票有關。所以，奧巴馬執政以來，其債務以更迅速的速度攀升，目前已突破15萬億美元，今年就要達到GDP的100%。也難怪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罕見痛批美國：“停止指責別人，好好管管自己”；他說，美國人需要解決國內的一些問題，這是美國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在亞太轉了十天高調聲明要重返亞洲的的奧巴馬，難道真的不知道此時美國百姓最需要的是什麽嗎？難道真的希望占領華爾街演變成占領白宮嗎？）
比較典型的還有意大利。2008年，深陷招妓、性派對醜聞以及腐敗起訴的貝魯斯科尼意外再次贏得大選。而其訣竅就是取消居民住宅的房地產稅。而貝魯斯科尼勝選後繼續花天酒地，終至把經濟推到不可收拾的境地。這個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負債居然高達1.9萬億歐元（近3萬億美元），已和中國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不相上下。而當貝魯斯科尼被經濟危機趕下台後，走馬上任的新總理第一個要恢複的就是這個房地產稅！老百姓就這樣被政治人物騙了又騙，走了一圈又一圈，又回到原點----奧巴馬建立的醫療保險製度，又將被上台的共和黨廢除。不過民主黨在未來又可以打著建立醫療保險的口號再忽悠一下選票吧。
其實西方的問題過去、現在一直都有人對之有著清醒的認識。最近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表示，在美國和部分歐盟成員國政府領導人選舉前夕，“為拉攏選民而背離理性”的政治不確定因素，將對全球經濟構成巨大威脅。但問題在於每隔四年，這種“為拉攏選民而背離理性”的現象就重演一遍！從而一而再的對全球經濟構成巨大威脅。
不過放眼西方，還是有兩個國家非常不同，一是德國。德國目前堪稱發達國家中唯一健康的經濟體。其出口強勁，經濟增長穩定。本來發達國家依賴出口的就是相當罕見的現象，更令人奇特的是德國的出口產業都是傳統的製造業而不是高新技術。為此我曾請教過法國的一位學者。這位學者的結論是國民性。德國雖然有健全和良好的福利製度，但這個民族勤勞、愛儲蓄，對國家義務感強----這和中國非常相似。雖然工會強大，但工會並不總是站在工人一邊，更像是政府和工人之間的調解人，促使雙方妥協。德國的政治家也富有犧牲精神。施羅德時代就進行大膽和痛苦的改革，為此他還輸掉了大選。但他的政策卻取得了成功。世人都承認默克爾時代的經濟增長要歸功於施羅德。德國的民族性，克服了民主製度的不足，但德國模式，顯然不可複製。對於許多國家而言，民主迎合了它們的劣根性（或者人性的劣根性），從而將這種製度的不足加以放大。
當然德國能夠在西方世界如此不同，也與中國的強大拉動密不開分，以致德國媒體憂慮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將威脅到國家安全。但客觀來講，中國仍然隻是非常重要的外因，它的表現出色還是要歸於內因（美國的危機何嚐不是呢？）。除德國以外，另一個表現不同的國家則是澳大利亞。如果說德國模式的成功是由於國民性，而澳大利亞的與“西”不同，則基本上要歸於中國的崛起。崛起的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持久增長的發動機----從1992年至今，這一增長從未中斷過，在工業國家創下罕見的奇跡：失業率控製在5.2%，公共債務微不足道，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22%。對於澳大利亞而言，最大的轉折出現在2007年，中國在那一年超越日本和美國，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經濟合作夥伴國。今天，中國吃掉了澳大利亞對外出口的22.6%----1995年時，這個比例隻有5%。正如澳大利亞女總理吉拉德所說：“在這樣一個亞洲世紀裏，我們過去的弱處——比如我們依賴原材料過活，比如我們在地緣政治上處於劣勢，現在統統變成了我們的王牌”。但是擁有豐富的資源同時又在中國的有效經濟半徑之內，也同樣是可遇不可求。（不過，假設中國模式失敗，西方也不會再有一個成功的個案了吧。）
製度的劃分有許多標準和角度。西方就是簡單的意識形態二分法：不是民主就是專製。但現實世界顯然並非如此。過去，我曾提出過當今世界製度的三種模式：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世界則是既不換人也不換黨。但實際上，還可以根據執政者擁有的權力進行另一種劃分：一是西方有任期製限製的以個人領導為核心的體製。二是中國有任期限製的以集體領導為核心的體製。三是阿拉伯社會沒有任期限製的以個人領導為核心的體製。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阿拉伯社會，他們這種模式產生的領導人都擁有十分巨大的權力，而且在現實中實際上很難受到製約。比如美國，總統選舉產生之後，他擁有一切人事權包括對外大使的任命權、大法官的提名權。國會即使不批準，總統也可以利用國會假期自行批準。另外雖然國家間的條約和發動戰爭需要國會批準，但美國總統卻可以簽訂雙邊協定但實際上卻是條約的方式回避。這一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美國做為參戰國卻沒有通知國會，其理由這並不是一場戰爭。阿拉伯社會大同小異，不管是通過什麽方式（形式上的選舉或者世襲），都擁有類似巨大的權力。由於所有的人都是領導人一手任命，自然在決策過程中很難聽到反對的聲音。這就是為什麽小布什想打伊拉克，其他所有部門就隻有全力配合的份，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投其所好製造假情報。這也是為什麽西方問題最後越滾越大的原因（不過小布什確有表演才能，他聲稱權力是要關在籠子裏，而他自己就在籠子裏和大家講話。隻是他這八年是如何關在籠子裏的呢？如果他關在籠子裏還能把國家搞成這樣，美國還真的就沒有希望了）。不僅如此，由於權力使用的強烈個人色彩，即人治色彩，也往往對國家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比如小布什時代推出登月計劃，到了奧巴馬時代就將之取消。而此前的投資也都打了水漂。雖然其取消的理由是經濟危機，但何以在經濟危機期間就要推行成本更高的醫療保險製度呢？
從擁有巨大權力的角度講，西方仍然是封建王權製，隻不過權力的產生不再是世襲，而且有任期限製。但在當代，在擁有巨大調動全社會資源能力的今天，一個不合格的領導者在其任期內就能將一個國家變的麵目全非。我們不妨想想當小布什上台時，美國是什麽狀態，八年後，當小布什離開時，美國又是什麽狀態？
而中國有任期製的集體領導模式，不僅避免了西方和阿拉伯社會模式的弊端，同時還避免了中國傳統政治模式所無法解決的“壞皇帝”現象。如果非要用民主一詞來定義的話，西方在權力的產生過程中引入大眾民主，但在權力的擁有和使用過程則缺乏民主。而中國的權力交接既非西方的全民普選，也非阿拉伯社會的指定或世襲，而是一方麵由組織部門進行長期的考察、培養和選撥，另一方麵黨內高層集體的磋商和選舉，同時還要參考民意，實是各種力量共同做用產生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在權力的分配上保證不會出現西方一個人擁有巨大權力的現象，從而也從製度上做到了決策民主。
關於西方的民主製度，自己還是十分讚同日內瓦外交關係學院張維為教授的一個結論：這隻是曆史的偶然，而絕不是曆史的終結。本人曾戲言，西方有兩樣好東西不適合中國：一是民主，二是足球。不過考慮到現在西方的經濟危機（已有網友向我抗議，說中國的足球還沒有西方的民主這麽差），這個戲言出於嚴謹，還是略微修正一下較好：西方有一樣好東西不適合中國，哪就是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