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誣陷成風的“延安整風”
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采取一切手段逐步把權力向他一人集中,首先他直接掌控延安對莫斯科和延安對軍隊的電台,壟斷了全部對外聯絡。外部消息是發布還是扣押,由毛澤東決定。這就切斷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和莫斯科的聯係,政治上沒有了分量。朱德、張國燾、處於耳目失聰狀態,漸漸遠離了對軍隊的指揮權。最高軍事領導的三人小組成員周恩來、王稼祥被委以其他重任,在延安之外奔波,也就脫離了軍事指揮崗位。1938年9月,到蘇聯匯報工作的王稼祥帶回了季米特洛夫口訊:承認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大勝利。毛澤東不僅緊握兵符,並開始實際操掌黨權。總書記張聞天處於“虛君”位置,遇事退避三舍。
隨後毛澤東開始整頓報刊。王明、洛甫、凱豐領導的《新中華報》、《共產黨人》、《中國婦女》、《中國文化》停止出版。繼續出版的隻有《八路軍雜誌》和新創刊的《解放日報》,這兩份報紙都直接在毛澤東控製之下。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開始了以擴張和長期穩固自己權力為目的的整風運動。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誌著整風開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整風運動的結束,曆經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審幹“”搶救運動“”肅奸“,總共持續了3年11個月。弗拉基米諾夫在日記中評說:“如果毛澤東不能確定他有絕對把握取得領導權,整風不會停止,七大不會開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由毛澤東為主,康生為副、領導權延安學習。(以後又有劉少奇、彭真加入).架空當時的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會。
為了增加整風的威懾性,毛澤東把“審幹”、“識別特務”列入整風項目。整風由溫和期進入殘酷期。
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調查部和黨校都發現許多特務。我們就是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一邊整風,一邊審幹。”
“中共中央總學委”下令每人要寫“思想自傳”,毛澤東說:“要三番五次寫,以寫好為度。”“要個人把一切對不住黨的事統統講出來。”
同時下達一個文件《中央總學委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要求每一個幹部填寫“小廣播表”。坦白自己泄露了一些什麽機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麽消息,自己聽到了一些什麽對黨不利的消息。何人講的,時間地點,都一一如實向黨報告。“小廣播表”連續發下來填寫多次,如有抵觸情緒,就是定為“特務”的證據。
一位膽小的幹部,竟然填寫了800多條。
在行政學院一位學員發問:“是否把晚上和老婆說的話也填上?”引起一片哄笑。結果那位學員和大多數教職員工被定為特務。
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說:“一個2500人的黨校已挖出250人的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一人之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過半數。”(這篇講話收入毛選三卷時,把以上毛的話刪去了。)
康生執行毛澤東指示有過之無不及。“搶救運動”高潮時,《解放日報〉報社80%的人被打成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抓了170個特務;關中師範學校參加整風學習的88人挖出62個特務;綏德師範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73%;延安警衛團挖出占總人數80%-90%的特務;中央秘書處60人中。挖出十多個特務。
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魯迅藝術文學院、陝北公學本來就沒有什麽文化課。學生都有一個小板凳,坐在板凳上用小本子低頭記錄首長報告,然後展開討論,深刻領會、熱烈支持。這是延安學生學習的基本方式-------學習多年,除了增加了一些演講技術,文化知識很難有什麽長進。延安整風以後,即使少的可憐的文化課也停止了。學生被卷到運動中,一些教室成為臨時關押“特務”的監獄。
弗拉基米諾夫路過情報處的時候,經常聽到傳出被刑訊的人嚎叫聲。情報處副處長李克農是另一個陰森可怕的人物。他折磨起人來有一套殘酷手段。1943年7月29日,弗拉基米諾夫在日記裏寫道:“康生的親信殘暴得無惡不作,甚至下手逮捕懷孕的婦女------”
他在1943年8月2日記繼續描述了延安的緊張氣氛:“這個城市已經非正式戒嚴了。各機關學校已經用柵欄圍起來,並設有門崗。已婚的人禁止與家人見麵,否則有被逮捕的危險,兩人之間的交談也明顯擔有危險。很多‘罪惡昭彰’ 的人被命令呆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因為監獄已人滿為患。”
康生的“搶救運動”,抓出了1萬五千名特務,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總共有3萬名。開始被抓的特務有被槍斃的,也有一些人自殺。
毛澤東聽任康生搞逼、供、訊。他在1943年8月15日說:“運動一定會犯逼、供、訊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發展,太遲則造成錯誤傷了元氣-----”
直到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重新規定被逮捕的特務人數不能超過總人數的5%。
弗拉基米諾夫向莫斯科匯報延安整風情況,引起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幹涉。1943年12月2日,毛澤東收到季米特洛夫的密電。密電要求:1,堅持國共統一戰線;2,停止對王明和周恩來的整肅;3,擔心中共幹部對蘇聯報不健康情緒,特別提到對康生的憂慮。
毛澤東對季米特洛夫的來電秘而不宣。卻在回複電報中向季氏匯報“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同誌”。
在實際做法上,毛澤東開始給整風運動降溫。
整風運動的頭號目標王明臥病在床。在運動最初一段時間,王明對政治局展開對他的批判並不知情。直到他發現門前冷落車馬稀,來探望病情的同僚愈來愈少,才知道自己已經被孤立起來了。共產國際派大勢已去,不再對毛澤東的權力構成威脅。季米特洛夫的幹涉,讓毛澤東開始擺出“治病救人”的新姿態,在群情洶洶、眾人喊殺的場麵,他力排眾議,提出刀下留人。
另一方麵,“搶救運動”製造了大批冤案。幹部積怨愈來愈深,不滿情緒逐漸公開化。毛澤東察覺到運動已到火候,需要把這種不滿情緒 引導疏散,避免傷害自己。這就需要一隻替罪羊——確切說替罪狗,還要一個代表受害者數落惡狗的人。
1944年初,在中央內部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言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英明決斷,接著批評了康生同誌違背了毛主席有關整風的9條規定,(整風後期製定,包括逮捕的人限製在5%等)擴大了打擊麵。周恩來技巧地把毛澤東和康生作了剝離,維護了毛澤東的正確形象。周本是待罪之身,他被認為是經驗主義者代表人物、王明教條主義的幫凶。周恩來已經在整風運動中做過五次長篇發言檢討,還有被繼續窮追猛打的勢頭。這次毛澤東給了他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
周恩來以徹底向毛澤東臣服的方式,冤而不怨,給那些被批判的教條主義者們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隨後康生的下屬李克農、彭真等也紛紛指責康生。別以為這些人有膽有識,他們不過是被毛澤東召見談過話,奉旨造反而已。
毛澤東一下子由“整風”、“審幹”災難的製造者,成為整風偏差的糾正者。
1945元旦,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對群眾敬禮道歉:“搶救運動時發生了過火“左”的錯誤----現在,我把帶錯了的帽子給你們取下來,賠個不是。”------ “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於時,全場爆發了熱烈的掌聲,有人感激涕淚橫流,衷心感謝打開冤獄的救星。
毛澤東先後在行政學院、邊區政府、棗園等場合脫帽、敬禮、道歉。毛還輕巧地說:“------好在這是一場夜間演習,用的不是真槍實彈,用的是石灰包。夜間看不清楚,一時分不清敵我,打在身上留下幾個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來打的是自己人,打錯了。這時候,把石灰拍掉, 給你敬個禮,賠個不是: “同誌,我打錯了你。” ------ “本意為同誌們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傷了同誌們嬌嫩的皮膚。”
“化惡行為美德”確實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
鑒於中央定調“延安整風是英明正確的,“審幹”、“搶救運動”是必要的,隻是執行技術上有些過火偏差”,所以對於被抓出來的特務又不能一風吹。
對多數人的特務指控是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毛澤東說,讓實際鬥爭來甄別他們吧。組織結論依舊留了個“辮子”,以待察看。1945年11月9日,有200多名幹部從延安步行到東北開辟新解放區,其中有一半人被“搶救”過,帶著“辮子”,不甚清白地離開了延安。
延安最轟動的張克勤案件,聽起來像一個帶淚的荒唐劇。張克勤當時隻19歲, 康生指示對他進行連續六天六夜的轟炸審訊,受盡了肉體折磨。在不坦白就槍斃,坦白了就可以保留黨籍的威脅利誘下,張克勤招出了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張克勤的特務案”被偵破,一下子激發“搶救運動”走向高潮,延安一夜就抓了260多個特務。張克勤交待的國民黨特務中,包括那位先前檢舉他是特務的人。
張克勤做為體現黨的坦白從寬的典型例子,風風光光騎大馬戴紅花在萬人大會坦白發言。眾人麵前他哭哭啼啼衷心感謝黨給他悔過機會,保證跟隨毛主席、黨中央永永遠遠幹革命。
1945年,大多數“特務”被甄別之後,張克勤的特務帽子粘在腦袋上怎麽也摘不下來了。如果張克勤不是特務,無疑宣告“延安整風”和“審幹”、“搶救運動”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從根本上否定了曆時三年多的運動。他這個“典型”是不能倒的。
共和國成立後,張克勤一直上訴想澄清“特務”罪名。但就像西瓜皮擦屁股——怎麽也抹不幹淨了。有一陣子一度作出查無實據的組織結論,可是轉眼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重新點名張克勤特務問題,招致他再次逮捕,成了監獄的“回鍋肉”,在鐵窗內又生活了5年半。到了1979年,張克勤寫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並不知道“紅旗黨”、“國民黨的紅旗政策”這一類詞。這些詞匯全部是在審訊人員的提示下,他照葫蘆畫瓢作出的供詞。
至於審訊人員為什麽如此提示,並把“紅旗黨”一案綿延到四川、河南幾個省份,有這樣未能證實的說法,是為了指向這些省份地下工作的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等——要想證實這一點,隻有到地獄提審死鬼康生了。
子虛烏有的“紅旗黨”一案,導致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自殺。他不願按照誘供株連他人,並在1943年12月11日留下了絕命詩。
張克勤還不是最倒黴的。甄別到最後,仍然有一百多個人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這批人毛澤東和康生倒情願他們是特務,即使他們不是特務,毛澤東、康生都是不願意放生的。他們是一些支持國際路線、接近王明的人,或者有冒犯毛澤東言論的人,其中有王實味等。直到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邊區保安處押著這批“犯人”向山西臨縣轉移,經康生批準,於黃河邊全部處決。一些人被砍頭填井。王實味雖被砍頭,卻還留下名字,其他一百多人都成了既無腦袋又無名字的屈死鬼。有資料說,延安整風,被處死和自殺的總共有1千多人。還有一些人被逼瘋。其中有夫妻投延安,雙雙奔黃泉的例子。
康生雖然被當作“搶救運動”的替罪狗被指責。但是毛澤東很明白此狗乃一條忠狗、凶狗。是毛、江、康鐵三角的一個銳利的角。康生的黨內職務一點沒受影響,隻是他不再牽著愛犬耀武揚威四處逛遊,他行為轉為低調,活動由幕前轉為幕後,依舊掌握重要權力。
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代表們要求康生作檢討,康生拒不檢討,聲稱他執行的是毛澤東的路線。而毛澤東也就不再安排他發言,不了了之。
毛澤東這一招用意深沉,他不留下有關延安整風的任何負麵文獻資料。大會洋洋萬言盡是讚揚整風和由整風確立的毛澤東思想。整風運動經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等理論家的梳洗漂白,沒有了血腥味道,失去了毛澤東以權力威脅、奴化黨員的色彩。延安整風被美化為中共自我陶冶情操、純潔思想、升華靈魂的神聖儀式。
延安整風鼓勵互相檢舉揭發,人們在壓力下作假供、偽證。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對於毛澤東隻能腹誹,不可口評。在整風中誣告栽贓打擊異己形成一股汙穢暗流,卑劣者升遷,正直者沉淪。這是一次共產黨人性道德的普遍大淪陷 。
回憶起延安整風一些老幹部滿腹怨言,卻隻能自律在周恩來尺度,小聲罵罵康生。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再次放出惡犬康生咬人,罵康生與攻擊中央文革同罪,這康生也不能罵了。康生的在中共官場尊稱是“康老”。延安整風成了共產黨白璧無瑕的曆史瑰寶。直到1967年2月26日在“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時,陳毅才發出公開否定延安整風的聲音。此事件被稱為“二月逆流”。一位毛派文人名“梅俏”的描寫了那個場麵:
“陳毅氣得臉色發青,哆嗦著嘴唇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僅這次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
這是迄今為止,所聽到的中共內部最直言不諱的反對聲音。
不料毛澤東聞言比陳毅還暴怒。最高統帥臉色是青是綠、身上什麽地方哆嗦梅俏先生沒說清楚,隻是記述了“最高憤怒”:“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你們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
瞧!毛澤東已經習慣於把“朕即國家”的封建專製邏輯,應用於共產黨哲學:毛澤東不答應,等於全黨不答應。
“延安整風”究竟有多少正麵的意義?毛派史學家認為:延安整風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從此共產黨一步步走向勝利,延安整風意義重大。
問題是不用“進一步確立”,毛澤東已經權傾朝野。自從中共長江局在六屆六中全會被撤銷,毛澤東不僅全麵掌握了軍事指揮權,也實際控製了黨的領導權。不管毛澤東有多高的軍事才能,多絕的錦囊妙計,他都可以不受拘束地發揮了。然而毛澤東欲豁難填,他想要的是無限製的權力。整風運動是毛澤東消解黨內的監督製衡作用、建立個人獨裁機製的成功嚐試。中共原有的一抹蒼白的民主色彩也消失殆盡。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產生的共產主義專製蛹蟲,終於破繭而出了。中國,你這匹黃河邊上的老黃牛,以後的災難在等著你!
*也有人認為延安整風應從”中央總學委“成立機算開始日期。
11-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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